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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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但稻谷产量下降了　５．８％，而土豆和玉米的生产分别增长了　１６．４％和
３９．２％。这些变化反映出作物模式向单位面积含热量较多的作物产品的转
移，从而腾出地来增加商品作物的种植。增长　１６．８％的小麦，在华北的一些
地方是一种商品作物，这些地方把小麦在市场上卖掉后买粗粮如高粱、小米
供农家消费。在华北和华中，小麦和棉花侵占了稻谷的面积，油料作物的面



①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　233—240　页。



积在华中也增加了。商品作物产量占农产品价值的百分数，在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是　１４％，１９３１—１９３７　年是　１７％，同时个别经济作物实际产量的增长比谷
物更快：芝麻　１７０．１％；大豆　５３．７％；油菜籽　３３．７％；棉花　１７．６％；花生
１５．６％；烟草　１５．１％。①

主要农作物区
战前的中国农业除养活缓慢增长的农村人口外，“平时”还向发展较快
的城市地区供应一部分食物和原料。２０　年代由于内战引起的运输困难和其他
破坏，需要用进口粮食补充城市消费。这以后在　３０　年代，进口略有下降，以
后由于战争爆发而再次上升。②此外，农产品占中国出口的大宗（见表　２８）。
在　１９１２—１９３１　年期间，整个出口在价值上每年增长　３．５％，数量上增长　１．７
％　。③
总之，对　１９４９　年以前一个没有经过重大技术改造的农业部门来说，这是
值得赞扬的成绩。在民国时代的　４０　年中，个别农户或特殊地点和地区年产量
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气候、自然灾害、破坏性的战争或不利的价格趋
势，产量和收入可能变动很大。①仅够勉强维持生活的总产量没有富余应付过
于频繁的意外事故，也无法不年复一年地担心一家人的温饱。甚至这个“值
得赞扬的成绩”也需要某种解释。
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仔细考察了与每一种主要作物有关的技术以及
农具的发展，给人以深刻印象地指出，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是清代农业实践
的继续，仅略有改进。②在整个民国时代，可以看到改良种子和开发较好的农
业技术的零星尝试。例如，从　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２７　年，在各省建立了　２５１　个农事试
验场。③南京政府的工商部和后来的农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也都鼓励农业
研究和农艺学知识的推广。④不过，这些尝试的规模很小，而且缺乏地方政府
的支持。
表　１２　和表　１３　所示　２０　世纪头几十年农业总产量的缓慢增长，主要不是改
良种子、肥料或增加灌溉和治水的结果。从　１９１３　年至　３０　年代期间，耕地面
积的扩大有　７０％发生在满洲，特别是由于增加了大豆以及高粱和其他供人口




① 这些是包括满洲在内的整个中国的数字。关于华北，见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177—206　页；
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诸问题》中概括了许多地方研究，见该书　I，第　3—148　页。
② 关于稻米、小麦和面粉的进口，见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第　32—34
页。巫宝三：《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
③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第　274—275　页。
① 天野元之助：《论中国的农业经济》（以后简称《农业经济》），2，第　696—698　页，开了一张单子，
列出　1912—1931　年间的内战、洪水、干旱、瘟疫和受影响的省份。又见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
第　13—20　页，关于　1904—1929　年期间的“灾害”及所在地。
②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第　389—423　页，例如，关于水稻技术。F。H。金：《四千年的农民》
对　20　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久不变的农业”作了生动的描述。
　
③
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82页。这套资料的第1册，李文治编，包括1840—1911 　
年；第　2　册和第　3　册，章有义编，分别包括　1912—1927　年和　1927—1937　年。
④ 拉蒙？H。迈尔斯：《土地政策与农业改造：大陆中国和台湾，1895—1954　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
化研究所学报》，3。2（1970　年），第　532—535　页。



