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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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精英都参加，他们自行建立起一个由　７０　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以
恢复“民主”，而总商会的　３５　名董事成了这个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个商人
政权抛开分省自治的庇护和任何宪法上的借口，实际要求统治整个国家。
这一胆大妄为的做法引起了两位国民党员徐谦和杨铨的讽刺性批评。“最
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一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
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之热情，
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今上海之商人政府，仅限于
商会中会员……以之办理本商会范围内之事，固属甚宜，若谓其即可处理国
事，宁非可笑？”①说来奇怪，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这时他支持统一战线
的政策，他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
的非常之快”。②曾经鼓励商人参与政治的美英外交官们对事件的发展并不感
到庆幸；《字林西报》讽刺商会要求军人不要干涉政治的作法，把商人比做
伊索寓言中的老鼠，问道：“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③
商人政权的幻想事实上很快就消失了，从　８　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
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于一个反对浙江与江苏两省
之间的战争的协会。
就这样，商人们无力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就像他们一向所
干的那样——和现有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里，传统的实


① 《上海总商会月报》，3。7（1923　年　7　月），《会务记载》栏；美国国家档案馆，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电，
1923　年　6　月　26　日，89300/5095。
① 《“商人政府”的批评》，《东方杂志》，20。11（1923　年　6　月　20　日）。
②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1923　年　7　月　11　日，第　31—32　页。
③ 《字林西报》，1923　年　6　月　26　日。



用主义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它现在还通过不断地
解决种种具体“问题”而确保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
家们采用来处理他们和已经削弱了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想借此迫使
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在进步已不可能的局势中，总也需采取某些步骤”。
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又不能向外国贷款（受到　１９２０
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这使中国的银行家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中国的
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
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所提供的
机会获利。由于国家财政处境艰难，这种投资比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更有利可
图。利息实际上是按债券的面额计算的，而债券常常是以极高的贴现率取得
的。利润与风险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为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公款的投
资与兑现自然是非常危险的。
大多数从事这种业务的银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种关
系。它们大都设立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贷款人中就有不少过去的部长或
未来的部长：例如梁士诒、周自齐、王克敏、曹汝霖、叶恭绰。
北京的银行界和政界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很好地用交通系的活动来加
以说明。乍一看人们会以为，１９２０　年以来使银行家们和部长们分裂的对抗，
只不过是掌握统治权的军事政治官僚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①这样分析虽
然也对，但不全面。这样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在银行家之间已经发展起来的团
结一致，以及他们对政府的无能与错误的不满。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它在全国银行公会联
合会中的影响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
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
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②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
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①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成立中国银行团，这与他们在政府同意为国
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帮助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车辆借款、沪造币
厂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银团成立后不久贷与的，都附有严格的条款，
强制性地规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债。政府同意银团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币制
改革委员会，并公布了一个偿还长期贷款的计划。
银行界作为对北京政府的具有高度警惕性的批评者，当时似乎已成为代
表国家更高利益的发言人。“这是全国人民中一部分人——开始时势必只能
是一部分人——对其统治者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民主……从财政繁荣和民主
的立场来看，近来中国银行家们的发展应该受到赞扬”。②但是，为全体人民


④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　年　5　月），《评谈》栏。
① 参看本书第　5　章；并参看安德鲁？J。内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第　74—90　页。
② 《全国银行公会之建议案》，《东方杂志》，18。3（1921　年　2　月　10　日）；英译文载《密勒氏评论报》，
1921　年　1　月　22　日，第　412—414　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1　月　29　日，第　470　页。
② 厄普顿？克洛斯（约瑟夫？W。霍尔的笔名）：《中国银行家坚持自己的权利》，《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2　月　19　日。



