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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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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新理想主义文学短暂的再起，其代表人物包括罗曼？罗兰、亨利？巴比
塞、安纳托尔？法朗士和文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①中国人对这些作家
的名字是熟知的，其中一些，如罗曼？罗兰和魏尔伦，被当作浪漫英雄崇拜。
但是在 ３０ 年代之前，这些早期的英雄崇拜者并没有认识到法国象征派诗歌的
文学意义，后来戴望舒和邵洵美才开始翻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并将他
诗中的形象移植到他们的作品中。②
２０ 年代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象征主义理论家是厨川白村，他的著作《苦
闷的象征》曾三次译成中文。但是厨川自己对从欧洲学来的东西并不完全理
解，所以在他的理论中有许多自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追随他的中国作家
们又增加了更多的混乱。在其他方面很机警的茅盾一会儿将象征主义和新浪
漫主义归作一类，一会儿又认为新浪漫主义是一股行将取代象征主义的全新
浪潮。郁达夫把新浪漫主义分为两类：积极的新英雄主义和新理想主义文学
（以罗曼？罗兰、巴比塞，和安纳托尔？法朗士为代表）；以及追随波德莱
尔和魏尔伦的颓废的虚无主义与道德上的无政府主义的消极的象征主义。③
虽然郁达夫对前者表示公开的热情，但是从他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他显然更同
情后者。
尽管郁达夫和茅盾对欧洲文学有极其广泛的知识，他们也同那些见识不
那么广博的同行们一样，喜欢作出意识形态的姿态。（这一早期的倾向很快
就导致了一系列的文学论战，这一点将在后面的一章中讨论）。值得注意的
是，只有极少数五四作家能将这些为数众多的西方文学理论应用到他们的创
作中去。极不注意技巧成了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普遍风尚。早期的新体
诗（胡适、康白情、刘大白等人），形式都很粗陋，更不用提内容的浅薄了。
２０ 年代最有才华的诗人是郭沫若，他的诗受到意象主义派和沃尔特？惠特曼
的影响。①郭沫若的诗豪放不羁，有意识地用粗糙的形式表达。直到徐志摩从
英国回来，于 １９２６ 年创办了《诗刊》以后，认真的改革——特别在诗的韵律
方面——才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下开始进行。②２０ 世纪初的几种先锋
① 普鲁舍克和麦克杜格尔一直使用“新浪漫主义”一语，但不见于雷奈？韦勒克：《批评的概念》或 M。H。
艾布拉姆斯：《文学词语词典》等权威著作。
② 关于波德莱尔在中国的影响，可参看格洛里？比恩的论文《波德莱尔与汉园》（在现代语言学会年会汉
语教师学会小组会上宣读，纽约，1976 年 12 月）和《邵洵美与恶之花》（在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宣读，
芝加哥，1978 年 4 月）。
③ 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 202—203 页。
① 参看方志彤：《新近中国诗歌中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对失败了的诗学的探索》，载霍斯特？弗伦
茨和 G。A。安德森编：《印第安纳大学东西方文学关系讨论会论文集》。
② 参看柏奇？西里尔著《徐志摩诗中的英、中韵律》。《大亚细亚》N。S。8。2（1961 年），第 258—293 页。
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在 ２０ 年代也颇知名，并且有过
讨论，但谁也没有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因此在这头十年里，文学的现状
颇有点历史的讽刺味道：虽然文学革命废除了旧的形式，并迫使所有的现代
中国作家都成为形式方面的试验者和向外国学习的人，但他们的文学实践却
极为缺乏技巧上的适应能力。在这方面主要的例外是鲁迅，其次是郁达夫。
郁达夫自己承认他早期的小说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银灰色的死》的
背景取自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寄宿》，一个年青人爱上一位女招
待这一主题则取自欧内斯特？道生的生活。虽然他自己不曾提起过，《沉沦》
中那田园式的风景是模仿日本浪漫主义作家佐藤春夫。③不过作为文学的模
仿，这些小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它们那“异国情调”的背景和为数众多的欧
洲浪漫主义诗歌的引文所构成的虚假的景观，和故事的自传内容很不协调。
至于鲁迅，在两个方面的确是与众不同的。首先，正如帕特里克？哈南