消费的谷物的面积，人口从　１９１０　年的　１８００　万上升到　１９４０　年的　３８００　万。　①
这样，使用“传统”技术的满洲农业的大面积耕种的发展，在农业总产量的
增长中占一个很大的份额。在江苏、湖北、云南和四川，耕地面积也有小的
增长，但其中绝大部分产量的增长是由于在一些地区采用了以前未使用的最
好的传统耕作方法。现有农田增产的部分（也许是大部分）来自投入更多的
劳动。
在　３０　年代初的不景气到来之前，中国农户对持续增长的出口需求、有利
的价格趋势和可以得到的城市非农业就业机会的反应，既促进了满洲边疆的
开发，也促进和加强了对传统技术的使用。结果增加的农业产量，从统计上
讲足够供养中国的人口，因为人口增长率不大——年均不到　１％。缓慢的增
长率是由于相对的高出生率和高而波动的死亡率的结合，这反映了普遍的低
生活水平、不良的公共卫生条件和对天灾人祸缺乏抵抗力。农业产量被认为
充足，只不过因为普通中国人依旧很穷，人口增长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制
约。在这些悲惨的限制内，出口和城市部分的工业对商品作物的需求，允许
某种程度的向获得较高单位面积收入的作物生产的转移，特别是在较小的农
场。
直到　１９３１　年，价格对农民都有利（见表　１４）。２０　世纪头　３０　年的总的趋
势是上升的——农产品价格、农民购买的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在内的商
品、地价、农场工资和税收通通增长了。尽管在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农产品和
工业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有波动，但在　２０　年代，条件对农业愈来愈有利，表
明农民得到的价格比他付出的价格上升得甚至更快。在　１９１３—１９３１　年间，农
产品价格上升了　１１６％（如果我们用表　１４　中卜凯的指数），而农民所付的价
格上升了　１０８％。在同一时期，地价上升　６３％，农场工资上升　７５％，田赋上
升　６７％。在华北，工资有落在物价后面
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地价、农场工资、土地税指数，
表　１４　　　　１９１３—１９３７　年（１９２６　年＝１００）


























① 埃克斯坦、赵冈和约翰？张：《满洲的经济发展》，第　240—251　页。









（１）农产品，








（１）÷　所　有
工　业　品　的






（　２　）贸易条件


（１）÷u28040X费









（１）　÷　农　民









（４）　农


年份
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批发价格
天津
６１
５８
５８
６１
７０
６４
５９
７７

上海 中国*
５８
５９
６１
６５
６９
６９
６９
８０
品批发价
天津
８２
７８
７４
７２
７７
６７
６１
７６


上海
批发价格
天津
８６
８３
８１
８１
８３
７４
６３
７９


上海
所付价格
中国*
８９
９２
９０
９２
９１
８７
８４
９４
（３）地价
卜凯 中央农业实验所
６３
６６
６８
７２
７５
７７
８１
８５
场工资 （５）土地税


７２ ７９
７４ ８０
７７ ８４
８０ ８６
８３ ８３
８６ ８４
８８ ８６
８９ ８７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２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４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７８
７５
８２
８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０３
７５
８６
９２
９２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３
９５
９０
９２
９８
９７
１０２
１００
９５
１０６
７７
７８
８４
９０
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０１
９７
６６
８３
８６
９２
９４
１００
９２
９２
８０
７５
８３
９０
１０２
１００
９８
９４
７６
９０
９１
９４
９５
１００
９８
９２
１０２
１０１
１０３
９６
１０１
１００
９２
９７
８７
８９
９２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６
９１
９３
９５
９５
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１２
８６
８６
８８
８９
９２
１００
１０９
１１８






续表









（１）农　产　品　，








（１）÷u25152X有
工　业　品　的






（２）贸易条件
（１）÷u28040X
费　品　批








（１）　÷　农
民　所　付









（４）　农
批发价格
批发价格
发价格
价格
（３）地价
场工资 （５）土地税
年份
１９２９
天津
１０７
上海 中国*
９９ １２７
天津
９６
上海 天津 上海 中国*
９４ ９４ ９６ １０８
卜凯 中央农业实验所
１００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
１０７
９６
９０
７３
６４
８２
１０２
１１３
１０６
９５
９４
８６
８３
１０２
１２５
１１６
１０３
９０
７２
７３
６４
６０
７９
８７
９８
８０
７９
８４
８３
８３
９１
１０６
８１
７０
６９
６１
５９
７５
８２
１０１
８２
８０
８６
８４
８２
９１
１０８
９９
８６
８１
９９
１０３
９３
（１９３１＝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５
８９
８２
８１
８４
１２４
１２６
１４０
１３２





＊１５　省　３６　县　３７　地区
资料来源：（１）和（２）：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１９１３　年—１９５２　年南开
指数资料汇编》，第　１２—１３　页；《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　１３５
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　２２　省，１６８　地区，１６７８６　田场及　３８２５６　农
家之研究（１９２９—１９３３）》，第　１４９—１５０　页。
（３）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　１６８—１６９　页；《农情报告》，
７．４（１９３９　年　４　月），第　４７　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
料》，３，第　７０８—７１０　页。
（４）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　１５１　页。
（５）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　１６７　页。

