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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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由情况需要所决定的时间顺序，加强它在无产者、农民和士兵，以及它领


史论》（此后作《史论》），1，第　26—27、31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载《明报月刊》（此后作《明
报》），6，第　6　页；或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英文），1，第　136—152　页。
① 理查德？C。卡根：《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中国季刊》，50，第　295—314　页；阿德里安？陈：《发
展》，第　45　页；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第　10　页以下各页。
② 举例来说，迈斯纳《李大钊》第　204—205　页指出，李号召青年去乡村工作，丝毫没有谈到组织问题。
③ 郭华伦：《史论》，1，第　95　页。
④ 一般认为“二大”是　1927　年　7　月　16—23　日在上海召开的——译者。
⑤ 第二个章程的全文载于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　131—135　页；回译成中文，载王健民：《中
国共产党史稿》，1，第　52—55　页；韦慕庭与夏连荫：《文件》，第　104—109　页。
① 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　年》，第　67—68　页。张国
焘略有出入地列入了以下组织上的变动：中央在“四大”以后包括书记处、组织部和宣传部，以及《向导》
周刊的编辑；劳工部和农民部分别在五卅运动之后和　1926　年春设立。《明报》，13，第　89　页。



导的妇女和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中的力量基础。但是党不得不保持其集
中制；否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面对反动分子而无能为力。尽管关于陈领导之
下的党的生活的历史记载很少，仅有的少数资料还是展现了创始人管理一个
组织松散的政党的情况，自上而下的联络渠道比自下而上的更加顺畅地起着
作用。在顶层和中层，中国共产党更多地依靠与陈和李大钊的私人关系（在
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导师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依靠不带个人色
彩的纪律。事实上，一旦这些联系纽带由于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关的成员
便会显示出一种脱离组织的倾向。②李大钊和党的北方支部与上海的中央几乎
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接触，多多少少处于独立状态。即便是　１９２７　年初占领汉口
英国租界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行动，也既未经中央的筹划又未经其指
导。①此事仅仅四个月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还对大大扩展了
的党在组织上的缺陷表示了严重的关切。领导层表现出一种官僚主义的倾
向，而有些同志甚至犯有侵吞和贪污的罪行。②
党希望在基层的小组当中见到一种新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在作风上应当
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成员的观点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而且
对党绝对信任而不怀疑。事实上，小组主要处理实际工作而放弃了理论训练。
③那个层次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仍是没有组织而且随便的。陈关于严密的党
组织的看法，似乎更接近于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宁。例如，根据现有
的文件，在陈任书记职务期间，没有什么地方提到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
④主要的决策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作出，陈与其书
记处中的同志们则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陈辞职以后，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７　日召
开的会议批评他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和“独断专行的”，他的组织路
线是“不民主的”。这反映了新一代经莫斯科训练的领导人的观点，他们在
党的生活中的经验，尤其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来说，很不相同。

















② 陈公博：《寒风集》，第　226　页；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3（1957
年　7　月　1　日）；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　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　255　页。
① 迈斯纳：《李大钊》，第　119　页；《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　108　页。
② 1926　年　7　月　12—18　日全会的决议全文，载郭华伦：《史论》，1，第　224—230　页，译文载韦慕庭和夏
连荫：《文件》，第　271—281、288—317　页，见第　276　页。
③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件》，第　95、106、137　页。小组中的党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当中实行
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莫斯科训练的中共党员的返回，也许是导致　1926　年以及
后来对陈的组织路线尖锐批评的原因。
④ 哈里森：《长征》，第　126　页。