所指出的，他非同寻常地重视文学技巧。他早期的小说显示出有意识地吸取
俄国和东欧小说的某些主题和传统。其次，和其他同辈的中国作家不同，他
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技巧根本不感兴趣，这比他在技术方面的适应更加引人
注意。①他对法国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作家不感兴趣，对日本的自然主义作
家也不感兴趣。他早期的文学情趣更倾向于“前现实主义”的果戈里、莱蒙
托夫、显克微支和裴多菲，或“后现实主义”的安德烈夫、阿尔志跋绥夫和
加尔洵。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的篇名就是取自果戈里，但是这篇小
说和《药》里面那种“形而上学的恐怖”气氛和象征主义概念，则源出于安
德烈夫（正如哈南教授所令人信服地指出的，尤其源出于《寂静》和《红笑》
这样的小说）。②另一方面，如 Ｄ．Ｗ．福克马教授所指出，鲁迅对无家可归者、
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对狂人和被排斥的知识分子这些永远处于卑贱和受压迫
地位而道出事实真相的人的偏爱，则很可能是受了俄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启
示。正如福克马的结论所说明的：“鲁迅被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价值观念
所吸引。在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只有那种启发性和人物的典型性才吸引
他。”③也许还应该补充一句，甚至他的那些典型人物也包含着象征主义的意
义。
外国文学对鲁迅的这种影响令人感兴趣之处，在于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家
中几乎是唯一“发展”到象征主义阶段的人，尽管他的同时代人中谁也不承
认这一点（除了他的弟弟周作人以外）。这一象征主义倾向在他 １９２４ 至 １９２６
年间写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特别值得注意。普鲁舍克将《野草》的情绪、
语调和波德莱尔的《散文小诗》作了比较，这 ２３ 篇散文诗创造出一个梦魇般
的世界，里面充满了黑暗中闪烁的怪诞而有诗意的形象，如残损的墓碑、冻
结的火焰、鬼魂出没的“地狱”、走向坟地的乞丐般的过客、忍受着钉十字
架的最后痛楚的耶稣、举起投枪与“无物之阵”战斗的孤独战士。①作为鲁迅
自己心灵的象征性的表现和他寻求人生意义的比喻性的记录，这个集子是鲁
迅全部著作中最艰深的，因而在中国读者中最少得到理解。在他的散文诗中，
③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112—113 页。
① 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第 61 页。
② 同上书，第 61—68 页。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第 61 页。
③ 道维？W。福克马：《鲁迅：俄国文学的影响》，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 98 页。
① 鲁迅：《野草》。
鲁迅好像已经超越了常见的他那一代人的感情，而到达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的边缘。
但是尽管也提到尼采、克尔恺郭尔和基督受难，这部集子的基本精神却
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本质的区别。鲁迅全部著作中最“超现实主义”的这
个集子仍然显示出迫使他追寻人生意义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揭露人类“普
遍的”荒谬处境——个人陷入毫无意义的绝境。虽然肩负着许多矛盾的重担
——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希望与失望——鲁迅的彷徨中的精神并没有完全
陷入虚无主义。相反，这个集子的某些篇章似乎是在指明走出这条死胡同的
路是存在的：冻结的“死火”终于选择了跳出冰谷，在人生的道路上暂停的
疲倦的过客终于决定继续往前走。尽管鲁迅不曾清楚地说明，最后的信息似
乎是要指出这样的可能性，人类意志的道德行为仍有可能赋予现存的无意义
可言的环境以某种意义。因此，在这本集子里，鲁迅与西方象征主义和现代
主义在艺术上和“形而上学”上的调情，并没有将他引导到艾略特的“荒原”，
或者贝克特或尤赖斯科的荒谬的世界。相反，它迫使鲁迅回到人类世界。在
描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最后时刻的那一篇未尾，鲁迅加上了这样一句评
语：“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
１９２７ 年以后，鲁迅自己结束了他内心的苦闷，决定面对中国社会的具体
现实，拿起笔为“左翼”事业而写杂文了。从纯粹美学的观点来看，这一明
显的转向意味着鲁迅作为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事业的终结，①但是从意识形
