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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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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清楚地说明，整个海关关于能力的标准太低；除了少数突出的例外，中文学习不认真。”民族主义在所
在地的出现，要求再加把劲。“为了海关的名声，为了使它继续有用，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开
始听到责难；对没有足够兴趣去学习雇用他们的国家的语言的那些海关工作人员应予解职……”总税务司
通报第 1732 号（第 2 辑）：《中国海关工作文献》，第 2 卷：《总税务司通报，1893 至 1910 年》，第 709
页。
信人、办公室听差、看门人、看守人和劳工。在港务科，４０ 名指挥员、办事
员、技师和炮手也都是外国人（其中英国人 ２９ 名），而 ４４８ 名中国雇员则担
任甲板船员、引擎室船员和船舱船员。在海务部工作的 １２３９ 人中，只有少数
中国人担任“行政”职务，这些职务基本上又是 １１７ 名外国人的禁脔。在小
小的公务部，３３ 名雇员中 １４ 名为中国人。总之，６１５９ 名中国雇员（外国雇
员有 １３７６ 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担任非低贱的职务。
外班的外国工作人员与税务部的内班人员不同，是在条约港口就地招收
的。在海关的早期，许多人过去是水手和冒险者，试图在中国沿海寻找发迹
的机会。内班人员和外班人员之间社会的背景不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这在内班人员的薪水、住房、津贴和晋升机会等远为优厚的待遇中，
反映了出来，内班人员被其他外国人视为条约港口精英人物的一部分。①
到赫德离职时，不满情绪事实上正在海关中沸腾，这种情绪不仅是针对
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发，而且是对赫德专横作风的一种普遍反应。安格联任
总税务司时的官方通报，在语气上几乎不比他的前任更加温和，但是他确实
解决了一些具体的不公平现象，例如到 １９２０ 年，建立了退职和退休的制度，
这个行动是赫德长期以来所抵制的。
邮局
除了为清政府服务的古老官办邮政外，中国公众通过大批私营的信局来
寄送邮件，这种信局使用交通能提供的手段为主要城市中心服务。外国列强
已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邮政业务。 １８９６ 年，帝国建立了自己的邮政机构。
可是在中华民国的最初几年，六个缔约列强仍保持自己的邮局和独立的邮政
业务：英国在 １２ 个大城市和西藏的 ３ 处；法国在 １５ 个城市；德国在 １６ 个城
市；日本在中国本土的 ２０ 个城市、满洲租借地的 ６ 处以及满洲的另外 ２３ 处；
俄国在 ２８ 个地方，其中包括满蒙的许多处；美国只在上海设立。设立这些外
国邮局的一致的辩护词是，“在华的安全通讯得不到保证”，①这显然侵犯了
中国的主权，因为它们没有条约根据，这类条约在其他方面限制了中国的主
权。虽然中国在 １９１４ 年参加了国际邮政联盟，从而使 １９０６ 年国际邮政会议
的实施条例中的某些特定规定（它们为继续在中国设立外国邮局提供了某些
国际法的依据）失效，但是直到 １９２１ 至 １９２２ 年的华盛顿会议，缔约列强才
同意到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撤消它们的邮政。但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让步，不
是没有附带条件：在外国租借地（日本人宣称，他们理解为应包括满洲的铁
路区）的邮局继续存在；中国邮政中的外国邮政总办的特殊地位不得改变。
外国邮局与中国邮局在大港口进行竞争，那里潜在的邮政通信量更加有
利可图，而又没有对利润较少的外围地区服务的义务。它们在执行中国海关
章程时的懈怠是有名的，在 １９１４ 年后曾几次拒绝处理中国邮局发往海外的邮
件。外国邮局最初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出现，也许是不得已，但随着中国自己
发展了现代的邮政体系，它们的继续存在，在道理上除了作为外国人在华特
① 晚到 1919 年，代表外籍外班人员的代表团向安格联抱怨说，“‘外班’一词带来的污名已经扩大到海关
