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4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见图八〕
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
① 陈郁、苏兆征、向忠发、项英、邓发和柳宁。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
记辞典，1921—1965 年》。还有邓培、朱宝庭、许白昊、刘文松、刘华和马超凡。见琼？切思诺；《中国
的工人运动》，第 400—402 页。
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
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
（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们如魏野畴执
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连同
许多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法国的俄国。思想影响
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
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著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国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
思主义的接触。这些激进的思想能够为社会状况所验证，并在上海和北京这
样的大都市里被表述出来，远在国家内地的一些地方如成都和榆林引起反
响。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皈依者屈指可数；其中一些人年龄
较大，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人知道 １９１３ 年内战中的起义以及 １９１５
年和 １９１７ 年复辟帝制企图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虽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至
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其中任何一人都不能称为研究学术的学者。对于他
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讲，知识总要引起行动的结果，否则就将成为无目的地
学习的收获。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其效用。一种理论一旦通
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被修正或者被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一种理论。
①他们卷入和干预政治，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学术生活。胡适博士是个例外。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探求知识方面不那么勤勉，或者不那么细致，虽
然他们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组或者学会中集体学习。他们反对传统，意识到传
统将被废弃，并在寻求一种将其彻底铲除的方法。他们在文化上的异化造成
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异化，这或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或是因为缺乏有威信
的社会地位。
他们关切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寻找方法使国家值得他们为之献身，在
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使得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有条件的——
人们热爱中国，因为她可以变成值得爱的国家，①不只是因为他们生来是中国
公民。②这种落后状况集中体现为经济的停滞，如陈独秀于 １９１８ 年指出的那
样，或者如毛泽东大约 １０ 个月以后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以同样的倾向
所写的那样。③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通过不同的途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
① 关于这一点，我要感谢阿德里安？陈：《1925 年以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特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博士论文，1974 年），第 39—40 页。但是，他在这个部分将其研究仅仅局限于陈独秀，而我认为李大钊、
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更不必说毛泽东，无疑都有同样的倾向。又见迈斯纳：《李大钊》，第 106 页。
① 关于“爱国”的最完整的说明，见于陈秀独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 年 12 月 1 日），
第 1 页。
② 李大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复杂。1915 年，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
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显然李没有为这些不足辩护；也没有试图
为其辩解。他的困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不足最终将使一个爱国者的努力成为徒劳，而且只要这些
不足仍然存在，他的爱就将一直得不到报偿。为使他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解脱出来，他聊以自慰的是著
名的凤凰涅槃式的中华复兴的观念。但是后来，在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由于
将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他从其狭隘的、先验的民族主义，转到了人类的整个历史和人类的伟大使
命上来。迈斯纳：《李大钊》，第 22—23、27 和 180 页。
③ 陈独秀：《文存》，2（1918 年 9 月 15 日），第 275 页，及竹内编：《毛泽东集》（以下作竹内本），
1（1919 年 7 月 7 日），第 53 页。
她探索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向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性马克
思主义者之一。她逐渐相信“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④