态的观点看，只不过是对政治的献身压倒了艺术的兴趣。但是这两种见解都
太极端，不但不能说明鲁迅和西方文学的关系的深刻含义，也模糊了以“现
代性”为背景的现代中国文学的真实特点。
对现代性的追求
从上述对鲁迅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作家们对 １９ 世纪欧洲文学主
流的关心以及对它们在 ２０ 世纪早期的发展的迟疑不决的戏弄态度，不但表明
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所必然会出现的“时间差”，也说明
“现代性”一词本身含义的不明确。
根据西方的背景来观察，“现代”一词——定义为，与过去相对立的时
间意识——到 １９ 世纪已经获得了两种不同的含义。按照马特依？卡林尼斯库
教授的意见，１９ 世纪前半期以后，“作为西方文化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与作
为一种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分裂，前者是科学技术
的进步、产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变化的结果”。②
从后者产生了诸如象征主义和先锋主义等流派，它们代表一种对前一种现代
性的强烈而激进的反抗。前一种现代性表示了新的叛逆者的特性，是中产阶
级和市侩的现代性——“现世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偏见，不求上进的随俗
浮沉和审美标准的下降”。①这一反抗的开始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的某些特
点，它们既反对永恒和完美这样的古典主义概念，又反对 １９ 世纪日益增强的
物质文明所包含的虚伪与庸俗。但到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这一新的现代主
① 这就是威廉？舒尔茨和已故夏济安所持的观点。参看舒尔茨：《鲁迅：创作的年代》（华盛顿大学博士
论文，1955 年）；夏济安：《鲁迅心中的黑暗势力的诸方面》，载他所著：《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
动研究》，第 146—162 页。此文对主要表现在《野草》中的文学心态有极精彩的研究。
② 马特依？卡林尼斯库：《现代性面面观：先锋派，颓废派，庸俗作品》，第 41 页。
① 同上书，第 45 页。
义有了某种明确的论战性质。它是反传统的，反实用主义的和反人文主义的，
追求艺术上的“非人性化”（用奥特加？依？加西特的著名的话说）。新的
艺术的叛逆者们已经对空洞的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感到厌倦；１９ 世纪生活中
的人性内容，连同它的“资产阶级重商主义和粗俗的实用主义”，在他们当
中引起了“一种对生存形式或生物形式的真正厌恶”，从而导致了以前在浪
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中占统治地位的人的因素的逐渐消失。②新的现代精神
同时又是反理性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正如乔治？卢卡契曾指出的那样，“现
代主义对人类的历史感到失望，抛弃了历史线性发展的观念”。③这种失望的
感觉是对实证主义的进步观点和启蒙时期的理性观念感到幻灭的结果，它使
现代主义作家与艺术家丧失了对现在看起来毫无希望的难于驾驭的和正在异
化的外部世界的兴趣；他们宁愿以一种主观主义和反传统的极端姿态，通过
自己的艺术创造来重新发明一种关于现实的新的说法。
从这样的背景看，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概念表现出一些很突出的不同之
处。自清末以来，日益“面向当前”的意识形态（与古典的面向过去的儒学
相对立），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象征性上都充满了“新”的内容：从 １８９８
年的“维新”运动到梁启超的“新民”概念，以至五四时期出现的“新青年”、
“新文化”和“新文学”，几乎所有为将中国从过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建
立“现代”国家的社会和思想运动，都伴随着一个“新”字。因此在中国，
“现代性”不但表示对当前的关注，同时也表示向未来的“新”事物和西方
的“新奇”事物的追求。①因此在中国，这一关于现代性的新概念似乎在不同
的程度上，继承了人所共知的几种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观念：进化与进
步的概念，历史向前运动的实证主义信念，对科学与技术的有益的潜力的信
心，以及广阔的人文主义框架中的自由与民主的理想。正如许华茨教授所指
出的，一些这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严复和他同时代人的著作中，被加以非
常“中国式”的重新解释：对个人的信心与所设想的努力实现民族富强目标
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②就这样，这一中国式的观点并没预见到个人
与集体必然要分裂。
当五四那些反对传统的人向传统展开全面总攻击之际，他们那种感情激
