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纪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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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凡是占领了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会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成“华夏正统”的角色。为此，他们宁愿抛弃自己民族原有的文化与风俗，甚至改汉姓、着汉服、说汉话，逐渐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接近、甚至自觉地继承与传习这些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最使史家们津津乐道、推崇备至的，就是这位太武帝的隔代继承者孝文帝。他凭借皇帝的权威，在皇族内部及整个鲜卑民族中，以法律的形式推动全盘汉化的进程，以至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鲜卑，很快在中华大地上销声匿迹。
　　但是大约100多年前，东晋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后赵政权，却完全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后赵是羯族人建立的国家。羯族是一个以西域胡人为主体的混合民族，曾附属于匈奴，后与汉人杂居，逐渐由游牧转为农业。这个国家在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西域文化，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祖先并不是汉人，而是纯粹的“胡人”。当时的天竺高僧佛图澄（有说其为西域人），曾得到了后赵国王石勒父子的信奉。
　　据说佛图澄来到洛阳时已经79岁，这位高僧记忆力非凡，能够背诵佛经数10万言①，并善解文义，虽然没有读过汉地儒家经史，但与中国学者辩论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往往使那些汉人颜面丢尽而自愧不如。一些远在天竺、康居的名僧，也都慕名来到洛阳恭恭敬敬地拜他为师。当然，僧传中也介绍了他的神通，说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据说，他将麻油搅拌胭脂涂在手掌上，就能够彻见千里之外的事情。可能正是因为他的这些神异，才得到国王的崇拜与信仰。他本想到洛阳建立寺院，但遇上兵乱，便隐居起来，观察形势，后经人介绍与石勒相识。
　　《晋书·佛图澄传》还提到，石勒称帝后，对佛图澄非常崇敬——“衣澄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升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当时，石勒对这位佛图澄，不仅施予绫罗锦缎等高档衣用，赐予雕有精美纹饰的车辇，还经常将他请到朝堂之上，参与政事。每当佛图澄进入大殿时，众臣们都要在司仪的主持下起立，以表示对这位大和尚的敬意。此后百姓们也因为信奉他而大量营造庙宇，争相出家。
　　我们曾经提到80多年前，三国曹魏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出家受戒的僧人①，此前中国没有真正的出家僧人。然而经历了80多年的时光，出家为僧的行为，应该不再是人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但以政府的名义为汉人出家大开绿灯的情况，这还是第一次，从此汉人出家完全合法化。
　　此后佛图澄的受业门徒②经常是数百人，著名高僧释道安，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据说，道安刚入寺那天，就被佛图澄找去谈话，两人聊了一整天。道安长相不怎么标致，僧传中用“形貌不称”描述他的形象，这至少表示他长得不够端正，很多人因此轻慢他。佛图澄却警告这些人说：“此人有深远的见识，不是你们所能比的。”道安很快拜佛图澄为师。后来每次佛图澄讲学完毕，都由道安复讲，此时众弟子们都会提出各种难题，道安每每能够“挫锐解纷”，语惊四座。后来道安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对佛经进行注释的僧人学者。对佛经进行注释的做法，弥补了初期佛经翻译不够精准的缺陷。释道安的受业弟子之一，就是庐山教团的创立者释慧远，他应该算作佛图澄的再传弟子。
