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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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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雇佣军。他们感到，自从孙逸仙返回广东以来，土匪和游民就像蚂蚁一
般地蜂拥而至。怎么还能希望任何人会为祖国的工业发展而投资呢？“他还
不如把钱扔到太平洋里”。①
孙逸仙和当地资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１９２４ 年，商人和经纪人
拒绝接受当局发行的期票，日益频繁地举行罢市，并呼吁商团给予支持。
在商会的建议下产生或者复活的商团，在广州迅速发展。１９２３ 年末商团
有 １３０００ 余人。其经费由各个企业负担，有的企业供养民兵 ３０ 余人。②这一
民团网络遍布广东省百余个城市。１９２４ 年 ６ 月，所有这些“志愿兵”结合成
一个省商团，由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的兄弟陈廉伯指挥。陈廉伯把
这一运动与保护当地利益联系在一起：“内地交通常被阻绝，贸易屡被中断，
原料不能运抵市场，投资遭到损失，我们对此感到厌烦……广东新商团军只
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支无党派的地方自卫部队……经验告诉我们，人民
必须依靠自己……为共同防卫与自治而一致努力，这是以后考虑并实施其他
同样有益政策的一个开端”。③
① （蔡）和森：《为收回海关主权事告全国国民》，《向导周报》，48（1923 年 12 月 12 日），第 365 页。
② 《北华捷报》，1924 年 1 月 5 日，第 1 页。并参阅本书第 11 章。
① 《南华早报》，1923 年 7 月 24 日。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 249—264 页。《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 11 月 24 日，第 534—535
页；1923 年 12 月 22 日，第 130 页。关于商团可参阅本书第 11 章。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4 年 6 月 21 日，第 82 页。
广东商人在 １９２４ 年提出的要求重复了区域自治的主题：将城市治安和金
融管理交还给行会，并取消苛捐杂税。因此，这些商人民兵组织所体现的思
想与政治倾向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孙逸仙的政府在 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４ 年间迅
速激进化却突出了他们的保守性。
商人们对广州当局的贪婪和一意孤行的反抗，与全国范围的地方社团和
商会反对军阀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孙逸仙虽也常使用军阀的手
段，他却不像那些军阀。自从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以后，他的政
府一直在努力争取群众的支持。１９２４ 年五一节，孙逸仙继续庆祝中国工人和
资本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同盟。但是与此同时，由廖仲恺召开的广州工人
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禁止企业职工参加商团，并且为工人申请并得到了组织自
己的自卫民兵的权利。
以商人组织为一方和以革命政府与工会为另一方之间于 １９２４ 年夏天爆
发的冲突，澄清了在自治口号中潜在的不同选择。保护地方权益的斗争一旦
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它就显得只不过是保护那些精英们。口号中经常
提到的“人民”，只不过是少数债权人。正如上海资产阶级在 １９１２ 年拒绝为
自己的国民政府的建立提供经费一样，１９２４ 年广州资产阶级也拒绝为统一全
国的北伐承担费用。但是广东商人对孙逸仙的计划的反抗，却因他们对他的
亲共亲苏倾向深恶痛绝而加倍强烈。１９１２ 年南京共和政府的失败，只反映了
它社会基础的狭小与孙逸仙的全国性雄心不相称，１９２４ 年广州政府与商人间
的斗争所导致的武装冲突，却具有阶级战争的全部暴力特点。
城市精英们失去了他们在保卫自己利益中一直加以利用的群众支持，不
得不向外国人求援。广州商人在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和海关内为订购、付
款和进口武器以武装商团军而建立的广泛关系网，以及进行的狡猾阴谋，实
在惊人。大量武器的流入很自然地导致了最后的对抗。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政
府军粉碎了商团，广州西部商业区西关被纵火焚毁并遭到抢劫。
在中国，保卫自由和保卫地区特权是一回事，因此与省的自治相联系而
爆发阶级斗争，就不足为奇了。被共产党历史学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商团证明，
资产阶级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其地区利益的重大利益非常执着。但是不论
１９２４ 年粉碎商团这一事件的意义多么重大，它还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在
次一年，当 １９２５ 年的五卅运动在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爆发时，资产阶级和革命
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上升到全国性的规模了。
和 １９１９ 年的五四运动一样，１９２５ 年的五卅运动也是在民族主义和反对
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起来的。它开始于一个地区性事件：一名在上海的日
本纱厂的罢工工人之死和对悼念他的示威游行的血腥镇压。它迅速蔓延到中
国其他地区，同样严重的事件于 ６ 月 １２ 日在汉口爆发，６ 月 ２３ 日在广州爆
发。它是外国势力在中国存在的结果，是条约强加的统治以及租界行政管理
的结果。
由总商会于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提出 １３ 条要求，作为北京政府特派员和外交使
团代表之间谈判的基础，除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和赔偿牺牲者的损失以外，还
提出以下要求：将会审公廨的司法权归还中国（第 ６ 条），中国居民派代表
参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第 ９ 条），将越界所筑之路归还中国当局（第 １０
条），取消关于扩大港口权限和检查权的法令的计划（第 １１ 条）。但是示威
者和中国报纸（特别是此时在工厂、学校和军队中获得了很大成功的地下报
纸）①却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向英国和日本宣战。
行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５ 月 ３１ 日上海开始的总罢工持续到 ６ 月 ２５ 日。
罢工扩大到其他城市。在广州持续了 ６ 个月。同时还举行了抵制日货后来又
抵制英国货的运动。这一抵制引起了学生和商人之间常见的冲突。
也和 １９１９ 年的情况一样，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最后变得明显了。一方面
是温和派，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他们只把大多数组织提出的 １７ 条中的
１３ 条呈交当局：在转手的过程中，他们将关于工会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
撤走外国军舰等条款删除。另一方面则是团结在上海马路工会和商业公团联
合会中的激进分子和在 ６ 月 ７ 日为统一行动而组成的工商学会中的好斗分
子。
１９２５ 年运动的特点，是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由列
宁主义式革命政党领导的强大工人运动。１９２５ 年在上海组成的由共产党员控
制的总工会，将 １１７ 个工人组织联合在一起，会员达 ２１８０００ 人。这是一支组
织得很好的力量。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干预，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
间对话（或者对抗）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内的力量
对比。
１９２５ 年在华的外国侨民害怕了。自义和团危机以来，他们还不曾经厉过
如此严重的惊慌。但是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厂陷于瘫痪的罢工，却不能
用国际武装力量的讨伐来解决；他们所要求的是谈判和妥协。各外国商会、
各外侨联合会、上海万国商团的官方报纸（特别是《字林西报》，它不久前
还一直在反对华盛顿会议“荒谬的宽宏大量”），从现在起都极力表示同情
中国的要求，①并更频繁地与中方保持接触。在上海，他们的享有特权的商务
关系人自然是总商会的领袖们。为了和这些人结成联盟，外国人愿意归还会
审公廨，承认中国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权，并答应逐步重建中国的海
关自主权。由于工人阶级的干预，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效力，而资产阶
级也终于得到了他们自 １９０５ 年以来一直不停地要求得到的东西。
如果外国侨民打算通过这些让步来取得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措