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造成中国普遍落后状况的原因是腐败的官僚和无
耻政客的扈从们所助长的精神消沉、道德沦丧①和不受约束的军阀主义。②这
些军阀及其支持者，毛泽东含糊地称之为“强权者，害人者”。③中国的这些
强大的害人者都有“帝国主义者”作靠山，获得这种认识对于这些激进的思
想家们是一个进一步的、极其重要的发现。④这为后来诸如阶级斗争、剩余价
值的剥削、受压迫者的国际大联合，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类概念的应
用，打开了大门。至此为止，对中国现实的根本认识方面的变化还是逐步的，
尽管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已经奠定了。十月革命以及对于巴黎和
会上有关山东的决议的猛省，加速了这种转变。
如陈独秀以颠覆罪受审时，在他自己的辩护词中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
标志了他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个日子以前，他重新振兴中华的呼吁
是针对知识阶层发出的；此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劳动人民身上。“盖以……
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在 １９１９ 年早些
时候，由于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压榨日益敌视，其
理想中的中国形象不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模式了。与此同时，李大
钊认为民主在美国已经丧失，声言反对资本家的剥削。①确实，李、陈两人对
于民主思想仍都有所留恋，但是是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而言。按照他们的理
解，他们的“民主”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比，要求广泛得多的群体参与。
在那年 １ 月，陈在《每周评论》——一种激进的期刊——著文，主张需要一
个有群众追随的政党；到 ３ 月份，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的思想更达到了某
种类似于人民专政的程度。②在这两篇文章之间，这份刊物登载了一篇题为《中
④ 见李立三的文章，载《红旗飘飘》，5，第 28—31 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2，载《五四时期期刊
介绍》，1，第 154—155 页。
① 陈独秀：《文存》，2（1916 年 10 月 1 日），第 85—86 页；和 4（1917 年 3 月 1 日），第 52 页；石峻：
《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五四时期主要论文选》（以下作《思想史资料》），第 1906 页，1917 年 2 月 1
日；关于李在 1915—1917 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迈斯纳：《李大钊》，第 24 和 34 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 81—82 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 年 3 月 29 日；陈独秀：《文存》，1（1916
年 2 月 15 日），第 53—54 页；《新青年》，3。4（1917 年 6 月）；及陈独秀，同上书，1（1918 年 7 月 15
日），第 222 页；和 2（1919 年 11 月 2 日），第 387 页。
③ 《民众底大联合》，1919 年，竹内本，1，第 61—64 页。
④ 陈独秀的两篇文章，载《每周评论》，4（1919 年 1 月 12 日）和 8（1919 年 2 月 7 日）。同时，李大钊
从他 1915—1916 年的达尔文式的内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 1919 年 1 月的坚定的反帝立场，见边斯纳：《李
大钊》，第 24 页，以及李的社论《新纪元》，载《每周评论》，3。
① 陈独秀：《辩诉状》（出版处不详），标明的日期为 1933 年 2 月 20 日，第 1 页。还可参见陈于 1919 年
3、4 月份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它们预示 1919 年 11 月 2 日的那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章《实行民治
的基础》的出现。对于陈改信马克思主义的日期在李大钊之后一年或两年的看法，如许华茨的《中国共产
主义》第 22 页和迈斯纳的《李大钊》第 112—113 页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我是知道的。然而，尽管陈对 J。
杜威的论述是很客气的，他 11 月份的文章不仅批评杜威的民主观念“还有点不彻底”，而且明明白白地将
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置于其经济基础之上。参见《文存》：1，第 375 页。关于李大钊的观点，见《晨报》，
1919 年 2 月 7 — 8 日。
② 《文存》，3（1919 年 1 月 19 日），第 589—591 页以及 4（1919 年 3 月 26 日），第 646 页。
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的社论，号召一场推翻士大夫统治的工农社会革命。
这篇社论很可能是由陈和李执笔的（原文署名“一湖”——译者），他们的
民主观念确实在变化，但相继演进的过程是从人民民主经人民革命到人民专
政。到那年年底，陈针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那种制度的道德败坏，发动
了猛烈的攻击——“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
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６ 个月以后，陈
以一种肯定的口气写道，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润是由工人创造但被资本家从他
们那里盗走的剩余价值。①
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
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到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们注意焦点的这一转
变结果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他们的视野更为宽广，他们
的同情现在推及所有的穷苦人。对外，他们不再是沙文主义的，他们跟随《每
周评论》的榜样，《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之前两个月，刊载了一系列关于
爱尔兰、菲律宾和朝鲜争取独立斗争的文章；对内，以社会调查为基础，涉
及上海、汉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和山东、江苏和福建农民悲惨境
