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纪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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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为优填王①绘制的释迦牟尼画像。这个说法显然有问题。佛陀在世时，佛教没有绘制和塑造佛像的习俗，佛教造像开始于公元1世纪希腊人统治的犍陀罗地区，那已经是释迦牟尼灭度四五百年后的事情了。所以，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优填王，不太可能创风俗之先，破坏当时的习惯，破例为释迦牟尼绘制画像。没有任何证据使我们相信释迦牟尼时期直至他灭度后将近5个世纪里，有任何人为他进行过平面或是立体的造像活动。但是，明帝时西域及北印度已经开始出现绘制、雕塑佛像的活动，所以使者们带回佛陀画像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画像的绘制年代和作者可能有伪托之嫌。
　　其实，佛教传入的具体时间，很难以某个事件作为标志。比如，明帝派使者西行求法，绝不会因为他的一个梦。加上他的异母兄弟——从小与他一起长大、关系密切的楚王刘英，已经在他的封地，聚集了诸多的“方士”、“沙门”，甚至还有“居士”，把黄老、浮屠放在一个祭祠中，接受王国贵族们的祭祀，这种仪式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此时的明帝也不可能对佛教一无所知。更何况，明帝对于兄弟的这一举动，曾给予了相当热情的支持。
　　可见，此时的佛教作为被当时中国人误解的一种外来的“方术”，已经开始大行其道了。所以无论伊存授经或明帝求法，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佛教传入的开始。
　　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官方转到民间，可能会寻找到一些佛教东传的蛛丝马迹。我们注意到，汉武帝开通西域以来，汉地与西域之间的商业往来就没有停止过。随着商业的交往，西域的一些“胡人”们大量来到汉地常住，甚至定居。有的经过两三代后开始汉化，逐渐与汉人融为一体。还有，就是一些来自西域各国的使节，他们以官方外交使节的身份长期居住在汉帝国的首都或其他重要城市。实际上，汉帝国与西域各国互派使节，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使节们可能承担着外交和商务的双重使命。这些代表西域各国的使节们和来自他们本国的侨民们，很快形成一个松散的团体。一开始，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区域。佛教作为他们国家和民族的信仰①被一同带进汉地是完全可能的。但最初，由于语言的障碍，佛教一开始只能在他们特定的范围内流传，与汉人几乎是绝缘的。但随着他们与汉人交往的加深，佛教开始引起汉人的注意。此时，这些来自胡人的佛教团体，也开始供奉佛像②，这很可能使当时供奉神（黄老）像的中国人产生误解，认为这位胡神（释迦牟尼）与黄老类似，佛教也就等同于黄老祭祀。慢慢地，在与这些胡人深入交往后，他们也从胡人那里请来佛像，并把它与黄老诸像摆在一起，按照中国人熟悉的方式进行祭祀。如果这种推测能够成立的话，佛教最早是由西域胡人通过民间传入中国也就不是没有可能。那么佛像早于佛教经典被中国人接受，也就顺理成章了。
　　谈到这里，我们不妨简单盘点一下印度佛教在释迦牟尼灭度后所发生的变化。我们知道，佛陀去世200多年后，阿育王开始向周边国家推广佛教。其中北传的一路，在公元1世纪左右开始在犍陀罗地区（现在的阿富汗）为释迦牟尼造像。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造像运动开始影响到整个佛教地区。到了这个时候，佛教一改原来供奉舍利、足印等原始的崇拜方式，将佛像当做崇拜对象，加以供奉。
　　释迦牟尼时期，弟子们对他的礼节非常简单，顶礼佛足就可以了。所谓顶礼佛足，就是用自己的头碰一下释迦牟尼的足（有说亲吻佛足），以表达弟子们对导师实践佛法所得成就的尊重。后来，有些不易见到释迦牟尼的弟子，为了表示对导师的尊敬，就顶礼他所踏过的足印。
　　

皇帝梦中的“金人”（3）
佛陀灭度后，人们按照印度传统的习惯，建堵波（舍利塔）供奉佛骨舍利，也会将他所踏过的足印（或是象征佛足印记的石雕）进行供奉。到了后来，精美的佛像因能自然唤起信徒们面见“真佛”的欲望而快速盛行起来。此时，由于受希腊化宗教的影响，崇拜形式完全有可能产生一些变化。
　　佛像初到中国，国人对佛教的根本精神一无所知，所以，按中国人原有的方式，以祭祀的手法供奉佛像和黄老、孔孟之像也就形成了中国早期佛像崇拜的雏形。从此，佛教与中国的黄老、孔孟之学也就很难脱了干系。