施只有一半是成功的。他们在 ７ 月 １６ 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总商会会长虞洽
卿和副会长方椒伯接受了。但是这两人却受到他们受银行家宋汉章影响的同
事们的抵制。①而且，虽然在达成协议之后，虞洽卿以最热烈的语言表达了他
的感激与热情，商会会报却对此事另有看法：“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
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
不能感谢或赞扬他们”。②
１９２５ 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分裂
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
合会的激进的店主。这一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源于各个不同集团的各不相同
与互相矛盾的态度，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速变化。
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他们也为自己
的利益而抓住了这个机会。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仲
① 尼戈尔？杜里乌斯：《1925 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国报刊的一些情况》，《中国研究手册》，1（1980 年）。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7 月 18 日，第 20 页。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7 月 25 日，第 54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9 月 12 日，第 348 页。
裁者的地位，迫使他们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
主张——在 ７ 月 ６ 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
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和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它们之间
曾经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在 １９２５ 年，很多报刊都重新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一熟悉的主题，并继续指
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③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又
为被认为是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间的合作，提供了理论
基础。但是当孙逸仙于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
经变得很松弛。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经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仍因他在 １９１１
年所创建的业迹而能在他们心中唤起感激和崇敬之情，现在这位他们所信赖
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
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这个革命政党之间的分裂。
但是，由于受到 １９２５ 年五卅运动的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
仍然通过自己的组织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 ２２０ 万银元。①在工
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向来
自英国与日本仓库的货物征收特别税而筹集了一笔罢工基金。②但是如果把这
种互助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的表现，那就错了。事实是，在 １９２５ 年夏
天高涨的爱国热情中，存在一个支持罢工者的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
也提供了资金。③
还有，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他们愿意同任何
制造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市中的名流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有责任
维持当地的秩序，并愿意为维持“公共治安”而承担很大的财政牺牲。虞洽
卿的不同寻常的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他不
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采取行动。他在 ３ 月和 ４ 月间
曾积极谈判建立特别市，并被提名为这个未来的特别市的会办，使他成了当
地利益的官方代表。④他急于维护自己的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我们愿意
听取很小的中国组织的最琐细的批评”。①当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
例如 ８ 月 １３ 日 ５０００ 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劫掠了虞所拥有的三
北公司的两艘船——他当然更有理由让步。②
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以外，上海总商会在 １９２５ 年夏天对罢工者
的帮助，还反映出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反映出他们以儒家社会和谐理想为名
而实行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家们毫不客气地称为脚踏两只船）的
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天逐渐脱离运动，这反映了新的力量均势，而不是
造成了这种均势。采取主动的是那些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
③ 《血痕》，2，1925 年 6 月 19 日；3，1925 年 7 月 12 日。《救亡》，2，1925 年 6 月 16 日。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11 月 14 日，第 294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1 日，第 78 页。
③ 《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29 日，第 251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 266 页。
④ 《北华捷报》，1925 年 3 月 21 日，第 478 页；1925 年 4 月 25 日，第 140 页；1925 年 6 月 13 日，第 440
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7 月 24 日，第 188—190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15 日，第 167 页。
以及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
件作出了反应，但并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它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
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厂主之间进行调停，以便就工人回到日本公司（８ 月）
和英国公司（１０ 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天性谨慎吗？是由于内部矛盾而处
于无能状态吗？资产阶级应付各种具体情况，却又一次被历史的进程所抛
弃。
转向蒋介石，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这并不完全
是 １９２７ 年革命扩张所强加的最后一条出路。这是 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４ 年以来一直在
进行的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一种选择。
这一动向发源于接近新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界。１９２４ 年蒋梦麟注意到自
由主义③和新教育已经失败这一既成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
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的公民的国家
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
卅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大。青年党领袖曾琦（１８９２—１９５１ 年）