第一次统一战线内的紧张状态

对于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唯一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其与孙
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中国共产党起初
并不愿意陷进去。在“一大”上它对中国其他党派的态度，不是如陈公博记
载的那样是敌对的，就是像陈潭秋追述的那样，支持国民党的进步的政策，
但采用非党派的合作方式。①必须记住，陈独秀当时正与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共
事，李大钊则打算与北方的军阀吴佩孚进行一次会谈——两者都是孙逸仙的
敌人。②但是，到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陈炯明事件已经结束，吴佩
孚也遭到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当前事态的声明的严厉谴责。这个声明邀请
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团体联合组成一个民主统一战线，将中
国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③
统一战线的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无可质疑的；使中国共产党其后遇到
宗旨上和组织上难题的，是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采用的“党内合作集团”的政策——
据此，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党组
织的独立性。④首先，这种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同中共在意识形态上
铲除资产阶级的承诺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党员一致行动正是列宁主义的共
产党概念的本质的组成部分。①夺取政权之前很有必要结成统一战线，这一前
提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数上的劣势，似乎是有充分根据的，但它也为统一战线
在国民革命看上去正在取胜，联盟中较弱的一方可能被较强的一方抛弃时的
最终分裂，播下了种子。因而，这个联盟必然是暂时的，因为从革命的一个
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不大可能是平平静静的。继列宁的《两种策略》
之后，瞿秋白的重要文章《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②似乎已准确地点明了
这个问题。但共产国际更为乐观，谋求从内部控制和改造国民党。③
国民党由于接受了如其　１９２４　年的宣言所阐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目
标，也由于其改组披上了列宁主义的外衣，的确发生了变化。④统一战线成立
以后，中国共产党谋求通过把其成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
埔军校，从而影响国民党。国民党员们对传统上被认为显赫而有实力的部门，
例如财政和外交部门，而不是组织、宣传、劳工或农民部门，表现出更大的


① 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　59　页。参见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
产国际》，美国版，14。10（1936　年　10　月），第　1361—1366　页；英国版，13。9（1936　年　9、10　月），第
593—596　页。
② 《华字日报》登载了许多陈独秀　1921　年　3　月以后，尤其是　1921　年　9　月　10　日在广东活动的报道；郭华伦：
《史论》，1，第　31　页。
③ 《红色文献》，第　28　和　34　页。学者们大都同意统一战线的主意来自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被诱骗而接受
了这个主意。关于一种相反的意见，参见　H。R。艾萨克斯对　H。斯内夫利特（马林）的访问记，载《关于共产
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中国季刊》，45（1971　年　1　—　3　月）。
④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　68　页。
①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第　52　页。
② 《新青年》，2（1923　年　12　月　20　日），第　79—102　页，署名屈维它。
③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　52　页；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　148—150　页。
④ 国民党组织部：《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出版地不详，1927　年　8　月。还可参见韦慕庭：《孙逸仙：受
挫的爱国者》，第　172—174　页。



兴趣，这一事实表明，国民党对党的组织和革命的观点没有改变。保守分子
们争夺有钱有势的政府职位或大元帅府的职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机
关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和《前锋》，从未停止批评国民党组织上
的缺陷和妥协的倾向。这些努力，连同俄国的援助和俄国顾问的到来，有助
于国民党中左翼的产生，因而在其创始人孙逸仙于　１９２５　年春逝世以后（见第
１１　章），逐渐分裂了该党。①国民党的党组织落入左派之手，而政府则仍在
右派的掌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斯大林的特使鲍罗
廷，希望形成一个中间派来团结和统治该党。②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导致中国共产党重新调整其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被
陈独秀认定为“反革命的”③国民党右翼已背离了统一战线，而中间派则保持
其暖昧态度，国民党左翼具有革命倾向但是容易妥协。陈因而从其早些时候
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转变到只有无产阶级
才能执掌这种领导权的立场上来。大约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提出了国民党
实际上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大（民族）资产阶级
——组成的集团的观点；④因而就中国共产党来说，留在其中以便保持“党内
合作集团”联盟，尽力使国民党发生转变，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从更实际的方面说，中国共产党向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得益于国
民党的合法旗号，⑤在　１９２５　年的五卅运动和随后的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的省港大罢
工以及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动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
利。这些胜利要归功于中共在城市劳工当中的工作。⑥第一次统一战线将近完
结之时，中共大概能够影响约　３００　万工厂、矿山和铁路的工人。与　１９２０　年仅
仅　３８５０００　人的数字相比，①这种显著的增长要归因于中共在其　１９２５　年　１　月于
广东召开的“四大”上所采取的展开工会工作的措施，以及五卅运动本身。
工业方面纠纷的次数增加了——由　１９２５　年的　３４８　起增至　１９２６　年的　４３５　起，
尽管大都出于经济原因。②北伐期间（见本书第　１１　章），湖南的工人帮助北
伐军运送军用物资，同时破坏了北方军队控制之下的铁路系统，③他们在汉阳
兵工厂的同志们则举行罢工，阻止为吴佩孚部队生产军火。④迅速扩展也许导
致了工会组织的脆弱。在广东，工会的领导和纪律都令人失望，因为工会本
身在共产党和反共产党的路线上存在严重的分歧。⑤在武汉，当时工会运动的