　　最早出现在汉地的佛教团体，虽然是来自西域的使节或商人，也同样需要专业的佛教僧人（沙门）予以信仰和修证方面的指导。所以，陆续有一些弘法的西域僧人来到这里。语言方面的障碍，使得他们最初只能活动于“胡人”聚居的地区。再后来，有些西域侨民的后代也在汉地出家。但他们始终被视为“胡人”，出家后仍被称作“胡僧”，作为外国人，出家行为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禁止——中国政府在此时，对国人的出家行为是严格禁止的。比如，晋时长安有一位叫做竺法护的僧人，他原是月氏人，本姓支氏，世代居住在敦煌郡。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的家族很有可能是几百年前，被匈奴人驱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的遗民。他8岁的时候出家，拜西域高僧竺高座为师，精通儒家学说，发奋弘扬佛教。晋武帝时（公元265～公元290年）他跟随师父游历西域各国，很快掌握了36种语言，搜集大量的梵文经典后回到中国。从敦煌到长安，一路上边走边译，将《贤劫》、《正法华》、《光赞》等165部梵文经典译成汉文，后被誉为一代高僧。
　　同时也有一些西域侨民的后代，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勤于佛法的修习，并成为著名的佛经译师。如汉末时，有一位叫做支谦的人，他的祖上是大月氏人，灵帝时他的祖父曾带领几百名月氏人，从西域来到中国定居下来，并被拜为率善中郎将，成为汉帝国朝廷的命官。支谦10岁开始受到正规教育，13岁时学习西域的胡语，很快精通6国语言，当然这里面既包括他的母语月氏语，也包括汉语。此人“博览群经，莫不究练”，并利用自己语言等方面的博学优势，汉译出了一些佛教经典。东汉末年，他投奔江东，受到孙权的赏识，被拜为博士。此后他更是大量收集胡文经典，并将其译成汉文。他一生中，译出佛经27部，其中包括了佛教中知名度极高的《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法句经》等著名经典。
　　所不同的是，这些侨民们，由于不止一代地生活在中国，实际上已被不同程度地汉化。他们不仅了解西域文化，同时也精通中国的语言、文化与习俗。他们中的很多人，自然成为佛教在中国人之间传播的重要媒介。当然，通过民间的渠道进行传播，声势肯定十分有限，一旦被高官或政府要员注意并认可后，就会很快形成巨大的声势，甚至影响到皇帝的个人信仰。汉明帝与其弟刘英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东汉桓帝的时候，宫廷中开始正式修建祭祠，将黄老与浮屠（佛）一同当作神仙来祭拜，所谓“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楚王刘英至桓帝约100年的时间里，帝国内部始终以黄老、浮屠并称，由此可以窥见当时佛教与本土文化“和平相处”的“浪漫”景象。
　　其实，佛教在这段时间里，完全是以“金人”（佛像）来吸引中国人眼球的。此间，虽然陆续有经典传入，但翻译量不大，即使有翻译，也借用了一些与道家类似的文句与意义。所以，容易让人误解佛教与道家学说同出一脉，而很难显示其本来的面目。这种结果导致在初期阶段，人们将佛、道两种信仰杂糅在一起，佛、道兼信。当时的儒、道两家，也认为佛教是神教，称释迦牟尼是“胡神”。
　　再后来，就是白马驮经的传说了。据说，摄摩腾和竺法兰是随汉使们回到洛阳的。关于这两位僧人是否在汉时来到过洛阳，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此后，来到汉地的西域僧人越来越多则是事实。寺院的起建，以白马寺为最早，也是可信的。但是，当时的白马寺，应该只相当于政府机构的一个驻地，从其职能看，或许称为“国宾馆”更为贴切。事实上，白马寺是专门用以安置来自西域的僧人，并为他们的译经活动提供的专用场所。只是对它什么时候开始被取名为白马寺，存在很大的争议。到了西晋时，这里成为著名的佛经汉译场所，当时被称作译场。
　　

“菩萨”的大手笔（1）
就在东汉晚期桓帝在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大行祭祀的400多年后，梁天监三年（公元504年）的四月初八，梁武帝首次以佛教徒的身份，率领包括道士在内的两万余人来到寺院。这一天，他宣布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决定，公开宣称自己即日起舍弃道教皈依佛教，这也是他第一次亲自主持佛教###。这次###的举行，标志着大梁帝国的兴佛运动被梁武帝亲手揭开了帷幕。