的利益而建立控制与为私人利益而建立控制这两者之间——在民主与财阀统
治之间——界线是非常不明确的。银团在　１９２２　年贷款给梁士诒内阁时，就把
自己的原则抛在脑后了。在贷款合同中银行家们获得了异常高的利率，他们
就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而宁愿为它效劳，并把赌注押在它的命运上。代替不
彻底的自由主义的只有效果不佳的实用主义。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成了问题。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不是应
该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③、那些外国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被认为是缺乏主
动性呢？他们真的“无力作出任何有效的和建设性的集体努力”④吗？真的“总
是宁愿花钱而不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⑤吗？
毫无疑问，失败的原因部分地在于这个反复无常的资产阶级政治上不成
熟，它有时仓猝行动而不能坚持到底。“在各商会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
但不能不令吾人引为焦虑者，即休会之后众人各鸟兽散……谁将为实现此未
竟之业者？”①
这一失败可以更全面地用所采用的方法、所选择的目标和中国政治生活
中一些持久不变的标准来加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他们
的宣言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
往扩充军队呢？”②也有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与军阀政客
谈判遣散军队，不啻与虎谋皮”。③但是难道这一方法不是与所要达的目的不
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吗？难道它不正是所要实现的那种自由主义的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吗？难道它不已经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吗？
在　２０　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
实例，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
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
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但是那些想要输出这一模式的人和急于
从这种模式吸取灵感的人，如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和哲学
家胡适，却不承认这一点。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
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病的严重性使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
中国生根。
但是，１９２０—１９２３　年期间的自由主义努力却不只是思想史的一种表现。
它与一个勉强够格的城市社会的兴起同时，其基础是大企业和现代工业，而
且集中在条约口岸。这一社会虽然和巨大的内地农业地区相比，享有较多的
自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都不能离开内地而生存。但是它又无力确保内地
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更不能控制它。事实上，要将有数不清的小市镇、村庄
和农民的中国统一起来并使之发展，依靠自由主义，即使是中国化了的自由
主义，也是不可能的；需要自由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
起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黄金时代虽然在经济上逐渐繁荣，仍然无力克


③ 希腊神话人物，塞普路斯国王，他迷恋上自己雕刻的美女像——译者。
④ 《京津时报》，1923　年　4　月　19　日。
⑤ 《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10　月　8　日，社论。
① 《“请维持全国商会联合会通过议案力争实行案”：湖北宜都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
年　4　月）。
② 《请分呈各巡阅使各督军息争保民力谋统一案》，《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　年　6　月）。
③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　2　月）。



服这一矛盾。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位，１９２３—１９２７　年

１９２３　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
立。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就已经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
变成了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退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不足以使它和激
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他们的革命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社会要求对
于雇主阶级来说，和外国的竞争一样危险。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肯在其外国伙
伴甚至已不再装出合作样子的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其
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它宁愿鼓励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复辟，也就是官僚
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能够既保证民族解放，又保证社会秩序。
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恢复侵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和外国进行合作的迷
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１９２３　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
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
产阶级建立在外国人“明智”和“善意”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在　１９２０　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比较良
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受到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　１９１９　年的关银
６．３　亿两降到了　１９２０　年的　５．４　亿两。但是巨大国内市场的活力阻止了危机的
扩大和价格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
①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他们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
下跌导致银两相应贬值），但和　１９　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
的市场受到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崩溃。基本情况仍然是，中国工业还在蓬勃发
展并继续获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在　１９２３　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
机的时候，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　１９２０　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
涨，棉纱价格下跌。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这时，正在全
速生产中的中国纺纱厂的原棉消耗量，却从　１９１８　年的　２７０　万担增至　１９２２　年
的　６３０　万担。②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１９２２　年达　１１０　万担，
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　１／３），因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１９２０—
１９２２　年华北各省的饥荒，１９２２　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
售量，１９２１　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利　２５　两，到　１９２３　年每包要亏本　１５　两。
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前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
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
东们　３０％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责怪“市场不
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①、“长期负债”②、“经营缺


① 《远东商业公报》，1922　年　1　月。
②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　年中国纺织业的危机》。
① 之一：《华商纱厂资金问题与棉业前途之关系》，《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2（1923　年　10　月），第
2　—　8　页。
②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4（1922　年　10　月　20　日），第　2　—　6　页；



乏远见”③、“红利过度膨胀”④。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
参赞的意见，他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较好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是由于管
理较好和融资健全”。⑤中国企业家们说：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和外国人的
一样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⑥
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它的总的环境，即一种受人主宰
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
一论点，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该由日本负责，日本经济战略被认为是十足的
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敌人：日本”。①这一指控不仅
仅反映了日本在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在中国资产阶级中
所引起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的非比寻常的进攻也引起了焦虑。自
１９１８　至　１９２４　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增加了　３８８％。②“他们（日本人）以排
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③伴随这些工业投资的还有对中国纱厂的财政卷入。
在　１９１７　至　１９２２　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　１９　项外国贷款中，有　１４　项是由日
本公司提供的。当　１９２２　年中国的实业家们不再能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就
变成了控制，例如　１９２３　年的华丰纱厂和　１９２５　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④
使中国实业家们惊恐的还不只是这一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
攻势所采取的那种集中而系统的形式。他们从中觉察到一种不折不扣的“纺
织政策”⑤，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⑥他们谴责日本主宰
和独占中国的野心。
１９２３　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这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较
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致使他们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
口。⑦那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１９２３　年出口的
９７４０００　担中的　８０３０００　担）。①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　１０－１３
％，但这取自商品棉（约一半），其结果是中国纱厂失去了传统的纺线、絮
衣剩下的通常供应它们的原棉的　１／４。
虽然中国的分析家们并非不知道棉花生产不足、工业化加速进行和世界