① 陈志让：《国民党左翼——一种定义》，《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5。3（1962　年）。
② 哈里森：《长征》，第　58　页。
③ 《向导周报》，101（1925　年　11　月　7　日），第　844—845　页。
④ 德昂科斯和施拉姆：《马克思主义》，第　228　页。
⑤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19　页；哈里森：《长征》，第　50　页。
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此后作《工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北京，1954　年），
第　546—549　页。
① 陈达：《中国的劳工骚乱》，《每月劳工评论》，6（1920　年　12　月），第　23　页。
② 哈罗德？R。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第　2　版，第　123　页；《向导周报》，159（1926　年　6
月　23　日）；167（1926　年　8　月　15　日）；和　168（1926　年　8　月　22　日）。
③ 《工人》，第　319—328　页。
④ 《民国日报》，广州，1926　年　9　月　21—25　日，载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海，1947　年。
⑤ 《劳动周报》，5　—　8（1923　年　5　月和　6　月），引用于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72　页
脚注　12；《泰晤士报》，1926　年　12　月　1　日；邹鲁：《回顾录》，上海，1943　年，1，第　166　页。



一个杰出领导者刘少奇，承认工会群众基础薄弱、组织不团结、政治觉悟模
糊。⑥
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的正统立场，
把亚洲革命者的注意力引向他们本国的土地问题。在其　１９２２　年的第四次代表
大会上，共产国际着重告诫说：
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
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提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及
其以大土地所有和土地租种形式出现的残余的要求。①
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１９２６　年　２—３　月），还有第七次全会（１９２６　年　１１
—１２　月），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吁。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陈独秀和张国
焘尤为突出，往往低估农民对于政治问题的兴趣及其有组织的行动的能力。③
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５　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土地革命只表现出有限的兴趣。然
而，这并不能否认某些党员个人为后来相当重要的农村工作倾注了精力：沈
玄庐在浙江萧山的农民协会为减租而斗争；而彭湃在海丰和陆丰的农民协会
创始于　１９２１　年，在　１９２３　年拥有　１０００００　以上的成员。后来，在国民党的赞助
下，不过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场运动波及广东全省，涉及大约　７０００００
人。青年团领袖恽代英以一种不那么系统的方式劝导团员们去乡下工作。④
湖南的农民运动由于其巨大的规模和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是别具一格的。
它始于　１９２３　年，并且在　１９２６　年该省被国民党的军队攻占时，得到了有力的
推动。据毛所说，那里的协会在　１９２７　年初拥有　２００　万名会员。①当国民党军
队到达湖北时，农民运动也在那里爆发了。到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它声称有　２５０
万成员，而江西据说有　８３０００　人加入农民协会。②组织起来的农民试图推翻或
削弱“土豪劣绅”的统治，攻击不合理的风俗和习惯，铲除腐败现象。③在湖
南，他们超过减租减息的范围，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④他们还通过提
供军事情报和充当向导来支持国民党军队。⑤
到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武汉国民党的农民部（见本书第　１１　章）声称六省的农




⑥ 参见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　年　1　月，载《工人》，第　407—408、413　页。
①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　年，文件选编》，1，第　387　页。
② 同上书，2，第　279　页；《红色文献》，第　254—255　页。
③ 陈独秀文，载《新青年》，12。4（1924　年），张国焘文，载《向导周报》，12（1922　年　12　月）。
④ 《新青年》，9。4（1921　年　8　月　1　日）；9。5（1921　年　9　月　1　日）；10。6（1922　年　7　月　1　日）。又见尼姆？韦
尔斯：《红尘》，第　199—200　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此后作《农民》），中国现
代史资料从刊编，北京，1953　年，第　35—39　页。关于彭湃的工作作风见《红旗飘飘》，5，第　38—42　页。
关于彭和海陆丰，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国季刊》，8　和　9（1961
年）；尤其是罗伊？霍夫海因兹：《浪潮》。关于恽的工作，还可参见《中国青年》，32，1924　年　5　月　24
日。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　63　页；毛泽东：《选集》，1，第　14　页。然而，李锐提
供的　1927　年　4　月的数字是　5180000　人。见《农民》，第　288　页。
② 《农民》，第　391、410、413　页。
③ 毛的湖南报告，载竹内本，1，第　209　页。
④ 《农民》，第　289　页。
⑤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1954　年，1，第　78—79　页；《华侨日报》，香港，1926　年　9　月　7　日。