以外，在外国社区的所有社会关系中都有反应”，并报告了因以下几方面而“普遍存在的情绪：内班人员
极度看不起外班人员，在纪律争端中外班人员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只代表争端的另一方和税务司的一方……
外班人员的私生活不正当地受到监察长的干涉。”半官方通报第 29 号，《中国海关工作文献》，第 3 卷：
《总税务司通报，1911 至 1923 年》，第 504 页。
① 出席华盛顿会议的日本代表团的声明，引自惠斯特尔？W。威洛比：《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 887 页。
殊地位的一个标志外，就成为多余的了。这一发展是在海关的推动下出现的。
①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海关的邮政作为一项业务，在北京和条约港口之间传送
几个公使馆的函件，从此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和 ８０ 年代，发展了一项向所有用户开
放的使用西方电报线路的邮政服务。在 １８９６ 年 ３ 月它正式改为帝国邮政局以
前，很少与中国人的信局和外国的邮政机构进行竞争，但此后它却不断地发
展。
在新的安排下，帝国邮政局被委托给总税务司管理，他把邮政局作为海
关的一个部门经营。几个港口的税务司也负责他们管区的邮政事务。１８９８
年，２４ 名外国人和 ３５７ 名中国人，脱离海关而在邮政部门工作。它提出的成
为一个官方垄断事业的要求，是部分地通过管理和限制信局的活动，部分地
通过吸收信局来实现的。１９０６ 年，特别任命的邮政专员被分配到上海、广州
和汉口工作，以减轻负担更重的海关税务司的双重责任。虽然邮政局的业务
和人员发展了（１９１１ 年有 ９９ 名外国雇员和 １１８８５ 名中国雇员），它的收入
却多少落在后面。在邮政局与海关分离以前，海关每年需要给它补贴，以使
海关的邮政局能够继续营业。
邮政局和海关在 １９１１ 年 ５ 月分离，当时帝国邮政局转归邮传部管辖，由
前海关邮政局总办帛黎管理，帛黎此时成为邮政会办。帛黎为法国人，１８７４
年进入海关工作，１９０１ 年被任命为邮政局总办，他继续任邮政会办，直到 １９１７
年。他和他的接任者铁士兰都是法国国民，这反映了中国在 １８９８ 年列强“争
夺特许权”时期，对法国作出的许诺，即中国的邮政，“在选择邮政人员方
面要考虑法国政府推荐的人选”。但是，帛黎作为总办的权力，比海关总税
务司的权力更受到限制，因为他在形式上隶属邮传部的一名局长，以便应付
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邮政局更是中国政府的
一个部门，而不是海关的（甚至安格联时期海关的）业务，但是在以后的 ２０
年中，北京和各省的许多邮政行政领导职务，仍由外国人担任（开始时他们
从海关调任）。典型的形式是让一名外籍邮政专员领导一个邮区，由华人或
外籍副专员以及华人和外籍助手协助工作。设在北京的总办官署，约有 ２５
名外籍工作人员（总办正式称“副局长”），其他大约 ７５ 名外国人驻于几个
省。１９２０ 年，英国国民约占外国人的一半，法国人占 １／４，余下的来自十来
个国家。约 ３００００ 名中国雇员做分理和发送信件的实际工作。
盐务
中外合办的盐务署是在 ２０ 世纪而不是在 １９ 世纪中期强加给中国的，它
与海关不同，也不如海关重要。
中国除了同意外国发挥有限的咨询和技术作用外，反对它们参与盐务管
理，从而拖延了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至 １９１３ 年 ４ 月对袁世凯新政府提供善后借款的
谈判的完成。主要的缔约列强——英、法、俄、德、日、美（美国在贷款谈
成前退出财团）——通过六国的银行财团，寻求加强袁世凯的政府，希望它
能够维持中国的统一和保护外国的利益。但是银行家们只能在有足够保证的
条件下答应 ２５００ 万英镑的巨额贷款。关税收入因为完全用作以前几笔借款和
庚子赔款的抵押，所以在一段不能确定的时期内只能是第二保证；因此北京
政府只能用盐税收入来担保。作为发放贷款的主要条件，财团坚决要求采取
措施对盐务进行控制（而不仅仅是咨询和审计），为此这几个国家迫使日益
① 见郑英还：《中国邮政通讯及其现代化，1860—1896 年》。
破产的袁世凯接受这个条件。因此，１９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善后借款协定第 ５
款规定，在财政部下面设立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
会办一员主管”。在每个产盐区设稽核分所，“设经理华员一人、协理洋员