朱仙舫；《整理棉业新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　年　5　月），第　1—12　页。
③ 振德：《民国十一年度各纱厂营业报告》，《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　年　5　月）。
④ B。Y。李：《中国棉纺厂的现状》，《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　10　月　6　日。
⑤ 海外贸易局：《中国　1923　年　6　月工业和经济状况报告》，H。G。布雷特，上海。
⑥ 潜园：《青岛纺绩业之状况与希望》，《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1（1923　年　1　月），第　29—32　页。
①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2（1922　年　3　月　20　日），第
9—14　页。
②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　卷，1，第　6　—　7　页；《北华捷报》，1922　年　2　月　25　日，第　518　页。
③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
④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　年第　3　版，第　180—185　页。
⑤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
⑥ 子明：《世界棉花之需给与中日棉业之关系》，《银行周报》，7。10（1923　年　3　月　20　日），7。11（1923
年　3　月　27　日）。
⑦ 沧水：《禁棉出口与今后中日纱市之感想》，《银行周报》，7。6（1923　年　2　月　6　日），第　14—15　页；
方宗鳌：《禁止棉花出口之我见》，《商学季刊》，1。1（1923　年　2　月），第　1　—　3　页。
①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附录　5。



棉价演变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仍然认为禁止出口是解决原棉价格
上涨问题的关键。②毫无疑问他们是正确的。即令禁止出口不能解决保持农业
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平衡问题；即令这并不能阻止日本设在中国的纱厂从本
地市场购买棉花，它仍然能在短期内减轻纱厂主们的困难。中国人自己也说，
这是“暂时解救燃眉之急”，但容易实施并可收速效。
华商纱厂主联合会在　１９２２　年底提出的禁止棉花出口的请求，得到了北京
政府的批准，并正式颁布。③日本提出抗议，并得到外交团的支持。他们援引
和中国所签订的条约。面对“受惠国”的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只得在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取消这一禁令。④
就这样，这次为解救中国工业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努力，导致
了列强共同阵线的再度出现。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的团结战胜
了它们之间的分歧。美国也为日本保卫“条约权利”而帮腔。
危机加剧了经济竞争，使政治上的合作越来越不可能。在　１９２３　年，许多
外国观察家和侨民感到他们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恶化——他们认为这种关
系太弱也太死板——要求修改在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外交路线。除了其他的
原因以外，有一次事件引起了这一政策的转变。
合作进入了死胡同：１９２３　年的临城事件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　６　日，一列快车在山东省临城被土匪拦截，并绑架了许多乘
客，其中有　２４　名外国人。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并触怒了外侨，他们要求恢复
武装干涉的老政策。对于那些一直都在谴责他们所谓的“华盛顿错觉”的老
中国通，这次事件提供了一次大举报复的机会：他们觉得必须利用这一机会。
外国政府应该提出尽可能严厉的要求。①
外交团　１９２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提出并由全体列强（包括那些并未受到这次事
件直接影响的国家）签署的正式照会除了要求赔偿和惩办以外，还要求建立
一支由外国军官领导的特别铁路警察部队。②
其结果是又回到了帝国主义的最典型的做法。一系列其他事件——传教
士被杀害、商人被绑架——的清单上又加了临城事件，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这
类事件一直是列强军事和外交惩罚的导火线。
外国人信心十足，以为这一次旧传统的恢复会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谅解
和支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商人，不都同样需要安全吗？他
们必须团结一致以求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相信本地资产
阶级的默契，他们的商会和侨民协会在关于加强外国人对中国的控制的共同
纲领中，结论性地提到，“中国主要商界和银行界都同意，他们对局势的混
乱感到不满，只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动”。③
中国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动吗？《北华捷报》责备他们“巧妙地装聋作
哑”；①但是，难道这不恰好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拒绝参与他们认为与自己的利


②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　2　月）。
③ 《远东商业公报》，1923　年　3　月，第　41—42　页；《北华捷报》，1923　年　2　月　17　日，第　426　页。
④ 《使团与禁棉出口令之取消》，《银行月刊》，3。7（1923　年　7　月）。
① 《北华捷报》，1923　年　5　月　19　日，第　471—472　页。
②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4　年》，第　819　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　7　月　7　日，第　172　页。
① 《北华捷报》，1923　年　6　月　30　日，第　859　页。



