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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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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３９９
８０３３３
２８０９４
１７０２９
９３４９
３１４６
２５８７
１３６８
６７４
１９６
──
１２９５００１
％
３５．６１
２３．９９
１３．１７
７．９９
８．２２
６．２０
２．１７
１．３２
０．７２
０．２４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２
──
１００．００
亩数
１２１７
２２４５
２０９０
１８０２
２５８９
３０５３
１６４６
１４０８
１１２４
５１４
６２３
５１８
４５３
３４４
──
１９６５０
％
６．２１
１１．４２
１０．６３
９．１７
１３．１７
１５．５４
８．３８
７．１６
５．７１
２．７６
３．１７
２．６３
２．３０
１．７５
──
１００．００
有土地（亩）
２．６４
７．２３
１２．２５
１７．４２
２４．３３
３８．０１
５８．５９
８２．６１
１２０．２１
１７１．９７
２４０．９５
３７８．４０
６７１．８７
１７５２．６０
──
１５．１７
＊包括的省份：察哈尔、绥远、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
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３２ 页。
在 ３０ 年代有多少土地出租？举例说，卜凯估计私人农场的土地有 ２８．７
％租给了佃农〔表 １６（２）〕。如果农田的 ６．７％为公有（公田、官田、学田、
庙田、祭田、屯田和义田）并几乎全部出租，加上这个数字后，看来有总数
为 ３５．５％的农田租给了佃农。①人民共和国初年土地改革过程中重新分配土
地的数量资料，证实了这种估计——占 １９５２ 年耕地面积的 ４２—４４％。②比例
超过 ３５．５％，这也许表明在土地改革的热潮中“富农”的土地也和地主的土
地一样被没收了。
中国的地权很不平均，但比起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来，也许还要好
一些。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全国土地委员会和财政部、内政部的指导下，
对 １６ 个省，不包括满洲，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查，得到关于 ３０ 年代最好的数
据（见表 １５）。这些数字中有某种向下的倾向，这是因为包括的资料仅仅是
关于实际住在所调查的土地上的地主的。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这次调查所涉及的
１，２９５，００１ 户自耕农，平均保有土地 １５．１７ 亩（２．５ 英亩）。但在被调查的
① 同上书，第 193—196 页。
②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 87、89 页；利皮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第 95 页；肯
尼思？R。沃克：《中国的农业规划：社会主义化与私人部分，1956—1962 年》，第 5 页。
农户中，有 ７３％拥有土地 １５ 亩或 １５ 亩以下，只占土地总面积的 ２８％，而 ５
％的农户拥有土地 ５０ 亩或 ５０ 亩以上，占土地总面积的 ３４％。大地产很少是
由所有者自己耕种的；雇用劳动力的商业性农业更属罕见。土地一般是出租
给佃户，或者由地主耕种一部分（使用他的家庭劳动力还是雇用劳动力则视
地产的大小和地主的社会地位而定），余下的出租。在 ２０ 世纪，由于内地许
多地方的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有愈来愈多的地主离开农村乡镇而寻求城市
的保护。他们通常只保留对地产的财务上的兴趣，而把监督佃户和收租的事
委托给地方上的代理人（如长江流域的租栈），后者常常从“压榨”当事人
中捞到更多的好处。①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这种做法把新的严酷引进了农
村阶级关系——它从来不是田园诗的主题，即使地主是孔夫子最好的信徒也
罢，但比起处在市场无情的压力下，也许多一点个性与人情。
珀金斯提出，在 ３０ 年代有 ３／４ 的土地出租者是在外地主，其中大多数是
通过务农以外的途径致富的。换句话说，在中国有些地方，土地是有钱的商
人和其他人的一种投资，这些地方的资本收益报酬率不错，因为已经稳固的
谷物市场依靠的是廉价的水路运输，这些地方就是比较城市化和商业化的长
江流域和南方。②表 １６（５）的数据表明各省地租占地价的百分数与租佃发生
率之间的大致关系。贵州在西南有些特别，有如北方的山东。以前者的情况
来说，也许跟其他一些比较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一样，高租佃率的基础可能在
于“封建的”地主－佃户关系（劳役、苛捐杂税、更牢固的控制）的持久性，
而不在于土地严格的商业收益。③在总的租佃率低的山东，地权收益高，这也
许是由于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员为山东每亩土地的“平均”价格所挑选的
数字所致。④
关于中华民国租佃情况的估计，很不一致，当然，地方差别很大，但总
的看来，约有 ５０％的农民牵涉进地主－佃户关系——约 ３０％为佃农，他们租
