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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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４１％。四家银行的存款总额　５．５４　亿元，或占　１９２８　年存款总额的　４９％；
到　１９３５　年它们是　２１．０６　亿元，或总额的　５６％。到　１９３５　年底，政府掌握　１．４６
亿元，或　１０　家银行（包括四家政府银行）资本的　４／５。这是总资本的　４９％和
全部现代银行总资产的　６１％。其他最主要的私人银行都在“四大”银行的控
制或影响之下，许多互相关连的董事会把主要的地区银行集团、政府银行、
钱庄组织，以及它们所投资的保险业、商业、和工业企业拴在一起。省银行
中最大的广东省银行，拥有全省和地方银行总资产的　４０％，与中国银行有密
切的关系。政府与私人银行之间的合作，便于满足财政部借钱的需要，但也
把资金从私营生产和商业转移走了。此外，建于　１９２８　年的中央银行在货币供
应和信贷方面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它基本上是一种为政府的债
务提供短期资金的工具。①
总之，这是由四家政府银行统治的一个集中化的银行结构，它所代表的
银行资产的集中同以“经济控制”为特点的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思想的总目标
相一致。不过，这种控制所指向的目标，主要地不是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在
３０　年代，银行给政府提供信贷被用在以武力统一中国上——在南京政权看来
这是头等大事。尽管许多中央和省级政府机关忙于制定计划，但没有剩下多
少发展经费。
即使根据公开出版的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的资料（它不可能泄露政府军事费用


①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　121—196　页；宫下忠雄：《论中国银行系统》，
第　103—221　页；德永清行：《论中国的中央银行》，第　235—350　页；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
海的钱庄，1800—1935　年》，第　131—185　页。到　1934　年底只有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是政府完全控制的。
南京拥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份的　20％，在任命关键人员时具有某种影响；但这两家银行表现出相当
大的独立性，有时侯还反对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35　年　3　月，在一次由财政部长孔祥熙执行的经周密
计划的突然行动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被“收归国有”。



的总数），年支出的　４０—４８％被用于军事目的。军事拨款、公债和赔款的还
本付息加起来——大多数借款出于军队的需要——占每年总支出的　６７—８５
％。“政府”开支中一个过大的部分，是征税的费用——例如，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占　１．２　亿元中的　６０００　万元，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占　１．２２　亿元中的　６６００　万元。
公共工程的拨款很少，福利开支几乎不存在。
虽然政府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一个相对小的部分，但上述的收支模式倾
向于对经济发展和国民党政府的稳定都产生一种消极影响。在　３０　年代，军费
开支可能从未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这当然是真的——１９３３　年是国
内生产总值的　１．２％。逼近的日本威胁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此外，军事支出
可能产生有实际价值的经济副产品：道路修建起来，农民士兵学会开动与维
修简单的机器，某些工业得到发展（例如化学与军需工业），等等。因此，
“过于庞大的军队”这个用语也许部分地反映了新闻界对国民政府从其他方
面来看完全应得的恶评。但是从实际效用而不是从潜在财政资源来看，这样
说也是对的，即本可用于经济的私营部分的投资或消费的经济资源，被南京
政府抽出来作为军费花掉了，而结果既未平息国内的混乱也未挡住日本人的
侵略。由于普遍实行递减的间接税，内债的还本付息有将真正的购买力从低
收入阶层转移到少数富有的投机者之势。由于内债收入主要用于军事目的和
旧债的还本付息，而债券持有者阶级喜欢的是投机而不是生产投资，内债并
不导致目的在于增加商品产量的公家与私人的支出，以补偿递减的国税结构
加给中国全体居民的负担。此外，对私营工业的企业家来说，信贷总是短缺
的。３０　年代的情况是，银行付定期存款　８—９％的利息，用这些定期存款购买
政府债券，致使银行贷款的利息必然高到不可能向私营工商业和农业提供大
量资金。
在战前的最后两年，已经出现了轻度的通货膨胀势头，部份
表　２１　　　纸币发行与物价指数　１９３７—１９４８　年


年份*
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
１９４６
１９４７
１９４８
已公开发行的纸币＋
（百万元）
２０６０
２７４０
４７７０
８４４０
１５８１０
３５１００
７５４００
１８９５００
１０３１９００
３７２６１００
３３１８８５００
３７４７６２２００

物价指数≠
（　１９３７　年　１　—　６　月＝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７６
３２３
７２４
１９８０
６６２０
２２８００
７５５００
２４９１００
６２７２１０
１０３４００００
２８７７０００００