动的气质导致了浪漫主义的自我肯定，而与 ２０ 世纪初中国充满“市侩”习气
的社会相对立。虽然五四作家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西方美学的现代主义在
艺术领域的反抗意识，却并没有对科学、理性和进步失掉信心。在文学方面
对“现实主义”的追求，实际上很像奥特加？依？加西特对作为一个整体的
１９ 世纪欧洲艺术家所作的总结——他们将“严格的美学因素降低到最小限
度，并使作品几乎完全成为虚构的人类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上个世纪所有
正常的艺术都应该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③
普鲁舍克在他对中国文学革命所作的另一深刻评价中，也承认 １９ 世纪的
② 约瑟？奥特加？依？加西特：《艺术的非人性化》，载欧文？豪编：《文学艺术中关于现代的观念》，
第 85、92 页。
③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 17 页。
① 有一位文学史家认为这一对“新”的追求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标志，而不是使用白话文。参看王哲甫：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 1—13 页。
② 参看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
③ 约瑟？奥特加？依？加西特：《艺术的非人性化》，第 85 页。
这种影响，但他进一步指出，五四文学的主观主义和抒情主义“的确在实质
上，和 １９ 世纪的文学相比，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欧洲文学”——
据普鲁舍克看来，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与当代欧洲情绪互相汇合”①的结果。
麦克杜格尔基本上同意普鲁舍克的意见，也强调中国作家对“先锋派”倾向
的兴趣。但是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麦克杜格尔本人提供的证据，就可看出
中国作家们所说的“先锋派”虽也是从艺术方面对传统的一种反叛，却仍然
局限于“生活”的范畴：换句话说，他们的愤怒、挫折和对当前现实的厌恶
等情绪，使他们采取一种植根于社会－政治关系的反叛立场。创造社的“为艺
术而艺术”的口号，既不是追随戈蒂埃的艺术的非功利主义思想，也不是响
应象征主义者对超越现实的优越性的论战性主张——更不用提创造一个比当
代生活和社会那种浅薄外部世界更“真实”的新的美学世界这一有特点的现
代主义者的主张了。甚至郁达夫早期小说中表现出的那种变动无常的情绪也
是渊源于中国的历史环境，而并非来自那种更为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念——“无
常的，飘忽不定的和偶然的”（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说）观念。最后，在五四
文学中我们找不到现代主义嘲弄和反对自己的任何证据（例如“颓废”和文
学上的“庸俗主义”）。郁达夫作为一个为社会－政治上无能为力心态所困扰
的“多余的”知识分子，他的颓废本质上是一种勉强能掩饰他的失败感的漂
亮风格。②
五四文学的“现代主义”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中国现代作家突出地展
示自己的个性并向外部现实施加影响，而不是转向自我和艺术领域。就这个
意义上说，五四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第一阶段相似。依照欧
文？豪的看法，那时的现代主义不讳言自己源出于浪漫主义，“宣称自己是
一种自我扩张，是事物乃至个人活力的超验的、放纵的扩大”。①这一阶段的
典型是惠特曼，他是郭沫若早年的偶像。但是除了 ６０ 年代以后的台湾文学以
外，中国现代文学大体上避开了西方现代主义的中期和晚期：“在中期，自
我开始从外界退缩并几乎将自己看作是整个世界，专注于仔细地审视自我内
部的动力——自由、强迫和任性。在晚期，则发生了自我的向外倾泻，因倦
于个性与心理扩大而产生的一种突然变化”。这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
弗吉尼亚？吴尔芙和贝克特。正如上文所说，只有鲁迅在散文诗中偶然进入
了类似贝克特的境界；而弗吉尼亚？吴尔芙的影响则只在以后的两位作家凌
淑华和张爱玲的作品中才能看到。②
因此，鲁迅从西方式现代主义的边缘又“回到”中国的现实一事，可以
说明他的同时代人的“现代化过程”。在五四时期，“现代”的意思对于肤
浅的人们是“摩登”，是时髦，是赶上西方最新的风尚——从服装和发型的
式样到文学流派。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以鲁迅为代表，现代一词意味着主观
主义与在新的更好的未来世界中建立新中国的民族现代化进程之间的深刻矛
盾。因此，夏志清的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① 引自麦克杜格尔：《介绍进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 262 页。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250 页。
