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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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转手把钱再借给中国商人。这些向钱庄提供的信贷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
而停止，它们一度使外国银行对上海的整个货币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②
它们实际上控制着中国的外汇市场。中国的银通货和金通货（国际本位）
之间兑换率的波动常常是很大的，外汇的兑换交易和国际性套汇，给外国银
行（特别是汇丰银行）以巨额利润，汇丰银行每天公布的汇率被上海的整个
市场承认为官方的汇率。外国银行利用它们的治外法权地位发行钞票，这项
权利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但又无力作出反应。１９１６　年流通的外国钞票
的总值，几乎与中国公私银行发行的钞票数相等。①有钱的中国人把他们的流
动资产存入外国银行，这样就提供了作为银行进行外汇业务基础的稳定的白
银收入来源。但是，一个更重要的来源是大银行在中国偿还外债和赔款方面
所起的作用，它使关税和盐税收入以及许多铁路的流动资本，源源不断地流
入。此外，大银行由于收存赔款和铁路贷款，与欧洲的债主们一起获益。在
华拥有铁路和采矿特许权的外国公司常常是银行的分支机构；例如，中英［银］
公司与香港银行有密切的关系，就像德国的山东铁路和矿业公司与德华银行
的关系一样。一份关于英国银行家在　１８９５　至　１９１４　年期间从发行钞票和归还
贷款中获益的研究断定，利润平均是贷款票面价值的　４．５％（非铁路贷款）
至　１０％（铁路贷款，它们通常列有利润分成条款和银行充当购买代理人的条
款）。②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特别在　１９２８　年以后，外国银行丧失了它们的某些特
权地位，而由政府支持的银行取得，但是它们在资助对外贸易方面，继续表
现得很突出。不过，在任何时候，除了对对外贸易和政府财政部门外，它们
对中国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和它们的主要客户，即外国商人一样，外国银


① 麦加利银行，1858　年起在华（总行在伦敦）；汇丰银行，1864　年组成（总行在香港）；有利银行（总行
在伦敦）；东方汇理银行，1899　年起在华（总行在巴黎）；华比银行，1902　年起（总行在布鲁塞尔）；德
华银行，1889　年起（总行在柏林）；花旗银行，1902　年起（总行在纽约）；和兰银行，1903　年起（总行
在阿姆斯特丹）；道胜银行，1895　年起（总行在彼得堡）；横滨正金银行，1893　年起（总行在横滨）；台
湾银行（总行在台北）。
② 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海的钱庄，1800—1935　年》，第　21—22　页。
① 见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各处。
② C。S。陈《英国银行家从中国贷款所获利润，1895—1914　年》，载《清华中国研究杂志》，新版，5。1（1965
年　7　月），第　107—120　页。



行之能影响中国，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外国的，既享有特权，又常常很蛮横。
它们当然与中国一些虽小但分布广泛的现代化部类有一定的联系。例如，１９１０
年上海橡胶市场上的投机活动，严重地损害了四川铁路公司的利益，于是它
要求北京政府用粤汉铁路国有化的办法来弥补这些损失，这个行动有助于加
速辛亥革命的爆发。但是总的来说，虽然金融大恐慌会制造头条新闻，上海
和其他港口及广大内地的经济只有松散的联系。即使外国人（或者甚至中国
人）能做到对现代部类的支配，但这种支配还不能使他们控制中国。
制造业和采矿业
在　２０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外国人在四种工业中拥有占优势的份额，它们
在　１９３３　年占了现代工业净产值的　５２％：这些工业是棉纱和棉布、纸烟、煤
矿和电力。①１９３３　年，外国拥有的商行生产了整个制造业总产值的　３５％，但
是不能对　１９１０　至　１９２０　年作出可以与之相比的总的估计，这个时期，７５—９０
％的现代采煤工业和将近一半的棉纺织工业操在外国人手中。表　３６　显示了外
国人在采煤工业和棉纺织工业中所占的份额。不能得到产量的数字，但是卷
烟工业也被外国人所支配，这从　１９１９　年英美烟草公司生产　１２０　亿支纸烟（大
部分在中国生产），而它的主要中国竞争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　２０　亿支纸
烟，两相比较可以判断出来。大港口的发电——１９１０　至　１９２０　年也没有发电
量的资料——基本上也是外国人独占的领域。
有人已经提出警告，反对仅仅因为一些数字是仅有的计量资料，而把过
多的结论塞进关于现代部门的统计数字之中，但我们现在又必须再次面对这
种警告。１９０２　年英美烟草公司开业后，纸烟的销售量肯定激增，但是没有什
么证据可以证明，在城市地区以外，消费烟叶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　１７　世纪以
来广泛吸用的农民的旱烟、水烟或鼻烟。甚至晚至　１９３５　年，只有　１９％的农
户购买任何种类的烟。关于棉纱，１９０５　年只有总消费量的　１８％（１９１９　年为
３４％）是在华资或外资现代纱厂生产的。１９０５　和　１９１９　年棉布的可比数字分
别为　１％和　５％。手工业生产的和进口的纱占　１９０５　年消费量的　８２％，占　１９１９
年的　６６％；而棉布则分
表　３６
　采煤工业和棉纺织工业的外国份额























