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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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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像少数外交官那样，只有很少传教士精通汉文，但他们普遍地能在某种
程度上讲方言。
几乎每个布道站都办一所初级学校。在 ６９３ 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据报道
有 ３０６ 所高小和 １４１ 所中学。表 ３４ 所列为 １９１９ 年各级学校的数量和招生数，
它还列出了 １９１６ 年公立学校招生的估计数。这些数字可能都是猜测性的——
教会学校招生数少于表 ３１ 所列之数——但比率多半反映了实际情况。它们显
示教会的初小学生只占公立初小学生数的 ４％，但是高小和中学的学生所占
的比率，都提高到 ８％以上。１９０７ 至 １９２０ 年期间，教会学校的学生——其中
一半也许来自基督教家庭——增加了三倍，而新教的受圣餐者人数只翻了一
番，这既表明有意识的传教努力深入到了中国的青年，又表明现代教育的诱
惑力。新教的传教士夸耀说，虽然总的说中国每 ７５ 名学龄儿童中只有一名在
接受教育，在全部基督教青年中，每三名中就有一名在一所教会学校入学。
表 ３４
新教传教士学校和招生人数，１９１９ 年
初小
高小
中学
教会学校数
５６３７
９６２
２９１
教会学校招生人数
男生／女生／总数
１０３２３２／４８３５０／１５１５８２
２３４９０／９４０９／３２８９９
１２６４４／２５６９／１５２１３
１９９６９４
１９１６ 年公立
学校招生数
３７５２９８２
３８８９４１
１７９６２１*
＊包括同等水平的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
新教的教会学校不但配备了外国教师（他们在高小和中学更常见到），
而且配备了 ８０００ 名中国男教师和 ３０００ 名中国女教师。初级小学往往是简陋
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严重地缺乏书籍和设备。高级小学设备稍好一些，
常常用英语作为教学的手段。教会学校采用类似于教育部为公立学校所定的
课程，在开始时是有选择地，然后从 １９２５ 年起，则是为了取得在政府备案的
资格。所有的教会中学都教一些宗教课；中文和文学课采用教育部的“国民
读本”，大部分学校的科学教学很差，因为实验和示范的设备很贵，供应又
少；很少学校提供职业训练。它们很可能不比公立中学差，但是又可以看出，
在民国初期，从教会中学随时提供财政资源的能力来衡量，它们已显得力不
从心了。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高等教育中，有 ２０ 所新教的学院和一所天主教办的
学院。新教的院校经过改组和合并，最后组成了 １３ 所基督教院校，它们的全
盛时期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期又新设立两所天主教的院校。
除了文科院校外，新教的传教运动保持了若干神学校（其中几所是联合创办
的）和几所基督教医学院，天主教徒则办了几所神学院。除了以加拿大和英
国的人事和组织模式为主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外，新教的文科院校大部分由
美国的传教士主办，他们寻求在中国创立完全以美国中西部小教派院校为模
型的院校，他们是从那里毕业的。这些院校的大部分，在开始时是在 １９ 世纪
后半期成立的中学，它们逐渐扩大并在学术上升格，其用意是为教会学校训
练中国牧师和教师。
在 １９２０ 年，新教的院校共招收了 ２０１７ 名学生；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一
段迅速发展的时期以后，１９２５ 年学生总数达 ３５００ 名。１９２５ 年中国大专院校
共招收将近 ２１０００ 名学生，因此，新教院校的学生占全体学生的 １２％，而 ３４
所公立学校占 ８８％。甚至最大的几个基督教院校——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圣
约翰大学、金陵大学、济南齐鲁大学——的学生都不超过三四百名。教职员