①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 14 页。
② 1968 年在伦敦，凌淑华在对她的一次采访中说，她最喜爱的西方作家是弗吉尼亚？吴尔芙。但是在现代
中国文学中，自我从外界现实退缩并“仔细审视自我内部的动力”的最好的例子是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的
作品的分析，参看夏志清的《小说史》，第 15 章。
现代中国作家即使不同意现代西方作家的绝望情绪，也会同情他们的厌恶情绪，但
是因为中国作家的眼界不超出中国的范围，为了从西方或苏联引进现代制度以改造目前国
家的腐败状况，他们仍然将希望的大门敞开着。如果中国的作家们有勇气或洞察力同等看
待中国的景象与现代人的处境，他们就会置身于现代文学的主流之中了。但是他们不敢这
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失去改善生活和恢复人性尊严的希望。①
看来即使最深刻的现代中国作家——鲁迅——也未能超越对中国的执着
的感情。
鲁迅的走向左翼，也典型地说明了 ２０ 年代末开始的文学政治化潮流。这
一“向外”的趋势，最终导致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结束。因此，历史地
回顾起来，可以认为五四时代标志着这两类现代精神发展的顶峰。从好的方
面说，五四文学传达出一种心灵上的冲突与痛苦，其尖锐的程度尤甚于相似
的西方文学，因为外部现实的威胁并没有从作家的意识中消除而是仍然存
在：停滞而庸俗的社会提出的问题，以日益沉重的压力困扰着作家的良心。
现代中国作家和他们的西方同时代人不同，无法置“现实”于不顾。他们为
自己的“爱国的乡土之情”付出的代价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折磨，有一种危机
临头的“现实”压力。从不那么纯粹的美学观点看，中国文学对现代性的追
求包含着一种悲剧性的人的意义。它从来没有“颠倒”而钻“唯美主义”的
牛角尖。它也不会像西方现代主义那样碰上自我失败的两难处境：专注于时
间的无常，现代主义永远不会成功，如果它成功了，它也就成了“过时”的，
因而不再是现代的。欧文？豪的巧妙总结中说，“现代主义必须永远战斗，
但永远不能完全获胜，过些时间以后，就必须为不获胜而战斗了”。②
在为自己和为祖国追求“改善生活”和“恢复人性尊严”的过程中，现
代中国作家在因不断恶化的社会危机这种阴暗现实而痛苦的时候，总是寄希
望于光明的未来。这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 ３０ 年代初一些最成熟的作品提供
了源泉。但是现代性从来不曾在中国文学史中真正获得过胜利。在中日战争
爆发以后，这种追求现代性的艺术方面被政治的迫切性所压倒。本来就一直
带有社会－政治色彩的创造性文学的价值更降到政治附属品的地位。当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尊奉为准则以后，艺术的真实这一概念本
身已经由政治的意识形态来规定；现代性，无论就其西方还是中国的含义而
言，在现代中国文学进入它的当代阶段以后，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主义文学
的主要特点了。
① 夏志清：《小说史》，第 536 页。
②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 13 页。
第 １０ 章 １９２７ 年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最初由于感情原因而使自己信从一种政治学说，这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错
误。“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圣彼
得堡、莫斯科那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
吗？……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
人道破罢了。”①革命是一种群体现象，然而，只有通过领头的杰出人物的深
思熟虑和计划，群体行动才能实现。当对记载加以学术性的考察时，过分强
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迅速发展着的事件的领导人物的认识过程，往往会使人
低估群体情绪和群体要求的作用。无论这些情绪和要求可能表达得多么不清
楚，当时的革命领导者对其都有所体会，这些领导者自己就受到他们本身的
情绪和理智、本身的一时冲动和意识的支配，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方面都不
是例外。情绪和理智的相互作用，使改信一种政治学说更为复杂，而不是简
单了。就 １９１７ 年与 １９２１ 年间中国的情况而言，改信马克思主义涉及改变信
仰者方面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他们个人的脾气和禀性，以及他们对该学说本
身的理解。①
