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南朝纪事-第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际被嗖污浪舜竽娌坏溃源锏脚懦旒盒顾椒叩哪康模窦浒傩彰歉窍嗷ブ冈鹚恕拔坠啤焙θ耍员ㄋ皆梗皇奔涓愕萌诵幕袒獭４泳┦Τぐ病⑷ǖ厍钡礁骺す群笠虼硕徊渡钡娜舜锏绞蛑唷�
江充与同伙，曾多次在皇上面前陷害过太子母子，他深知皇帝年老体衰，一旦驾崩，自己的脑袋随时都可能搬家。于是，先下手为强，企图借皇帝手中的刀置太子于死地。他指使胡巫向皇帝进言道：“宫中有蛊气，如不除去，皇上的病就不会好！”武帝信以为真，令江充进宫彻底清查。这样一来，后宫禁地到处都被江充等人随意挖掘，他们甚至将皇帝的宝座毁坏以挖地找“蛊”。紧跟着，后宫、太子宫的地面都被翻起，以至于皇后、太子都找不到放床的地方。
巫师们的咒语（4）
江充声称在太子宫中找到的“桐人”最多，还发现了写在丝帛上的文字，内容大逆不道，并奏请皇上。太子刘据非常紧张，向他的老师少傅石德请教对策，石德自知太子出事自己也将不保，于是设计假传圣旨将江充等人抓捕并处死。刘据也不得已因此起兵。武帝闻讯大怒，立即调动国防军，并亲自指挥，对刘据进行了残酷地镇压。刘据很快兵败，走投无路只得自杀。虽然事后武帝有所醒悟，但此事却已不可收拾。
汉帝国开国之初，就有非常重视“方术”的传统，汉高祖刘邦，刚一登基就在长安设置了专门负责祭祀各类神灵的官员。这些官员与一般官员不同，有男性也有女性。男性官员叫做祝官，他们的功能是以各种美好的言词取悦鬼神；女性官员叫做女巫，其功能是用妖媚的舞姿和甜美的歌喉，请神降临。其中包括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等，这些很可能是掌管帝国不同辖区的祭祀官员。此外，还有专门祭祀河神的河巫，祭祀南山的南山巫等。
汉武帝时还大肆吸收被征服地区及少数民族的各种“方术”，以丰富和完善汉帝国的方术祭祀形式与手段。武帝征服越族后，将越族传统的“越祠鸡卜”之类的巫术方技引进，并大力推广。此外，武帝还重用匈奴巫师，前面提到的那位江充就是被称作“胡巫”的匈奴人。这种大量吸取各地各民族乃至外国“方技异术”的做法，在政府的推动下全面而广泛地进行着。此时“方术”作为国家政治的附属品，呈现出“百花齐放”、异常繁荣的景象。
悠远的传承（1）
其实，中国人在“方术”方面的兴趣，并不是秦、汉时期才开始的。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就曾经使用一些红色粉末（赤铁矿粉），用于死者入葬前的某种“安魂”仪式。据专家解释，这种将红色粉末涂抹在死者身上的做法，很可能是为了补充死者的“血液”，使其在另一世界有机会“复活”。这种类似的仪式，在世界很多民族的古代葬礼中都曾出现过。这很可能是中国人相信和盛行“朱色辟邪”相关方术的渊源。此外，考古学家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古人还会采用与众不同的俯卧方式，埋葬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以镇压这些凶死者的灵魂，使之不能作祟于人间。可见人死变“鬼”，并会对活人具有某种福、祸影响的观念，当时已经非常流行。
到了商代，用于预测未来的“卜筮”方术已经开始左右部落首领们的决策。商王们在进行重大决策前，必定“谋及卜筮”，一切相关的政宫与行为都视“卜筮”结果而定。如果“卜筮”结果预示某事可行，即使受到王卿、庶民的强烈反对，也仍然可以实施。这样一来，主持这些“巫术”的巫师们，不仅有崇高的威望，还会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决策。巫师直接参政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
据《礼记·曲礼》记载，西周时围绕天子设立的“六大天官”，都与宗庙祭祀、祷告诅咒、预卜吉凶等方术有关。春秋时期，天子、国君出门，都有巫师跟随左右保护。他们不仅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还成为国君、贵族们的私人“保镖”。当然，这种“保镖”绝不是因为他们武艺高强或力量出众，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某种役使鬼神的特殊“技术”。因此，他们所能抵御的，不是来自人间的有形危险，而是来自某种“形而上”的“袭击”。有了他们的保护，那种神秘而不可测的凶险，就会及时化解，使帝王、贵族们的身心得到安全的保障。这些巫师也被称为筮祝，前面曾谈到“巫”能以歌舞的方式降神，因此，他们的各种舞蹈动作，就成为一种鬼神们可以领受的“肢体语言”。人们坚信，“鬼神”必然会随着这些“女巫”们魔鬼般的舞蹈应召而来。当然请求“鬼神”们降临光跳舞是不够的，还要用一些善美之词取悦它们，使它们在心花怒放之余，乘兴施展“鬼神之力”，以达到福佑自身及他人的目的，可见“祝师”们的作用多么重要。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远古时代，这些筮祝师的地位，与现代从太空飞回来的宇航员非常类似，被人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地簇拥、爱护以至于崇拜着。