　　据《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说，当时佛图澄的追随者甚众，弟子多达万人。跨州郡所立的佛寺，就有893所，弘法的盛况超过以往各个时期。佛图澄是一位持戒精严的高僧，他虽然被石勒、石虎奉为神明，对两位国王的残暴性情却感到不安，经常借用佛理劝说他们。两位皇帝虽说是本性难移，但至少也能够当面“虚心”接受，多少有些收敛。大约是因为不愿让这位大师对他们过分失望。公元348年，佛图澄圆寂于邺都（河南省临漳县西南），据说他活到117岁高龄。
　　

“如来”的刑杖（4）
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据《晋书·佛图澄传》记载，后赵政权同样遇到因人们竞相出家“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问题。其结果不光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同时僧团的纯洁性也大打折扣。所谓“真伪混淆，多生愆过”。
　　此时，石勒已经作古，他的兄弟石虎继承了王位。有人乘机提出佛教是“西戎之教”，并非中华本有，出家不符合汉制。所以请求遣散僧人，拆毁寺院，并禁止出家的行为。提出这一建议的，是一位汉族官吏，自然以“华夏正统”自居，在他的逻辑里，坚持华夏正统，显然是要复兴儒、道，禁断佛教。然而，他大概忘记了，后赵政权的主人，原本就不是“华夏正统”，相反，他们是典型的“胡人”后裔。这一次，国王石虎并没有遵循胡人当权便自我塑造“华夏正统”的惯例。他大概认为忘本是件可耻的事情，正如他在诏书中所说：“朕出自边戎之地，就是要使诸夏（中华）受到辱没，应按照本族的风俗进行祭祀。佛是戎神，我们应该信奉，国人有乐于事佛者，应该得到允许。”这种大大咧咧地承认自己出于边戎之地的宣言，无异于向“华夏正统”们宣称自己是“劣等民族”。这等做法虽然粗放，但也显得坦率朴实，其结果之一，便是使佛教得以继续在后赵境内存在。
　　其实，那位汉族官员提出排佛建议，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当时，民众们逃避调役投身佛门，使得“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自然给王国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提出华夏正统与“西戎之法”，无非是在理论上制造一个合理的借口，以打压日益膨胀的佛教。所以，这位把自己排除在“华夏正统”之外的一国之君，虽然硬着头皮保下佛教，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也不得不下令“料减沙门，匡正僧团”——减少出家人，采取措施整顿僧团的内部风纪。
　　50多年后的北魏太武帝，显然不再认为自己出自边戎之地，所以完全可以借口佛教为“西戎之法”，予以灭除。佛教源于印度，这是不争的事实。佛教在当时中国北方的迅速壮大，同样是皇权推动的结果。此时的佛教，在北朝已经发展到严重失衡的程度，已经成为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实施国家战略的重大障碍。历史上儒、释、道三家的斗争，其命运往往都会在与政治交错的节骨眼上出现重大转折。这一次该轮到佛教了。
　　朝廷内外刮了一阵儒、道之风后，在皇帝本人已经确认寇谦之的道家之术完全可以替代“胡神”与“西戎之法”后，在臣子们的怂恿下，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坚决执行灭佛政策，下令诛杀长安的僧人，并令全国照此办理。
　　《魏书·释老志》载，太武帝灭佛初，发布了一道诏书。有趣的是，诏书一开头，就把东汉“夜梦金人”的那位汉明帝骂了个狗血喷头，不仅说他信仰邪伪，还说他假借睡梦“事胡妖鬼”，所以乱了天下纲常。他在诏书中特意强调说，中国自古就没有佛教。之后又历数了佛教的种种不是，并捎带把老庄之术也一起骂了一顿，说他们虚假而不真实。同时宣称要“除伪定真”，恢复儒家之治。最后他命令有司，通令各镇地方驻军和正在剿灭暴动的正规军首领们及各地政府（刺史）全体出动，将所有的佛像全部击毁，将所有的胡经（佛经）全部焚烧，沙门不管长幼，统统坑杀！
　　灭佛运动在太武帝的感情用事下，演化成为一场对僧人的大屠杀和对佛教文化的大毁灭。这使得当时排佛运动的两位发起者，大道士寇谦之与崔浩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寇道士显然认为，这种杀人放火的做法太过分了，他向崔浩提出请求，让他劝说皇帝终止这场所谓的灭佛运动。这位对政治满怀抱负，但对政治却又一窍不通的道士哪里知道政治的残酷？曾经不厌其烦，对他进行“政治扫盲”的崔浩，对他的“慈悲”心肠，已经失去了耐心，很不客气地回绝了他的请求。
　　据《魏书·释老志》载，两年后（公元448年），这位道士因“气息不接，腹中大痛”，而“羽化升仙”。又过了两年（公元450年），崔浩因国史案获罪被诛。也许是巧合，整整又过了两年（公元452年）太武帝被宦官杀死。这一连串的死亡事件，被后来的佛教徒们编成一套因果报应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在这些故事里，三位“灭佛”运动的主谋和实施者，死后都无一例外，直接快速地堕入“无间地狱”。在故事之外，他们更如同宋代的秦桧们一样，被信奉佛教的人们骂了一代又一代。