遇的一系列论题的文章，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上大量涌
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前，就已经有为了劳动者或者关于劳动者的专门杂
志，它们提供关于工人和农民的信息，扶植对劳动的新态度，并且引起人们
对于一些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注意。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就被劝告要
到劳动人民当中去工作，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这样做了——彭湃在海丰的农
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间，
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人们一定要问：不依靠一场暴力革命，中国的民族愿望能否得以满足，
社会公平能否得以实现呢？当权人物会让这些目标通过和平的转变过程而得
以完成吗？到了五四运动时，那些被觉察了的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者、
军阀和腐败的官僚，已经被确认了，但是，如李大钊所说，仅仅“开几个公
民大会”是无法将他们从掌权的位置上赶走的。②在这一点上，１９１１ 年（中
国）和 １９１７ 年（俄国）的革命经验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在陈的头脑中，
欧洲的繁荣是其历次革命的结果；在李的头脑中，只有在最大痛苦和牺牲之
后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①如同《每周评论》著名的社论《新纪元》（载于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第 ３ 号和第 ５ 号）解释的那样，进化的基础是合作而不是竞争。
由于驱使人去剥削人的少数人的贪婪造成了一种竞争的而非合作的状态，其
后果便是社会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通过革命以外的其他手段是无法消除
的。对于李、陈两人，革命不是简单的暴力行动，因为它包括旧事物的毁灭
和新事物的诞生两个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才
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因此，当讨论妇女解放问题时，李大钊将其与有产者
阶级专政下的社会制度的毁灭联系起来，而陈独秀则简洁地说：“解决……
所说（妇女、青年和工人）的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不可。”②
① 同上书，2（1919 年 12 月 1 日），第 72 页。也同上书，4，第 216—217 页。
② 《每周评论》，22（1919 年 5 月 18 日），第 22 页，见其《选集》，第 214 页。
① 《思想史资料》，第 1906 页和 1201 页。
② 同上书。第 1207 页（1918 年 10 月 15 日）；《新青年》，6（1919 年 2 月 15 日），第 2 页；陈：《文
存》，4（1920 年 9 月 1 日），第 224 页。
其他激进分子如《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的一些撰稿人，也得出了类似的
结论。而且，他们接受了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③在法国，中国留
学生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并把精力投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讨
论会。④正是通过这些留学生之一蔡和森的影响，毛泽东才将其早些时候对克
鲁泡特金的钦佩转换为对马克思的钦佩。⑤感情上的反抗在所有这些个人转变
的例子中都是明显的。没有它，他们将不会成为狂热的革命者，如同他们即
将成为的那样。
但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投入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以前，激进分子们对
于它知道些什么呢？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可以找到《共产党宣言》的几
种译本；《新青年》和《晨报》的附刊上还有介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河
上肇著）。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两种译本，一种为国民
党的理论家戴季陶所译，但是《资本论》本身却只有经过大量删节的中文本。
译成中文的还有《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
《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手
稿》，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中收集
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英文、德文、法文及日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李大钊在和他
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的讨论中，利用了这些文献。除此之外，十月革命自然
地把激进分子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列宁的《国家
与革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
派”幼稚病》，以及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
义与世界和平》都译成了中文。列宁于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在联共八大上所作关于
苏联共产党章程的报告的中文本，在《新青年》（第 ８ 卷，第 ３ 和第 ４ 号）
上分为两部分连载——《民族自决》和《过渡时代的经济》。介绍马列主义
的工作随着《共产党》月刊于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在上海创刊而蓬勃展开，俄国政
党、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连同俄国新的艺术和文学，在几份激进刊
物上得到了报道。①不满足于翻译过来的关于新俄国的报道，中国人或前往俄
国直接观察，或向莫斯科派驻记者。其中包括瞿秋白，他的动机是“寻求……
改造中国的真理”。②通过他们的报道，抽象的理论转化成了具体的事实。在
中国内地，恽代英于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以及毛泽东于长沙创办、在湖南数
县设有分店的文化书社这类书店，还有萧楚女于重庆编辑的《新蜀报》，将
这些出版物散布开去。①
有了这些出版物，马列主义的主要分析工具——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