益、尊严，甚至是与自己的生存不相容的做法吗？中国商人的确是把临城事
件视为国家的耻辱，并竭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帮助解决这一事件；各主要商会
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出事地点与绑匪谈判。尽管这一事件是可悲的，但它却不
能证明因此就应该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敝会深信各友邦与敝国均有多年之友好关系，必不致因一地方之骚扰
事件，而遽有损敝国主权，惹起敝国人民反感之行动。”②各行业组织和各商
会并由此而更进一步采取攻势，将这一事件的责任加到那些提供“助长内乱
之借款与军械”的“各国银行及军械洋行”。③
各商会和商人团体的行动得到了共产党人的称许，誉之为对“帝国主义
助长中国内乱”有了认识。“我们希望全国商民总动员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主
乱中国”。外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拒绝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岂不是要
将他们驱向革命吗？资产阶级怎能经受这种要命的选择呢？但是它又怎能逃
避得了呢？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日趋孤立
１９２３　年孙逸仙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逐步形成，给了
革命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广州根据地的建立、工会主义的兴起、１９２５　年伟大
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前一章提到的北伐，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
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协力支持革命，而资产阶级——既包括“旧制
度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新企业家资产阶级——却离它越来越远。五四运动
时期使人们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口号，再也不能抑制当前各种社会与政治的
对立。于是斗争迭起——在商会与孙逸仙之间，在商团与国民革命军的军校
学生之间，在工会与商会之间。
１９２３　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
抗。尽管几个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
的行动，因为他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认为是他们的独占禁区。广
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结余，外国银行将这笔余
款交给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１９１９　年广州军政府要求分得，而实际上也的确
分得了一部分（１３．７％）供自己使用。广州政府在　１９２０　年被驱逐，停止了这
项要求。孙逸仙在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重新掌权以后，他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
要求清偿欠款。但在此期间，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中国总统已发布命令将全部
关余拨充偿付整理内债的基金。１９２３　年　９　月，外交团以遵守条约为借口向孙
逸仙提出警告：如果他要用武力夺取当地海关收入，列强就要用武力进行干
预。作为警告，是年　１２　月他们派遣　２３　艘炮舰驶入广州水域。
在这段时间里，资产阶级总是在思考他们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
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他们的利益：“我公手创共和……
素以恤商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损失”。①
虽然孙逸仙强调，内债是由北京政府安排的，广州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银行家们却不愿卷入政治争论：“当时南方政府承认与否，以及北京政府发


② 《为外人干预护路事致符领袖公使函》，《上海总商会月报》，3。9（1923　年　9　月），《会务记载》栏。
③ （蔡）和森：《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向导周报》，44（1923　年　10　月
27　日），第　333　页。
① 《银行界请孙文维持内债基金》，《银行月刊》，3。12（1923　年　12　月），《银行界消息汇闻》栏。



行该项公债时之用途如何，人民未便过问。关余既系整理公债基金之重要部
分，无论何方，稍涉牵动，人民血本所关，均不能予以承认”。
孙逸仙的共产党盟友站出来帮他说话。他们为他的政策辩护，力图提高
争论的层次以开导资产阶级，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将未来
发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对比：“孙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关税主
权……此项政策不仅无丝毫损害商界银行界的意义，而且是专为国家的主权
和中流阶级的利益设定的……可怜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及一部分新闻记者，
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关心与常识”。①
但是中国商人却宁愿向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呼吁，请他“维护公共
信用”。②
如果说临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极限，那么关余事件则表明了资产阶
级民族主义的限度。在这一事件中，孙逸仙遭到强大的现代资产阶级——租
界里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他们是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但是传统
的城市精英们的敌对情绪也同样强烈，在几个月以后的广州商团冲突中达到
了顶点。
孙逸仙在　１９２２　年被驱逐出广州，次年初，在云南和广西雇佣军的帮助下
返回。这时他所建立的军政府很弱，不能控制那些保护他但同时也无休无止
地向他要钱的将领们。出于财政上的需要，孙逸仙设法与广州商会谈判贷款
１００　万元。他征收许多附加税；允许重开赌场，将赚得的钱交给他的雇佣军；
还掠夺祠堂和几处维持宗教或地方团体的“公共”产业，以及被他“国有化”
了的一些私营企业。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内增加了三倍，在　１９２３　年达到　９００
万元。但是这种程度的剥削使全市每一个债权人和所有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
给予过他宝贵支持的富有的广东海外华侨，群起而反对他本人、他的政府和
他的雇佣军。他们感到，自从孙逸仙返回广东以来，土匪和游民就像蚂蚁一
般地蜂拥而至。怎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