的倾向，但在南方的水稻产区则更紧地跟上物价，表明华南对劳动力有更大
的需求和有相对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什么地方物价走在工资的前面，农民
雇用劳动力就明显地更为有利，因为他从他的作物得到了较高的价格。在这
２０　年中，地价和田赋增加得最少。看来田赋的实际负担同它的货币负担相
反，在这普遍涨价的几十年中下降了。
不过，从　１９３１　年直到　１９３５　年复苏开始，并继续进入　１９３６　年，中国农民
经受了一次收入的急剧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明显逆转。产生这些后果，一方面
是由于世界性萧条引起的出口市场收缩（由于银价在　１９３１　年以前继续下跌，
萧条的影响在中国推迟了），一方面是由于从　１９３１　年起银的黄金价格上升，
引起中国白银外流，而银价上升首先是由于英国、日本和美国放弃金本位，
然后是由于　１９３４　年的美国白银法案。在这个物价急剧下降的时期，农民的固
定成本和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倾向于比标准的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少一些，后者
首先下跌，并跌得非常快。农民对萧条的反应是明显地趋向于缩减商品作物
的生产，恢复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①１９３１　年后，由于城市的劳动力返回农
村地区，对农民特别是小农的家庭收入至关重要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可能也
有暂时的下降。②关于农场工资的数据资料是零星的，但工资的下降可能比农
产品价格的下降少。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４　年期间，田赋平均增加　８—１０％（然后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期间下降），而地价从　１９３１　年起下降，这表明在萧条中农民
的实际税收负担有增加。③从农村地区向上海和其他城市的白银流出，使农民
更难于得到贷款。总之，农业部门在以前长期通货膨胀阶段的一些收益，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５　年间丧失了。到　１９３６　年，农产品价格和商品作物产量都在恢复，
但不久日本人在　１９３７　年的入侵和全面战争引出了新的问题。
首先是直到　１９３１　年有利的价格上升，接着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价格急剧下
降了几乎　２５％，这使许多农户受到影响，受影响的程度则视农业的商业化和
卷入市场交易的程度而定。珀金斯曾估计，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农产品的
２０—３０％在当地出售，另外　１０％运到城市地区，３％出口。同　１９１０　年以前比
较，后两类分别增长　５—７％和　１—２％。章有义编的定性数据资料也证实了
２０　世纪商业化的增强，尽管他的初衷是为了说明本国和外国帝国主义商人的


① 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　476—480、622—641　页。
② 同上书，3，第　480—485　页。
③ 《农情报告》，7。4（1939　年　4　月），第　49—50　页，见李文治编：《农业史》，3，第　708—710　页。



活动给中国农民带来有害后果。①但是，在比较商业化的长江流域各省以外的
地区，除了有商业头脑的富农，大多数农民跟市场仍然只有最低限度的联系。
如果我们记得商品作物（绝大部分在市场上出售）在　３０　年代占农产品的　１７
％，那么珀金斯对商业化程度的估计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即粮食作物产量
的　１／４　弱是农民卖的，并大多是在地方集市上卖的，不大受国际价格趋势的
影响。甚至在湖南主要的稻米市场和中国最大的市场之一的长沙，３０　年代的
价格波动主要只同本省的收成和地方政治形势有关。对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人
来说，全国物价平均下降　２５％意味着实际收入的下降比这少得多，可能只有
５％。就是说，萧条的影响——和其他价格变化，上升或下降——对中国的内
地省份来说，也许还比不上不可避免的气候波动造成的灾难。
中国的农业养活中国的人民，甚至在最低限度的消费水平之上产生一个
小小的“盈余”。总的说来，按照最终用途，食物消费相当于国内支出的　６０
％，而个人总消费占　９０％以上，留下几乎无足轻重的数目用于公共服务、政
府消费和投资。①正如表　１２　所列人均农业产值　３８—３９　元所表明的，这明显地
依旧是一种“贫穷的”经济，人口的大多数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中国粮食的亩产量用国际标准衡量决不算低。例如，稻米
略高于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比　３０　年代的日本低　３０％——是印度和泰国
的两倍或三倍。小麦产量同美国差不多。不过，一个农民工作一年的平均产
量在　２０　年代的中国只有　１４００　公斤；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　２００００　公斤——
高出　１４　倍。②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是：４／５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这一产业
技术和组织上的特点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增值明显地低于发达的经济和中国
经济的现代部门。
克服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障碍，也许是私营部分或北京政府和南京
政府未能集中和分配资金、资源和技术——这是重要的和继续不断的新投资
所需要的。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国本土的年投资总额大概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　５
％。由于政治领导软弱、中国的继续分裂和战争与内战的迫切需要，农业部
门没有能力满足城市对食物和原材料需求的任何大的提高，或增加出口以换
取工厂和机器等主要的新进口货物。这对结构改变的缓慢起了一份作用。剩
下的一个办法是对缓慢增长的农业部门实行“强制储蓄”，但这对软弱的国
民政府来说是行不通的。
对中国在　１９４９　年之前未能工业化，特别是农业没有达到重大的增长，无
论是“分产主义的”或“技术的”分析都不能自圆其说。技术的或“折衷主
义的”观点拒绝把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看成是农业部门的主要问题，而像我
在前面认为的那样，断定在　１９３７　年以前，总的来看农业的成绩是值得赞扬
的。甚至把增长的被抑制归因于得不到适当的投入——特别是改进技术——
而不是制度的僵化。①
分产主义观点强调，不平均的土地所有权、租佃、农村债务、不公平的