种全部土地；２０％以上为自耕农兼佃
３０ 年代的租佃情况、租佃面积、
表 １６ 农场规模、地租形态和租率（２２ 省、不包括满洲）
① 见村松祐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的研究》，第 47—237、391—636 页；和《中国清末
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的纪实研究》，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9。3（1966 年），第 566—599 页。
②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 92—98 页。
③ 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 43 页，发现河南、四川、贵州、云南的劳役地租负担最高，根据的是
不包括满洲在内的 22 省 1520 处的报告。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 年》，第 462—463 页，列出 1933 年山东的地价与浙江大
致一样；但中央农业实验所提供的 1934 年山东的地价比浙江低 1/3。
（１）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的百分数
中央农业实验所，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 年平均数
卜凯，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３ 年
１９３６ 年
自耕农
调查地
自耕农
省别 报告县数 自耕农 兼佃农
西 北
佃农
区数
自耕农 兼佃农
佃农
察哈尔 （１０）
３９
２６
３５
—
—
—
—
绥远
宁夏
青海
甘肃
陕西
北
山西
河北
山东
河南
东
江苏
安徽
浙江
中
湖北
湖南
江西
东南
福建
广东
广西
西南
贵州
云南
四川
全国平
均（不包
括满洲）
续表
（１３）
（５）
（８）
（２９）
（４９）
（９０）
（１２６）
（１００）
（８９）
（５６）
（４１）
（６２）
（４８）
（４１）
（５７）
（４２）
（５５）
（５０）
（２３）
（３９）
（３７）
（１１２０）
５６
６２
５５
５９
５５
６２
６８
７１
５６
４１
３４
２１
３１
２５
２８
２６
２１
３３
３２
３４
２４
４６
１８
１１
２４
１９
２２
２１
２０
１７
２２
２６
２２
３２
２９
２７
３１
３２
２７
２７
２５
２８
２０
２４
２６
２７
２１
２２
２３
１７
１２
１２
２２
３３（６）
４４
４７
４０
４８
４１
４２
５２
４０
４３
３８
５６
３０
—
（１）
（２）
（６）
（２０）
（４）
（６）
（１５）
（８）
３１
（２）
（１４）
（５）
（１３）
（７）
（１）
（１３）
—
（６）
（８）
（３）
（１４０）
—
９６
２０
５８
６８
３８
７１
７２
５８
２３
３５
２９
３５
１６
３３
３０
１６
—
２５
４９
２７
４４
—
１
８
１６
１５
３８
１７
１８
２３
４６
１３
２０
３１
２７
３５
５５
３５
—
２２
２７
１５
２３
—
３
７２
２６
１７
２４
１２
１０
１９
５２
５１
３４
５７
３２
１５
４９
—
５３
２４
５８
３３
（２）租佃面积占农场面
积的百分数
全国土地
（３）各种规模的农场的
百分数， １９３４ — １９３５ 年
（亩）
省别
西 北
委员会
卜凯 ＜ １０
１０ — ２９．９ ３０ — ４９．９ ５０ — ９９．９ ＞ １００
察哈尔
绥远
宁夏
青海
甘肃
陕西
北
山西
１０．２
８．７
—
— ９．５
—
１６．６
—
—
５．０
０．５
—
９．１
１７．４
１５．８
１．４
９．３
—
—
—
３８．７
１６．９
７．９
３３．３
—
—
—
３５．９
４１．０
２．２
１６．２
—
—
—
１２．８
２０．３
８．９
１８．４
—
—
—
１０．１
１６．１
７９．６
２２．８
—
—
２．５
５．７
河北
山东
１２．９ ９．８ ４０．０
１２．６ ９．８
４１．４
４９．７
１０．８
３８．５
６．１
７．９
１．７
３．３
０．６
河南
东
江苏
安徽
浙江
中
湖北
湖南
江西
东 南
福建
广东
广西
西 南
贵州
云南
四川
全国平均（不
包括满洲）
续表
２７．３
４２．３
５２．６
５１．３
２７．９
４７．８
４３．１
３９．３
３６．９
２１．２
—
—
—
３０．７
１９．７
３３．３
５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２
３６．６
５１．４
５５．７
５９．６
２６．０
２５．８
２７．６
５２．４
２８．７
４７．９
５２．３
４７．０
６７．０
６０．４
５６．５
５４．２
７１．８
８７．４
５１．１
—
—
—
４７．０
３４．６
３８．１
３８．２
２７．８
３２．０
３３．４
４１．６
２４．８
１２．３
３７．７
—
—
—
３２．４
９．５
５．８
９．６
３．５
５．５
６．３
３．７
２．５
０．３
７．２
—
—
—
７．８
６．２
２．５
４．５
１．４
１．８
３．１
０．５
０．８
＊
３．０
—
—
—
５．４
１．８
１．３
０．７
０．３
０．２
０．８
＊
０．１
—
０．９
—
—
—
７．４
省别
西 北
（４）各类地租形态
的百分数， １９３４ 年
钱租 物租
分租
（５）租额占地价的
百分数， １９３４ 年
钱租 物租
物租与分
租占收益
的百分数，
分租 １９３４ 年
察哈尔
绥远
宁夏
青海
甘肃
陕西
北
山西
河北
山东
河南
东
江苏
安徽
浙江
中
湖北
湖南
江西
东 南
福建
广东
广西
西 南
贵州
云南
四川
全 国 平 均