和李璜（１８９５ 年—）可能 ２０ 年代初在法国时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他们
宣传国家的“永恒结构”，说它是超越社会变迁的，并号召一种全民革命，
即恢复经济、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组社会秩序。
国家主义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反动，在某些
方面与自强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它确实包含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
向，但一开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实践；它的精英统治论被某种民粹主义软化
了。
在国民党内部，戴季陶（１８９４—１９４５ 年）这时也采取了相似的路线。由
于他曾经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强调列宁主义组织方法的重要性，梦想把它应
用于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以求实现“一种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领导下
的总体国家”。①
在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和
国家主义的主题都被国民党正式采纳。因此，很难评价它们各自在 １９２７ 年之
前的影响。在此期间，它们似乎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精英中都获得了最大
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反对帝国主义、经济
现代化——同时排斥阶级斗争，因而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一些基
本点上，如社会和谐、民族独立和物质进步，这一纲领令人想起 １９１９ 年的纲
领。但它们的精神却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以前
是寄希望于西方，现在却似乎要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主义了。在这方
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儒家用语来重新解释孙逸仙的学说。这种对中
国渊源的回归绝不会吓跑资产阶级。聂云台对城市阔少宣传节俭之类的说
教，或者穆藕初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到和尚庙里去求签，这些都是仿
效古代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资产阶级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由一个有无限权力
的国家来充担团结与民族繁荣的保卫者。这种求助于国家的想法，不但与新
③ 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第 119 页。
① 赫尔曼？马斯特第三和威廉？G。塞韦尔：《出自传统的革命：戴季陶的政治思想》，《亚洲研究学报》，
34。1（1974 年 11 月），第 73—98 页。
近引进但未完全吸收的自由主义不相符，并且也与商人阶级传统的经济独立
思想相反。如果资产阶级竟然把建立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家视为最后
的解决办法，那是因为（正如大多数作家所强调的那样）它把这样的国家当
作对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纷扰的最有效保障。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
产阶级认为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新获得并且保持民族的独立。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完全是由于倦怠和恐惧而不得不听任蒋介石当权——
如它曾经听任袁世凯当权那样。它还希望他能使他们摆脱他们固有的矛盾，
从而调和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
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当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就已经建
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他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
杰（静江），帮助了陈的门徒蒋介石发迹。１９２０ 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
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一事业。在这里
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的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
国民党卓越的理论家戴季陶，虞洽卿的朋友、上海总商会董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 １９２５ 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
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也显示了出来。这个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著作，
反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这一派渗
透进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却比较难于建立。
直到 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他们最后失败为止，温和派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的对手陈
炯明。而且直到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为止，国民党政府的激进
路线阻碍了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脑筒照
南到广州并间歇地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企业界之间
的接触从来不曾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这种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
州，这种种联系反映出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间所有政治上含糊不清的状态。对于经
过 １９２４ 年秋严厉镇压检验的商界，国民党政府相继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
一战线政策——和警告两种手法。其目的在防止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复
活。商团的重新组织被禁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的控制之
下。①同时，政府设法与那些准备与它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它鼓励成立新的
组织以与已经建立的组织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它建立起一
个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它们相对抗。②它还组织了一个市民团来代替商团，由各
公司出资，但是其政治与军事机构都由政府当局控制。③任何顽抗者都将被列
为“买办型商人”而置于国民党商业部门的直接管制之下。④南洋公司因拒绝
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⑤
这些做法并不只是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一位经济现
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这时出任政府的商务委员并兼 １９２５ 年成立的中央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1 月 17 日，第 91 页；1925 年 10 月 31 日，第 194 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5 年 3 月 7 日，第 21 页；1925 年 11 月 21 日，第 228 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4 月 17 日，第 179 页。
④ 《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2 月 13 日，第 316 页。
⑤ 《北华捷报》，1925 年 6 月 24 日，第 146 页。
银行董事。①他在和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个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