①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　55　页。




采煤




棉纱和棉布
（用现代方法开采按吨计算的总产量％） （开工的纱绽和织布机的％）*
纱绽
外资 中外合 外国人 中国人


织布机
外国人



中国人


１９１０
１９１２
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
矿


４２．６


３５．２
３４．１



３０．９
资矿


４９．３


５４．５
４３．２



４５．０
所有
３０．３


４６．０



４３．６
４１．９
所有
６９．７


５４．０



５６．４
５８．ｌ
所有



５０．ｌ





４９．０
所有
１００


４９．９





５１．０



＊在中外合资厂内的纱绽和织布机数被平均分到外国人所有和中国人所
有两栏。

别占　９９％和　９５％。这些比率说明，外国份额显得如此之大的中国最发达
的现代工业，即棉纺织业，也不能供应绝大部分中国人口的衣着。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２１
年这几年用现代方法开采的年平均产量为　１０００　万吨的煤，甚至用现代的和传
统的方法开采的年平均产量为　１６００　万吨的煤，也只能提供四亿至五亿中国人
所消费的总能量的一小部分，这些中国人在过去继续以树木、麦秸和植物废
料作为他们的燃料。甚至在　１９３３　年，中国煤的总产量只有　２８００　万吨（而　１９７３
年为　２．５　亿公吨），几乎全部消耗于大城市和铁路、轮船以及小型现代制造
业。与此相似的是，１９３３　年共发电　１４．２　亿千瓦小时（而　１９７３　年为　１０１０　亿），
其中　６３％是外资厂发的电；所发的全部电力都为较大的城市服务。
１９１９　年，中国　４５　家棉纺厂中，１５　家为日本人和英国人所有。外国棉纺
厂纺的纱平均比华资厂的纱高五至七支。中国的工厂能够顶住很强的外国竞
争，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保持它们在市场的份额，支数的差别对这种情况具
有两个重要的含义。纺低支纱需要利用比纺高支纱更加劳动密集的技术，因
此适合中国生产者的情况，他们的资本比较少而且更加昂贵，而劳动的成本
则要低一些。低支纱在市场上还更容易销给手工织布者，他们把低支纱用作
经纱，再与手工纺的纬纱合起来织成一种粗而耐穿、在农村地区需要量很大
的布。换句话说，出现了一种外国厂和中国厂在部分地分离的市场中经营的
倾向，大部分外国厂的产品供应条约港口和其他大城市的消费者。卷烟工业
也是这种格局；在卷烟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集中生产比较便宜的纸烟，
以供应不同于英美烟草公司的消费者的另一类消费者；在采煤业方面，外国
矿与中国矿通常不在同一地点；在银行业中，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外国
银行专门为国际间的交易提供资金。
当然，作为以后经济发展的基础，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现代制造业部类
既不是停滞的，也不是不重要的。事实上，１９３７　年以前的中国工业部类（包



