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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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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在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人们对它知道得很少。但
它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发生的事件中，为了加速
沪商协会的发展，它就将马路联合会的各个分会接收过来了。①这就不难看出
为蒋介石起家而建立的商业联合会与马路联合会的融合与混合，后者从五四
运动时期出现时起，就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与资产阶级合作得到大多数商业团体的支持，因而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
的。商人拒绝参加 ３ 月 ２９ 日在共产党工会领导下成立的临时市政府，从而成
功地使工人组织的政治主动性陷于瘫痪。②借给蒋介石的钱使他能招募卫队，
他们大多数是青帮分子，于 ４ 月 １２ 日晨攻击工人纠察队并将他们解除武装。
本来是合作的关系，几乎马上就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关系。４ 月 １２ 日
的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就又勒索了 ７００ 万元，强行借贷 ３０００ 万元，他
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③和任何省商会头面人物
被雇佣军头子们勒索时一样，上海资产阶级也一筹莫展。在这一事件中，店
主和金融家们在拿枪杆子的人面前所固有的弱点，因内部分裂引起的分歧而
⑤ 《北华捷报》，1926 年 11 月 20 日。
① 卡尔？曼海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论文集》，第 2 章。
① 约瑟夫？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的建立》，（向 1978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亚洲研究学会芝加哥年会提交的论文）。
②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修定版第 2 次印刷，第 166 页。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 年》，《中国季刊》，77（1979 年 3 月），
第 1—24 页。
更加重了。商会已经失去了以前所拥有的政治威信。蒋介石和这些组织一个
一个地分别谈判，使它们不可能进行什么反抗而逐个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
中。另一方面，蒋介石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下半月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却又好像是
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自相火并的继续。向傅筱庵发出了逮捕令，没收了他的大
部分货物，取消了他当选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并将总商会置于管制之
下，这一切都令虞洽卿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很满意。这一派在 １９２６ 年被剥夺了
对商会的领导权，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底，当他们当中的三人虞洽卿、王震（一亭）
和冯小山（培熺）奉命参加负责监督商会活动的政府委员会时，又重新控制
了商会。
以前每当政府滥用职权时，资产阶级总是极力加以谴责并起而斗争，这
次他们却没有反抗，因为这一次符合他们中最大一个派别的利益。１９２７ 年，
资产阶级不只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也背叛了它自己。资产阶级由于交出了全
部政治自主权，很容易受到他们自己帮助复兴的国家权力的打击。
官僚主义的恢复与资产阶级的衰落，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
长期以来，南京政府治下的十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
极盛时期。３０ 年代的观察家和新闻工作者同意的这一论点，也为研究这一时
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迟至 １９７５ 年，琼？切斯诺还写道：它的（国民
党的）权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阶级和亲西方的企业家阶级的联盟基础之
上。①按照这种理解，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资本家，和地主是这一政
权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一般采用相似的解释。②他们在修辞上谨慎地满
足于谴责买办和官僚资本家，但是事实上很清楚，整个资产阶级都被牵连进
了所假定的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在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眼里，的确，正是对
这一政权的支持，赋予了这个或那个企业家以买办或官僚的特性。谁也不知
道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可思议地从政治和经济
舞台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①已经开始重新考察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困难
的问题。这种修正后的论点的极端形式认为，“城市经济势力并没有控制或
有效地影响过南京政权”，并认为，蒋介石政府只关心“从政治上削弱城市
精英和榨取国民经济中的现代化部门”。②
如果这种修正后的理论，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是有充分根据的，那么
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这种看法为什么会如此长期地被广泛接受呢？解释的困
难显然证明了这个难以分析和描述的政权确实有其模糊不清之处。当一位历