工的人数和开学科的能力也几乎同样受到限制。在 １９２０ 年，外国教师共有
２６５ 人，而中国教师——大部分为助教——有 ２２９ 人。但许多人还在同一校
园内的中学任教。
在本文讨论的一段时期内，基督教的院校在美国获得办校许可，１９２８ 年
以后则被迫向国民党政府正式申请备案；在这之前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地位，
事实上受供给它们 ２／３ 经费和干涉它们教师人选的不在本地的校董会控制；
它们实际上是这个时期自给自足的外国飞地。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前，可能
只有圣约翰、燕京和金陵三所大学，才能提供其学术水平可以与较好的美国
大专院校相比的教学。它们的大部分学生必然是教会中学的毕业生，只有这
些中学才能充分地教授英语，以便跟上除中国文学和哲学以外用英语教学的
全部课程。有的院校（还有教会中学）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
依靠它们很高水平的英语培训，这种培训为城市青年提供了进入条约港口工
商界和金融界的入场券，或进入政府部门（如电信、铁路和海关）的机会，
在这些地方，外语知识是一项重要的本钱。到 １９２０ 年，２４７４ 名毕业生中有
３６１ 名成为牧师和教师，就像那些传教士创办人所希望的那样。但是在 ２０ 世
纪的头 ２０ 年，入学的学生只有不到一半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对大部分“退学
学生”来说，吸引他们的显然是想掌握的英语知识，而不是基督教的文科教
育。
基督教院校没有摆脱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期的民族主义洪流。①在 ３０ 年代，
它们日益把它们的课程世俗化，并且汉化了它们的教职员和行政管理；但是
它们外来的特性是摆脱不了的。
１９ 世纪从医的传教士，首先自视为福音的传布者。在教会诊疗所和医院
治疗病人，也是为了使病人能受到福音的感召。逐渐地，医药工作的专业化
发展起来了，这反映了观点的变化，可以与促进教育工作专业化的观点的变
化相比。１９１９ 年，据报告在 ６９３ 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有 ２４０ 个中心共开办了
３２６ 个医院。每个医院平均有 ５１ 张病床。病床共 １６７３７ 张。这些医院有 ４６４
名外国医生、２０６ 名外国护士以及约 ２６００ 名中国医务工作者（其中只有少数
人是合格的）。像布道会事业的其他部分那样，这些医院都位于城市地区，
并集中在东部沿海各省。如以上材料所示，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只是非常稀
疏地分布于这些机构；很少机构有一个以上的传教士医生定期驻在那里。除
了几个突出的例外外，它们是实用的，但也是相当简陋的机构。
在华的西式医学教育，是作为布道会医务工作的派生物开始的，它从工
作负担过重的医生对其助手的非正式的训练发展起来。到 １９１３ 年，共有 １１
所人员配备和设备不齐全的小医学院，其中 ８ 所培养男生，３ 所培养女生。
只有北京的协和医学院（１９１５ 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药委员会接管，这
时才正式不再是一个布道会机构），才接近西方医学院的标准。改组后的协
和医学院规模较小（在 １９３６ 年全年只有 １６６ 名学生获医学博士的学位），因
脱离中国农村医药的需要而受到批评，但它确实成了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训
练和研究机构。
① 见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年》。
中国的政府机构
外国人的存在，在中央政府的三个部门是非常明显的，它们形式上虽然
隶属于中国当局，但在许多方面是在外国人的领导下，并在许多外国人担任
更重要的副职的情况下，行使实际上的自主权。它们是海关、邮政和盐务。
海关
在 １９００ 年，海关归总理衙门管辖，１８６５ 年起设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
几乎每天与总理衙门接触。到 ２０ 世纪的头几年，海关的组织结构、职责、工
作程序及海关人员的组成，基本上都是赫德（１８３５—１９１１ 年）的创造，他作