括满洲）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８％至　９％。①此外，这些工厂对中国　１９４９　年以后
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很明显的好处之一是，继承的一些上海及
其他地方的小型机械厂，在解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经济困难方面，作出了重
大的贡献。②
可以质疑的一个看法是，在现代制造业部类中惹人注目的外国的作用，
是使中国经济全面落后的主要原因，或是造成作为　１９４９　年以前特点的削弱中
国经济的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如与有特权的（就现代工业而言有时是占优势
的）外国人在华存在的主要政治和心理影响相比，不论工厂是外资的还是华
资的，就发展和分配两者说，其　经济的．．．后果是很不重要的。对　１９４９　年以前工
业的研究，不但显示了前面所引的引人注目的发展速度，而且有力地证明，
华资企业的发展至少与外国制造商行一样快。③２０　世纪的长期趋势虽不完全
清楚，但仍说明，中国人在对外贸易、银行业以及工业中所占资本和产量的
份额在逐渐增加。甚至对传统经济部类（例如手工制造业）受现代工业损害
的情况，华资现代部类也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它在地理上和技术上主要是为
分散的农村市场服务，而外国工厂的顾客更可能是比较富裕的城市居民。也
许从长期看，外国制造业最重要的方面是把表现为机器、工艺和组织的现代
工业的技术转移给了中国。这种“示范效果”还在金融和商业部类中发挥作
用，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中国的现代银行和保险公司在这些部类中日趋重要，以
外国对手为模式的中国对外贸易公司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显得有些重要
了。
外国从事工业的公司，因以下几个方面而“不公正地”获得利益：它们
有治外法权的地位；它们能够逃避某些直接税赋，特别是中国官僚的压制；
它们接近外国资本市场；有时它们有较好的管理和改进的技术。这种特权地
位，以及它们惹人注目的傲慢，助长了　２０　世纪中国高涨的、在“买国货”的
情绪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华资商号通过抵制（例如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８、１９０９、
１９１５、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年）外国在华厂商生产的货物以及抵制进口货，可能还通
过外资企业比华资企业更频繁发生的劳资纠纷来利用这种民族主义。反帝国
主义的情绪是日益发展的现实，但是事实并不像民族主义宣传所断言的那
样，在华的外国工业真的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损害了手工业生产（这与前
一种说法有矛盾），阻止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或者比本地的资本家更加厉
害地（或较少）剥削中国的工人。
运输业
在　２０　世纪的头　２０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值　８５％至　９０％的货物是由悬挂外
国旗帜的船只运送的。外轮还在对外贸易港口即条约港口之间的沿岸贸易中
运送　２／３　的货物。由于这类货运是由“洋船”运送，所以列入海关的统计中。
对“内河航运”，也就是驶往条约港口即对外贸易港口以外的地方或这些地
方之间的轮船贸易，海关只对进出这类港口的应纳税的货物进行登记。在缺
乏有价值的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按照　１９１４　年内河航行章程进行登记
的外国船（１１５２　艘）和中国船（２１１　艘）来判断，这项运输业也受外国航运


①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　70—74　页。
② 见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1900—1971　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现代经济》，第 203—234
页。
③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　138—141　页。