史学家失去信心时，他很可能会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论述一个没有阶级基础
的政权。③但是这种误解似乎是中国人自己故意促成的。急于把中国的发展描
述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的中国理论家们，试图证实存在一个资产阶级
阶段，无论是买办的、官僚的还是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蒋介石政
府很高明地创造了一个对它自己最有利的形象，一个最可能吸引西方的同情
和财政援助的形象。正像毛泽东的中国宣扬节俭和友爱，试图使西方的激进
派和左派人士眼花缭乱一样，蒋介石的中国也热衷于夸大其词地宣扬其城市
化、现代化和自由化的特点，一句话，它的资产阶级特点，以说服和争取欧
美民主国家。他们双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说明我们对中国是多
么无知。因为外国人与中国的接触毕竟是有限的，他们不得不依赖一个中介
人或翻译。对于国民党中国，宋子文是担任这种角色的最有名的人物。他在
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精通英语。他主持记者招待会，接待企业家和外国顾问。
琼？蒙内特说，“我和宋子文打交道很容易，他的文化是欧洲式的”。①但是，
要明白南京政府并不像宋子文那样关怀中国资本家，这对蒙内特或其他像他
① 琼？切斯诺和弗郎索瓦？勒巴比埃：《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第 188 页。
②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许涤新：《官僚资本论》。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年》。小帕克斯 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
和国民政府，1927—1937 年》（伊利诺斯大学博士论文，1975 年）。M。C。白吉尔：《“另一个中国”：1919
至 1949 年的上海》，载 C。豪编：《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 1 — 2 页。
③ 易劳逸：《中华民国研究通信》，1。1（1975 年 10 月），第 14 页。
① 琼？蒙内特：《回忆录》，第 134 页。
那样的人来说就困难得多了。在宋子文为说给他的外国友人听而制造的神话
后面，人们今天开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资产阶级从属于并被结合进国家
机器；官僚机构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其目的和手段都不稳定；现代经济部门
总是处在国际舞台各种风险的支配之下。
资产阶级的异化
资产阶级自辛亥革命以来所享有并在 １９１９ 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得到加强
的政治主动权，被 １９２７ 年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特权和权威的政府剥夺了。这
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来，在其目标方面更加野心勃勃，成功地取消了一
部分上一个世纪使商人阶级得到好处的自主权。面对民国当局的侵犯，外国
租界只能提供越来越脆弱和虚幻的保护。资产阶级别无选择，不管是福是祸，
只好让自己被卷入国家机器中去。
资产阶级的组织依附国民党政权
南京政府为使商人组织从属于它，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２ 年间采取多种多样和互
相补充的战略，发动了攻势：建立平行机构，改组或取消原有组织，逐渐减
少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上海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和国民党的总部，为
这一攻势的开展与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阶段，成立于 １９２７ 年的上海商民协会成倍地增加了它的分会：这
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传统法人团体的统一。从事同种职业活动的行会——
如丝织和养蚕业，或豆类和稻米贸易业——被要求改组。采用统一的组织结
构往往和管理机构的深刻变化是一致的。老的执事者因被指责为精英统治论
和买办主义而威信扫地，被迫让位于因追随国民党而被信任的继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就开始攻击各商会；在国民党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２９ 年 ３ 月）上，曾要求压服商会，但没有成功。在上海，
从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至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以虞洽卿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改组了总商会。
在统一商业利益的代表这一借口下，总商会和南道分会（电车系统——译者）
及闸北的分会合并，并给商民协会的代表保留了 １／３ 的席位。公共租界里的
大多数领袖人物都被撤职：正是他们在 ２０ 年代初使商会成为有威信和有影响
的组织。自此以后，商界受华界小企业主和商民协会的控制，他们没有能力
或者不愿意反对当权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会只不过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齿
轮罢了。①
根据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和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颁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在中央政府的
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政权及司法权。所有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它
的社会局的监督。自 １９ 世纪以来使这些组织得以管理各城市社区的发展方
向，被粗暴地扭转了。自此以后，市政当局不断侵占历来属于商会和行会的
领域，一切职业上的争执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
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且