民协会拥有令人吃惊的　９００　多万名会员。⑥如同工会一样，它们的飞速发展也
导致了组织松散和纪律涣散。⑦曾是国民党农民部首脑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公
开地承认他在加强农民运动方面的失败。⑧更糟糕的是上层决策含糊而易变，
造成了下层行动犹豫不决。如一位领导者所说：
而我们自己呢？当时实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既要与一切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
阶级宣战，而在另一方面又要与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又要与封建余孽、豪绅
资产阶级的走狗、大小新军阀，讲亲善，谋妥协。对工农的要求，则制止工农自己动手来
解决，而要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命令。这岂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样的无期吗？
①
左翼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更谴责了农民运动中的过激行为。②斯大林断言
国民党左派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这被证实只是一种幻想；没收土地和组织
农民自卫队，彻底剥夺了国民党左翼的利益，暴露了一场来自下层的革命和
“党内合作集团”政策根本上的不相容性。
中国共产党直到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重要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才有了土地政策。
就在这以前，毛提交给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草案，主张在政治上没
收“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土地，在经济上没收所有出租的土地。③代表大会本
身的土地问题决议要温和得多——仅仅没收公用的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将小
地主和革命军官从这场磨难中放过了。④代表大会没有坚持没收以后的集体所
有制，但是认为解除地主部队的武装，同时帮助农民组织农村的自卫武装来
保护土地重新分配的果实是适当的。⑤在军阀和地主具有军事优势的条件下，
没收和武装，能否如同期望的那样得以实现，是值得怀疑的。农民协会购买
武器是被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禁止的。⑥这与在城市中将工人纠察队缴械的作
法，有同样的结果。没有武装起来的农民，乡村的农民运动可能遭受残酷无
情的镇压，长沙附近的“马日事变”（１９２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就是例子。这在
后来将对秋收起义期间的第一个苏维埃的成立产生影响（见本书第　１１　章）。
如前所述，陈独秀是反对依靠武力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和
平主义者。在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向导周报》的一篇文章中，他阐明了他的
立场，使之与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相一致；概括地论述了拥有武器的人民反抗
拥有武器的军阀的革命，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装与反动势力的正规军对阵的
列宁主义的景象。陈未能想象出来的是一支能征惯战的政治化的军队。在中
国共产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个共产党人




⑥ 《农民》，第　18—19　页。关于农民运动的夸大的叙述，也许是由于把“农会”（乡绅领导的农民团体）
计入了“农民协会”（农民领导的农民协会）。
⑦ 毛：《全国农协最近训令》，1927　年　6　月　3　日，竹内本，2，第　9　页。
⑧ 哈里森：《长征》，第　113　页。
① 柳直荀：《马日事变回忆》，《布尔塞维克》，20（1928　年　5　月　30　日）。
② 《汪精卫集》，上诲，1929　年，3（1927　年　7　月　5　日），第　141　页。
③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　289—290　页。
④ 郭华伦：《史论》，1，第　240　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季刊》，9，第　162　页；斯图尔特？R。
施拉姆：《20　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　98—99　页。
⑤ 郭华伦：《史论》，1，第　241　页。
⑥ 《农民》，第　400—401　页。