（不包括满洲）
１９
３１
４６
１１
１４
１５
２７
５２
３０
１７
２８
１４
２７
２０
８
７
１９
２４
６
１０
１４
２６
２１
５１
２３
１９
５４
５１
９
４５
２２
３１
３９
５３
５３
６６
５８
７４
８０
５６
５８
６５
４０
６１
５８
５１
３０
４６
３５
３５
３５
２６
２７
２６
３９
４４
１９
３３
７
２２
１８
１３
２５
１８
２９
５０
２５
１６
２８
２．９
６．４
—
—
１１．４
１０．１
６．２
７．３
１６．０
—
８．７
９．４
９．６
８．３
１７．４
１９．２
１７．８
１７．０
—
６．２
１３．９
１１．４
１１．０
４．４
１４．４
—
—
１２．０
１３．０
５．９
７．６
１８．８
—
７．８
９．４
１０．３
６．８
１７．４
１８．１
１９．９
１９．０
—
１３．４
１６．６
１４．５
１２．９
６．９
１２．０
—
—
１３．７
１２．６
６．２
８．１
２０．８
—
１２．８
１６．４
１３．２
１３．６
２８．５
３６．８
２１．０
１５．４
—
１２．１
１６．８
１６．９
１４．１
３７．５
—
３０．９
４１．１
５０．１
４９．１
４６．５
４９．５
４０．３
４０．４
４２．４
３８．６
４４．２
４２．６
４４．７
４２．５
４３．１
５１．４
４３．４
４９．１
４３．３
＊ 少于 ０．０５％
资料来源：
（１）《农情报告》，５．１２（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第 ３３０ 页，载李文治和叶
孔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３，第 ７２８—７３０ 页。卜凯：《中国土地
利用，统计资料》，第 ５７—５９ 页。
（２）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 ５５—５６ 页。全国土地委
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３７ 页。
（３）《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２６—２７ 页。
（４）《农情报告》，３．４（１９３５ 年 ４ 月），第 ９０ 页，载国民政府主计
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４３ 页。
（５）《农情报告》，３．６（１９３５ 年 ６ 月），载《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
析》，第 ７９ 页。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 ９４—９５ 页。
农，他们租种部分土地。表 １６（１）列出 ３０ 年代各省租佃率的两种估计，它
们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别，但都清楚地表明，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种植水稻的
省份纯租佃发生率比种植小麦的北方各省高得多。①这些省的数据常常掩盖了
省内由于地区、土质、商业化程度和历史积累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少地方性差
异。②还应当指出，类别中的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的顺序在经济上不
一定是每况愈下。例如，表 １７ 所示全国土地委员会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调查中较
为复杂一些的分类就告诫我们，表 １６（１）中的“自耕农兼佃农”这个名目，
把从租种 １％土地的地主到租种 ９５％土地的贫农之间的每一种情况都包括进
去了。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人口压力较小，农场较大，大都是
自耕农，但在家庭收入方面并不比他们在广东的佃农兄弟更好。租佃与经济
进步也不是不相容：比如在美国，农场经营者的百分比从 １８７９ 年的
各类地权形态户的百分数
表 １７ （１６ 省 １７４５３４４ 户，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
地主
地主兼自耕农
地主兼自耕农兼佃农
地主兼佃农
自耕农
自耕农兼佃农
佃农
佃农兼雇农
雇农
其他
２．０５
３．１５
０．４７
０．１１
４７．６１
２０．８１
１５．７８
０．０２
１．５７
８．４３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３５ 页。
２５．６％增加到 １９４５ 年的 ３４．５％，他们都是佃农。
几乎不存在关于变化着的租佃发生率的可靠历史资料。将地方上的观察
家、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编纂的估计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估
① 在表 16（1）中，我用了从卜凯的“农业调查”而不是他的“田场调查”中通常被引证的百分比导出的
可供选择的估计。后者显然太低，一方面由于他的实例对南方各省的重视不够，另方面由于调查的性质使
得比较容易接近的地区支配了数据。
② 关于江苏的地区差异，见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第 11—22 页；关于山东与河北，见迈尔斯：
《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234—240 页。