　　

“如来”的刑杖（5）
太武帝死后，他的孙子即位，号曰文成帝。这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因为这位13岁小皇帝的登基，很快转化成一场空前的“兴佛”运动。文成帝刚刚即位不久，便下诏恢复佛教，他在诏书中强调了佛教“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的丰功伟绩，声称佛教有助于王政的实施，有益于善性的启发，“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所以历代“莫不崇尚”。这与他祖父6年前的那道灭佛诏书，形成了180度的大转向。一贬一褒，硬是给一件事情，做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宣说了一番本朝开国之君道武帝对于佛教崇尚与弘扬的事迹，最后归入正题，谈到前朝因奸徒、凶党混迹寺院，假托僧人为非作歹，所以将他们杀戮治罪均属应当，但因为有司的失职，不加限制，使佛教被彻底禁断则是过失。然后，他以透露“高层秘密”的口气，替祖父翻案说，先帝对此事一直很感慨，但因“军国多事”，没有来得及修复这个错误。现在，由我来继承先帝之志，兴隆佛教！——好一番避重就轻，简单几句话，就将皇帝的错误，轻而易举地推到执行部门那些臣下们身上，真是用心良苦！
　　诏书最后，谈到了复兴佛教的具体方案：各州县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修建教区，资财可任其使用，不设限制。想出家的人无论长幼，只要是出于良家，乡里担保其品行端正，就可以任其出家。诏书里甚至谈到出家的人数：大州县50人，小州县40人，偏远的州县10人。从这一数字上看，小皇帝在恢复佛教之初，就记取了过去的教训，注意控制佛教的规模，但这种控制的有效性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延续逐渐丧失，不然，北朝就不会在100多年后，出现第二次灭佛运动。
　　此次兴佛之举，成为小皇帝登基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这件事情也显示了小皇帝出色的行政能力，这一举措显然大得人心。政令一出，复兴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很快，太武帝的灭佛成果就化为乌有。
　　此后，来自宾国的师贤应小皇帝之请，担任北魏帝国佛教的最高领袖“道人统”。据说，他在老皇帝“灭佛”期间，曾被迫还俗并借医术谋生，得以保全性命，但是他始终“守道不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新皇帝颁诏恢复佛教后，他立即同5位同辈，返回沙门队伍，并且很得皇帝信任。在皇帝的命令下，灭佛运动中被戴了“黑帽子”的有司，立即发挥出“先锋队”的作用，他们马上找来能工巧匠，按照皇帝的形象雕造石像，据说因为“纯诚所感”，石像的脸上、足下出现的部分黑色，竟然与皇帝身上的黑痣（也可能是胎记）一模一样。这尊按照皇帝陛下塑造出来的石像，被当作佛像加以供奉，这也是北魏帝国不成文的惯例。紧接着，文成帝兴光元年（公元454年），“先锋队”有司，又在皇帝的敕令下，为太祖以下的5位皇帝各塑造释迦牟尼立像一座，高达一丈六尺，耗费赤金25000斤。兴佛运动声势浩大，甚至惊动了外国僧众，不久，来自斯里兰卡（师子国）的5位僧人，也护送3尊佛像来到京城，给这里的佛教造像风格增添了某些异邦色彩。
　　和平初年（约公元460年），师贤去世，昙曜成为他的继任者。这位新“道人统”上任后，很快就向皇帝提议在京城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各镌刻佛像一尊，这一建议得到皇帝陛下的全力支持。因此，作为这场“兴佛”运动的成果之一，著名的云冈石窟开始雕凿，它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后世开创了一座世界级的佛教艺术宝窟。
　　相比之下，131年后北周武帝所进行的灭佛运动，则显得温柔而文雅。有趣的是，与北魏太武帝灭佛的直接原因不同，周武帝决定灭佛，并非儒、道两家口若悬河地攻击与围剿，而恰恰是因为当时一位佛教僧人卫元嵩对于佛教的指责。