从他们的传统活动中被驱逐了出来；也同样失去了对某些反对外国的运动的
控制，２０ 多年来他们曾经致力于发展这种运动，并从中得到好处。
纳税华人协会继续抗议公共租界工部局强征税收，不过不再从商会的显
① 雪莉？加勒特：《商会》，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 227—228 页。科布
尔：《国民党政权》，第 23 页。
要人物接受指示，而是从国民党在上海的商民部接受指示。①抵制运动本来是
商人们抗议外国权势的一种自发的社会抵抗形式，政府终于试图将它制度
化。政府终于得到了一种双刃武器，既可以对付帝国主义，同时又可以对付
资产阶级。在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日军于青岛登陆所引发的运动中，学生和商人都没
有掌握主动权。群众团体集合的地方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总部，各种规定从那
里发出，对违犯规定者的处分也由那里公布。虽然准备用来囚禁奸商的牢房
似乎经常是空着的，这次抵制仍然给了当局一次控制商业团体的机会。抵制
的制度化在以后的运动过程中变得更加正规。作为对日军再次在山东登陆的
回答而组织的 １９２８ 年的抵制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控制和指导的。５ 月
初《中央日报》大字标题的内容是：万众愤怒抗议日本出兵，在党的领导下
集中权力。②７ 月末举行的一次全国抗日会议规定了全中国所有抵制组织的正
当行动，这一次牢房并没有空着，至少在汉口是如此。③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的抵制运动标志着这一发展的高峰。反对日本侵略满洲的
全国性抗议斗争完全掌握在国民党当局的手里。日本在国际联盟声称，是中
国当局自己组织了这一运动，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日本人引证了一份文件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行政院发给各省市当局的备忘录，标题是：抗日行动
计划。它明确指示：各级党部都应通过各群众团体组织“抗日救国会”。④Ｃ．Ｆ．
雷默向全世界为中国的论点辩护，说这是一次自发自主的行动，政府当局并
未插手，但他也承认这次抵制运动和以往各次相比，配合要好得多。受控制
的“自发”群众运动这一策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发明。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一切主动权之后，发现它长期进行的那种“救国”斗
争被用来对付它自己了。事实上在 １９３２ 年末，对真实的或想象的违反抵制规
定的行为的惩罚，有了一种新的特点。不再像以前那样登记在案、罚款或者
销毁货物。现在是那些其名称会引起人们回忆的秘密团体，“上海除奸热血
团”“铁血团”等等，对得罪了人的商人采取赤裸裸的恐怖行动了。在政府
官员、国民党强硬派以及受他们保护的地痞流氓的掌握下，抵制运动变成了
威吓和进行恐怖活动的手段，变成了使资产阶级顺从国家权力的又一种手
段。
受到威胁的租界庇护所
租界的存在曾经促进 １９ 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商人们在这些外国飞
地里开设商店，逃避中国当局的高压和掠夺。１９２７ 年末租界制度——无论是
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日益受到资产阶级曾经鼓励过的民族主义复兴浪
潮的威胁，但资产阶级却成了这一浪潮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
１９２７ 年春天，汉口和九江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占领，英国放弃了它
在两地的租界，于是列强都学英国的榜样，采取了妥协政策，将 ３３ 个租界中
的 ２０ 个交还给南京政府。当然，那些最重要的租界还保留着，特别是上海的
租界。但是外国人却不得不将上海会审公廨交还给中国，取代它的是在 １９３０
年设立的一个地方法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和一个省上诉法院（江苏省高
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这些法院里一切外国干预均被排除。公共租界内的中
① 费唐：《报告》，1，第 243 页。
② 《申报》，1927 年 6 月 24 日，第 13 页；1927 年 6 月 30 日，第 13 页；1927 年 7 月 2 日，第 13 页。
③ C。F。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 138—140 页。
④ 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 269 页。
国居民终于在一场斗争中获胜，工部局中有了 ３ 名华董；１９３０ 年 ５ 月又增加
到 ５ 名。同时，上海特别市政府领导了一场向外国人进行的名副其实的消耗
战，提出一起起案件和问题，对条约提出越来越有限制的解释，有时干脆将
其置之不理。外国人小心谨慎地避免使用武力。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消蚀
了他们的特权，中国当局赢得了监督租界行政的权利。①
特别是他们成功地扩大了对舆论的控制，或者，至少控制了舆论在学校
和报刊上的形成和传播。他们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向政府立案，然后又要
求所有报纸注册；并且都做到了。当他们重新取得了对中国居民的司法权时，
他们就使外侨社会充分地感受到他们的行政权力的份量。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国民党和上海的黑社会结成联盟，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他们
对租界的控制。行政部门再也不能阻止地痞流氓了。在杜月笙、黄金荣和张
啸林的指挥下，人数多达两万乃至十余万的青帮分子也都成了国民党的特
务，他们不但追捕工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绑架、暗杀不肯付钱给政府的
富有的商人。从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至 ８ 月，恐怖的浪潮席卷商界，他们被迫为国民
党向华北各省进军的部队提供款项。②
租界越来越容易受到国民党合法或不合法的影响，对中国的居民顶多只
提供虚幻的保护。中国商人发现他们和自己上个世纪的前辈们一样，在官僚
机器与日俱增的压力下毫无防卫能力。
资产阶级：牺牲者还是同谋者？
资本家们对所遭受的剥削和屈辱提出了抗议。１９２８ 年夏，北伐结束以
后，他们因政治上一定程度的缓和而感到欣喜，并受到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