为 １８６３ 至 １９０８ 年的海关总税务司，独断地主持这个部门的工作。①
在赫德在华工作的 ５０ 年过程中，他已经积累了一定程度的个人权力和独
立性，这些在他开始任职时总理衙门是不可能想到的，而且它也肯定不会让
他得到。但是，根本不必怀疑他首先向谁效忠；在这几十年期间，总税务司
不断地对他的外籍员工强调，他们和他本人都是中国政府的雇员。但是到了
１９０６ 年，赫德已 ７１ 岁，而且身体不佳；他的退休是近在眉睫了。在清朝进
行改革运动的十年中，要以一个同样强有力的外籍继承者代替赫德，是根本
不可能的。１９ 世纪也许较为温和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已经让位于更凶
狠的国际对抗。到了 １８９８ 年，当时的整个关税收入，已经成了偿还因支付日
本战争费用和马关条约所强加的巨额赔款而签订的外国贷款的保证，从而使
海关实际上成了为外国债主要债的机构。１９０１ 年，当关税收入中未用于偿付
债务的余额和条约港口 ５０ 里内的关卡——这时由外国税务司控制——的税
收，都用作庚子赔款的担保时，海关被视为外国利益集团的工具，于是民族
主义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地发展了。缔约列强毫不犹豫地坚持，与监督进出口
货物并加以征税以促进对华贸易一样，偿还这些外国债务，是海关存在的理
由。经清帝诏书批准的 １８９６ 和 １８９８ 年借款合同中的条款暗示，在债券流通
期间，海关的行政仍应保持当时的原状，同时在 １８９８ 年换文的条款中，英国
以条约形式迫使中国同意，只要英国贸易占优势，总税务司将由英国臣民担
任。此外，海关还管理中国的邮政，以外国国民担任邮局的关键行政职务；
管理灯塔业务；控制中国港口的领港工作（在许多港口，这项业务已经几乎
全部由外国人掌握）；并且由于出版统计、商业和文化方面的资料，它对外
国人来说是中国唯一的情报资料机构。５０ 年以后，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海关
内被任命担任负责的职务——甚至没有人担任任何条约港口的帮办。
海关转交给 １９０１ 年取代总理衙门的外务部管辖的过程，没有发生重大事
故。但是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设立独立的税务处（不是部一级机构，虽然它最初由户
部尚书铁良和外务部侍郎唐绍仪领导）以监督海关业务的措施，被外国政府、
海关工作人员和债券主（他们的债券与关税收入有关）视为对半个多世纪形
成的海关业务的外国特性的一种威胁。１９０６ 年税务处的成立，是一个温和的
尝试，在面临预料得到的外国反对的情况下，尽量设法稍微降低海关的特殊
① 赫德在 1908 年 5 月离北京回英，但形式上仍保留总税务司的官衔，直到他在 1911 年 9 月死去时为止。
裴式楷（1846—1918 年）从 1908 年 4 月至 1910 年 4 月任代理总税务司，然后在 1910 至 1911 年期间由安
格联（1869－1932 年）接任，赫德死去时他成为总税务司，直到 1927 年。见斯坦利？赖特：《赫德与中
国海关》；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 年的中国海关》；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中国海关的起源、发展和活动文献集》。
地位，并且确保赫德的接任者不致于取得海关最初半个世纪的情况给予总税
务司的那种影响或独立性。事实上，安格联爵士在他担任 １８ 年总税务司时在
北京所起的政治作用，从来没有接近可与赫德的作用相匹敌的程度。新总税
务司及其外籍属员，远不像 １９ 世纪那样专心一意地关注中国的国际关系。
１９１１ 年以后，中国人开始担任上层的内班中的低级职务。但是在 １９２８ 年南
京政府成立前，海关几乎没有出现重大的中国化的情况。
对所有在袁世凯任总统时期及以后几届北京政府时期分享政治权力的那
些中国人来说，外国控制的海关的存在，是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中国的很少几
个稳定而具体的表现之一，而每个人都认为可以在他的领导下重建这个国
家。海关以最大程度的正直性，向对外的和沿海的贸易征收关税。在 １９１７
年以前，要偿还借款和庚子赔款后，才能把余额交给北京政府自行使用，虽
然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没有“关税结余”，但从此以后结余数额将会增加的
