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芙蓉小说 返回本书目录 加入书签 我的书架 我的书签 TXT全本下载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6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他的雇佣军。他们感到,自从孙逸仙返回广东以来,土匪和游民就像蚂蚁一
般地蜂拥而至。怎么还能希望任何人会为祖国的工业发展而投资呢?“他还
不如把钱扔到太平洋里”。①
孙逸仙和当地资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1924 年,商人和经纪人
拒绝接受当局发行的期票,日益频繁地举行罢市,并呼吁商团给予支持。
在商会的建议下产生或者复活的商团,在广州迅速发展。1923 年末商团
有 13000 余人。其经费由各个企业负担,有的企业供养民兵 30 余人。②这一
民团网络遍布广东省百余个城市。1924 年 6 月,所有这些“志愿兵”结合成
一个省商团,由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的兄弟陈廉伯指挥。陈廉伯把
这一运动与保护当地利益联系在一起:“内地交通常被阻绝,贸易屡被中断,
原料不能运抵市场,投资遭到损失,我们对此感到厌烦……广东新商团军只
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支无党派的地方自卫部队……经验告诉我们,人民
必须依靠自己……为共同防卫与自治而一致努力,这是以后考虑并实施其他
同样有益政策的一个开端”。③


① (蔡)和森:《为收回海关主权事告全国国民》,《向导周报》,48(1923 年 12 月 12 日),第 365 页。
② 《北华捷报》,1924 年 1 月 5 日,第 1 页。并参阅本书第 11 章。
① 《南华早报》,1923 年 7 月 24 日。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 249—264 页。《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 11 月 24 日,第 534—535
页;1923 年 12 月 22 日,第 130 页。关于商团可参阅本书第 11 章。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4 年 6 月 21 日,第 82 页。



广东商人在 1924 年提出的要求重复了区域自治的主题:将城市治安和金
融管理交还给行会,并取消苛捐杂税。因此,这些商人民兵组织所体现的思
想与政治倾向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孙逸仙的政府在 1923 至 1924 年间迅
速激进化却突出了他们的保守性。
商人们对广州当局的贪婪和一意孤行的反抗,与全国范围的地方社团和
商会反对军阀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孙逸仙虽也常使用军阀的手
段,他却不像那些军阀。自从 1924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以后,他的政
府一直在努力争取群众的支持。1924 年五一节,孙逸仙继续庆祝中国工人和
资本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同盟。但是与此同时,由廖仲恺召开的广州工人
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禁止企业职工参加商团,并且为工人申请并得到了组织自
己的自卫民兵的权利。
以商人组织为一方和以革命政府与工会为另一方之间于 1924 年夏天爆
发的冲突,澄清了在自治口号中潜在的不同选择。保护地方权益的斗争一旦
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它就显得只不过是保护那些精英们。口号中经常
提到的“人民”,只不过是少数债权人。正如上海资产阶级在 1912 年拒绝为
自己的国民政府的建立提供经费一样,1924 年广州资产阶级也拒绝为统一全
国的北伐承担费用。但是广东商人对孙逸仙的计划的反抗,却因他们对他的
亲共亲苏倾向深恶痛绝而加倍强烈。1912 年南京共和政府的失败,只反映了
它社会基础的狭小与孙逸仙的全国性雄心不相称,1924 年广州政府与商人间
的斗争所导致的武装冲突,却具有阶级战争的全部暴力特点。
城市精英们失去了他们在保卫自己利益中一直加以利用的群众支持,不
得不向外国人求援。广州商人在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和海关内为订购、付
款和进口武器以武装商团军而建立的广泛关系网,以及进行的狡猾阴谋,实
在惊人。大量武器的流入很自然地导致了最后的对抗。1924 年 10 月 15 日政
府军粉碎了商团,广州西部商业区西关被纵火焚毁并遭到抢劫。
在中国,保卫自由和保卫地区特权是一回事,因此与省的自治相联系而
爆发阶级斗争,就不足为奇了。被共产党历史学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商团证明,
资产阶级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其地区利益的重大利益非常执着。但是不论
1924 年粉碎商团这一事件的意义多么重大,它还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在
次一年,当 1925 年的五卅运动在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爆发时,资产阶级和革命
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上升到全国性的规模了。
和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一样,1925 年的五卅运动也是在民族主义和反对
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起来的。它开始于一个地区性事件:一名在上海的日
本纱厂的罢工工人之死和对悼念他的示威游行的血腥镇压。它迅速蔓延到中
国其他地区,同样严重的事件于 6 月 12 日在汉口爆发,6 月 23 日在广州爆
发。它是外国势力在中国存在的结果,是条约强加的统治以及租界行政管理
的结果。
由总商会于 1925 年 6 月提出 13 条要求,作为北京政府特派员和外交使
团代表之间谈判的基础,除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和赔偿牺牲者的损失以外,还
提出以下要求:将会审公廨的司法权归还中国(第 6 条),中国居民派代表
参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第 9 条),将越界所筑之路归还中国当局(第 10
条),取消关于扩大港口权限和检查权的法令的计划(第 11 条)。但是示威
者和中国报纸(特别是此时在工厂、学校和军队中获得了很大成功的地下报