一人，会同担负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
一个毫不掩饰的外国利益集团在中国的盐税收入中插了一手，爱国主义
情绪正确地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对主权的一种侵犯；在有些省份中国经理和外
籍协理并列，看起来很像条约港口海关中外国税务司和中国监督名义上分享
权力的海关的那种安排。也许还由于盐政是中国政体的更密不可分的一部
分，具有平衡国内收支的微妙作用和长期的利益，任何外国的作用从根本上
说是特别令人烦恼的。海关是继对外贸易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新事物，而稽
核总所则与之不同，开始就只表现为一个新的行政集团介入了一个包括盐的
生产、运输、税收和销售的长期存在的中国财政体系。稽核总所被硬加在这
些传统安排之上，以确保所征之税真正可以被中央政府用来偿还善后借款，
所以它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取得了实际上对盐的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大权。但是
这种控制除了保证分期归还善后借款分期偿还表上的本利外，与类似的发展
和保护国际商业的任何持续和特定的外国利益没有联系。得到好处的主要是
控制北京政府的人， １９２２ 年以后，主要是地方军阀。
由于稽核总所的外国会办及其外籍属员是欧洲银行家的代表，而欧洲银
行家又分别得到各自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们不仅仅是第 ５ 款中可以自由解释
的文字所暗指的那种副手。但是没有出现像赫德建立的海关那样的国中之
国。在盐务稽核总所的初期，外国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当时袁世凯中央集权
的努力看上去有一定的希望，而袁总统也支持盐务稽核总所的第一会办丁
恩。丁恩（１８５４—１９４０ 年）是一个以前在印度任职的文官，先在北印度任盐
税专员，然后任印度货物税和盐税第一总税务司；１９１３ 至 １９１７ 年在华任职
期间，他负责一些意义深远的盐税改革，但他决不是另一个赫德。①财政部长
和中国的总办，不是对丁恩所干的一切给予形式上批准的十足的傀儡，相反，
他们自己代表尽管是保守主义的、但却是民族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潮
流，他们的利益在一段时期与外国辛迪加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乐于利用外
国的存在可能提供的这类压力，以对付地方上的离心力量。
此外，盐务署的外籍雇员从来没有超过 ４０ 至 ５０ 名（１９１７ 年为 ４１ 人，
１９２２ 年为 ５９ 人，１９２５ 年当中国雇员共有 ５３６３ 人时为 ４１ 人），而在民国初
期，在海关工作的外国人就超过了 １３００ 人。②与海关不同，大批的中国工作
人员不受外籍会办的控制。也许有十几名外国人担任北京外籍会办手下的行
政人员，余下的人则在几个产盐区担任审计、经理、协理、或帮办。由于他
们及与其地位相当的中国同僚所检查和审计的，不是一种对外贸易，而是中
国国内的商业和财政制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同僚不大可能降低到
海关监督那种基本上是多余的地位。外籍工作人员并不深入迷宫般的盐务网
络的基层，这与以外国援助进行改革的盐务署的中国人员正好相反。就海关
而言，外国人既是被管理和抽税的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又是管理者和征税人，
１９２８ 年以前还是支付贷款和赔款的大量税款的最后接受人。但是盐务方面的
外国的具体利益，只限于保证把收入按时付给外国财团的银行。到 １９１７ 年 ７
① 关于丁恩进行的一些改革，见 S。A。M。阿谢德：《中国盐务的现代化：1900—1920 年》。
② 日本外务省：《中国雇聘外国人人名录》。
月，关税收入已经增长到能够支付善后贷款以及以前以关税为担保的贷款。
从此，偿还善后贷款与盐务署中外国人的存在只有间接的联系了。
盐务会办是一个英国人，外籍工作人员中几乎一半也是英国国民，这些
事实加强了英国在北京和长江流域的影响。（在稽核所的外国人中，日本人
的人数仅次于英国人。）两名总办对“盐余”——即超过善后借款分期支付
数的盐税——的控制，是根据借款协定的条款进行的，这些条款要求全部收
入一并存入外国银行，“非有总、会办会同签字之凭证，则不能提用”。这