＊在每个日历年的年底，除去　１９４８　年，该年的数据分别为　６　月和　７　月的。
＋１９３７—１９４４　年：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第　４３５
—４３６　页。１９４６—１９４８　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１９３９—



１９５０　年》，第　３７４　页。
≠在每年年底，除去　１９３７　年（１　月—６　月的平均数）和　１９４８　年（７　月）。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中国未被占领地区主要城市平均零售价格指数（扬格：《中
国与援助之手》，第　４３５—４３６　页）；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年：全中国；１９４８　年：上
海（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３７２—３７３　页。）

地归因于　１９３５　年的币制改革之后，货币供应能够容易地增加。不过，与始于
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终于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国民党政府货币体系彻底崩溃的通货膨
胀相比，这就不算什么了。中国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无限地发
行钞票来弥补继续不断的财政赤字。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日本人在战争的第
一年中占领了中国最富饶的省份，也不能否认发行钞票支持了八年抗战和三
年内战。但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面对危险而没有做出对制止通货膨胀
有意义的事，在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令人惊奇地继续执行一种经济政策，它在　１９３７
年以前就已经是有缺陷的了。①表　２１　列出　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４８　年纸币发行的增长和
飞涨的物价指数。直到　１９４０　年为止，通货膨胀仍然是缓和的，并且大都限于
较为敏感的城市经济部分。但该年的欠收、１９４１　年全年粮食生产的继续下降
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引发了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　１９４０　至　１９４６　年，中国
后方的物价每年平均上涨　３００％以上。１９４５　年秋日本投降后物价在短时间内
猛跌，但从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到　１２　月，物价指数开始以空前的速度上升。在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当新的金圆券发行时，有一个暂时的停顿，然后趋于暴涨。
在战争时期，政府的实际收入和支出都猛烈下降，不过，收入比支出的
下降要大得多。战前最大的税收来源关税，在日本人迅速占领中国沿海省份
后便失去了。随着国民党控制的领土的收缩，货物税和其他税收的收入自然
也跟着下降。在支出方面，偿付内债本息的实际费用由于通货膨胀而急剧减
少，而由关税和盐税担保的外债到　１９３９　年初暂停支付。军事开支跟　１９３７　年
以前一样，是主要的政府支出。特别是从　１９４０　年起，蒋介石一方面准备长期
抗日，一方面准备战后跟共产党算总帐而大规模扩军。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军
队有　５００　万人，消耗掉政府战时支出的　７０—８０％，装备和管理都不好，由于
过度征募农村劳动力当兵，也许已经促成农业生产的下降，又由于这些军队
集中在中国后方较大的城镇附近，就极大地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跟战前
一样，军队的规模和费用既未相应地促进中国的国防，也未促进国民党政府
的稳定。当内战在　１９４７　和　１９４８　年变得激烈时，军事需求在政府领袖的支持
下破坏了对节节上涨的支出的一切控制。
也是遵循战前的模式，战时的国民党政府通过征税筹款，而这些税主要
是递减的间接税。（一个例外是上面讨论过的战时田赋征实；不过，这使穷
苦农民所受的打击比富人沉重得多。）特别是不设法向那些利用通货膨胀大
发横财的企业家和投机家征税。１９４５—１９４６　年，在抗战结束和内战开始之
前，当政府回到从前的敌占区时，中间的间歇无论多短，出现了一个实行彻
底而公正的税收改革以弥补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机会，但没有抓住它。
不过，战时和战后的政府支出不是靠税收而主要是靠银行预支筹款，从
而导致纸币发行的不断增加。卖公债，即使是强制分配，以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来


① 关于战时和战后的财政和通货膨胀，见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和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　年》。



说，只及累积赤字的　５％，而在　１９４６—１９４８　年间还要少。在　１９４２　年把发行
纸币的专有权交给中央银行以后，甚至连把债券存入银行作为预支担保的手
续也免了。为弥补通货膨胀的影响和维持法币的国际价格而采取的出卖外汇
或黄金以及战后进口货物等办法，只起到耗尽这个国家积累的外国资产的作
用，在打败日本人之后，这些资产本来是可以用于经济发展的。
当然，通货膨胀是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赤字引起的过度货
币需求造成的。在战争时期，后方消费品工业的产量有程度有限的增长，但
绝对数量不足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消费品大多是私营的小公司生产
的。对照之下，投资于生产资料工业的，主要是政府或半官方机构。大体上
跟战前一样，没有有效的政策，使珍贵的资金用于最紧要的需求。总之，战
时在内地发展起来的小工业基地，当政府迁回中国沿海时实际上被抛弃了。
对中国工业比较发达的省份的收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所抱的希望，被事
实残酷地粉碎了：苏联从满洲搬走主要的工业设备；共产党控制下的华北农
村的许多地区拒绝向上海的纱厂供应原棉；全国资源委员会和接收敌伪公司
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无能和腐败；在战争结束时，没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计
划来分配可以利用的外汇资源；国民党政府跟　１９３７　年以前的时期一样，对控
制投机、改革税收结构和充分重视发展的经济投资无所作为。