纸)①却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向英国和日本宣战。
行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5 月 31 日上海开始的总罢工持续到 6 月 25 日。
罢工扩大到其他城市。在广州持续了 6 个月。同时还举行了抵制日货后来又
抵制英国货的运动。这一抵制引起了学生和商人之间常见的冲突。
也和 1919 年的情况一样,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最后变得明显了。一方面
是温和派,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他们只把大多数组织提出的 17 条中的
13 条呈交当局:在转手的过程中,他们将关于工会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
撤走外国军舰等条款删除。另一方面则是团结在上海马路工会和商业公团联
合会中的激进分子和在 6 月 7 日为统一行动而组成的工商学会中的好斗分
子。
1925 年运动的特点,是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由列
宁主义式革命政党领导的强大工人运动。1925 年在上海组成的由共产党员控
制的总工会,将 117 个工人组织联合在一起,会员达 218000 人。这是一支组
织得很好的力量。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干预,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
间对话(或者对抗)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内的力量
对比。
1925 年在华的外国侨民害怕了。自义和团危机以来,他们还不曾经厉过
如此严重的惊慌。但是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厂陷于瘫痪的罢工,却不能
用国际武装力量的讨伐来解决;他们所要求的是谈判和妥协。各外国商会、
各外侨联合会、上海万国商团的官方报纸(特别是《字林西报》,它不久前
还一直在反对华盛顿会议“荒谬的宽宏大量”),从现在起都极力表示同情
中国的要求,①并更频繁地与中方保持接触。在上海,他们的享有特权的商务
关系人自然是总商会的领袖们。为了和这些人结成联盟,外国人愿意归还会
审公廨,承认中国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权,并答应逐步重建中国的海
关自主权。由于工人阶级的干预,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效力,而资产阶
级也终于得到了他们自 1905 年以来一直不停地要求得到的东西。
如果外国侨民打算通过这些让步来取得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措
施只有一半是成功的。他们在 7 月 16 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总商会会长虞洽
卿和副会长方椒伯接受了。但是这两人却受到他们受银行家宋汉章影响的同
事们的抵制。①而且,虽然在达成协议之后,虞洽卿以最热烈的语言表达了他
的感激与热情,商会会报却对此事另有看法:“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
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
不能感谢或赞扬他们”。②
1925 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分裂
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
合会的激进的店主。这一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源于各个不同集团的各不相同
与互相矛盾的态度,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速变化。
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他们也为自己
的利益而抓住了这个机会。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仲


① 尼戈尔?杜里乌斯:《1925 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国报刊的一些情况》,《中国研究手册》,1(1980 年)。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7 月 18 日,第 20 页。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7 月 25 日,第 54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9 月 12 日,第 348 页。



裁者的地位,迫使他们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
主张——在 7 月 6 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
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和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它们之间
曾经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在 1925 年,很多报刊都重新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一熟悉的主题,并继续指
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③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又
为被认为是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间的合作,提供了理论
基础。但是当孙逸仙于 1925 年 3 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
经变得很松弛。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经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仍因他在 1911
年所创建的业迹而能在他们心中唤起感激和崇敬之情,现在这位他们所信赖
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
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这个革命政党之间的分裂。
但是,由于受到 1925 年五卅运动的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
仍然通过自己的组织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 220 万银元。①在工
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向来
自英国与日本仓库的货物征收特别税而筹集了一笔罢工基金。②但是如果把这
种互助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的表现,那就错了。事实是,在 1925 年夏
天高涨的爱国热情中,存在一个支持罢工者的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
也提供了资金。③
还有,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他们愿意同任何
制造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市中的名流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有责任
维持当地的秩序,并愿意为维持“公共治安”而承担很大的财政牺牲。虞洽
卿的不同寻常的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他不
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采取行动。他在 3 月和 4 月间
曾积极谈判建立特别市,并被提名为这个未来的特别市的会办,使他成了当
地利益的官方代表。④他急于维护自己的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我们愿意
听取很小的中国组织的最琐细的批评”。①当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
例如 8 月 13 日 5000 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劫掠了虞所拥有的三
北公司的两艘船——他当然更有理由让步。②
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以外,上海总商会在 1925 年夏天对罢工者
的帮助,还反映出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反映出他们以儒家社会和谐理想为名
而实行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家们毫不客气地称为脚踏两只船)的
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天逐渐脱离运动,这反映了新的力量均势,而不是
造成了这种均势。采取主动的是那些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