　　四月初八，被认为是释迦牟尼的诞辰日，佛教徒们一般都会在这一天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所以，梁武帝选择这一天举行这般###，当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据《广弘明集》卷四记载，在这个国家级的###上，武帝亲自作了一篇《舍道事佛文》，大意是：我大梁皇帝萧衍，稽首①十方佛、法、僧。弟子因迷惑而沉迷老子学说，熏染邪法。现在善因成熟，弃迷知返。在未来世中，如果成为男子，一定在童年出家，以弘扬佛教，度化众生，使其共成佛道。宁可在正法（佛法）中，生生世世沉沦恶道②，也不愿意依老子的说教，暂时得到“生天”③的果报。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充分表达了梁武帝在皈依佛教这件事情上的决心。
　　《舍道事佛文》可以算作梁武帝后来众多佛教论文中的第一篇。从这次历史性的宣告中，我们仿佛听到他的所谓忏悔。字里行间让我们感觉到，他以前信奉老子是个绝大的错误，今后决心改邪归正。他的忏悔，与700多年前的阿育王却有着本质的区别。700多年前，阿育王在羯陵伽之战后，受到佛教的感动，对自己为了征服更多的地区而采取的残酷杀戮感到后悔，于是进行公开忏悔，同时将这些忏悔的语言留在石柱上。①相比之下，翻遍历史，我们没有见到一处梁武帝针对自己以往过失行为忏悔的记载。虽然，他发明了一种忏法，成为一种###定式而流传下来，但这种被称作“梁皇忏”的仪式在当时更多的是被用来为个人祈福。
　　与之相对的，我们倒是见到这样一则记载：梁武帝82岁那年（公元546年），名士贺琛上书，揭露当时社会的四条时弊。其一，官吏搜刮，民不堪命；其二，官吏穷奢极欲，无限浪费；其三，权臣玩弄威福，执法不公；其四，大兴土木，民不聊生。这在当时确是实情，前三条是揭露官吏和官制的腐败，最后一条，主要是指当时国家利用大量资财，建寺造庙的弊病。不想，这些揭露社会现实的语言，激怒了这位“皇帝菩萨”，他立即命人起草诏书，并由他亲自口授，逐一加以驳斥。
　　针对贺琛提出的“奢侈浪费”这一条，武帝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激动，他满腹委屈地抱怨说：我除了公宴以外，从来不吃公家的饭，宫里其他的人也都是按照我的要求，严格执行这条规定。所以奢侈浪费与我和我的手下没有关系。谈到“大兴土木”时，他更加义愤填膺：这些工程，没有使用国家一砖一木，全都是靠雇人、借资②兴建的。在谈到节俭问题时，他更是理直气壮：我不沾酒色，居室小到不过一席之地，宫中没有美丽的雕饰……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地大谈自己如何简朴：我日夜操劳，每天只吃一顿饭③，身体日渐消瘦，不都是为了国家吗？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诏书末尾，似有威胁之意：你说话要负责任，凡是你所说的，都要拿出证据，不然就是欺罔朝廷！
　　这番类似耍脾气、闹情绪的严厉申饬，上纲上线，让人不寒而栗。不仅将这位不知轻重的贺琛彻底打蒙，其他本想跟着“起哄”的臣子们，见势不妙，也都立即闭嘴而避之犹恐不及。这倒是让我们更加相信《魏书·岛夷萧衍传》中对梁武帝的一段描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意思是说，武帝喜欢别人逢迎自己，晚年的时候尤其厉害。因此，我们不难推断，后来那些令人恶心的马屁精们，如朱异之流，为何能得到武帝超乎寻常的信任了。所以，冷不丁冒出这么一位诽谤他“政绩”的家伙，自然使盛怒之下的梁武帝险些气坏了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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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的大手笔（2）
既然皇帝舍道事佛，又带头明誓信佛的决心，国人当然要响应跟进。于是梁武帝向全国发布了一道特殊的诏书，内容大概是说：“只有佛教为正道，周公、老子、孔子虽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但他们的教化已经成为‘邪道’，虽也是世间的善法，但不能使人超凡入圣。公卿百官、王侯宗室，都应该反伪就真、舍邪入正。”作为诏书，这一段带有强制性的语言，很难让我们判断清楚这到底是劝导还是命令。
　　在这位皇帝随后的举动中，我们似乎又找到了梁武帝与阿育王的某些相似之处。如果说阿育王的癖好，是不停地到处建造石柱，那么梁武帝的癖好，就是不停地建寺造庙。透过一组数字，有助于我们形象地了解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
　　据《辩证论》卷三《十代奉佛篇》记载，梁武帝时，南朝寺院多达2846座，常住寺院的僧尼就达82700人。当时全国的人口500万人，平均60个人里，就有一位是出家人。从《南史·郭祖深传》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当时一位叫做郭祖深的官吏，给朝廷的奏章中这样说：