的前线组织，在黄埔军校的学员①当中创立了，稍后，又诞生了一个对立的团
体，“孙文主义学会”。随着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国民党军队中总政治部的设立，中
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如第二军的李富春和第六军的林祖涵）专门从事战斗
部队中的政治工作。②但这些军官是否具有可与苏联红军中同等军官的权力和
影响，是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弱点，在蒋介石于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发动政变（指中山舰事件——译者）时，就变得明显了，政变的
结果之一是黄埔学员当中的左、右翼组织一同解散。彭述之当时曾为国民党
对自己军队控制的放松而惋惜，③这种放松的标志是汪精卫赴法国，和蒋介石
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建议，禁止任命共产党人担任军队政治
委员。最后，在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军队的政治部和政治委员都被蒋取消了。④
中国共产党试图推迟实际上于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发动的北伐，同样不起作用。
彭述之和陈独秀从政治、经济，甚至战略角度为推迟北伐而争辩，但也没有
用。甚至鲍罗廷的异议也被拒绝。①统一战线完结时，无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
工作在纸面上的数字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他们在战场上显然无法与蒋介石
和其他军事首领的部队相抗衡，如汪精卫大加抱怨的那样。没有巩固的群众
组织，没有武装力量，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来自下层的革命在来自上层具
有毁灭性力量的革命下崩溃了。虽然在蒋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的政变后凶兆已现，斯
大林一年多以后仍然有足够的自信，用压榨右翼国民党这个柠檬②的比喻的动
情呼吁来劝告中国共产党，说它与国民党联合依旧是可行的最佳途径。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国民党左派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体
为理由，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如果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已变得单纯了的统一战
线③中“不起领导作用”，“［它］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因此立即
从联合中退出将是错误的；“根本不从其中退出”也将是错误的。④共产国际
在这个紧要关头的劝诫，因而就是同武汉的国民党妥协，同时避免玩弄暴动
的游戏。
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否决了陈独秀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
提议，他曾数次提出这一提议，即将联合变成“党外合作集团”的联合。①
既然蒋已于　１９２７　年春开始在上海和南京对共产党人进行狠毒的镇压，还有什
么选择余地呢？在代表大会上，只有相互矛盾的政策提案形成的混乱。不愿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　35—36　页。
② 《社会新闻》，1。14（1932　年　11　月　12　日），第　308—309　页。
③ 《向导周报》，167（1926　年　8　月　8　日），第　20—21　页。
④ 《蒋委员长全集》，沈凤岗编，5，第　12　页；《华字日报》，1927　年　6　月　13　日。
① 《向导周报》，161（1926　年　7　月　7　日）和　165（1926　年　7　月　28　日）；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
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2，第　648　页。
②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　162　页。
③ 哈里森的用语，《长征》，第　96　页。
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其第八次全会上关于中国的决议，1927　年　5　月，载《红色文献》，第　277　页。英译文
载于埃克赛尼亚？乔柯夫？尤丁和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　年，文献概览》，第　369—376
页。中译文引自《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译者。
①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　年：文献选编》，2，第　276—277　页。参见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
书》，译文载于《中国历史研究》，2。3（1970　年春），第　224—250　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次代表
大会上采取的立场远不清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题研究显然是亟待进行的。



放弃统一战线，却又过于弱小而不能使合作者听命于己，中国共产党只能看
着局势恶化。按照共产党人的用语或其他任何说法，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共一旦决定实行暴力革命的策略，就不得不面对暴力迫害的可能性，
无论是在　１９２２　年还是在　１９２７　年。赤裸裸的事实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被军阀
肢解的国家里，政权只可能来自枪杆子。第一次统一战线所造成的不同之处
在于，中国共产党不像　１９２２　年那样只有大约　１３０　名成员了，到　１９２７　年中期
它已发展为一个有将近　６００００　群众的政党，尽管它随后遭受了损失，也已能
够经受住国民党残酷无情但经常是效果不佳的镇压了。如果它在　１９２２　年和
１９２３　年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
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总之，１９２７　年　７、８　月的局面是
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和一个政府。换言
之，它必须缔造一个国中之国。



第　１１　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１９２３—１９２８　年


组织革命运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国民党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
事件，它的成功是因为它为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
源。组织阶段从　１９２３　年后期持续到　１９２６　年中，在此期间，一批坚定的中国
人以很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了一个旨在统一国家、战胜外国特权和改变形
形色色的不平等状况的革命运动。这些人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
后者提供了革命的教义、组织工作的知识、金钱、军事训练以及武器。随之
而来的是持续到　１９２８　年年中的北伐阶段，在此期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
军队一路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战役同时利用了军事技能、有效的宣传和敌
后的策反活动。还有一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期间，领导层在统一全国战争
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对
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