当然，这些役使鬼神的特殊技能，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因此，这个“行业”被一些人长期垄断着，并按着他们特有的规则，传授给他们的继承者，以至于在古代社会结构中，这些掌握了筮祝“技术”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这一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鬼神”信仰的降温，思想界开始出现了更多理智的成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些远古流传下来的“技术”，并对它的有效性提出种种质疑。更重要的是，那些充满野心的乱世英雄们，不再屈服于这些天命、“鬼神”为他们“建功立业”所制造的各种障碍。“倒行逆施”的结果，并没有使他们受到任何可怕的惩罚，所以，他们的胆子越发大起来，开始随心所欲地自行其是，筮祝们的信誓旦旦，令他们感到反感。此后，筮祝师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逐渐被排除在国家决策机构之外，职位也由原来的“天官”，降格成为非常低级的官员，变成国君意志的低级附庸。巫师们地位的降低，使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得不转向民间，他们的“技术”，成为低级百姓们聊以自慰的奢侈品。同时民间的很多人，见到这一行业有利可图，也混迹其中，使得本有的一点点“专业含量”大打折扣。
秦、汉之际，这些已经衰落的“巫术”，却引起了一些思想家们的注意。它被用来与阴阳五行等学说进行了理论上的结合，成为诠释神秘思想的一种“技术”性的方法。这种比虚玄的理论更能说明问题的“技术”性表演，给这些思想家想要推论的内容，提供了一些表象的佐证。于是，他们顺藤摸瓜，将这些深藏于民间的“巫术”重新发掘出来。
悠远的传承（2）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早些时候，“阴阳五行”的古老学说已经与春秋时期发展起来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到了汉代，这一理论成为对万事万物，包括宇宙、人生、社会、政治等一切现象进行解释的唯一权威理论。这种学说最初的出现，的确是一大创举：它巧妙利用抽象归纳的方法论，对世间繁复的事物进行归纳总结，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其特点是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不幸的是，这种学说后来也被发展成一套死板、僵硬的套路，甚至沦为一套一成不变的公式，使得后来的许多思想家在得益于这种学说的同时也被禁锢其中。比如，汉代大儒董仲舒就是依靠这套思想体系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儒学系统，同时也是这套方法论，使他的学说最终走向了一个难以突破的“死循环”。
此时的“巫术方技”，由于得益于这套系统的理论支持，很快得到诸家学者们的共同创新。之后，这些远古流传下来的“方术”，又被恭恭敬敬地请回国家政治中心的“大舞台”，再次成为政治运作必不可少的附属品。不仅如此，改造与创新这些“方术”，自然也成为这个时期建立政治新秩序的一项重要工作。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派儒家们，开始创新宗庙祭祀系统，并希求通过对以往宗庙祭祀的种种改造，促使国家风调雨顺、政治昌明、国祚长久。其实，这些方术的实施“技术”，与从前传统的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创新后的整个祭祀仪式，完全按照“阴阳五行”的原则进行了严格地秩序性规范。其实这种“秩序性”，不仅在“方术”方面，在董老夫子的所有学说中，也都曾被毫不含糊地被加以强调。
当然，我们还是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与“方术”相关的问题上。我们来看一看董氏创造的“求雨仪式”。这位董老爷子坚信，想让“老天爷”下雨，必须通过一系列针对“天地鬼神”的祭祀仪式才能达到目的。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方术”，但此时经过董氏等人按照“阴阳五行”观念进行改造后，面目焕然一新。据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卷十六《求雨》一章记载，这套仪式因时令的不同，按照阴阳五行的“公式”选择不同日期、使用不同的祭器、借用不同的牺牲、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比如：春旱求雨，家人要祀户，而夏季求雨，家人则要祀灶；春旱求雨，在城东门外设坛，而夏季设坛则在南门以外；春旱求雨，以生鱼8条作为祭品，夏季则以7只红颜色的公鸡做祭品；此外，前者选择儿童8人作为侍者，后者则选择壮者7人，等等。这些，都是根据“阴阳五行”的配物原理进行设计的。