使丁恩在北京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条件是地方当局和军事将领要继续汇来
大量盐税。１９２２ 年以后，所报的盐税总额和中央政府所收的份额都急剧地减
少了。当关税收入仍实行中央集权制时（甚至在军阀统治的鼎盛时期也是如
此），中外共同负责的稽核所没有、也不打算阻止各省扣押盐税收入。丁恩
的后任是甘溥和韦礼敦两人：前者也是前北印度盐税专员，于 １９１８ 年起任会
办；后者原为英国外交官，长期在华任职，从 １９２３ 年起任会办；他们两人的
影响必然比丁恩的影响小得多。把前海关官员、俄国人葛诺发安置在监督善
后借款支出的审计部门负责，把德国人朗普安置在一个涉及未来中国政府借
款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这对他们代表的两国政府没有带来什么利益：葛诺
发只被告知中国人让他知道的事，朗普从来没有被请示过。
经济利益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其中隐藏着一件怪事。在民国初
期，外国商号、投资、贷款和人员在中国经济现代部类的重要部分中，占支
配地位。但是，现代部类虽然在同时代的史料和追溯性的研究中，有突出的
记载，它仍是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外国和中国的现代企业都稳步发展，但
在 １９４９ 年前都不显得很大。晚至 １９３３ 年，国内总产值的 ６３—６５％来自农业，
完全没有外国的参与。南满铁路公司在满洲经营一批试验农场，但是在中国
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生产主要出口农产品（茶叶、丝、植物油和油制品、蛋制
品、皮革和皮制品以及猪鬃）的外资种植园，更不用说生产大米、小麦、蔬
菜和棉花等主要作物的这类种植园了。手工业生产也没有外国人参与，在
１９３３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而同时期外国份额相当大的现代工业占 ２．２
％。帆船、大车、兽力和人力运输工具的交通，为现代运输部门的三倍（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而在现代交通部类中，外国拥有或经营的铁路和外
国轮船又显得非常突出。中国的对外贸易，甚至它的港口间的贸易，主要通
过外国船只进行，但是对外贸易总额，肯定从未超过（也可能从未达到）国
内生产总值的 １０％。不妨假设，如果全部外国拥有、控制、经营的或受外国
影响的企业在 １９１５ 年已经被国有化，欠外国债主的一切公私债务都被取消，
那么产生的可以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妨再这样假设）的“剩余”，如与
占国内净生产总值 ３７％的潜在剩余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后一个数字是卡
尔？里斯金根据 １９４９ 年以后经过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可以取得的剩余计算出
来的。①
但是，外国的工商业者及其资本依然是存在的。现在我们不妨观察一下
他们采取的形式和施加的影响。②
贸易
１８３２ 年就有的怡和洋行和 １８６７ 年在上海开始营业的太古洋行，是最有
名的两家英国商行。不像许多“中国的老字号大店铺”，两者都经受住了 １９
世纪 ７０ 和 ８０ 年代的激烈变化，在这段时期，商人自行进口在市场销售的做
法被“委托商”所代替。怡和的总行设在香港，其分支行则分设在各大港口。
除了它的总的对外贸易部门和许多代理商号外，怡和洋行还控制着怡和轮船
公司（它拥有的 ４１ 艘轮船是沿海和长江的主要力量）和庞大的怡和洋行货
栈。它还在上海经营一家大棉纺厂（怡和纺织公司）和一家缫丝厂；代理俄
国外贸银行、有利银行以及许多海运和火灾保险公司及几家航运公司；并与
汇丰银行有密切联系。太古洋行稍小一些，但它除了在上海设总行外，还在
其他 １４ 个港口设有分行。它经营太古轮船公司，在长江和沿海有 ６０ 多艘轮
船；在香港经营太占制糖公司及太古码头和工程机械公司；还有许多经营航
运和保险业的代理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２００ 多家欧洲保险公司由
上海的商号代理业务。）仁记洋行也是在华的一家英国老洋行，在更早时期，