③ 《血痕》,2,1925 年 6 月 19 日;3,1925 年 7 月 12 日。《救亡》,2,1925 年 6 月 16 日。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11 月 14 日,第 294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1 日,第 78 页。
③ 《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29 日,第 251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 266 页。
④ 《北华捷报》,1925 年 3 月 21 日,第 478 页;1925 年 4 月 25 日,第 140 页;1925 年 6 月 13 日,第 440
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7 月 24 日,第 188—190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15 日,第 167 页。



以及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
件作出了反应,但并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它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
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厂主之间进行调停,以便就工人回到日本公司(8 月)
和英国公司(10 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天性谨慎吗?是由于内部矛盾而处
于无能状态吗?资产阶级应付各种具体情况,却又一次被历史的进程所抛
弃。
转向蒋介石,1927 年 4 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这并不完全
是 1927 年革命扩张所强加的最后一条出路。这是 1923 至 1924 年以来一直在
进行的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一种选择。
这一动向发源于接近新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界。1924 年蒋梦麟注意到自
由主义③和新教育已经失败这一既成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
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的公民的国家
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
卅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大。青年党领袖曾琦(1892—1951 年)
和李璜(1895 年—)可能 20 年代初在法国时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他们
宣传国家的“永恒结构”,说它是超越社会变迁的,并号召一种全民革命,
即恢复经济、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组社会秩序。
国家主义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反动,在某些
方面与自强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它确实包含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
向,但一开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实践;它的精英统治论被某种民粹主义软化
了。
在国民党内部,戴季陶(1894—1945 年)这时也采取了相似的路线。由
于他曾经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强调列宁主义组织方法的重要性,梦想把它应
用于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以求实现“一种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领导下
的总体国家”。①
在 1927—1928 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和
国家主义的主题都被国民党正式采纳。因此,很难评价它们各自在 1927 年之
前的影响。在此期间,它们似乎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精英中都获得了最大
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反对帝国主义、经济
现代化——同时排斥阶级斗争,因而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一些基
本点上,如社会和谐、民族独立和物质进步,这一纲领令人想起 1919 年的纲
领。但它们的精神却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以前
是寄希望于西方,现在却似乎要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主义了。在这方
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儒家用语来重新解释孙逸仙的学说。这种对中
国渊源的回归绝不会吓跑资产阶级。聂云台对城市阔少宣传节俭之类的说
教,或者穆藕初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到和尚庙里去求签,这些都是仿
效古代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资产阶级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由一个有无限权力
的国家来充担团结与民族繁荣的保卫者。这种求助于国家的想法,不但与新


③ 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第 119 页。
① 赫尔曼?马斯特第三和威廉?G。塞韦尔:《出自传统的革命:戴季陶的政治思想》,《亚洲研究学报》,
34。1(1974 年 11 月),第 73—98 页。