计相比较，表明各地租佃率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总的来看没有重大的变化。①
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仅仅表明有微小的变化。（租种全部土地的农户，从
１９１２ 年的 ２８％增加到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的 ３０％），这也许没有多大意义，因为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的数据是用通常的通信调查获得的，参加者是成千志愿的作物
报告者，其中许多是乡村教师，而关于 １９１２ 年的数据则纯属推测。②拉蒙？迈
尔斯把山东 ２２ 县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与它们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相比较，揭示佃
户的百分数在 １３ 个县下降，在 ９ 个县上升。①河南、安徽、江苏和湖北 １９１３、
１９２３ 和 １９３４ 年的比较数据，表明没有重大变化：佃农从 ３９％增加到 ４１％，
自耕农兼佃农从 ２７％增加到 ２８％，而自耕农则从 ３４％降到 ３１％。②
与其他价格相比，上涨较慢的地价如表 １４ 所示，这可能意味着对土地的
需求比较疲软，原因是 ２０ 年代的局势相对地不稳定，正如卜凯说的，“反地
主运动……减低土地需求，甚其使有产之人出售其产”。③最后，如前面指出
的，人民共和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分配的耕地数量——尽管是在 １２ 年的战争与
内战之后——接近 ３０ 年代中期地主控制的耕地数量。我们也许可以断定，虽
然土地的买卖照常进行，但有的地区租佃率高有的地区租佃率低这个基本模
式（主要由于有差别的地主经济收益，但在最落后的地区也由于“超经济”
劳役和其他苛捐杂税的持续性），在民国时期没有重大变化。
佃农的地位牢靠吗？总的看，在 ２０ 世纪也许不十分牢靠。对 １９２４—１９３４
年间 ８ 省 ９３ 县的大致比较，表明年租的百分比略有增加，３ 至 １０ 年的租约
没有变化，１０ 至 ２０ 年的租约和永佃租额略有下降。④例如，１９３０ 年的土地法
包含这样一条，大意说，佃户有权不定期地延长租约，除非地主在租约满期
后将土地收回自种，这表示承认有农民租地不牢靠的问题。没有作出努力去
实施这条法律，因而使用权不牢靠无疑继续成为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农村的
财产观念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永佃”制（它明确区分佃户的“田面权”
和地主的“田底权”）逐渐消失了。永佃权被不那么永久的租约所代替。年
租约的不牢靠把农民置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使地主能够以押租（作为对付不
交租的担保）的形式把额外的负担和更高的租额强加给佃户。
但这些趋势来得很慢。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上面
提到的 ８ 省中较长租约（包括永佃权）的发生率与租佃百分数之间持续的成
正比的关系。全国土地委员会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的调查也发现，在租佃率高的江
苏、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盛行。①尽管佃户如果彻底拥有他们所耕种
的土地对他们改进土地会有更大的刺激，但佃户和地主的长远经济利益在租
佃率高的地区看来是足够长期的租约的结果，因此，佃户为了增加生产力而
向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投资的刺激，并未完全受阻。
内政部 １９３２ 年对 ８４９ 县所做的调查，发现押租制在 ２２０ 县流行（占 ２６
① 乔治？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与农村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23（1889 年），
第 59—117 页。
② 《农情报告》，5。12（1937 年 12 月），第 330 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史》，3，第 728—730 页。
①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223 页。
② 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1，第 299 页。
③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333 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59 页。
①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大纲》，第 46 页。
％），在另外 ６０ 县有这种现象。②地租的缴纳主要有三种形态：钱租，物租
和分租。中央农业实验所 １９３４ 年的调查说，有 ５０．７％的佃户缴纳固定数额
的主要作物，２８．１％是分租制佃户，２１．２％缴纳固定数额的钱租；见表 １６
（４）。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土地调查中可以比较的数据是：物租 ６０．０１％；钱租