这套被严格规范出来的“方术”，到了汉末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受到了挑战，思想界的微妙变化，使得“方术”开始逐渐走向自由化。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土产的“方术”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种类之多、功能之全均令人瞠目，如若当时有类似《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之类的书，这一纪录肯定会被大书一笔。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随后来自西域和印度的“方术”，也被中国人快速地吸收、融化，更丰富了这个如同“万花筒”一般的行业。同时，这口色彩浓重的“方术”大染缸，也使之后来自西域、印度的佛教，不得不受到一定程度的浸泡，而部分丧失了其本来的色彩。
现在就让我们大概盘点一下这一时期流行于宫廷与民间的各类方术吧。
“星占”，是一种古老的方术，施术者首先应该是一位星象学家，他必须不停地对天空进行观察，随时监视着那些可疑星宿的运动状态，因为那些异常的运动很可能会预示着人间的吉凶祸福。通过观察星象的变化以对应或附会人事，虽然是附会之举，但却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含量”。据说，史前时代的巫师们就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并通过观察天象来预测世事。据《晋书·天文志》记载，这种“观象察法”的方术源于庖牺（伏羲）。这位被神化了的古代智者，被世代中国人认定为很多古老“技术”的发明者，他还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上古“天书”《易经》中“八卦”思想的启蒙者。由此，我们会习惯而自然地相信，这种“仰观天文”以察人事的方术在远古就已经存在。然而，这种“占星术”，在古代被使用的背后，却往往隐藏着令人恐怖的阴谋。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悠远的传承（3）
据《三国志·魏书》裴注记载，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夏历九月，就在曹操因迎救当时东汉帝国的末代皇帝汉献帝有功，被封为大将军、武平侯后不久的某一天，太史令王立对宗正刘艾说了一番这样的话：“我观察星象发现太白星与荧惑相会，同时金星也与火星交会，这可是‘革命’之象。看来大汉的天下到头了，必有取而代之者。”这话的分量很重，且不说言者早已看出形势，此时的汉献帝只有跟着曹操才能苟延残喘，哪有力气跟这位太史令较劲儿？更何况有天文星象显示“天意”，他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又何罪之有呢？
不过，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时光倒流，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光武帝在位，恐怕这位太史令都会乖乖地把这种天象附会成绝妙的盛世之兆。太史令深知现在的汉献帝，不过是只纸老虎，攀附曹氏才能使他太史令的职业生涯得以延续，所以，大胆地替老曹说几句话，表明一下立场，对自己应该是有利而无害的。这个家伙，很可能是急于把马屁一步拍到位，几天后，他借用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机会对献帝说：“天命有来去，五行不常盛，火烧尽了就会有土来取代，承接汉家天下的就是魏，能使天下得到安定的就是曹氏，所以只有委任曹氏而已。”
果然，24年后曹操的儿子曹丕以魏代汉，终于将24年前所造的舆论变成了现实，此时的星象变成了什么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望气”也是中国人古老的占相之术，是指术士们根据某人“云气”的像状、色彩来判断此人的运势与吉凶。
我们接着说那位因星象的预示而以魏代汉的曹丕，此时我们应该称他为魏文帝。如果我们相信史书上的记载，那么魏文帝早在降生之时，身上特有的“云气”就已经宣示了他未来的命运。史书说这位未来皇帝刚出生的时候，就有人见到了“青色”的“云气”像车盖一样形成圆形，在他的上方一整天都不消散。望气的人由此分析，这个婴儿有尊贵之极的象征，未来绝不会居于人臣的地位。不是人臣，自然就是人君。也就是说，曹丕一降生，就有人认出他是未来的皇帝了。但这位“望气”者姓字名谁？史籍既无记载，查考亦无实据，也就权当是一则传说罢了！但是，“望气”的记载，在古代史料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毋庸置疑，绝大多数帝王在降生时，都会被人看出未来承受“天命”的“秘密”，这当然也包括了那些亡国之君和偏安之国的小皇帝们。
还有一种自古运用率极高的“谶纬”术，不能不说。这种“方术”起于秦而盛于东汉，是用《易经》的原则，拆字解义以喻人事。这种“传符命达天意”的“方术”，往往会在乱世或朝代更替的关键时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按照常规，一般在更替大事结束后，朝廷马上就会下令禁止这种政治色彩浓烈的“方术”。但是，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时期，“谶纬”之术，一直都大有用武之地，为朝代的频繁更替立下汗马功劳。利用“谶纬”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的记载，在史书中随处可见。