近引进但未完全吸收的自由主义不相符,并且也与商人阶级传统的经济独立
思想相反。如果资产阶级竟然把建立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家视为最后
的解决办法,那是因为(正如大多数作家所强调的那样)它把这样的国家当
作对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纷扰的最有效保障。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
产阶级认为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新获得并且保持民族的独立。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完全是由于倦怠和恐惧而不得不听任蒋介石当权——
如它曾经听任袁世凯当权那样。它还希望他能使他们摆脱他们固有的矛盾,
从而调和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
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当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就已经建
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他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
杰(静江),帮助了陈的门徒蒋介石发迹。1920 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
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一事业。在这里
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的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
国民党卓越的理论家戴季陶,虞洽卿的朋友、上海总商会董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 1925 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
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也显示了出来。这个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著作,
反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这一派渗
透进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却比较难于建立。
直到 1925 年 11 月他们最后失败为止,温和派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的对手陈
炯明。而且直到 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为止,国民党政府的激进
路线阻碍了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脑筒照
南到广州并间歇地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企业界之间
的接触从来不曾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这种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
州,这种种联系反映出 1925—1926 年间所有政治上含糊不清的状态。对于经
过 1924 年秋严厉镇压检验的商界,国民党政府相继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
一战线政策——和警告两种手法。其目的在防止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复
活。商团的重新组织被禁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的控制之
下。①同时,政府设法与那些准备与它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它鼓励成立新的
组织以与已经建立的组织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它建立起一
个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它们相对抗。②它还组织了一个市民团来代替商团,由各
公司出资,但是其政治与军事机构都由政府当局控制。③任何顽抗者都将被列
为“买办型商人”而置于国民党商业部门的直接管制之下。④南洋公司因拒绝
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⑤
这些做法并不只是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一位经济现
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这时出任政府的商务委员并兼 1925 年成立的中央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1 月 17 日,第 91 页;1925 年 10 月 31 日,第 194 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5 年 3 月 7 日,第 21 页;1925 年 11 月 21 日,第 228 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4 月 17 日,第 179 页。
④ 《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2 月 13 日,第 316 页。
⑤ 《北华捷报》,1925 年 6 月 24 日,第 146 页。



银行董事。①他在和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个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
—即使在它的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或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它置
于党的监护之下,并使它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 1926 年 3 月 20 日的
政变之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的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但是早在 6
月份已经开始而在 7 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了的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一事,却
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的试验
场。1924 年 10 月广州商团的失败和被消灭;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
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
时已较久的特点,这些都有助于这一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也正在被争取过来。
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的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受到 1926 年 11
月和 1927 年 1 月起义罢工的威胁而作出的反革命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
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分子的胜利。1926 年夏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和此前
及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居于守势。要么支持群
众运动,要么抵制它: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
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所代表的本地军事力量结成同盟。另外一些
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动机的人,则设法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
合。
1926 年 6 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了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裂。
在孙传芳的支持下,1919—1920 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力量,重
新出现。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赴日本,
150 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他们的弃权反倒帮助一个清一色的、但代表性不
大的董事会取得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执行任务中碰到麻烦,人们
对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否适当一直有争议。①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
败,它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的时期(1924
—1926 年)恰巧和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他曾想方设法使上海
及其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难民的败兵撤退。
他同样努力推进淞沪特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省政府的控制。
②虞洽卿信守本地精英的思想与做法,他的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
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和它的财源的控制,在 1926 年提出了他自己特殊
的大上海市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
实施,但一开始他即限制它的管辖权限,将其置于省政府之下。③商界的一个
大派系反对这一政策,他们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一运动在
1926 年秋变得特别强大。④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
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他担任董事的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给孙传


①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中央银行成立于 1928 年——译者。
① 《中国商会的权力与政治》,《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7 月 24 日,第 190 页;《密勒氏评论报》,
1926 年 7 月 17 日,第 176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3 月 21 日,第 478 页;1925 年 4 月 25 日,第 140 页;1925 年 6 月 13 日,第 409
页。蒋慎吾:《上海市政机关变迁史略》,载《上海资料研究》,1926 年第 1 版,第 78—82 页。
③ 《北华捷报》,1926 年 5 月 8 日,第 252 页。
④ 《向导周报》,177(1926 年),第 1832 页。



芳运送军队。⑤但是,1927 年 2 月 17 日起义者的罢工虽然被孙传芳的军警野
蛮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却仍不足以将资产阶级吸引到他这一边来,因为此
时他在战场上败局已定。
1927 年 3 月尾 4 月初和蒋介石结成联盟、帮助他在上海取得权力的,并
不是资产阶级的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最现代化,在一定
程度上最民主的分子。
如同 1924 年在广州,1927 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
的普遍重新组合。20 年代初原有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
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和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是它在政治棋局中的
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种套话
的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
产阶级与其他集团及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
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下定义的那一种:基本上是
作为对进步政见的自觉否定而存在的一种动态运动。①
研究一下 1927 年春商界各种组织内发生的改组与重新站队现象,即可证
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1926 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
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 3 月 26 日蒋介石到达上
海之际和他取得联系,并立即按照他为恢复秩序而索取的代价向他提供了
300 万元的贷款:换句话说,让他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
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它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
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 1926 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
一样,是隶属于 1926 年 1 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商民部的一个国民
党组织。在 1927 年 3 月 20 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人们对它知道得很少。但
它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 1927 年 4 月�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赞(1) 踩(3)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