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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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两种类型的组织中担任首脑。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作为它的主要董事之
一的虞洽卿同时也都是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有影响的董事。顾馨一是地区商
会的会长，同时也是总商会的老牌领袖。他们的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并
且显然自相矛盾。５　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参与了要求朱葆三复职的活
动，朱是因为他的亲日立场在不久前下台的；另一方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
会的创建人之一、广州买办兼实业家陈炳谦却同时又是保守派的领袖。①
这一政治倾向上的混乱，说明社会组织的阶级结构还未能彻底和家族与
地区的关系网分离开来。并且，出于对儒家教义的尊重和社会威信的需要，
激进派资产阶级继续有赖于他们的长辈，而在上层资产阶级方面，为了不脱
离广大的工商业者阶层，又常不得不认可他们未能加以阻止的决定。在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年公共租界中的中国居民和上海工部局的斗争中，商会勉强支持马路
联合会的店主们宣布的抗税斗争，因为按朱葆三的说法：既然你们商人们都
反对交这些税，我想我们也只好采取相同的立场，因为我们也是商人，应该
采取共同的行动。②
足以淡化利害分歧的这种商人间的团结和儒家式的民主又从经济繁荣和
现代企业家的兴起得到支持：这些现代企业家有时和他们的长辈一样保守，
例如穆藕初，他就坚决敌视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的罢市。不过，他们更宁愿作必要的
妥协。调和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责任落到了他们的肩上。１９２０　年聂云台当选商


② 《北京时报》，1919　年　11　月　21　日。
③ 《五四运动》，第　172—173　页。
④ 同上书，第　386　页。
⑤ 同上书，第　389　页。
① 桑福德：《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　342、361　页。
② 《北华捷报》，1920　年　4　月　24　日，第　185　页。



会会长，为妥协打下了基础。以同样的方式，公共租界的中国商人和居民在
抗议上海总商会“未经纳税中国人同意就自称代表他们”以后，却选举穆藕
初、宋汉章和银行家陈光甫进入顾问委员会，负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表他们；
这三人都是那个商会的董事。①
这种激进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合作似乎在天津重演了。天津商会颇不
情愿地在副会长卞荫昌的诱导下参加了抗日运动。卞荫昌的支持者有买办、
纱厂以及各式各样的活动家组成的商会联合会和一个十人团。②
资产阶级由于它的内聚力而从它最激进的一翼和学生、雇员以及在一定
程度上和工人的联盟中得到好处。它支持城市广大群众的要求，从而对这些
要求得以实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和各银行联合会的坚
持，北京政府才同意在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将三个亲日派部长撤职；而另一方
面，群众运动的热情也使资产阶级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增强了自己对抗外国
势力的地位。
经济抵制是进行国民动员的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方法。在　１９０５　年的反美
运动和　１９０８　与　１９１５　年的反日运动中，商人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抗议外国
的侵犯和不公正行为：他们的反应是激烈的同时也是短暂的，并且经常带有
排外主义的缺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效都不是很大。在　１９１９　年以后，在五
四运动所引起的民族主义激情鼓舞下，这种抵制变成了半永久性的。紧接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年的运动之后爆发了　１９２３　年的运动，它一直延续到　１９２４　年，到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扩展成普遍性的运动，其后又成了革命斗争战略的一部分。其
间资产阶级常力图利用这种抵制来争取民族市场和促进新生的工业社会。
从　１９１９　到　１９２３　年，抵制运动完全是针对日本的。受惠于第一次大战期
间西方列强自中国的撤退，日本的廉价“劣货”潮水般充斥中国市场，直接
和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１９１９　至　１９２０　年由学生发起而由商人付诸实施的抵
制日货运动，不失为对缺乏关税保护的一种补救。日本在中国新建企业的速
度减慢，以及日本货进口减少，也许部分地是由于这一运动。不过要把这一
抵制的影响和当时日本从战时经济过度到和平时期经济这种转变所引起的危
机的影响区别开来是不容易的。在抵制日本“劣货”的同时，掀起了提倡本
国产品和“爱国货”的运动，这就使这一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抵制
运动不再是对某一特定措施或某一特定政策的敌视，而是变成了促进中国建
立自己工业的“长远计划”和永久性的组织原则。“当每一个地方都回响着
‘中国人民自己建立的股份工业公司万岁’的口号声的时候……这一次抵制
运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①资产阶级在这里所表现的已经不再是排外思想和
短暂的激情，而是要代之以工业救国的思想。各种情绪的反应必须让位于“国
策”。②抵制运动首先要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③这是目的，不是手段。④