　　据《续高僧传·卫元嵩传》记载，这位叫做卫元嵩的僧人，浑身上下似乎充满了江湖“术士”的气息。据说，卫元嵩幼年时就出了家。他的师父年轻时曾在后梁为官，后来出家到了蜀地①，随后到达长安受到帝王公卿们的推崇。因此，他十分体谅这位年轻弟子想要出人头地、一鸣惊人的强烈欲望，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卫元嵩说：当今世人重传闻而轻眼见，所以要想博取名声，必须以“佯狂”的方式，才能达到目的。这个与“装疯卖傻”十分类似的用词，显然打动了这个少年僧人的心。此话出于他所崇拜的师父之口，又是师父的经验之谈，怎能不令他信服？于是，他真的按照师父的建议，“疯疯癫癫”地到处漫游，口中念叨着自己编纂的各种谶诗歌谣，给人造成他能预知未来的假象。而且在此前，他对于类似的“方术”也颇下了一番苦功。据说，出家后他对“阴阳历算”等民间“方术”很有研究，并小有成绩，而今学以致用也不是太难的事情。何况，装疯卖傻，更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师父的这一招的确很灵，卫元嵩到达长安后，很快迷住了很多人。当然，他对所结交的对象并不是毫无选择。他专门接近那些权贵，想尽一切办法得到他们的信任。他到了长安后，干脆将僧衣脱掉换上俗家衣物，这很可能是为了更方便地出入各种场所。史书上曾将他与南朝梁武帝时的宝志和尚相提并论，主要就是强调他的神异与怪诞。
　　

“如来”的刑杖（6）
他通过与这些权贵的交往，上勾下联，很快就为自己建立起“通天”的渠道，不久便受到周武帝的召见。天和二年（公元567年）的某一天，他向皇帝上了一道折子，提出“省寺减僧”的建议。这份奏章，提出了很多对当时佛教完全不利的言论。他甚至向武帝建议“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这些建议，正中皇帝陛下的下怀。因为当时，寺院与社会争夺土地和人力的矛盾日益突出。此外，卫元嵩还提出一套非常奇特的理论，想建立一个理想化的佛教社会。他建议：不设寺院道场，全国上下以皇帝为“如来”进行崇拜，僧人与俗人一起生活，夫妻可以继续他们的世俗生活，并被纳入僧团，以儒家的社会道德作为佛教的道德标准等。
　　其实，卫元嵩提出以皇帝为“如来”的建议，并不是他的独创。就在将近200年前，北魏帝国的创建者道武帝就已经将这种观念树立起来了。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当时一位出自佛图澄、道安门下的法果和尚被道武帝请到京师，并被任命为“道人统”，总管全国僧人及佛教事务。不久，法果就明确表示，将佛教教权归属于皇帝陛下。这位法果似乎与他的老师们完全不同，他不但不强调“沙门不敬王者”①，反而要求沙门们像顶礼释迦牟尼一样顶礼当今皇帝。他曾夸赞道武帝说：“太祖名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并且明确地告知僧团“能弘教者人主也”，意思是没有皇帝的支持，佛教不可能得到弘扬。这话说得一点没错，事实证明，历代佛教的兴衰，都与皇帝个人的好恶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在法果看来，僧人礼拜皇帝，就如同礼拜佛陀一样。
　　这样一来，道武帝不再仅仅是人间的皇帝，而已经变成了佛教的至尊，其地位完全等同于教主。这在佛教历史上，可以说是一大创举。如前文所讲，这显然与佛教“沙门不敬王者”的原则相违背。既然弘教的王者是“如来”，那么道武帝的继承者一样可以被称作“如来”，受到佛教信徒们的礼拜。其后，佛教造像在北魏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石窟的开凿更是突出了这一时代佛教造像的狂热。现在的人们在观赏当时造像艺术的同时，也在揣摩那些“如来帝王”们的眉眼轮廓。北魏的皇帝们，包括道武帝、孝文帝以至孝文帝的母后等，都曾被塑造在一座座带有鲜卑民族特色的豪华佛龛之内。就这样，北魏成就了政教合一的体制。佛教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国教，国教是皇帝直接领导的，自然也就高于儒术及道教。皇帝们被僧团推举到“如来”的位置上，对僧团的不良表现自然也就网开一面。这种势头促使佛教迅速膨胀，当它发展到了失控的状态时，也只有皇帝本人才能解决。北魏到了第三代君主太武帝时，面对这种状况，以“如来”为化身的皇帝，也只能举起他手中的“刑杖”了。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卫元嵩。他在奏章中，除了大书一些荒诞的个人理想外，对当时佛教的时弊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广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记载，这位卫元嵩以佛教界人士的身份提出：大量役使民力建寺、造庙、塑像，损伤了百姓而荫益了那些泥土木料等无情之物，不是佛教大慈为本的精神！我们可以想见，他的本意显然不是将佛教彻底取缔，而是按照他个人的想象进行改造，使佛教能够更好地顺应社会。这种善意的思考，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从他后来的几部论著（《佛道二论》《齐三教论》）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位坚定的“三教融合”的倡导者。