在广州、福州、天津和长江几个港口设有分行。但在 ２０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①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和停滞》，载德怀特？H。珀金斯。《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
49—84 页。
② 以下所引的统计资料主要取自以下的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侯继明：
《1840—1937 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
它在上海、香港和福州只有办事处。它主要经营茶丝出口，经办设有许多代
理机构的一般委托业务、上海的房地产交易以及航运和保险业的代理机构。
老公茂洋行成立于 １８７５ 年，是最早几家只作为“委托商”经营业务的商行之
一，进口由中国商人按契约方式购买的货物。它还在上海经营老公茂纺织公
司。还可以继续列举，例如，天祥洋行出口茶叶，进口成匹棉布，经营航运
和保险业务，等等；但是还应指出，在民国初期英国商人面临日益增加的德、
日竞争。
１８５６ 年起设在上海的兴成洋行，是上海最老的德国洋行，在香港、广州、
汉口、天津和青岛设有办事处。它是著名的工程公司和提供工厂和铁路成套
设备的承包商，还因它的保险代理机构以及它的广泛的进出口业务而广为人
知。礼和洋行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已经开始营业，也许是最大的德国洋行。它
是航运代理商，经营扬子码头公司，出口羊毛、草帽缏、蛋制品和猪鬃，尤
以进口德国重型机械、铁路和采矿设备（例如为汉冶萍钢铁公司和它的萍乡
矿局进口）以及兵器（它是克虏伯兵工厂在华的唯一代理商）最为闻名。它
设在上海九江路的总办事处是 １９０８ 年公共租界中最大的建筑。在香港和六个
条约港口设有分支机构。第三个重要的德国商行是美最时洋行，它于 １８６６
年在香港开业，１８７７ 年在上海设办事处。它是北德劳埃德公司在华的代理
商，经营长江的河航和上海的张家浜货栈。
日本最大的商行三井物产会社在华的分支机构，设在上海和其他 １０ 个地
方。除了代表日本主要制造厂和保险公司外，三井还代理几个著名的英国、
欧洲和美洲商行的业务。它开办自己的轮船航线，经营两家纺织厂（上海纺
织公司和三泰纺织公司）。
在出口贸易方面，外国商人在此之前已经与以下两项业务发生紧密的关
系，一是设立收购机构，从分散的小生产者那里取得供应；一是为出口物资
进行分等、捡选和初步加工。到 １９ 世纪后期，除了某些加工工作（例如俄国
商人经营的蛋制品、皮革和砖茶的加工）外，这些业务的大部分已由中国商
人负责。就茶而言，外国商人几乎总是从港口的中国商人那里大批购买。现
代的缫丝厂虽然由欧洲人引进，但在 ２０ 世纪开始时大部分厂为中国人所有
（有时有欧洲人——通常是意大利人——当经理）。货物一旦在条约港口卸
货，中国商人在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甚至更加突出。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起，随
着轮船航运的发展，例如，从事进口棉织品或鸦片的中国商人，往往越过小
的港口，而直接在上海和香港购买。虽然洋行在小港口没有被排斥出去，但
有些分支机构关闭了，留下的则把业务集中在收购出口货和销售更专门的进
口货方面，而不去销售大宗货物，这项业务主要由中国人经营了。这样，民
国初期外国商行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大的条约港口，典型地作为委托
代理商而在实际上进口售给中国商人的外国货，和从这些地方出口中国货（经
过一定的加工）。①
纽约的美孚煤油公司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把它的第一批煤油运到中国，
再由太古和怡和等洋行经销。在与怡和洋行就指定该行为美孚煤油公司在亚
洲（包括中国）的长期销售代理商一事进行的漫长谈判失败后，美孚煤油公
司着手建立它自己的市场销售机构。在一开始，它只在上海把煤油售给在“内
地”包销的中国商人。但是不久美孚煤油公司就在大港口设驻地经理，并在
① G。C。艾伦、奥德丽？G。唐尼索恩：《远东经济发展中的西方企业：中国和日本》，提供了详细的记载。
那里建立巨大的贮存设施。他们指定中国“承销商”，并与之订立契约，严
密地监视这些代理商及其下的许多小代理商的销售。“例如在有些地方（如
芜湖），纽约公司的手已经伸向街头的小贩。”①专门制作的中文小册子和招
贴，宣传美孚的有奖的“德沃”牌和更便宜的“鹰”牌煤油。免费分发和低
价销售的带玻璃罩的小锡油灯（著名的“美孚”灯），为煤油建立了市场。