—即使在它的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或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它置
于党的监护之下，并使它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的
政变之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的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但是早在 ６
月份已经开始而在 ７ 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了的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一事，却
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的试验
场。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广州商团的失败和被消灭；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
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
时已较久的特点，这些都有助于这一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也正在被争取过来。
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的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受到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和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起义罢工的威胁而作出的反革命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
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分子的胜利。１９２６ 年夏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和此前
及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居于守势。要么支持群
众运动，要么抵制它：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
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所代表的本地军事力量结成同盟。另外一些
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动机的人，则设法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
合。
１９２６ 年 ６ 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了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裂。
在孙传芳的支持下，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力量，重
新出现。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赴日本，
１５０ 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他们的弃权反倒帮助一个清一色的、但代表性不
大的董事会取得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执行任务中碰到麻烦，人们
对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否适当一直有争议。①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
败，它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的时期（１９２４
—１９２６ 年）恰巧和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他曾想方设法使上海
及其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难民的败兵撤退。
他同样努力推进淞沪特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省政府的控制。
②虞洽卿信守本地精英的思想与做法，他的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
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和它的财源的控制，在 １９２６ 年提出了他自己特殊
的大上海市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
实施，但一开始他即限制它的管辖权限，将其置于省政府之下。③商界的一个
大派系反对这一政策，他们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一运动在
１９２６ 年秋变得特别强大。④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
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他担任董事的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给孙传
①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中央银行成立于 1928 年——译者。
① 《中国商会的权力与政治》，《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7 月 24 日，第 190 页；《密勒氏评论报》，
1926 年 7 月 17 日，第 176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3 月 21 日，第 478 页；1925 年 4 月 25 日，第 140 页；1925 年 6 月 13 日，第 409
页。蒋慎吾：《上海市政机关变迁史略》，载《上海资料研究》，1926 年第 1 版，第 78—82 页。
③ 《北华捷报》，1926 年 5 月 8 日，第 252 页。
④ 《向导周报》，177（1926 年），第 1832 页。
芳运送军队。⑤但是，１９２７ 年 ２ 月 １７ 日起义者的罢工虽然被孙传芳的军警野
蛮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却仍不足以将资产阶级吸引到他这一边来，因为此
时他在战场上败局已定。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尾 ４ 月初和蒋介石结成联盟、帮助他在上海取得权力的，并
不是资产阶级的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最现代化，在一定
程度上最民主的分子。
如同 １９２４ 年在广州，１９２７ 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
的普遍重新组合。２０ 年代初原有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
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和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是它在政治棋局中的
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种套话
的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
产阶级与其他集团及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
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下定义的那一种：基本上是
作为对进步政见的自觉否定而存在的一种动态运动。①
研究一下 １９２７ 年春商界各种组织内发生的改组与重新站队现象，即可证
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１９２６ 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
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 ３ 月 ２６ 日蒋介石到达上
海之际和他取得联系，并立即按照他为恢复秩序而索取的代价向他提供了
３００ 万元的贷款：换句话说，让他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
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它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
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 １９２６ 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
一样，是隶属于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商民部的一个国民
党组织。在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人们对它知道得很少。但
它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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