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卫元嵩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作为一名僧人，虽然对当时佛教的时弊提出了抨击，但这并不表明他的见解符合佛教本义。很明显，他提出的那套改造佛教的主张，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大杂烩”，荒谬而可笑，从个人的修行与操守方面看，他本人的做法与行为，也完全脱离了出家僧人的道德规范。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本意不过是想标新立异，以博取一点个人的名声而已。他从蜀地来到北魏帝国的京城长安，所为无非是“名”、“利”二字。虽然，他对于当时佛教的批评，也曾引起朝廷的注意，也因此博取过朝野反佛人士的共鸣，但他提出的这一“改造”佛教的方案，却没有任何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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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的刑杖（7）
周武帝灭佛，并非完全因为卫元嵩的这份奏折，他考虑的远比卫元嵩要多得多。他采取的方式，也不像130多年前北魏太武帝那么粗鲁简单。在这件事情上，他显得老练而稳妥。
　　这与他当时的处境十分相关。周武帝初期，晋公宇文护权倾朝野，专权跋扈。此前，他已经先后杀掉了两位由他亲自拥立的皇帝。这使得排队跟着即位的周武帝不得不处处谨慎小心，时时如履薄冰。史书上说他“常自晦迹，人莫测其深浅”，可见这位年轻皇帝的城府。后来，他见时机成熟，用计谋骗杀了宇文护，才得以亲政。
　　为了处理佛教的事情，他于天和元年（公元566年）到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整整8年的时间里，非常投入地召集了至少12次御前会议，围绕意识形态大做工作、制造舆论、统一思想。这一时期，正好跨越他由韬光养晦到亲政的全过程。这种耐心、细致的做法，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这种心态与做派，并未影响他最终达成“灭佛”的目标。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颇具心计的皇帝，如何推进他“渐进式灭佛运动”的。
　　《周书·武帝记》记载，天和元年（公元556年）的某一天，周武帝下诏令众臣到正武英殿，听他亲自讲解儒家经典《礼记》。这一专题性的讲座于两年后的某一天，在大德殿又进行了一次，只不过这次的听众除了群臣百僚外，还有特邀的沙门（和尚）、道士们。史书没有记载，这两次讲座结束后，是否安排了讨论等议程。
　　又过了一年，天和四年（公元569年）二月，周武帝将大家召集到大德殿。这一次，他没有像前两次那样独占讲台，让大家听他一个人之乎者也地唠叨，而是组织了一场类似学术研讨的活动。参加者除了群臣以外，还有道士及沙门，讨论的议题是佛、道二教的教义。这次讨论的具体内容、过程及结果，史书上未作披露。
　　一个多月后（同年三月十五日），皇帝再次于正殿召集众僧、名儒、道士们讨论三教的优劣。可能是由三家学者各自阐析自家的学说，最后由皇帝“打分”，排列先后顺序。其结果，道教出于“无名”之前，所以排在第一；儒教排在第二；佛教第三。这种排列顺序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制造舆论的手段。排在前面的，当然是最值得重视的，相反，排在后面的，当然就可以被轻视，甚至是被放弃。但单纯地排列顺序，并不是目的。皇帝趁热打铁，于5天后再次召###议，并亲自宣布：儒、道二教为国家长期尊崇，而佛教是后来的，所以朕的意思是不立此教。这一决定很可能受到臣下们的反对。因此，不到1个月（四月），武帝就这一问题继续组织讨论。据《广弘明集·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历代三宝记》记载，他还亲命司隶大夫甄鸾，详细考察佛、道二教，以定深浅、辨真伪。
　　甄鸾是一位做事非常认真的书呆子。他是一位天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数学家，他编订的一部历法，曾于3年前（公元566年，天和元年）被帝国颁布实施；此外他还是几部数学专著《五经算术》《五曹算经》《数术记遗》的作者。正因为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大学者，周武帝才请他出来对两家学说加以辨析。接到这个任务后，老先生花费了将近1年的时间（10个月）进行深入考察，于天和五年（公元570年）二月，呈上了他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的篇幅足有三卷，名为《笑道论》。报告中，他很不客气地对道教进行了不留情面地批驳，并使用了一些类似嘲讽的口气，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笑道论》这个题目上感受到。