③ 《五四期刊》，1，第 193—194、198 页。
④ 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第 61 页，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载《五四期刊》，1，第 154
页。
⑤ 竹内本，1，第 58 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 3 页，引用于《湖南历史资料》，4（1959 年），
第 80 页。
① 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资料来源有《五四期刊》，1 和 3；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 68
和 75 页；《新青年》，9（1921 年 9 月 1 日）第 5 页的一则广告；以及《近代史资料》，2（1955 年），
第 161—173 页。
② 《五四期刊》，1，第 135—136 页。
① 《社会新闻》，1。8（1932 年 10 月 25 日），第 176—178 页；洛甫（张闻天）：《青年学习问题》，第
95—107 页；以及竹内本，1，第 71—73 页。
争、剩余价值，等等——便在这些早期皈依者们的掌握之中了。他们的国家
的丑恶方面、劳动人民的苦难，被视为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
以及他们垄断国家政权的结果。按照这个观点，中国社会被看作是由压迫者
和被压迫阶级组成的，其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与仅仅几个世纪以前的
骄傲的帝国相去甚远。应当承认，它的转变需要一场革命，但当它既没有一
个发展了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个壮大的无产阶级时，为什么是一场由马列主
义指引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呢？李大钊在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４ 日《每周评论》的一
篇社论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简单的——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不充
分，中国的革命就可能比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更为容易。在中共
创建的前夕，他论证说，在一个劳工运动日益高涨的世界里，要中国发展自
己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
家已经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
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
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②陈独秀也根据事实赞同
这种蛙跳理论，虽然他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发展一套不断革命的战略。按照
他的观点，一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在 １９２０ 年的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亚于
１８４８ 年的德国或 １９１７ 年的俄国。既然俄国成功地完成了跳跃，中国为什么
不行？①这种蛙跳理论严格说来也许是不辩证的；对陈、李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如周佛海、瞿秋白与蔡和森来说，社会主义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它是一个
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为所有人提供了尽其所能发展自我的机会。②如瞿秋白
在其莫斯科之行前所说，他和与他共同主办《新社会》杂志的同事们，希望
促成的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战争危险的民主的新社会。③
一个漫长而阴暗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前景，他们想起来是太令人厌恶了。
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这个阶段，列宁在 １９２０ 年 ７ 月于共产国际的第
二次大会上以及在这之前所提出的关于土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点，很
可能仍然不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知晓。对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他们
同共产国际的代表，主要是斯内夫利特（马林）和沃伊京斯基④的谈话。
② 《守常文集》，上海，1952 年（1921 年 3 月 20 日），第 189 页。
① 《新青年》，8（1920 年 11 月 1 日），第 3 页。
② 见周的文章，出处同上，8（1921 年 1 月 1 日），第 5 页，和蔡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的通信，
引用于《五四期刊》，1，第 158—159 页。另见陈的文章，载《新青年》，1920 年 9 月 1 日。
③ 《新社会》，发刊词，1919 年 11 月 1 日。
④ 即吴廷康；卫金、魏琴、魏金斯基、沃伊琴斯基也是此人——译者。
党的建立
与中国对俄国的迷恋相应的，是布尔什维克们对中国的兴趣——由于漫
长的共同边界、俄国的华人社区（更不用说华人曾在俄国内战中为革命而
战）、俄国在中国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上促进世界革命的任务。以建立俄
国共产党政权的相同原则建立一个中国政权，这对于国家和革命的目标都将
是有所裨益的。
义和拳起义和俄国在其中的作用，曾吸引了列宁对中国的注意，但正是
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才使他认识到亚洲国家的新的觉醒，①并且在他登
载于 １９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
中，谴责欧洲人在亚洲的野蛮行径。他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
最后发展阶段的理论，直至 １９２０ 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才有力地提出来，
纳入全球性的革命战略之中。②这样，西方的阶级斗争与东方的民族斗争之间
的链条便铸成了。一个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两阶段革
命战略的基础奠定了。这就需要刚刚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并指出了在这样的国家中在适当的时机成立
农民苏维埃的可能性。列宁认为领导落后的东方国家的群众的任务属于西方
国家的无产阶级，这个论点赋予共产国际以教导和指引没有经验的东方革命
运动的权力。
这些便是派遣沃伊京斯基和马林来中国的背景。在他在中国逗留的六、