① 《北华捷报》，1920　年　6　月　12　日，第　660　页；1920　年　12　月　11　日，第　745　页。
② 《北京时报》，1919　年　11　月　21　日。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国抵制日货，杂件　M。T。3。3。8。5—1》（1919　年）。从烟台致领事的急件，1919
年　8　月　29　日（编号　740856—740873）。
② 《提倡国货之我见》，《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　年　5　月），《言论》栏。
③ 文汉：《由工业见地上论维持国货与抵制日货》，《实业杂志》，71（1923　年　9　月）。
④ 《提倡国货》，《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　年　5　月）。



聂云台将这一分析引向极端，变成了类似甘地的不合作主义。⑤
在这样的环境中，抵制的责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他们此后应实施抵制
的各种规定并亲自保证加以监督，①学生则不应参加进来。这实际上是个防止
出事故和出现混乱的问题，是个避免无谓的财政损失的问题，也是个使群众
运动为资产阶级所组织的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
在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之间的各种经济报道充满了有关抵制对建立中国工业
的激励作用的记载。②但是人们怎么能够将这种特定的作用从极端有利的一般
经济环境中孤立出来呢？这种作用也不过只是这种有利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罢了。
当资产阶级为了特定的具体任务而进行斗争时，其结果是比较容易看得
出来的。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列强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组织一个国际银行团负
责向中国当局提供全部政府间的贷款。作为担保的方式，银行团建议由他们
控制某些国家收入：铁路收益、甚至——根据一再否认的谣言——地产税。
新银行团的条款公然说，“欢迎中国资本予以合作”。③当中国的金融团体于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决定不申请加入这个
银行团，而是自己组织一个银行团以应付外国的挑战：“国际银行团一再宣
布援助中国的意愿……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但是对中国的行政事务进行根本
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④
《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社论，谴责列强包藏祸心，
并揭发他们“经济瓜分”的诡计，认为中国正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指出：
“指鹿为马，以鸩当醴……昔之自由割据各独享受者，今变为合力并吞分赃
享受耳。”①
中国官员和财界坚持不懈的敌对态度使国际银行团的投资计划未能实
现。这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胜利。在前此的年代中，他们力图在经济现代
化的任务中取代外国人，获得了某些成功，现在，他们要取代外国人而充当
向政府提供贷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由于低估了中国银行家们的力量和
决心，列强犯了一个错误。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的华盛顿会议给他们
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英国的支持下把赌注押在中
国的资产阶级身上；他们所推行的政策预示了　２０　世纪后半期的新殖民主义，
他们力图保证中国权力由当地的精英们，特别是由实业界的人士们接管。
华盛顿会议的声明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进行一场声势浩大
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
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已经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在其政府
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招。就这样，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１７　日


⑤ 聂云台（聂其杰）：《为日兵枪杀市民事警告国民》，《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　年　6　月），《言
论》栏。法文译文见　M。克莱尔？贝热尔、张福瑞：《救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第
103—114　页。
① 峙冰：《国权回复与经济绝交》，《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　年　4　月），《言论》栏。
②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　1919　年的五四运动：经济局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历史评论》，
241（1969　年　4　—　6　月），第　309—326　页。
③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3　年》，第　674　页。
④ 《张嘉璈访问记》，《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1　月　29　日，第　470　页。
① 茹玄：《新银行团与经济瓜分》，《上海总商会月报》，1。6（1921　年　12　月），《言论》栏。