子文的庇护：他们能够向全国经济会议（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和全国财政会议（１９２８
年 ７ 月）提出自己的不满和要求。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改组后的全国商联会要求由
他们的代表在立法院中占有 ５ 个席位。商人们甚至威胁，如果不满足他们的
要求，就要停止向政府提供贷款。①
紧接上海总商会改组之后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２９ 年 ３ 月）
制止住了这些资产阶级闹独立性的表现，而资产阶级也好像放弃了一切反抗
的企图。国民党向资产阶级施加的种种压力是否足以解释这种消极的态度
呢？我们能不能够不重新提出这个政权的资产阶级基础这一论点，而像 Ｊ．费
尤米斯那样，相信国民党给了资本家们足够的补偿——至少是对他们中的一
部分人——从而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呢？②
在企业家中，这个政权对银行家们的个人事业和经济利益尽力最多。在
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们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
１９２７ 年末，轮到一直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银行家们通过公债成为主要贷款
人了，并由此而将他们的事业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 １９２７ 年到 １９３１ 年，
政府所借的多达 １０ 亿元的内债中，大多数（５０％至 ７５％）是他们提供的。
政府出售债券的价格远远低于其票面值，使各银行得到的实际利润约达 ２０
％，大大高于 ８．６％的官方利率。这个政权的头几年是银行业的繁荣时期。
但是在 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２ 年的危机时期，市场饱和、日本侵占满洲和政治不稳
① 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 至 1949 年的上海》。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 1 — 2 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4 章。
② 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
定，导致了公债价格暴跌。接着，在 １９３６ 年，政府又强行规定偿还公债打折
扣。同时，政府通过 １９３５ 年实施的币制改革和在银行业的突然行动，控制了
主要信贷所，此后一律由国民党官员管理。
一部分银行家由于早已丧失了许多特权，又没有任何进行其他活动的途
径，只好选择投身政府上层的道路。吴鼎昌（１８８４—１９５０ 年），就是一例。
他于 １９１２ 年在中国银行开始他的事业，曾进行过有利于私股的改革，并按照
美国模式改组私营银行，将 它们的资源集中到四行储蓄会。但在 １９３５ 年，他
断绝了和私人企业的一切联系，当了实业部长，其后在 １９３７ 年又就任贵州省
主席。①
张嘉璈（１８８８ 年—）和吴相似，在中国银行时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
也都一贯捍卫银行经营自由的思想。他在创建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和《银行周
报》的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作为中国银团的首脑，他曾试图迫使北京政府
接受严格的财政控制并进行预算改革。他在 １９３５ 年的打击下被迫离开中国银
行，当了铁道部长，１９４２ 年奉派赴美国研究经济建设问题。②
钱永铭（１８８５—１９５０ 年）早在 １９２７ 年就选择了从事政治和行政工作的
道路。钱曾努力反对政府对交通银行的干预，并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２ 年上海银行同
业公会力争成为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时期，担任该会的会长。他很
快加入蒋介石集团，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务，并于次年出任浙江省财政厅
长。③
还有一些银行家参加蒋介石集团，是为了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保住他们
以前以企业家身份经营的企业中的位置。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就是这
样，他在 １９３５ 年改组后，在宋子文的控制下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
的主任委员。这个在 １９１５ 年至 １９１６ 年曾经尽一切可能使中国银行脱离袁世
凯政治操纵的宋汉章，从此为南京政府服务。
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参加政府，还是受到敦促，或多或少地在政府直接控
制下经营，并且由于承担了官方的使命而改变了他们的前途。例如陈光甫，
在 １９３７ 年以前，一直经营他在 １９１５ 年创办的私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和
孔祥熙有老关系——他们在美国同学，有人说他们是亲兄弟——这也许使他
更容易接受后者作为财政部长对他的金融活动所加的控制。这种关系无疑有
助于他在政府中的前途。他被派往美国，就币制改革框架内中国白银储备的
换算事宜进行谈判。１９３７ 年以后，陈就完全从事公职：他负责中国向美国借
款的工作，从 １９３８ 至 １９４１ 年，又担任财政部对外贸易委员会主任。①
浙江兴业银行的赞助者李铭（１８８７—１９６６ 年）的经历没有发生这样明显
的方向改变，但也带有更多的官员的性质。１９２７ 年他被任命为国债基金保管
委员会主席，保证了对内债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誉。１９３５ 年之后，
政府任命他负责改革金融部门机构的工作。②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新政权的借款政策给银行家们带来了财政利益，经济管
① 包华德和里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3，第 452 页。汪—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
1872—1949 年》，第 418 页。
② 包华德和霍华德：《传记辞典》，1，第 26 页。
③ 同上书，1，第 379 页。
① 同上书，1，第 192 页。
② 同上书，2，第 316—317 页。