　　仅首都建康，就有佛寺500多所，宏伟壮丽达到了极点，僧尼达10万余众①，寺院的资产非常丰沃。僧人都有很多在家的弟子②，尼众们又都收养养女③。这些人住在寺院，都不向官府报户籍，政府登记在案的户口，只有实际人数的一半……这样下去，恐怕将来处处都是寺院，家家都剃度为僧，达到尺土一人的程度，那么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位官员的告诫，措辞不可谓不激烈，但具体数据上，很可能有妄言夸大的成分。尽管如此，这份奏章仍不失为一份严肃而难得的警告。但令人失望的是，武帝的反应竟然是大为震怒！
　　要进一步了解武帝时佛教的兴盛程度，我们再来参考以下数据。南朝一共存在了169年，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始终受到宫廷的重视，但佛教寺院，建筑规模最大、僧尼人数最多的就是梁朝武帝时期。
　　据《辩正论》卷三、《释迦方志》卷下记载：
　　宋时（公元420年～公元479年）境内有寺院1913座，僧尼人数约36000人；
　　齐时（公元479年～公元502年）境内有寺院2015座，僧尼人数约32500人；
　　梁时（公元502年～公元557年）境内有寺院2846座，僧尼人数约82700人；
　　陈时（公元557年～公元589年）境内有寺院1232座，僧尼人数32000人。
　　通过对比，梁朝的寺院比前朝齐时多出800多座，僧尼人数更是比前朝多出5万多人，这个数量不仅空前，而且绝后。我们可以注意到，从宋（南朝刘宋）到齐（南朝萧齐）这一时期，寺院数量仅仅增加了102座，出家僧尼反而有减无增；而梁后的陈朝，无论是寺院，还是僧尼数量，都大幅度地锐减。这很可能是梁朝后期侯景之乱所造成的后果。在这55年的时间里，梁朝在建寺造庙方面的成绩，显得非常突出！
　　难道真的有那么多人，深信佛教的真理，而发大愿出家普度众生吗？
　　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尽然，真正的原因似乎更为现实：由于当时的出家人和寺院的义工可以免除各种税赋及徭役。这样一来，寺院就成为人们的避难所。故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寺院里混吃充数的人绝不在少数，这与10个世纪前的印度佛教，是完全不同的。当时，释迦牟尼非常注意在僧团发展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与社会发生冲突。僧人都远离世俗社会，不参与世事。僧团吸收成员时也有严格的规定，承担一定社会义务的人，如军人、奴隶及触犯法律者，一律不准加入僧团。这使得僧团与社会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极大地减少了发生冲突的机会。但此时的中国，佛教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僧团成员成为半僧半农的特殊群体。随着土地的增加，寺院成为土地的拥有者，渐渐地也就成为大量社会劳动力的拥有者。由于政府对佛教的大力扶持，政策明显地向寺院及隶属寺院的劳动者倾斜，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种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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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的大手笔（3）
据说，前文中那位上奏的官员险些为此掉了脑袋。因为“菩萨皇帝”的厚道宽容，他才捡到一条性命，感激之情使得这位大臣山呼万岁之余，很快地放弃了自己继续直言进谏的冲动。此后，武帝的耳根明显清净了许多。这些奏章也很快就被武帝扔在一边，此时的他正沉溺在“建寺造庙，度僧无数”的成就感之中。这句话，也就成了“口头禅”，常常被他挂在嘴上，以强调自己所做的无量“功德”。
　　

“如来”的刑杖（1）
此时此刻，建寺造庙的运动，并不只限于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朝。在中国北方，鲜卑人的帝国里，这种运动同样开展得如火如荼，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堪称开创了历史性的纪录。参与者从帝王、诸侯，一直到普通百姓，可谓君民一心，上下同欲。据史书记载，北魏时国立的大寺，就有47所，王公贵室、五等诸侯所建的寺院849所。在这场运动中，百姓们形成了一支无需动员的“主力军”。到了东、西魏时，由他们自发建造的寺院就达3万余所，僧尼人数高达200余万。从文献记载中我们得知，当时北方（包括东、西魏）国民总人数3200万，这样算来，16个人里就有1位是出家人。南朝与此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还不算惊人，26年后，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这个记录被打破。据《佛祖统纪》记载，彼时其境内有佛寺4万座，僧尼达400万人。这几乎创造了中国佛教史之最。在此后那些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王朝里，类似的天文数字，再也没有出现过。