七个月里，沃伊京斯基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们——由信仰不同派别的社会主
义学说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混杂的群体——认识到沿着《怎么办？》中所阐明
的列宁主义组织路线成立政党的必要性。分散的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与陈独
秀于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创立的结构松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被组织起来以奠定中国
共产党的基础，该党在 １９２０ 年底形成，并于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初在第一次代表大
会上正式组成。这是一次大约 １２ 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在法
国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暑期无人）开始，成员们担心巡捕的监视，乘火车
转移到湖上的一艘游艇中继续讨论。具体的细节模糊不清，而且不同的见证
人所说不一。
据“一大”的参加者陈公博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章程规定的党的任务，
是组织和教育劳动群众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实现无产
阶级专政。尽管它没有阐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该党也将有系统的、纯洁的、
秘密的从小组到中央的组织，以便领导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去完成其革命
任务。认定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存在的其他党派，
包括国民党，采取了一种敌视的、不合作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要向共产国际
逐月递交报告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根据这些规定，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便
成为一个革命政党，而不只是一个研究团体，这使得一些党的创建者很烦恼，
他们由于这个原因将要脱党。中央由三人组成——陈独秀是书记，张国焘任
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①
① 《真理报》，103（1913 年 5 月 18 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 20 页。
② 同上书，第 43—63 页；H。德昂科斯和 S。R。施拉姆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概论》，第 153—169 页。
① 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24 年写的一篇文章》第 79—82、102—105 页；韦慕庭与夏连荫编：
《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817—1927 年》，第 100—109 页；郭华伦：《中共
陈未出席而当选为书记，以及他直到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辞职为止对中央
的持续控制，对于这个年轻政党的发展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在这两位深受
景仰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和陈独秀当中，被选中的为什么是陈而
不是李呢？李仅仅获得了中央候补委员的职位。李正在四川讲学，陈则正在
为改革广东的教育体制而工作。在他们的学术地位、社会威望和对于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的贡献之间，是没有什么可挑选的。决定这个问题的也许是实际
问题。陈从北京大学辞职以后，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因而能够投入更多的
时间编辑激进的期刊，例如《共产党》，在上海开办俄语学校，并在上海工
人当中进行宣传鼓动。①他在政治上的实际经验表明，他也许是日常组织工作
的合适人选。②这种选择在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轻易作出的，因为陈以其强烈
的个性而著名，如“一大”的另一参加者周佛海所评论的：仲甫（陈独秀）
是个固执的人。③他还对尚武精神有反感，并对其他政治党派有种厌恶情绪。
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不相符合的。
在“二大”（１９２２ 年 ５ 月于杭州）④ 上，党在革命斗争中作为无产阶级
先锋队的性质得到重申。至少在理论上，民主集中制在第二个章程中被奉为
神圣的原则，党采用了一种地方、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三级体系，处于
这个体系基层的是小组，所有成员必须参加小组每月的（或者每周的）例会。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而非选举产生，这确保权力
将在领导者的掌握之中。这种中央集权由于新章程的最显著的特点而得到加
强，这一特点是关于纪律有整整一章，要求地方和地区的委员会服从中央的
决策。不服从可能受到地方或中央委员会的惩罚。⑤
１９２５ 年的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在规模上发展到了大约 ２００００ 人，中央的
组织也因增设妇女、劳工、农民和军事四部得到了扩充。①在 １９２７ 年 ４—５
月的“五大”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原来的 ３ 名成员扩大到 ２９ 名，在 １９２７
年紧张而且迅速变化着的局势下，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敏捷地作出反应，这
是过于庞大了。很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设立了政治局。
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完成它所代表的阶级的长期和短期的目标，
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其政治作风，不可能不彼
此矛盾而不造成严重的内部纠纷。在陈独秀的领导之下，中共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７
年的目标——消除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对中国的控制——使党不得不按
照由情况需要所决定的时间顺序，加强它在无产者、农民和士兵，以及它领
史论》（此后作《史论》），1，第 26—27、31 页；张�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