对外贸易与外国投资

即使在　２０　世纪，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仍然是相对小
的。在对各个性质不同的部门的考察中必须计及西方和日本经济冲击的影
响，但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是外国人所达不到的。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１９０２—１９３６　年
表　２２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投资类型
直接投资
中国政府的债务
向私人参
与者放款
总计

１９０２
５０３．２（６４）
２８４．７（３６）
０．０
——
７８７．９（１００）

１９１４
１０６７．０（６６）
５２５．８（３３）
１７．５（１）
——
１６１０．３（１００）

１９３１
２４９３．２（７７）
７１０．６（２２）
３８．７（１）
——
３２４２．５（１００）

１９３６
２６８１．７（７７）
７６６．７（２２）
３４．８（１）
——
３４８３．２（１００）



资料来源：侯继明：《１８４０—１９３７　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
第　１３　页，这个资料又是根据　Ｃ．Ｆ．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资》和东亚研究所
的《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

根据　Ｃ．Ｆ．雷默和日本东亚研究所的估计，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总数到　１９３６
年曾达到　３４．８３　亿美元，从　１９０２　年的　７．３３　亿美元开始增长，１９１４　年为　１６．１０
亿美元，１９３１　年为　３２．４３　亿美元（表　２２）。按人口平均——以　１９１４　年为　４．３
亿，１９３６　年为　５　亿——这两年的数字分别为　３．７５　和　６．９７　美元。这些按人口
平均的金额明显地小于别的“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例如，在　１９３８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债权国投资，１９０２—１９３６　年
表　２３


１９０２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１９１４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６
英国
日本
俄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比利时
荷兰
意大利
斯堪的纳
维亚
其他


总计
２６０．３（３３．０）
１．０（０．１）
２４６．５（３１．３）
１９．７（２．５）
９１．１（１１．６）
１６４．３（２０．９）
４．４（０．６）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６（０．１）
——————
７８７．９（１００．０）
６０７．５（３７．７）
２１９．６（１３．６）
２６９．３（１６．７）
４９．３（３．１）
１７１．４（１０．７）
２６３．６（１６．４）
２２．９（１．４）
０．０
０．０


０．０
６．７（０．４）
——————
１６１０．３（１００．０）
１１８９．２（３６．７）
１１３６．９（３５．１）
２７３．２（８．４）
１９６．８（６．１）
１９２．４（５．９）
８７．０（２．７）
８９．０（２．７）
２８．７（０．９）
４６．４（１．４）


２．９（０．１）
０．０
——————
３２４２．５（１００．０）
１２２０．８（３５．０）
１３９４．０（４０．０）
０．０
２９８．８（８．６）
２３４．１（６．７）
１４８．５（４．３）
５８．４（１．７）
０．０
７２．３（２．１）


０．０
５６．３（１．６）
——————
３４８３．２（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　１７　页。

年，印度是　２０　美元；拉丁美洲是　８６　美元；非洲不包括南非联邦是　２３　美元。
一个特定年份的人均外国投资额也许不是最能说明该投资意义的尺度。不
过，可以得到的资料不许可对年度资本流入数字作任何精确的估计，以与国
民收入和国内投资相比较。非常粗略地估计，３０　年代初的私人外国净投资略
小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１％，约占总投资的　２０％。①就是说，总数很小，但
不是没有意义。
雷默的数据表明，在　１９０２—１９３１　年间，当年度新投资的资本流入小于政
府贷款的还本付息的支付和外国商业投资的利润时，就有实际上的资本净流
出。①不过，如表　２７　所示，华侨寄回国的汇款大于这个流出，所以总的来说
有一个资本流入，这种流入加上硬币支付，为中国继续不断的入超提供了资
金。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投资总值的增长，除了价格上涨的影响外，似乎是
由于在中国的外国人把他们的利润进行了再投资。事实上，有些“外国”汇
款从来没有离开中国，而是被直接付给了在上海或香港的外国债权人，他们
把相当一部分利润再投资于设置在几个条约口岸的企业。怡和洋行从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一个小代理店在一个世纪中发展成为在中国有许多工业和金融产
业的最大的贸易公司，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过程。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工商企业投资
表　２４
百万美元；括号内百分数）