　　北魏时，对寺院与僧人的管理与优惠待遇，采取了与南朝基本类似的政策。如果参考南朝那位差点丢了脑袋的官员的奏章，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北朝登记在册的人口数量很可能也没超过实际人口的一半。北朝与南朝不同，由于各民族间长期地相互征伐，积怨由来已久，加上与汉人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内部始终处于一种十分脆弱的状态，暴动时有发生。
　　可怕的是，一些僧人们也经常会卷入这些暴动，甚至成为暴动的领导者。史书显示，仅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到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短短的44年间，发生僧人“谋反”的事件就达8起之多。这些事件，自然引起朝廷对佛教的不满和相应的警惕。此外，北朝要想应付频繁的内外战争，不仅人力匮乏，物力更是不足。面对这种局面，北朝的最高统治者，逐渐难以忍受因佛教发展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压力，开始毫不客气地对他们曾经大力扶持过的佛教采取残酷而坚决的极端行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4次灭佛（或称灭法、法难）事件，北朝就占了两次。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太武帝御驾亲征，率重兵到长安镇压叛乱时，在一座寺院中发现兵器，这显然刺激了他敏感的神经。他怀疑僧人欲图与叛匪通谋，立即下令诛杀整个寺院的僧人。后来又发现寺中藏匿酿酒器以及各州郡首领及富人们寄存在寺庙中的大量钱财，甚至还发现了窝藏在寺内的女人。太武帝震怒，在随行官员崔浩的劝说下，决定在全国进行灭佛。这道命令立即得到执行，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针对僧人的屠杀和对寺院的打砸抢。
　　据《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官居司徒，是一位汉族官员，他从北魏第一代君王道武帝时就入朝为官，此时已是三朝###。他非常善于出谋划策，经常为太武帝的战争提供策略，并成为宠臣。太武帝对他的才能非常赏识，一般遇到事情，都要征求他的意见，而他的建议往往也会被优先采纳。崔浩是一位道教徒，史书上说他经常在皇帝面前对佛教加以诽谤，指责佛教虚伪荒诞、造成浪费、危害社会等。
　　此时，刚刚出山的道士寇谦之经人介绍与崔浩结识，二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据说，寇道士曾对崔浩的儒学功底非常羡慕，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儒学。此后，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听崔浩为他解说古代治乱史迹，从而引发了他对于政治的朦胧兴趣。他有一次对崔浩表示：“我以前出世修道，不关心世事，没想到从你这里得到了神中之秘诀，所以应该兼修儒教，以辅助‘太平真君’（太武帝）……我因为学不通古，所以遇到事情心中愚昧不明……”可见，原本远离政治的寇道士，由于与崔浩的频繁接触，不免生出一些政治方面的野心。之后，他请求崔浩撰写一部《王者治典》，并将其中的重点进行评述，供他学习。崔浩很快写就了20多篇文章，论述历代兴衰治乱的历史经验，内容“上至太初，下尽秦汉”，然后将这些文章送给寇谦之当作政治“扫盲”教材。从此，寇谦之开始在这方面下大工夫。在学习过程中，寇谦之也对佛教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将部分佛教理论及一些仪式吸收到他的道教学说中。此时及后世儒、释、道三家的学者们，似乎都在做着非常类似的事情，就是将其他两家的学说，揉到自己的理论中，并把它说成是自家学说本有的内容。寇道士也不例外。
　　

“如来”的刑杖（2）