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
华盛顿表示“民意”。②。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
但是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蒋是一位银行家的孙子，他家是
上海钱庄的股东。他在　１９１８　年和孙逸仙合作出版《中国的国际发展》时，就
对经济事务发生了兴趣。余日章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也和实业界的
领袖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议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
表中国居民的利益），和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纱厂主穆藕初有联系，他
们全都是他的亲密同事。①
在华盛顿，国民代表们发挥了间接的但却是很积极的作用。他们捍卫了
中国对山东省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后者是各金融团体和
商会所特别强调的。华盛顿会议部分地实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它寄予的希
望。毫无疑问，这一成功更多地是由于世界列强外交战略互相冲突，而不是
中国国民外交动员的结果。“如果一只瞎猫抓住一只老鼠，那完全是由于运
气！”一位英国新闻工作者这样评论说。②但是，毕竟还是需要那只瞎猫把爪
子伸出去。中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表现了它的存在和决心。正是这一
点导致英美外交将赌注押在它身上。
实际上，华盛顿会议以后，在华的外国外交官和企业家们加强了他们的
呼吁。“代表中国经济生活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参加中国的政治改组。”——
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在北京就任时这样说。③而汇丰银行总裁　Ａ．Ｏ．
兰则发表了如下的见解：“正是中国商界舆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部分……
将证明它是不久将来的主要力量。”④太古洋行老板兼上海英国侨民组织的中
国协会主席　Ｅ．Ｆ．麦凯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⑤提出这些呼吁的根据是，
据称各商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使经济发展陷于瘫痪的动乱停
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从中同样得到好处。中国商人有责任保证外国人全
心全意祈求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实现。这一改革的动力应来自内部，但也可从
外部加以支援。因此外国人向中国商人发出的这些敦促充满了各式各样提供
援助的建议。《字林西报》的社论作者建议：“一名具备良好资格的顾问，
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够代表一个诚实的政府很快地改组财政工作。”①而　Ｅ．Ｆ．
麦凯则预言，在清除了腐败的官僚以后，“商界将接管权力，必要时可由外
国顾问协助”。②
外国人小心翼翼地设法发动一场政治运动，他们急不可待地想要利用它
的潜在力量。动力似乎来自汉口，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在那里曾经开了一次万国公
民大会，他们并且和正在那里举行全国联席会年会的中国各商会的代表取得
联系。③双方就一个遣散军队和建立立宪政权的纲领达成了协议。资产阶级热


②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未记》，《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　年　10　月），《纪事》栏。
① W。S。A。波特：《参加太平洋会议的人民代表》，《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10　月　22　日。
② 《北华捷报》，1922　年　2　月　18　日，第　420　页。
③ 《麻克类爵士与中国商人》，《北华捷报》，1923　年　2　月　17　日，第　446—447　页。
④ 《北华捷报》，1923　年　3　月　10　日，第　664—665　页。
⑤ 《北华捷报》，1923　年　5　月　19　日，第　471—472　页；1923　年　6　月　23　日，第　818　页。
① 《向商人们说的老实话》，《北华捷报》，1923　年　4　月　14　日，第　77　页。
② 《北华捷报》，1923　年　6　月　23　日，第　818　页。
③ 《北华捷报》，1922　年　12　月　16　日，第　711—712　页；雪莉？加勒特：《中国城市里的改革者：中国基



烈欢迎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极力否认他们有建立“一个附属于他们（外国
人）的封建资本制度”的任何意图——这是共产党报纸《向导周报》对他们
的指控。④“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系自动的而非被动的……系暂时的而非永久
的”。⑤孙逸仙本人在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似乎也
支持“和平之要，首在裁兵”的主张，认为可以“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
裁兵方法及经费”。⑥
英美外交政策所设想的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建议，意在推动中国资产
阶级逐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一企图却显得异乎
寻常地不成熟，因为资产阶级在当时无力承担其外国导师梦想赋予它的政治
命运。
行动中的自由主义
不考虑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这场失败了的政治游戏的发展环境，就不可能
了解这一场游戏。不掌权的阶级的政治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已经
建立起的政权的性质的制约。在当时的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精英阶层已
经衰落，而又未能引入新的自由权以资补偿，在这样一个失去经过验证的组
织形式的社会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已在一定程度上臻于成熟的中国资产阶
级被要求承担起各种责任。专制主义不再与帝制或者与袁世凯的军事独裁有
紧密关系：但它还存在，此后是在各地的军阀当中表现出来，他们为数众多，
使得他们的对手付出代价而可能取得的部分胜利毫无意义。如果说资产阶级
的参与常常显得不明确、混乱而无效果，这部分地是由它在缓慢的形成过程
中所处的政治环境的性质导致的。
军阀时代是普遍不安全和剥削的时代。每一个社会集团都受到影响。在
资产阶级条约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可以逃避内地商人所受的抢掠和横征暴敛。
但是它的经济活动是在地区交流的框架内发展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受到社会
关系的可靠性每况愈下和交通及货币体系解体的直接不利影响。军人独裁对
半自给自足农业生产者社会的影响具有波及面较小的特点。如果一个村庄被
路过的军队抢劫了，相距不远的另一个村庄可能幸免。但是这些社会动乱的
扩散，却可以不改变这一现象的地区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点而将灾难波及到
广大地区：这是一种分散的灾难的积累。商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受到这些危险
事件的损害：他们的店铺被抢劫，他们的仓库被焚毁。但是他们还因发生在
其他地方的动乱而受害，有时甚至是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四川的战争对江苏
的农民没有威胁，但是却使上海的工厂主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在　２０　年代
初，商业资产阶级是其发展与繁荣直接有赖于中国的内部和平与民族团结的
唯一阶级。就这一方面说，它可以被视为反对和平与统一的军事独裁的直接
牺牲品。
资产阶级所建议的政治上的补救方法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所通过的决议
以及企业界各种专业刊物的社论里提出。在许多方面，它紧跟胡适以及他周