　　这种结论，显然不是皇帝陛下想要的，也打乱了他的部署。3个月后，周武帝有针对性地召集了一个“现场办公会议”，亲自宣布《笑道论》损害了道教，进行了一番批驳后，命人在朝堂之上，将老先生花了10个月才折腾出来的学术论文当场焚毁，致使这部著作最终没有留下一部手抄本。4个月后（九月），高僧释道安也呈上一篇《二教论》，将道教归入儒教，把他们看作同宗，并强调佛教是“内教”，儒教是“外教”，试图说明儒、佛二教本无冲突，以调和三教间的矛盾。这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妥协色彩的说法，是“三教合一”的另一个版本。此后，围绕这件事情的讨论，似乎暂时停歇下来。因为，周武帝在这段时间里，正在集中精力解决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除掉权臣宇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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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的刑杖（8）
《周书·武帝纪》记载，事情解决后，就在他开始亲政的第二年（公元573年，建德二年十二月），又将群臣、沙门、道士等，召集到一起，再次排列“三教”的顺序。这次，经历了长时间的相互辩论，结果是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这个结果，使皇帝陛下感到满意。他明白，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皇帝陛下的大度与公平，他还是谨慎地给了佛、道两家一次单独辩论的机会。皇帝陛下耐心地给了辩论双方5个月的准备时间。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皇帝亲自“鸣锣开市”，于太极殿中，命僧人与道士辩论二教的优劣，结果道士败下阵来。皇帝对这一结果感到震惊，于是，以裁判员的姿态自升高座，很不客气地指责佛法“不净”，主辩的僧人显然也很激动，马上指责道法更为“不净”。
　　就在这一辩论结束的第二天，皇帝作出了震惊朝野的决定：将佛教与道教一同取缔，僧、道还俗，毁灭经、像，儒家礼典范围以外的一切宗教活动一律禁止。原属寺院、道观的所有财产分给臣下，寺院、塔庙充作王公私产。这样一来，佛道两家各打五十大板，谁也没话说。信奉佛、道的王公大臣们，因为分得寺院、道观的财物和原属佛、道二教的建筑等房地产业，也都各自欢喜，早将信仰之事忘到脑后。还俗的僧人、道士则一律被充作平民。此举赢得了颇为显著的社会效应，种地的人多了，纳税、服徭役的人也就多了。据《释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记载说，周武帝对自己的这一政绩颇感骄傲，曾得意地自夸道：“自从废弃佛教以来，民众的徭役（指人均投入的徭役）减轻，租调（税收）年增，军队数量增长，士气日盛，东取齐国、西进妖戎之地，国泰民安，这不是件好事吗！”
　　与北魏太武帝不同，周武帝不动刀兵、不杀一人，全国上下迅速展开灭佛运动，成效显然、成绩突出，没有造成太多的负面影响。为了彰显皇帝陛下的公正立场，道教在这次运动中显然充当了牺牲品的角色。从周武帝对这次灭佛运动的谨慎态度看，当时佛教的势力确实相当巨大，以至于为了禁断佛教，不得不以牺牲道教为手段。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灭佛、道二教，并不是周武帝的根本目的。在他看来，佛、道并不是他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彻底消灭的。他更想得到的，是那些寺院里的人和属于寺院的大量土地。3年后（公元577年），当他灭掉北齐后，这个愿望得到了更大的满足。其境内4万座佛寺，在他一声令下后，被通通拆除。而更大的收获，是300万僧尼被迫还俗充实到军、民中。为此，政府户籍登记部门，着实忙碌了好大一阵子！
　　但是，周武帝心里很清楚，在这个乱世里，仅仅倚重儒家的经世之学，并不足以达到安定目的。所以，就在他下诏禁断佛、道二教后1个月零12天（公元574年，六月二十九日），再次下诏，在朝廷中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叫做“通道观”。为此专门设立“学士”，对“三教”进行“会通”。召集佛道二教的名人学士120人，宣讲儒、道经典，大做起“会通”三教的工作。这个临时成立起来的机构，非常类似上世纪下半叶的“五七干校”。其目的很简单，就是用儒、道思想，改造佛教人士，使他们放弃“旧思想”，接受“再教育”。
　　只是，这场“文化革命”的寿命实在太短，周武帝还没来得及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就于宣布“灭佛”的4年后（公元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