１９１４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６
进出口贸易
银行和金融
运输
（铁路和航运）
制造业
矿业
交通和公用事业
地产
杂项


总计
１４２．６（１３．４）
６．３（０．６）


３３６．３（３１．５）
１１０．６（１０．４）
３４．１（３．２）
２３．４（２．２）
１０５．５（９．９）
３０８．２（２８．９）
————
１０６７．０（１００．０）
４８３．７（１９．４）
２１４．７（８．６）


５９２．４（２３．８）
３７２．４（１４．９）
１０８．９（４．４）
９９．０（４．０）
３３９．２（１３．６）
２８２．９（１１．３）
————
２４９３．２（１００．０）
４５０．２（１６．８）
５４８．７（２０．５）


６６９．５（２５．０）
５２６．６（１９．６）
４１．９（１．６）
１３８．４（５．１）
２４１．１（９．０）
６５．３（２．４）
————
２６８１．７（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　１６　页。

在　１９３１　年日本人占领满洲并开始对它的发展大量投资之前，最大的投资
者是英国（见表　２３）。英国的直接投资分别占　１９１４　年和　１９３１　年英国总投资
的　６６％和　８１％；在　１９３１　年约有一半用在与外贸直接有关的领域，２１％用在
房地产，１８％用在制造业，５％用在公用事业，２％用在矿业，３％用在杂项。



① 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　28—
30　页。
① C。F。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　170—171　页。



当　１９０５　年日本在南满站稳脚跟后，日本在中国的资本迅速增加。日本的直接
投资（占　１９３１　年总投资的　７７％）主要在运输业（南满铁路）、进出口贸易、
制造业（主要是棉纺业）和矿业。俄国的投资几乎全部用在中东铁路上，这
条铁路在　１９３５　年卖给了日本。　①
直接商业投资是　１９１４、１９３１　和　１９３６　年外国总投资的　６６％、７７％和　７７
％。出现的差额主要是中国政府的借款。侯继明对雷默和东亚研究所（表　２４）
的数据的再核算，表明　１９３１　年这种直接投资的分配如下：进出口贸易　１９．４
％；铁路　１６．０％；制造业　１４．９％；地产　１３．６％；银行和金融　８．６％；航运
７．８％；矿业　４．４％；交通和公用事业　４．０％；杂项　１１．３％。从这些数字马上
就可以看出，与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的典型模式相比照，在中国
的外国资本很少进入以出口为方针的实业，如矿业或种植业。甚至在满洲，
日本对农业的投资也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样一些国家——例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或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
西亚——外国资本实际集中在出口型实业上，结果是接受者经济的片面发
展，它使一种或多种农业或矿业的出口产品专门化，这些产品的市场对外国
的经济周期极端敏感。此外，这种“殖民地”模式的外国投资，据说加强了
本地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是这种商业化农业的主要受益者。不过，他们没
有把不断增加的收入投入工业发展，而是跟过去一样，储藏在本国（土地的
积聚，港口的房地产），现在是更安全地储藏在国外（存入外国银行或购买
外国证券）；和用于奢侈品消费（入超）。出口型实业发展的结果把本地资
本吸引到中间的第三活动范围，如外国公司的附属小行业，据说其后果是把
可以更有成果地使用的人才和资本抽走了。在很有限的地区，如东南沿海和
广州附近，上述现象可以在较小规模上看到。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因外
国资本而作重大调整，从而没有把它的命运拴在世界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
上。
外国在中国投资的地理分配，１９０２、１９１４、１９３１　年
表　２５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１９０２ １９１４


１９３１
上海
满洲
中国其他地方
未分配的
１１０．０（１４．０）
２１６．０（２７．４）
１７７．２（２２．５）
２８４．７（３６．１）
————
２９１．０（１８．１）
３６１．６（２２．４）
４３３．１（２６．９）
５２４．６（３２．６）
————
１１１２．２（３４．３）
８８０．０（２７．１）
６０７．８（１８．８）
６４２．５（１９．８）
————
总计
７８７．９（１００．０） １６１０．３（１００．０） ３２４２．５（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　７３　页。