业的支配。
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通过外国船只进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国际
法中，沿岸贸易——即沿岸和内陆航行——一般地只通过本国的船只进行。
外国船只进行的中国港口之间的贸易和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是在此之前缔约
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中国甚至在理论上都没有得到对等的权利。
不可能在数量上准确地估计外国的沿岸和内河轮船业对传统的帆船及其
船员的影响。中国政府对扩大轮船航行的反对态度，反映了它对失业船员造
成混乱的担心。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帆船总的来说可能从内陆贸易的全面
扩大中获益。无数轮船无法到达的地方，被　５０　万艘帆船纳入日益发展的商业
活动之中，这些帆船不但在江河，而且在辽阔的运河和支流网络中定期往返。
可以取得的一切有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计量数据，以及分散的统计数字都说
明，帆船仍是华南的主要运输工具。甚至在　１９５９　年，只有　３６％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内的货物运输总量是由现代运输部类的工具运送；其余的主要由帆
船运送。
在　１９０３　至　１９１８　年期间，主要的长江轮船航线由四个航运公司大致均分：
它们是太古轮船公司、怡和洋行的怡和轮船公司、日清汽船会社和中国官办
的招商局。新英格兰的船长和苏格兰的轮机长，在英国和中国的船队中占统
治地位。（“传说如果你要‘轮机长’，你只要向下对轮机舱口喊一声‘麦
克’［即老兄——译者］，他就露面。”）①为了避免价格战争，这些大轮船公
司常常在内部商谈航运的价格。总的来说，英国和日本的航运业控制着海外
的和港口间的贸易，日本人在逐渐接近他们的对手（１９１０　年海关记帐和清算
的总吨数中英国人占　３８％，日本人占　２１％，而　１９１９　年则分别占　３８％和　２９
％）。
１９１４　年，运输业几乎占外国在华直接投资额的　１／３（３１．５％）。这　１／３
的大部分是铁路投资，投入轮船航运公司的资本比较少。外国的铁路权益是
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从相当一批没有兑现的铁路特许权，直至外国列强直接
控制的几条主要铁路线。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形式，是完全或部分地以签订借
款契约的外国贷款建筑的铁路，这些借款契约一般地授予债主以筑路权（债
主作为购买进口物资的代理人还获得了利润），而且在　１９０８　年津浦铁路合约
之前，在贷款期间还把铁路的管理权交给债主。在　１９０８　年以前，有时外国的
代理商得到一份纯利润，直到贷款还清为止。甚至在　１９０８　年以后，大部分借
款契约还规定须聘用一名外国总工程师，这意味着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
铁路的管理。
到　１９１８　年，在运行中的总长将近　６７００　英里的铁路（包括满洲）中，完
全用中国资本建筑的铁路，包括只有几百英里的未竣工的粤汉线、京沈线中
短短的天津－山海关段，以及　３７６　英里的京绥线。只有最后一条线由中国的工
程师建造。外资铁路，总长　２４８７　英里：中东铁路（俄国，１０７３　英里）；南
满铁路及其支线（日本，８４１　英里）；云南铁路（法国，２８９　英里）；胶济铁
路（德国，１９１５　年起为日本，２８４　英里）。在　１９１３　至　１９１５　年期间，根据记
载和统计数字，构成中国官办铁路的　４０００　英里路轨连成了一个全国的铁路体
系，这一措施得到（密西根大学和州际商务委员会的）亨利？卡特？亚当斯
博士的帮助，他在　１９１３　至　１９１７　年期间在中国政府担任铁路账务标准化的顾