①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　136　页；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　131—300　页；张人
价：《湖南的稻米》（译自湖南省经济研究所　1936　年报告），第　87—113　页。
①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　68　页，表　10。
②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　35—36　页；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　406—407　页；卜
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281—282　页。
① 见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到处可见。



税收，以及所谓垄断的和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对假定的农业萧条与日益贫
困起了一份作用。它断定，土地的使用权缺乏保证、高地租和地主与佃户之
间的单方面关系，造成一种情况，它对进行纯农业投资既缺乏刺激又缺乏财
力。②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分产主义学派把中国“持续的农村萧条”归因于“土
地耕种者的收入和土地的非生产性支出被各种寄生虫吸走，他们靠农村盈余
生活但对它却毫无贡献。③
纯粹的技术分析至少有两个潜在的困难。由于它所列举的农业的不大增
长，它可能忽视人均产量和收入的极端低的绝对水平，从而低估了需要改进
的迫切性。更重要的是，相信调整（比如通过引进改进了的技术调整农业的
生产能力）可以在一定的平衡内进行，这种看法可能显得不顾传统。但是，
制度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能在任何适当的时间内进行重大的新投入，这在
中华民国确实成问题。
同样，许多缺点削弱了纯粹分产主义的分析。首先，被认为日益加深的
贫困化，在几十年中没有得到任何对农业部门的全面研究的支持。个别农民、
地方，甚至较大的地区遭受时间长短不一的严重困难，是无可置疑的。但这
并不证明现存农业制度不能在低与不变的人均产量和收入水平上支持它本
身，只要人口的增长仍然低。支持多久可能是个有根据的疑问——犹如从理
应如此的愿望出发的道德问题。但在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之间的破坏年代之前，百
年一遇的破坏证据不足。
还有一个关于农业创造的“盈余”部分的问题，它潜在地可以用作生产
投资。维克托？利皮特把农村盈余等同于土地所有者得到的财产收入（主要
是地租）加上自耕农所纳的税，在他之后，卡尔？里斯金发现，１９３３　年的农
村实际总盈余等于国内净产值的　１９％。（假定实际总盈余为国内净产值的
２７．２％，他估计非农业部门创造的盈余占国内净产值的　８．２％。）①扣除投资、
公共服务和可归入农村盈余的政府消费部分后（１９３３　年这些用途占总数为国
内净产值的　５．８％中的　４％），再假定　１５％的国内净产值被农村中有权势的
人物用于奢侈消费。②的确，有一部分被“投资”于不动产，或再借给农民借
贷者，但其他部分则被储存起来了。假定除大众消费外相当于国内净产值　１５
％的农村盈余可用于再分配——这一假定的主要困难在于无论是利皮特、里
斯金，还是我都没有任何有用的定量资料用以估计盈余的这种种可供选择的
用途的重要性。例如，如果地主购买农田和城市不动产，积蓄金银，借给农
民的消费贷款数目巨大，这实际上是把地主收入的一部分引向农民消费的“再
循环”。在一定时期，这些都不是消费的直接负担，虽然从长远来说它们也
许可能增加个别地主对国民收入的一份权利。只有富人的惹人注目的消费，
特别是他们在进口奢侈品上的花费，才是一种“消耗性”支出，是一种对国
内产值的直接耗费，因为它就这样地损耗了本来可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外
汇资源。


② 罗伯特？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江苏省》，第　50　页。阿什自己也对更“纯
的经济因素”予以一定重视。但是，他的研究在估计　20　世纪江苏农业投资的程度和来源时，似不足以令人
信服。
③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盈余和停滞》，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　57　页。
①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盈余和停滞》，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　57　页。
② 同上，第　68、74、77—81　页；维克托？利皮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第　36—94　页。