１９３１　年以前，直接投资大量集中在条约口岸，特别是上海，如表　２５　所
示。日本人在　３０　年代努力把满洲发展成一个工业基地，上面已讨论过了；外
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所占份额，表　９　和表　１０　中有提示。在许多评论者看来，
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中的外国投资（这常常等于控制）应对中国现代工业发



①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　17—22　页。



展的受阻负主要责任。用这种观点看，中国公司根本无法同外国公司竞争，
因为后者有更多的收入，更好的技术和管理，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不
受中国官场的劫掠。与这种“压迫论点”相反，侯继明指出，在　１９３７　年以前
的那些年里，华资现代企业不但没有被挤垮，而且在现代部分中保持一个“非
常稳定”的份额。①虽然可以
表　２６　对外贸易额和指数，１９１２—１９３６　年




净
时价计算额*


净

贸易总
额指数

数量指数
１９１３＝１００

进出口交换
比　率　（　进　口
价出口价）


１９１２
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２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４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



续表
入口
４７３
５７０
５６９
４５４
５１６
５５０
５５
６４７
７６２
９０６
９４５
９２３
１０１８
９４８
１１２４
１０１３
１１９６
１２６６
１３１０
入口
３７１
４０３
３５６
４１９
４８２
４６３
４８６
６３１
５４２
６０１
６５５
７５３
７７２
７７６
８６４
９１９
９９１
１０１６
８９５
入超
１０２
１６７
２１３
３５
３４
８７
６９
１６
２２０
３０５
２９０
１７０
２４６
１７２
２６０
９４
２０５
２５０
４１５
１９１３＝１００
８６．７
１００．０
９５．１
８９．７
１０２．５
１０４．０
１０６．９
１３１．３
１３３．９
１５４．８
１６４．４
１７２．２
１８３．９１
１７７．１
２０４．２
１９８．４
２２４．６
２３４．４
２２６．５
入口
８２．８
１００．０
９１．６
７０．３
７３．７
７３．４
６６．１
７５．４
７５．９
９４．７
１１２．６
１０８．５
１１９．６
１０９．９
１３０．５
１５４．１
１３１．５
１３９．９
１３１．０
出口
１０３．８
１００．０
８３．８
９６．５
１０２．３
１０８．３
１０．５
１４０．０
１１９．３
１２６．９
１３０．５
１３７．３
１３６．６
１３２．９
１４１．１
１０８．６
１５６．１
１４９．２
１３１．１
１９１３＝１００
１１２．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３
１０４．８
１０４．６
１２３．４
１２８．４
１３４．１
１５５．６
１４２．３
１１７．７
１０９．１
１０５．４
１０３．５
９８．６


１００．４
９３．１
１０２．５
















① 同上书，第　138—141　页。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净入口
１４３３
１０４９




时价计算额＊


净出口
９０９
４９３







入超
５２４
５５６




贸易总
额指数
１９１３＝１００
２４０．７
１５８．４




数量指数
１９１３＝１００
入口 出口
１２９．９ １３６．５
１０６．０ １００．８




进出口交换比率
（进口价出口价）
１９１３＝１００
１１６．０
１２８．６
１９３３ ８６４（１３４６） ５９３（６１２） ４７１（７３４）
１９３４ ６６１（１０３０） ３４４（５３６） ３１７（４９４）
１９３５ ５９０（９１９） ３７０（５７６） ２２０（３４３）
１９３６ ６０４（９４２） ４５３（７０７） １５１（２３５）
１２９．１
１０３．２
９８．６
１０８．６
９７．５ １２４．７
８５．１ １１８．６
８３．６ １２６．７
７７．９ １２５．６
１４２．７
１３６．１
１２２．９
１０９．４



＊单位：百万海关两；从　１９３３　年起，价值用元计算，如括号内所示。
资料来源：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１８６４—１９４９　年》，
第　２３—２４、２７４—２７５　页；郑友贵（音）：《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
第　２５９　页。

辩解说，没有外国公司的竞争可能发展得更快，但这决不意味着，没有对外
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外在冲击”，中国　１９　世纪的现代前经济有能力走上发展
的道路。①
除了铁路建设和工业借款外，很难说中国政府借的外债对中国经济有什
么好处。这些外债相对高的还本付息费用（利息、贴现、佣金）超过了从中
得到的小利益。对　１９１２—１９３７　年间举借的外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