督教青年会，1895—1926　年》，第　171　页。
④ （蔡）和森：《外国帝国主义者对华的新旧方法》，《向导周报》，22（1923　年　4　月　25　日），第　158—160
页。
⑤ 蔡和森：《反对“敦清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周报》，19（1923　年　2　月　7　日），第　150　页。
（这是蔡和森引用的商界的话——译者。）
⑥ 《和平统一宣言》，载张其昀编：《国父全书》，第　755　页。



围那些自由主义理论家们通过他们新创办的《努力周报》所发表的思想。这
两个集团都同样呼吁“好人”参政，都寻求用专业技能来解决专门性的“问
题”，都开出了“好政府”这个药方（也就是所谓“公开的政府”，必须将
财政收支向全国公布），并且要求制定“计划”，俾能在保存个人主动精神
的前提下确定各个阶段的发展。①
这些观点彼此类似，这可以部分地从各种个人的、家族的和组织的关系
中得到解释；正是这些关系将城市精英们联合在一起。例如，在　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和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
共同拟定政治主张。②无论如何不能将企业家们看作胡适的信徒。他们中的大
多数，都是通过对妨碍他们发展经济的种种障碍如军事独裁、财政混乱、官
吏专横等的认识，而独立地获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存在胡适成为中国资产
阶级的代言人的问题。外国的影响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点
就排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但是这两股思潮——文化的和资产阶级的——
却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中有点
异常的插曲，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卷入它才具有了政治和社会的意义。
虽然《努力周报》的思想家们和商会中的实干家们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是
完全相同的，行动中的自由主义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歪曲了，或者毋宁说作了
必要的修改。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最惹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以捍卫地区的自
由代替了捍卫个人自由。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由于受了西方模式的影响，主张
保卫个人的权利。企业家们则根据他们共同的或各自的实践，将保护他们这
个社会集体不受政权的过分干涉，视为高于一切的任务。但是由于接受了辛
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折中办法，将自治的愿望寄托在一个
更加广泛的组织体系上，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保证自由的实现。其结
果就是从传统的“自治”主题转向“联省自治”。中央政府的衰落给了资产
阶级重新规定它与国家的关系的机会。它极力想打破多少个世纪以来如下的
恶性循环：要么是企业自由和社会动乱并存，要么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或
压迫）同在，这一直是设想任何新的国家结构时仅有的选择。这样，在一段
时期里，自治和联邦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策略和阶级抱负的工具。
自　１９２０　年起，这一自治运动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对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
起：保守的名流和开明的或者野心勃勃的军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商会。资
产阶级力图利用这个运动来实现它互相矛盾的愿望：自由与秩序。商人们鼓
吹制定省宪，鼓励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希望借此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对抗来
自政府或军事官僚机构的干涉。在那些将首先受惠于这一运动的非官方的地
方精英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商人阶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还有，省或地区的框架似乎特别适合于从丁文江到武堉幹这些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所鼓吹的“职业主义”发挥作用。①部分地由于约翰？杜威的行会社
会主义的说教的启发，职业主义提倡将公共事务的责任移交给专家。“工匠、
农艺师、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政府万岁！从事工作的人们的政府万岁！……打


① 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2（1922　年　5　月　14　日）。杰罗姆？B。格里德英译，见其《胡
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　191　页。
②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末记》。
①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67（1923　年　8　月　26　日）。武堉幹：《联省自治与职业主
义》，《太平洋》，3。7（1922　年　9　月）。