当然，后来人民共和国头十年的农业经验应当足以证明，虽则实质性的
社会变化可能是产量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但那远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即
使　１９５８　年后更加强调对农业投资，中国的农业产量仍然落在后面。供给更好
的原种、充分的肥料和水、最适作物的模式和在劳动力短缺的关键地方实现
机械化等问题，都不是容易解决的。总之，２０　世纪头　７５　年的全部经验表明，
只有制度上的改革和先进技术的大量投入，中国的农业问题才能解决。
如果民国时期的农业组织缓和了独裁政权的强制储蓄对中国农村的冲
击，这是因为对一个农民的命运会比他的父辈和祖辈稍许好一点已不存任何
希望。换句话说，如果　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国农村中的农民－地主－政府关系再分配
的效应，对农民不是普遍认为的那么繁重的话，那么从长远看这种关系在产
量上的效应对整个经济来说是趋向衰减的。土地占有权、农村高利贷和递减
的税制是自然出现的问题，围绕它们，人的感情可以被动员起来，去推翻一
个让人看不到改善的前景的社会制度。
我们对人口（１９１２　年　４．３　亿，３０　年代　５　亿）和耕地面积（１３．５６　亿亩和
１４．７１　亿亩）所使用的估计，表明在　２０　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人均耕地面积从
３．１５　亩降到　２．９４　亩。卜凯的调查收集到的资料也表明，从　１８７０　到　１９３３　年，
普通农场的规模缩小了。①虽然根据的是不同的资料，用的是不同的方法，但
两种估计很接近——卜凯：１９１０　年一户　２．６２　英亩（作物面积，１　亩＝０．１６７
英亩）；１９３３　年，２．２７　英亩。珀金斯（假定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１９１３
年，２．６　英亩；３０　年代，２．４　英亩。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经营的农场的规模分类，
见表　１６（３）。在南方省份（卜凯的“水稻地带”），平均耕作单位大体上
趋向于比北方（“小麦地带”）的小。在所有的地区，家庭人口与农场规模
之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相互关系，表明高人口密度促使土地价格变得如此之
高，农民只有以一种过多地使用劳动力的方式去经营它才值得。因此，当家
庭成员少的时候，农场规模也小。
农场趋向于分裂成几处不相连接的小块土地，这个事实增加了小型耕作
的不经济方面，这基本上是中国继承制中缺乏长子继承权的结果。相当多的
土地被浪费在地界上，过多的劳动时间被用于从一小块土地走到另一小块土
地，灌溉则更加困难。卜凯的平均数是每个农场　６　小块；其他作者的数字从
５　小块到　４０　小块。
尽管中国农民曾经灵巧地开发传统农业技术到了可能性的极限，但是　１９
和　２０　世纪在种子、工具、肥料、农药等方面的进展很少传入中国农村。投资
农业是以压倒优势投资土地。人力比畜力更为重要，农具——许多世纪以来
很少改变——则要适合人力。每英亩土地上人力的利用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别
的国家更密集，虽然自相矛盾的是，除去高峰时期如播种或收获季节以外，
个体劳动力没有被集中使用。年龄从　１６　至　６０　的农村男人当中，参加全日工
作的只有　３５％，５８％参加非全日工作。部分多余劳动力从事副业，通常是家
庭手工业，它为这样做的农户提供收入的　１４％。①
本节开头扼要讲述的农业产品的种类与数量，是千百万农户精心分配他
们的人力物力资源和运用他们的农业技术的结果。这些家庭农场的土地面积
将近一半不到　１０　亩（１．６　英亩），８０％小于　３０　亩（５　英亩）。不过，有必要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269—270　页。
① 同上书，第　181—185、294、297　页。



区别耕作单位和所有权单位，探索实际租佃对农业产量和个别农户的影响。
表　１５　农村地权的分配，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１６　省）

所有土地

业　　　　户

所有总面积

每户平均所
面积（亩）
＜　５
５　—　９．９
１０　—　１４．９
１５　—　１９．９
２０　—　２９．９
３０　—　４９．９
５０　—　６９．９
７０　—　９９．９
１００　—　１４９．９
１５０　—　１９９．９
２００　—　２９９．９
３００　—　４９９．９
５００　—　９９９．９
＞　１　，　０００


总计
户数
４６１１２８
３１０６１６
１７０６０４
１０３４６８
１０６３９９
８０３３３
２８０９４
１７０２９
９３４９
３１４６
２５８７
１３６８
６７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