理部门向他们敞开了官方或半官方前途的前景，这两者既鼓励他们支持政
府，也加速了他们由企业家转变为公务员或半公务员。此外，政府通过 １９３５
年在银行业采取的突然行动，控制了全国银行 ６６％至 ７０％，没有给他们留下
多少选择的余地。相比之下，实业家和商店主则不是被拉拢而是一直受到压
制。资本税的负担在新的财政制度下日益加重：１９２８ 年制定统一货物税，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和 １９３９ 年修定关税。当 １９３５ 年纱厂和面粉厂大厂主荣宗敬被判
决破产，需要政府帮助时，他向政府指出，在前此三年中他总共交纳了 １０００
万元的税款。③穆藕初在 １９２３ 年的危机中对其纱厂失去控制，而在 １９２９ 年却
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位，①但是，撇开像他这样的少数例外不谈，实业家和
商店主当中却没有大批转入仕途的迹象，而在金融界这是引人注目的。实业
家和商店主显然不能像银行家们那样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财政支持。他们也就
得不到同等的优惠待遇。１９３５ 年以前，他们还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保持一定的
自主权。那时政府只控制了华资工厂的 １１％到 １４％。②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
政府在强有力的国家银行网络的支持下，把它的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经济危机
削弱了的工商业部门，而没有号召企业家们以其技能为国家服务：他们通常
被排挤出去，得好处的是那些已经就任的国民党官员。
就这样，通过强制和授与特权相结合的办法，资产阶级被统一到国家机
器中去了。强制打击企业家最甚，而特权使银行家受惠更多。
这个政权急功近利的观念可以解释它为什么给予资产阶级的几个主要集
团以不同的待遇。的确，现代银行的运营几乎完全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作为
基金，这就使企业家们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的调整的准备而不那么可能接受
中国商人和手艺人自主和合作传统的调整。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自
己的主人。自此以后，它的命运要由已经把它置于监护之下的政府决定：资
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深刻地说，取决于它的真实本
性和它对自己应起的作用的看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于是转到了对南京
政权的分析。
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共生
正像 Ｅ．巴拉兹曾经极其生动地描述过的那种循环运动那样，资产阶级一
旦从属于国家，胜利的官僚机器就会再度压制它的创业精神。国民党的文职
官员和对政府唯命是从的资产阶级在 ３０ 年代形成的共生关系，与旧帝国衰落
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颇为相似。在国民党统治下，也像在清朝统治下一样，
政府力图用现代化的企业来加强它的基本权威，而高级官吏则利用在经济发
展的幌子下动员起来的人力和物力为自己谋求私利。但是，现代化的主题在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及条约口岸的资源在其财政体系中所占的关
键性地位，是否允许我们把南京政府和儒家农业帝国相提并论呢？
从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来观察，可不可以认为官僚和资产阶级
共生是因为企业家阶层还很软弱，国家为了鼓励其发展，采取一种国家独立
与国内和平的政策，暂时给予救助？德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发
展起来的。或者，也许我们应该认为，国家的干预根本就不是为了推进私人
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实际接管其发展。资产阶级部分地被吸收
③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173 页。
①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第 477 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362 页。
进官僚政府，正好与一个技术官僚与管理者阶级的形成同时，和以企业官僚
主义化为特征的清朝旧式官方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种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
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国民党内部，各种意识形态流派矛盾很大，足以支持各不相同的论点。
一种论点支持官僚现代化，愿意与企业家们进行对话，急于帮助他们，并让
他们参加政府；考察 １９２８ 至 １９３３ 年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经历，我们可
以看出这种论点。他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最初尝试，可以上溯到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他
为促进企业家与高级官员会面而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１９３２ 年，为了争取企
业界的支持以反对蒋介石关于军费开支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总商会组织了
一次反对内战的会议，这是资产阶级最后一次重大的政治表现。第二年，宋
子文力图让上海资本家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为发展和管理西方
国家对华财政与技术援助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宋子文在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卸
去了政府职务，这一合作因而中断，企业界失去了他们的主要代言人。
实际上这个政权仍然受从孙逸仙的教义那里继承下来、并因世界危机的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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