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在崔浩的大力引荐下，寇谦之被召进皇宫，向皇帝敬献了一本由他亲自著述的道书。最初，朝野上下，没有人真正相信道书中的内容。崔浩便开始协助寇道士大做普及工作，他向皇帝上奏，将道术与古代的《河图》、《洛书》相提并论，劝说皇帝顺应天命，履行道家“清净无为”之法。不久，皇帝诏谕，奉寇谦之为“天师”，同时将他的40多名弟子一并请到平城供养，特许在平城东南敕建天师道场，并鼓励开展各类道教活动。寇道士终于达成了自己从政的愿望，成为帝国决策机构的重要成员。在皇帝陛下的关注下，道教开始逐渐在宫廷内部受到重视，在帝国政府的鼓励下，民间也开始大力弘扬道教。此后，太武帝策划和亲自指挥的几场战争，都因道士寇谦之的预测取得了胜利，这位道士不失时机地将皇帝陛下称作“真君御世”，这与太武帝的祖父道武帝被佛教徒们比喻成当今“如来”的说法非常类似。
　　16年后（公元440年），太武帝显然已经对道教深信不疑。这一年，在崔浩与寇道士的强烈请求下，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以表示自己是“真君御世”。
　　据《魏书·世祖纪》记载，4年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夏历正月），太武帝终于开始了针对佛教的行动。他向全国下达了一道诏书。首先，诏书给佛教下了一个近乎“判处死刑”的结论：“佛教的僧人们假借西戎虚伪荒诞之术，导致妖孽横行。”诏书继续谈到：“即日起，从王公一直到庶民百姓，如有私养僧人、巫师及金、银、工巧之人，都要在限期内遣送到军营之中，不可私自藏匿。超出期限后，被藏匿者一经发现将被处死，藏匿者将被满门抄斩。”诏书最后提出：自近年来，因为朝廷军国事多，没有宣扬“文教”（儒家教育），未能令风俗严整划一，使国人按照规范行事。所以命令王公贵族的子弟们全部进入“太学”学习，“百工技巧”子弟可以承袭父兄之业。这道诏书不仅涉及到僧人，同时把一些自由职业者、手工工匠和巫师也囊括在内。很显然，目前军队最需要的是人，所以将他们充实到军队中是完全必要的。
　　就在这道诏书被颁布的第二年，一个叫盖吴的人，号召了10万人，在陕西揭竿而起，向中央政府叫板。一年后，行伍出身的太武帝实在坐不住了，亲自披挂上阵，带兵前去剿灭。途中，便出现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在长安的一座寺院中，发现了兵器后，太武帝的耐性终于突破了极限，于是灭佛运动终于拉开了序幕。
　　其实，太武帝登基之初，并没有灭佛的意图。相反，曾与他的先皇们一样尊崇佛教，他常常请高僧们到宫中，共同谈佛论教。他的祖父道武帝在位时，曾荣登“当今如来”的“宝座”。作为这个“宝座”的继承者，他完全可以受到佛教徒们虔诚的礼拜。
　　但是，这位以武功闻名于世的太武帝，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统一北方各部，因此他领导着他的帝国，不停地向大一统王朝的理想大踏步地迈进。此后的业绩，足以表明他的理想并非好高骛远。他先后征服了黄河流域的北燕和柔然，又兼并了西秦和关中的夏国，最后将北凉吞并，结束了中国北方135年的分裂、战乱状态。在佛教徒的眼里，他完全可以被称做胸怀大志的转轮圣王。
　　但现实中，却存在着一个很难调和的巨大矛盾。因为征战的需求，兵源不足成为他最伤脑筋的问题。所以早在8年前（公元438年），太武帝已经颁诏，试图控制僧人人数的不断膨胀。据《魏书》世祖记载，他下令50岁以下的出家人一律还俗，换句话讲，就是年龄不到50岁的人不准出家。被迫还俗的僧人们被送到军队去服兵役，所谓“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看来充实兵力是最令太武帝头疼的事情。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柔然、兼并北凉，军队中少不了那些身体强壮的还俗僧人。让僧人去打仗，原本就具有莫大的讽刺意味，强令大量僧人还俗，更是一件很难处理的事情，太武帝为此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但现在好了，以谋反为借口，强令取缔佛教，合理又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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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的刑杖（3）
开始信奉道教的太武帝，同时尊崇儒家学说，并每次公开强调华夏之学非儒、道二家莫属。这位鲜卑人的皇帝，摇身一变，不仅否定了自己“胡人”的身份，而且以秉持华夏正统为己任，视佛教为“胡人”之神、“西戎之法”，并强令取缔，这可算是大手笔。
　　在中国历史上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凡是占领了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会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成“华夏正统”的角色。为此，他们宁愿抛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