① 陈独秀文，见《共产党》，2（1920 年 12 月 7 日），第 2 — 9 页。（《共产党》杂志的主编是李达，而
不是陈独秀。上述引文录自《社会革命底商榷》，署名“江春”〔李达的笔名〕——译者。）
①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信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可见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
与毛的崛起》，以及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改信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很久以前，中国军事上的衰弱和经济上的贫困状况，对
于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因此有了富国强兵的呼
吁。但是直到改良主义思想，包括其中比较保守的“体用”学派（见第 ７ 章）
兴起时，值得为之献身的中国的思想方才开始出现。“改革”（或者说“改
良”，或者说“维新”）这种说法本身就暗示，在这个国家无法分割的文化
和制度中，具有必须革除或者改造的不可取的成分。从革新者们的角度来看，
那些反对这类改革的人们是在保护中国的不良品质，而且因此对它们的延续
负有责任。在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性的哲学理
论，只有个人和社会两个层次上的零散的观察与比较；西方值得称道的优点
——它的实力、富足、教育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受到注意，并与中国的不
足取之处进行了比较。康有为对儒家学说的修正，与严复对托马斯？赫胥黎
论进化和伦理的文章的翻译恰在同时，这就为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将
其推进到第二阶段，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折衷主义的哲学，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其框架之内，中国和她的人民被
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是被视为可以与中国
的政治社会疏远开来的。即使在 １８９８ 年的维新失败后，在政治舞台上起来取
代改良主义者的革命者们也认为，除执政的满族人以外（以他们种族低劣为
借口），没有必要使任何人与政治权力脱离开来。尽管其哲学体系庞杂，中
国的维新或者革命，除去中国衰落的模式和西方（包括明治时期的日本）成
功的模式，没有其他以经验为根据的理论。
中国连续不断的道德堕落、政局不稳以及经济恶化，为复辟皇权的反复
企图和外国的侵略提供了条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欧洲的战争暴露了令人
非常钦羡的西方文明所固有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随即废除沙
皇在华的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仿佛这些划时代的事
件尚且不够一样，巴黎和会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予日本，而不是
公正地归还中国。在这些事件和决议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气候
突然改变——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宰地位被彻底粉碎了。跟随其
后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中国学者很容易被罗素或柏格森、
尼采或孔德、克鲁泡特金或马克思的种种观点说服，并改变信仰。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皈依者是谁？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现实有着怎样的
理解？他们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着怎样的个人经历？为什么他们信奉了这
样一种学说？
五四运动后的五年里，改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仅有 １２ 人已知是出
身于无产阶级。①其余的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
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
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 １９２３ 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见图八〕
及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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