倒无所事事的人的政府！”①《上海总商会月报》以论战的口吻重复了这一主
题，主张“职业政治”：剥夺一切“无职业者”的公民权——指的是“贵族、
军阀、官僚和政客”。②
大多数有关制定省宪的主张没有走得这么远，它们在保护职业利益的同
时，也给地方当局以广泛的经济权力，例如管理铁路、电话、电报，以及创
办发行纸币的银行。③
资产阶级不只是希望通过自治来保证从官僚主义下获得解放，它还希望
按着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会的有效体系。新近的研究突出了自治政府机关
的发展和“里甲”型税收系统或“保甲”型公安机构的发展之间的共存关系。
④２０　年代初商团的发展同样证明企业界急于负责保障社会秩序的愿望。１９１６
年，对这类团练组织作了严格的规定。这是袁世凯　１９１４　年解散地方谘议局的
结果，表明了官僚主义的复辟。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商人们要求放宽这种
限制。他们“请政府允各商会自练商团而行自卫”。⑤汉口商会援引汉撒同盟
⑥的先例，要求组织真正的城市联盟，认为如果全国各城市能真正团结一致，
商人将拥有极大之权力。⑦
但是，虽然北京政权的衰落鼓励了自治的倾向，商人们也碰到了消极的
影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没有办法引导经济现代化，因为
经济现代化加速前进的步伐要求有统一的货币和关税制度。这种对强有力的
国家的怀念，在各商会要求“中央”给予指示、发出禁令、纠正错误等数目
繁多的动议中都表现了出来。其结果是商人们即使在要求自治的同时，也不
肯放弃中央集权的好处。他们认为，采用联邦制就可以克服这种矛盾，满意
地调节中央政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知识的较量，不断地比较德国、奥地利和美
国宪法的优劣。而上海总商会则坚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职能必须归地方当局负
责，坚持工矿企业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辖，“不但因为这样会使工业本身的发
展陷于瘫痪，并且还会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将属于这些企业的权益抵押或出
售”。①因此，资产阶级继续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的专横行为，一方面又感到
自己不能没有它。
在经历了十年的篡夺权力和高压政策之后，资产阶级感到，复兴　１９１２
年临时约法所建立的共和国法律实体是困难的。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商联会支持
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建议各省议会和各商业与教育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
负责决定政体，保证统一国家，遣散军队和改组财政。②


① 《北华捷报》，1920　年　10　月　28　日，第　223　页。
②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　2　月），《言论》栏。
③ 谢瀛洲：《中国的联邦主义，对部分省宪法的研究》，第　83、204　页。
④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主和动员问题》，载魏斐德、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
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　257—298　页。
⑤ 《“清合呈政府特许全国商会自练商团案”：四川成都总商会代表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
年　4　月）。
⑥ 14—15　世纪北欧商业城市的政治和商业同盟——译者。
⑦ 《“保护商埠安全议案”：汉口总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　年　5　月）。
① 《北华捷报》，1923　年　1　月　6　日，第　8　页。
② 茹玄：《关于国是会议之片言》，《上海总商会月报》，1。5（1921　年　11　月），《言论》栏。



在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至　９　月国民会议开会期间，大会只限于提出一些宪法草
案。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确都寄希望于吴佩孚将军，吴把
１９１７　年解散的旧国会的议员们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国法统的名义打出
重新统一全国这张牌。可是　１９２２　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导致商界
所希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被善于投机取巧的将军们利用，成了变相的军阀割
据；而在国家一级，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颁布的宪法则是中央集权和单一政府
倾向的胜利。
这部悄悄地产生的宪法颁布时的环境比它的条文更重要。曹锟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发动政变解除黎元洪的总统职务所引起的最后危机，葬送了这个宪法
想要恢复的共和国的合法实体。为了解决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上海总商会企
图建立一个“商人政权”——它的迅速崩溃以半是喜剧半是悲剧的方式说明
了中国资产阶级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６　月　２３　日上海总商会开非常会议，会上“宣布独立”。①脱离，作为中
国历史上表示反对的一种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区掌权者所采取的行动：从地
理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一般表现为混乱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转移。现在，
像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组织，竟然采用了这一战略，未
免令人感到吃惊。上海商界在和一个信誉扫地的共和国合法实体断绝关系以
后，又回到了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政治问题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获得解
决——也就是说，开国民会议。但是商界不愿将这个会议扩大，让各方面的
城市精英都参加，他们自行建立起一个由　７０　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以
恢复“民主”，而总商会的　３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