２４．６２％；分租 １４．９９％；力租 ０．２４％；其他 ０．１４％。③在 ２０ 世纪，钱租的
发生率多半增加很慢。④
大体上，如表 １６（５）所示，分租的负担（根据地主供给种子、工具和
牲口的程度而定，一般等于地价的 １４．１％）略大于物租（１２．９％），物租则
大于钱租（１１．０％）。在佃户自备种子、肥料和牲口的情况下，定额的和分
租的物租额平均占收益的 ４３．３％。国民党把物租额限制在收益的 ３７．５％的政
策的失败，是明摆着的。
不论用什么形式缴纳，也不论从绝对数字或与地价的比例关系看，华南
的租额比华北高出许多——但土地的亩产量也是这样。除华北和西南的贵州
外，定额物租制是主要的地租形态，在租佃发生率最高的 ５ 省（安徽、浙江、
湖南、广东、四川）占租约的 ６２％，但在租佃率最低的 ５ 省（陕西、山西、
河北、山东、河南）仅占 ３９％。在这种租约下，佃户向地主缴纳定额的谷物，
而不论收成的好坏（在灾难性的坏年头可能有所减少或展期）。当与较长期
的租约（在种植水稻的高租佃率省份这更普遍）相结合时，定额物租使佃户
可以从通过劳动和投资改进生产力中得到好处，从而比分租制对增加产量有
更大的刺激。分租制在租佃率低的华北 ５ 省（占 ３２％）比在租佃率高的 ５ 省
（占 １８％）更普遍，那里的押租也少。北方的租约条件与南方相比，较少鼓
励农民为改进土地投资，但租佃在北方也不如南方普遍。
上述省一级的定量研究，没有充分涉及个别佃户的命运，或各地极其多
样的做法，或租佃制的这些显然合理的方面能够促进增产的限度。特定地区
与特定时期的真正农民佃户，实现足够的家庭收入到什么程度才进行增加他
们的总产量的改进，只有通过详细的地方研究（如拉蒙？迈尔斯之研究河北
和山东，罗伯特？阿什之研究江苏）才能确定；前者的研究结果是肯定的，
后者是否定的。
上述土地占有和耕种的模式，与跟农业有关的信贷结构、市场销售和赋
税有密切联系。由于农业是一种周转慢的行业，中国的小农跟别的国家的小
农一样，常常是不借贷就不能度过播种与收获之间的那段时间。负债是农村
不满的主要根源。卜凯报告，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调查的农场有 ３９％负债。中央农
业实验所估计，在 １９３３ 年，有 ５６％的农场借过现金，４８％借过谷物或食物。
第三种全国性估计指出，１９３５ 年有 ４３．８７％的农户负债。①所有的观察者一致
同意，农村借债是为了应付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投资，而且对
② 内政部：《内政年鉴》，3，《土地》，第 12 章，（D）第 993—994 页。陈正谟发现押租流行于 1933—1934
年报告中 30％的地区，6％以上的地区有这种现象。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 61 页。
③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44 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细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43 页。1924 年与 1934 年比较，数字变化如
此之小，不会有什么意义。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462 页；《农情报告》，2。4（1934 年 4 月），第 30 页，见《中国近代经
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342 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51 页。
较穷的农民来说，负债是经常发生的事。②利息很高。这反映出农民极其迫切
的需要、中国农村资本的短缺、不履行债务的风险，以及没有政府的或合作
的现代借贷机构可供选择。对小量的实物借贷，年利可以达到 １００—２００％。
农民借款的大部分，大概有 ２／３，付年利 ２０—４Ｏ％；年利少于 ２０％的约占
１／１０；其余的则在 ４０％以上。大约有 ２／３ 的借款期限为半年到一年。③农业
信贷主要来自个人——地主、富农、商人——如表 １８ 中 １９３４ 年的数据所示。
农村地区的现代银行（政府的或私人的）很少，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这种
银行也不在消费贷款上投资。例如，江西的七家现代银行在它们 １９３２ 年的未
偿贷款资金中，只有 ０．０７８％投入农场贷款。④始于 ２０ 年代的农村合作运动
受到相当大的注意，但合作社即使在最盛时也只涉及中国农民的极小一部
分。⑤放债人通常是地主或粮食商人，他们起着让部分农业盈余又回到农民手
中的作用，从而使农民能够不按照收入过日子，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即保存一个不被触动的地主统治的农村社会。
表 １８ 农场信贷来源，１９３４ 年
占总贷款
农场信贷来源
银行
合作社
当铺
钱庄
农村商店和店铺
地主
富农
商人
的百分数
２．４
２．６
８．８
５．５
１３．１
２４．２
１８．４
２５．０
资料来源：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作物报告，１９３４ 年》，第 ７０ 页。
中国农村不是经济上自足的，虽然一个较大的单位——施坚雅的“标准
集市区域”——从多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这样。为偿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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