到 １９１０ 年，美孚煤油公司向中国运送它煤油总出口量的 １５％。（１９３５ 年的
一项农村调查发现，５４％的农户定期购买煤油。）美国的推销员（许多人有
大学学位）通过签订保证回国路费和提供续约可能的三年协定而来到中国，
用美国方法训练的中国帮办代替了外国商行中常见的买办。美孚的代理人要
不断地在内地旅行，要懂中文，负责挑选销售商，保证广大地区的供应，经
常就地方的税收与中国官员发生冲突；他们与一些具有较大事业心的传教士
一样，深入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很少外国人的事迹像孙明甫的事迹那
样吸引人；他是上海东吴大学传教士校长之子，美孚煤油公司镇江办事处经
理，在 １９１１ 年站在共和一边积极地参加对南京的围困，后来又是军阀之间可
靠的牵线人。
美孚煤油公司在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亚细亚火油公司（英荷合营的皇
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亚细亚公司通过自己直接控制的与美孚相
似的销售网络营业。它也派西方的推销员进入内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建立
贮存设施，保持煤油的所有权，直至真正零售出去为止。但是美孚和亚细亚
两家石油公司的成功，最终还是靠利用而不是代替中国现存的商业体系。它
们的中国“承销商”，即批发商，往往是有基业的商人，还有其他的商业利
益。甚至美孚煤油公司独特的黄色门面店铺的零售业主，一般都是有名的当
地商人。
胜家缝纫机器公司、主要销售纯碱及颜料和化肥等化学品的卜内门洋碱
有限公司，以及取得巨大成就的英美烟草公司，也依靠中国的市场销售结构，
以使产品能到最后的消费者手中。①英美烟草公司在以下的营业中是与众不同
的：它除了进口英美制造的纸烟外，到 １９１５ 年还经营自己在中国的六个大工
厂，这些工厂由于自称的治外法权地位，逃避了大量直接税。从 １９１３ 年起，
英美烟草公司积极地投入了改进山东的中国农民用美国烟种种植烟叶的技术
——这种外国侵入农业生产的现象在中国是少见的，而在完全殖民化的亚洲
国家则是典型的。但是它的由外国代理商网络指导的销售商和商人体系，只
不过是附加在现存的中国运输和地方销售设施之上。在山东——一个早已是
种植烟叶的地区——分配烟种和化肥以及购买烟叶，英美烟草公司主要依靠
中国的中间商。
除了商业结构本身，中国经济总的贫困状况，从根本上限制了外国商人
及其货物的冲击。煤油、纸烟和进口布匹（在最后被竞争的中国织的棉布取
代之前）的大量销售，是几个重要的例外。甚至在 １９３６ 年，中国（包括满洲）
对外贸易的人均值，仍小于任何其他国家的人均值。如同有些分析家所指出
的那样，如果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它的对外贸易的人均值，对
一个它那么大小的“不发达国家”来说，不算“异常”地低，以下的情况也
① 拉尔夫？W。海迪和穆里尔？E。海迪：《开拓大事业，1882—1911 年》，第 552 页。
① 见谢尔曼？G。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烟草业中中美的对抗，1800—1930 年》（耶鲁大学 1975 年
博士论文》中有关在华的英美烟草公司的部分。
是事实：外国对中国的农业和矿业出口产品的需求只产生很弱的“逆向联系”
（即诱发出来在中国生产其他产品的需求），而进口的制成品或加工的商品
主要是用来满足最后的需求，因此只产生很弱的“顺向联系”（即资本或原
料投入中国进行生产）。企求经济利益使外国人来到中国，但是直接影响中
国近代史发展进程的，与其说是他们具体的经济影响，不如说是他们在特权
条件下存在这一事实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
银行业
在中国缺乏现代金融机构的情况下，早期的外国商行着手为它们自己提
供其进出口业务必不可少的辅助性服务，如银行业务、外汇和保险等。但是
到了 ２０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有 １２ 家外国银行正在中国营业。①这些银行主
要为外国商行的进出口贸易提供资金。也向中国商人直接提供一定数量的贷
款，但是它们影响中国商业结构的主要形式是向钱庄贷出短期“转手贷款”，
钱庄转手把钱再借给中国商人。这些向钱庄提供的信贷随着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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