① 盖乐：《中国的盐务：1908　至　1945　年我在中国的经历》，第　66　页。



问。但是，外国的金融利益集团，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对这　４０００　英里铁路的大
部分有各种要求。通过它们的几个贷款契约的规定，英国的投资者实际上控
制了京沈线（６００　英里）和沪宁线（２０４　英里）；通过雇用英国总工程师和其
他人员，他们参与了津浦线南段（２３７　英里）、沪杭甬线（１７９　英里）和道口
－清化线（９５　英里）的管理。一个法国总工程师代表山西正太铁路（１５１　英里）
的法国债主的利益，而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工程师和会计师则监督　１９１８
年已经建成的　３６５　英里长的陇海铁路。
几个强国的“帝国主义”目的，是外国资本投入中国铁路的原因。作为
外国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突出象征，有特许权的铁路和借沉重的外债
建筑的铁路，引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愤慨。外国的政治利益在满洲也推
动一条不那么合适的平行铁路网络的建筑。虽然还没有对下面这个问题进行
过研究，但很可能由于中国国内外的战争和政治变化，投入铁路的相当大一
部分外国资本，从来没有归还。总之，外国人所提供的大量有形资本的建设，
在为中国的北半部提供现代交通设施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那里，隔得
很开的经济区和缺乏巨大水上航道的情况，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
官办铁路甚至在支付其外债以后，在　１９２０　年还从总投资　５．２２　亿元中取得了
利润　４１００　万元。这　４１００　万元有总投资中中国政府份额的利息。如果这部分
利息按　５％计算，那么仍然留有　３１００　万元纯利。在军阀时期，特别从　１９２２
年起，利润下降，归北京政府控制的比率也越来越小，可是这些基本上是外
国建造和外国提供资金的铁路线是一项经济成就。
财政
在　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２１　年的十年中，至少有　７０　笔大部分是小额和无担保的贷款
和预支款（在　１９２１　年，未归还的余额也许共计两亿元），由形形色色的外国
债主借给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各种机构。数额最大的几笔是　１９１７　至　１９１８　年的
“西原贷款”，日本利益集团企图通过这些贷款，提出它们在满蒙的要求。
由于北京政府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这些贷款大部分拖欠下来。对比之下，
约在　１９２５　年之前，大约三亿元未偿还的铁路贷款余额按期从几条铁路的收入
中提出归还。但是中国向外国借的公债的绝大部分是以下几笔：日本的战费
和赔款贷款、庚子赔款、１９１２　年的克利斯浦贷款、１９１３　年的善后借款，这几
笔合在一起，１９２１　年未归还的余额将近　１０　亿元。①这些债务全部用关税收入
或盐务收入担保，或者用两者担保，并且不间断地支付本利。
除了铁路贷款外，这些外国资金对中国经济没有作出贡献。用于赔款的
贷款和义和团起事后的债务是纯支出，而其他的债大部分用于北京政府非生
产性的行政和军事需要。外国的债主自认为在支撑中央政府，或者支持某个
特定派别反对它的对手。他们在上海的银行作为归还借款担保的关税收入和
盐务收入的收存行，以及从它们对外汇市场（中国的白银在那里折换成借款
合约中规定的黄金归还款）的控制中，获得了利益。他们也许取得了对北京
的一定的政治影响；甚至不包括庚子赔款，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中国每年
支付的外债利息和分期偿还的外债，至少相当于贫困的中国中央政府收入的
１／４　或　１／３。（民国初期的财政资料依然是一个未经研究的领域。）
对民国初期中国的外债所能讲的好话大概是，按人头算，１９２１　年也许是


①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　年》；《中华年鉴，1923　年》，第　713—727、744—748
页。



每人三元，按照国际标准，这算是低的。
总的来说，外国人的经济收益（部分地以其特权地位为基础，并靠这种
特权地位成倍增长）并没有绝对地减少了中国的经济福利。相反，中国土生
土长的现代化——即开始出现了与“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决裂，这种平衡的
陷阱使中国经济在低水平的总产量上徘徊不前——只是在对进口货和对外国
在华的制造业的外来冲击作出反应时才开始的。②贸易、外国在制造业和运输
业中的投资以及技术的引进，使中国的经济产生了绝对的收益，尽管国民生
产的增长是缓慢的，它的社会分配是有问题的。在一个不同的政治背景下，
即如果中国由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管理，那么对外贸易和外国制造业与国
内经济中华资部类的逆向联系和顺向联系，无疑地本来可以更多。无论如何，
外国的经济存在只是促使中国政体虚弱的一个——而且不是主要的一个——
因素。













































② 见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　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
现代经济》，第　19—47　页。



第　４　章　　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觊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１６　年