前景，对任何在北京掌权的人都是潜在的利益。对巨额外债和赔款的有效的
支付，有助于阻止缔约列强进一步行动，虽然这种支付没有大幅度地减少它
们在华的影响。当对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赔款义务被取消，关税收入出现
结余而可以把它们用作北京政府内债的担保时，归还这些内债的工作由外国
的总税务司负责，而投资者认为，总税务司在中国对抗的各派别中，在政治
上是中立的，这个事实大大地加强了政府的信用。
海关的主要责任当然是阻止走私，检查船货，征收进出口货物和沿海贸
易的关税。它的管辖范围扩大到中外船主的“西式船只”和外国人租包的帆
船。①从 １８４２ 年的南京条约直到 １９２８ 至 １９３０ 年恢复关税自主，海关负责的
关税税率是与缔约列强商定的；而实际上，它是中国的贸易伙伴强加给中国
的。固定的税率表的大部分，含糊地要对进出口货物按价征收将近 ５％的税；
税率在 １８５８—１８６０、１９０２、１９１９ 和 １９２２ 年上调了几次，以求实现对进口货
按价实际征收 ５％的规定目标。但是，１９０２ 年的关税税率只有 ３．２％，１９１９
年只有 ３．６％。①
设在每个条约港口的海关机构是一种中外事业，其管辖权由税务处任命
的中国监督和总税务司任命的外国税务司分享。（只有总税务司由中国政府
直接任命。）虽然在形式上有时要听从中国监督，但实际上税务司是第一把
手。港口的内班（行使行政职能）只听税务司的命令。当与外国商人发生争
① 根据辛丑各国和约第六款，在条约港口和港口半径 50 里以内的本地关卡的收入，被抵押而用于偿还赔
款，这些征税关卡归海关管理。赫德在 1901 年 11 月进行名义上的控制，但实际上在 1911 年前应由本地关
卡征收而用作偿还赔款的款项，大部分由其他省拨款来解决。辛亥革命以后才实行对条约港口 50 里内本地
关卡的完全控制，当时革命中断了各省赔款应摊份额的汇入，这使外国的债主感到震惊。见斯坦利？赖特：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海关收入》（第 3 版），第 181—182 页。
① 对从国外或从另一个中国的条约港口（除非有免税证书证明关税已在最初的进口港缴付）进口的外国货
征收足额的进口税。在海关缴纳所列的进口税的一半即可取得过境证，这些货物就可运至目的地，沿途不
必再缴厘金税。出口或运至另一个条约港口的中国货物，被征收足额的出口税；如果转运到第二个中国港
口，它们要另付等于出口税一半的沿海贸易税。从内地运至某个条约港口再运往国外的中国货，如要取得
免缴沿途厘金税的出口过境证，应由海关征收等于出口税一半的过境费。见斯坦利？赖特：《中国争取关
税自主的斗争，1843—1938 年》。1876 年的烟台条约把领取内地过境证的特权扩大到给中国国民（实际上
在 1880 年实施），但北京直到 1896 年才同意把出口过境证发给中国商人。关于详细的海关手续的指南，
见中国海关：《上海海关工作程序手册》。
执时，与外国领事打交道的是税务司，而不是监督。但是监督指派他自己的
书办（１９１２ 年以后改称录事），通过这些人，他能够逐日地了解税收的情况。
港口 ５０ 里范围内的本地关卡由税务司管理，其税收送交作支付赔款之用，但
是有关办公人员和日常业务的事务，税务司被责成与监督会办。５０ 里范围以
外的关卡只由监督管辖。
在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以前，总税务司及其税务司实际上并不在几个条约港口
征税，也不把税收存银行和汇走。总税务司通过其税务司，只负责确切地确
定关税和向中国政府报送征收数额的准确的会计报表。中外商人直接向批准
的海关官银号缴税，这些银号完全是中国人办的，通常由监督选定，而关税
收入的安全，监督则要向帝国政府负责；他们的帐目要与外国税务司报送的
报表核对。在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武昌起义、中央政权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崩溃（其
中有许多清朝指派的监督，因担心自己个人的安全而离职的情况）以后，这
个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由于担心各省的革命领袖将扣押保证用来支付外
债和庚子赔款的税收，在向北京宣布独立的几个省的港口的税务司，为了缔
约列强的利益，直接控制了税收并把它存入银行。这些安排被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正
式掌权的共和政府不得已地接受了，并在一份北京外交使团强加给中国政府
的协定中表达了出来。这份协定的条款，规定组成一个上海各国银行总董联
合委员会，以监督支付以关税作保证的外债以及庚子赔款；并委托总税务司
征收各港口的关税，把它汇到上海和存入外国的看管银行，“以作归还该项
洋债及赔款之用”，并根据委员会决定的先后顺序，负责归还到期的借款。
这里应该指出 １９１２ 年协定中的两点内容，在南京政府成立前这两点一直
有效。直到 １９２１ 年，缔约列强有权决定在偿还外债之后，是否有“净存税项”，
并有经其批准后才能将任何资金交给北京政府的权利。它们对可以产生的净
存税项的估计是谨慎的，使历届北京政府都不满意，但无可奈何。此外，原
先由中国的银行掌握的中国政府的巨额资金，此时存入上海的三家外国银行
——汇丰、德华（１９１７ 年中国对德宣战前）和道胜（１９２６ 年它清理前）。在
及时付给利息的同时，这些银行总是存有巨额存款余款，使它们能够经营其
他商业，而且在偿还外债时，它们从处理必要的货币兑换的业务中，赚取巨
额利润。
海关收入的第一个用项，是海关的薪水和业务支出。这项费用由中国政
府和总税务司直接商定，１８９３ 年定为每年 ３１６８０００ 海关两，此数保持不变，
直到 １９２０ 年才增加到 ５７０００００ 海关两。此外，各监督办公室的维修每年花费
将近 ４０ 万两。据报告，１８９８ 年的收入总数为 ２２５０３０００ 海关两，１９２０ 年为
４９８２００００ 海关两。因此，这两年的征税费用——不包括银行总董的佣金以及
在征收和汇纯收入时可能产生的兑换上的亏损——分别占总收入的 １５．９％
和 １２．２％。１８９８ 年，８９５ 名外国员工和 ４２２３ 名中国员工（包括在邮政部门
的 ２４ 名外国人和 ３５７ 名中国人）的办公费，平均每人为 ６１９ 海关两。到 １９２０
年海关员工有 １２２８ 名外国人和 ６２４６ 名中国人（邮政人员已在 １９１１ 年从海关
分出），这反映了在这中间的 ２０ 来年，许多新港口已被开辟为商埠。１９２０
年办公费平均每人 ７６３ 海关两，收入增加，缓和了业务扩大而引起的财政紧
张。
海关的中外员工被分配到海关三个部门——税务部、海务部（成立于
１８６５ 年）和工务部（成立于 １９１２ 年）——之一去工作。海务部负责测探沿
海和内陆的水道，操纵灯塔和灯船，修理浮标和指向标，维修港口和维持那
里的治安。到 １９１１ 年，它建成 １３２ 座灯塔、５６ 艘灯船、１３８ 个浮标（其中许
多有哨声和煤气照明）和 ２５７ 个指向标（主要在长江和西江）。工务部负责
和修理海关的房屋和财产。但是，海关的中心当然是税务部。
税务部的人员分属三科：内班、外班和港务科，每个科又分成“洋员”
和“华员”两部分。每个港口的内班是海关的行政部门，负责行政和会计。
它由一名税务司领导，税务司又由一名副税务司和四个级别的助手协助工
作，他们全由总税务司指派、提升、分配和调离，总税务司仅向税务处通报
各项任命。前面谈过的尊敬的罗炳生曾经设想成立一个“中国真正土生土长
的……教会”，赫德与他一样，也不止一次地重复他在 １８６４ 年备忘录中所表
达的意图，大意是外国的税务司署“在它产生了一个取代它的、并同样诚实
和有效率的本地行政机构时，将结束它的工作”。①但是，事实上在他担任总
税务司的时期，没有一个中国人当上即使是内班的最低级的帮办。他曾经一
度想过，掌握一定程度英语说写能力的同文供事，可能最后被补充为那一级
的帮办。这些供事
表 ３５
英
美
１９１５ 年的税务部内班
法 德 俄 其他欧洲人 日
华
总计
总税务司
１
—
—
— —
—
—
—
１
税务司
副税务司
２３
１１
３
１
３
３
５
４
３
—
４
３
２
—
—
—
４３
２２
帮办
７６
１１
４
１７ １０
３７*
３２
６０
２４７
杂务
医务人员
１０
３１
１
５
２
５
２
２
—
—
２
３
—
３
—
９
１７
５８
同文供事
见习＋
录事
文书和抄写员
教员
收帐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６２７
３３
３５０
１１０
７
１０
６２７
３３
３５０
１１０
７
１０
总计
非华人总计
１５２
２１
１７
３０ １３
３１９
４９
３７ １２０６ １５２５
＊包括一名朝鲜人
＋有海关临时级别的海关学堂毕业生
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华业生，他们的中文教育可能是不够的；总之，这是
作为理由反复提出的阻碍他们取得更高官职的一个缺陷。赫德还能引用北京