对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即袁世凯任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的那几
年（１９１２—１９１６　年），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探讨。一种是强调军
阀主义开始了：政治统一解体，军事统治出现，一种不讲道德的、背信弃义
的溃散情绪在当权者中间蔓延。这种观点认为，革命的胜利，即使在胜利的
当时，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１９１２　年　２　月，当庄严的统治权从未成年的清代
皇帝及其朝廷手中传给袁世凯的时候，中国丧失了强有力的政治一体化的帝
制象征，而它已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换来的却是一个无耻的、反动的军
国主义者占据了中央地位，他既无纲领，又无皇帝的权势；新的共和制意义
不大。按照这种观点，革命的后果是迅速陷入了袁世凯庇护下的军阀主义。
第二种看法强调同革命前的年代的连续性，不把辛亥革命看成是中国政
体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事件，而把它看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早期高潮，给政治
和社会带来了活力。革命后的实践经受了自治和中央集权两种相互对抗的观
念的检验，这两种观念在前十年间都各自赢得了拥护者。这是一个充满活力
的政治实验的时代。伴随着实验的是冲突，因为扩大参政同集中权力的努力
相抵触。但是，只是在这些相互对抗纲领各自经历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时期以
后，军阀主义的特征才暴露出来。按照这种解释，袁世凯当总统的时期最好
理解为中国民族主义第一次浪潮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既包含有它的优点，也
包含有它的致命缺陷。
各自都可以搜集到丰富的资料来维护自己的观点。本章的叙述偏向于第
二种看法，因为它似乎更能弄懂最主要的政治倾向，袁就任总统仅是这些政
治倾向之一。但是，对于漫不经心地颂扬这个时期的政治家，第一种看法倒
是一剂有效的矫正药。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毕竟丝毫没有达到自己建立
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的主要目标。要恢复中国的主权，还需要更彻底的尝
试。而与此同时，军阀主义及其各种特殊形式的压迫却在干扰。



意义含糊的革命传统

不论倾向于哪种看法，都必须承认，对辛亥革命的成败有多种解释，没
有解决的政治体制的紧张局势传到了民国初期。我们关于这个时期的叙述，
就从指出这些多种解释或紧张局势开始，并进而讨论它们的各种根源。
对于这场革命的后果的不同理解，是从革命本身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开始
的。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在共和取得初步成功后一个月，帝国官员和革命势力的
代表举行了最初几次会谈。正式谈判是　１２　月开始的。１９１２　年　１　月，主要问
题已经议定，２　月　１２　日清帝宣布退位。三个多月后新的国民政府机构即在北
京行使职权。到底是谁胜利了？从　１９１３　年和　１９１６　年爆发对政府的武装进攻
（有时称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来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１９１２　年的
解决办法是一种不稳定的妥协。
一方面，这种解决办法巩固了革命的伟大胜利。清王朝被推翻了，这一
业绩胜过了过去无数次的起事，包括　１９　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叛乱在内。再
者，取代清王朝的是一种新的政府形式；维护大量积存下来的种种看法和政
治习俗的帝制已被废除。这两项成就已被证明为不可逆转的，尽管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　年以及　１９１７　年曾经有过企图抹煞这两项或者其中一项的尝试。主张共
和政体的革命党人的两项最低目标已经永远达到：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最早献身革命的人来说，新的安排远不是理想的。
优待年幼的退位皇帝及其庞大的皇室，包括允诺一笔巨大的津贴，可能是一
项无害的让步（尽管他幸存下来，使日本人在　３０　年代得以利用他在东北建立
奴颜婢膝的满洲国）。革命者的期望更加严重地受到了新的国家元首袁世凯
这位帝国高级官员的危害。革命代言人接受　５２　岁的袁世凯来领导新秩序，以
之作为他安排清帝退位的代价，也是为了避免长期的的内战。有人甚至对他
将来可能发挥的作用很乐观。他有能力，在满清官员中堪称“进步分子”。
他的权力毕竟会受到革命党人自己设计的《约法》条款，包括内阁和国会的
限制。但是，一位立宪总统不明确承担为革命或者为共和而献身的义务，在
这个问题上的妥协让步证明是引起严重忧虑的根源。袁不愿意离开北京去南
京——１９１２　年初革命势力的中心——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加剧了这种忧虑。
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经验的革命家的作用遭到限制，在北京的首届共和内
阁里，他们被排除在财政、军事职位之外。谁赢得了革命，这个问题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