高级官员反对提升这些供事的事实，由于他们的教会学校背景以及他们基本
上是南方人，反对是不足为奇的。人数最多的是广东人，其次是江苏、浙江
和福建人。他们通常在大港口通过税务司主持的考试而被录用，他们之被选
用，除了英语能力外，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懂得几种方言。他们最初主要是口
① 引自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 262 页。
译或笔译人员，而到赫德去世之时，许多人正在干和外国帮办相同的那种办
公室工作。１９０８ 年税务学堂成立，终于提供了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的毕业生，
从这些人以及最够格的供事中，安格联开始任命一批中国帮办。
书办或录事是监督的会计人员。内班中第三个中国雇员集团是精于中文
文牍工作和书法的文书和抄写员，他们准备税务司或监督与地方官员之间的
一切往来中文公文，也准备报送北京总税务司署再转送税务处的文件。
在 １９１５ 年，税务部内班人员按职务和国籍的分布情况，见表 ３５。①外国
内班人员，或是由伦敦海关官署为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英国集团而招收，或是
由几个外国驻北京公使馆直接向总税务司推荐。许多属员是受过大学教育的
年轻人，他们认为，与在本国相比，自己在中国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税务
司的官署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以使这些任命与各缔约列强对华贸易的规模成
比例。这可以举例说明：在 １８９５ 年根本没有日本人，１９０５ 年有 １６ 名日本人
（全是帮办），１９１５ 年有 ３７ 名日本人（包括两名税务司）。英国人占优势，
反映了一个事实：在 １９１１ 年全年，用英国船只进行的贸易，在海关总收入中
所占的比率始终没有低于 ６０％。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的 １９１５ 年，通
过海关结算的中国对外贸易和港口间贸易总值的 ４２％的货物，是由英国船只
运送的。①
从海关业务一开始，赫德就强调税务司和帮办掌握足够中文说写知识的
重要性。新来的雇员应该先在北京进行语言学习，才能分配到某个港口工作。
１８８４ 年，命令对所有内班外籍雇员进行强制性的年度语言考试，从 １８９９ 年
起，没有足够中文知识的人，原则上不得升任副税务司或税务司。任职满三
年而汉语过不了关，或满五年而汉文过不了关的帮办，原则上也要被解雇。
但是对这件事，赫德比他对待属员的其他许多事情更加宽容。作为一个集团，
外籍内班人员只有中等水平的中文知识；许多人从来没有掌握它；少数人成
为杰出的汉学家。安格联在 １９１０ 年 １０ 月对海关提出要求，②结果，更严格的
语言考试和根据语言能力对帮办进行分等的措施，立刻奉命执行，并再次在
１９１５ 年详细地提了出来。安格联对结果似乎满意，但是海关人员如同其他的
外国人，精通中文的也很少。
１９１５ 年，税务部的外班包括 ８８１ 名外国人和 ３３５２ 名中国人。在全部 ４９０
名负责人员——监察长、副监察长（外班的行政官）、验估员、验货员、检
查长、副检查长、检查员和稽查员——中，除 １４ 名中国稽查员（他们检查进
出港口船只的货物）外，都是外国人。英国国民又占支配的地位。８８１ 名外
国人中，英国人有 ４５４ 名，在 ５７ 个监察长、副监察长和验估员的高级职位中，
他们占了 ３２ 个，余下的 ３２３８ 名中国人（译者按：上文是 ３３５２ 名中国人，减
去担任稽查员的 １４ 人，应为 ３３３８ 人）为过磅员、值夜人、船员、卫兵、送
①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 903 页。
①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第 201—223 页。
② “从收到的关于内班人员的中文成绩的本年报告中，虽然总的来说可以看出中文学习没有完全被忽视，但
它清楚地说明，整个海关关于能力的标准太低；除了少数突出的例外，中文学习不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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