就在我们的主人公萧衍率兵杀进建康城前后，“行中水，为天子”①这句谶言民谣，就开始在民间广泛流传。使得萧衍在一夜之间，由一位臣子，突然变成了“预备”皇帝，并让人们相信，他天命注定将成为改朝换代的新皇帝，而前朝的和帝则不得不“光荣退役”。这句谶言本身，当然是想让人们相信，南齐的天下已经结束，代之而来的是南梁和它的皇帝萧衍。谶言作为一种改朝换代的政治宣传工具，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同时也清楚而准确地向世人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新旧更替、改朝换代，这一切的一切，都无一例外地出自“老天爷”的意志。
接下来需要介绍的就是中国古老的“占卜”术了。据《礼记·表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帝王都认为只有“占卜”才是对天地神明最好的侍奉，做一切事情都要通过“卜筮”来了解“上天”的意愿，而绝不敢未经“卜筮”而私自行事，因为那是对“上天”最大的亵渎。古人们认为，“占卜”是与上天沟通的有效手段，这样既可以了解“天意”，又可以知道自己及他人的前程运事。随着时间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占卜”方法被创造出来，种类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悠远的传承（4）
在这些丰富多彩的占卜方法中，“卦卜”是最常见的，它的理论根据主要来源于《易经》。古人用蓍草、硬币作为施巫工具，得出某一卦象，再对应《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卦辞、爻辞等来得出巫卦的结果，以此来比附人事。
“龟卜”是将龟甲在火上烤炙，通过上面的裂纹来占断吉凶。商代时，将欲问卜的事情和卜问的结果刻在龟甲表面，这些就是我们后来见到的“甲骨文”。据说“龟卜”这种卜卦的方式，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被频繁地使用。
此外，还有“鸟卜”、“虎卜”、“棋卜”、“竹卜”等五花八门的占卜法。
还有一种方术，是我们所熟悉的，就是通过解释梦境来预测吉凶祸福。古人认为，熟睡后人的魂魄会离开身体，自由来往，可以与各种“神明”交流沟通，得到某种启示。史书中有关“解梦”的记载非常多，我们后面提到汉明帝“夜梦金人”的传说，就是一例。
梁武帝，也是一位“做梦”的高手。他曾因为一次在梦中，得到“神僧”的指点，而创造了一种叫做“水陆###”的佛教仪式。据《释氏稽古略》记载，他还因为梦中受到亡妻的嘱托，而创造了一种被后人称作“梁皇忏”的拜忏仪式。传说，他用这种仪式，成功地将死后化为巨蟒的妻子度化为“天人”①。同样，也是这位梁武帝，因为一个贪心的梦，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和整个王朝。
以上所提到的“方术”，只是中国人古代“方术”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招魂”、“驱鬼”之类，我们也顺便谈一下。
“招魂”，是民间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术”。笔者曾在北方某大城市亲眼目睹了一场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家庭“招魂”仪式，这场小型仪式的细节已经被大大地简化，但重要的程序跟古老的流程相比，应该不会有太大出入。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夏季的傍晚，一个大约三岁的孩子在父亲的看护下在街心花园中玩耍。由于粗心的父亲只顾坐在旁边看报，孩子不慎跌倒，惊惶之余，父亲仔细检查了孩子的全身，没有发现任何创伤，于是带孩子回家。奇怪的是，这个孩子回到家后大哭不止，一直持续到半夜，搅得四邻不安。邻居一位老太太跑来问过情况后，告诉孩子的父母说孩子是因为受到惊吓而“丢了魂”，需要等孩子睡着后，到他摔倒的地方去“叫魂”。初始，这对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父母，对这个“叫魂”的说法颇不以为然。老太太并不放弃，详细列举了众多成功的招魂案例，并亮出自家祖传的招牌，自告奋勇地提出亲自主持招魂仪式。被孩子哭声折磨得无奈而疲惫的父母同意了。
已近深夜，母亲被要求待在家里守护终于睡去的孩子，父亲则带着孩子的一件衣服，跟随手持扫把的老太来到漆黑的花园中孩子摔跤的地方。老太在空中挥舞着扫把，口中念念有词，之后，从父亲手中拿过孩子的衣服展开，对着摔跤的地方喊了几声孩子的姓名，然后说：“孩子，快跟爸爸、奶奶回家吧！”这句话重复了三次后，老太将衣服向空中一挥，裹将起来，紧紧地抱在怀中——仿佛抱住了孩子的魂魄，随即自言自语道：“回家了，回家了！”孩子的父亲异常敬畏地默默跟在后面。
回到家中，老太吩咐将扫把放在门外，把抱在怀里的衣服慢慢打开，盖在孩子身上。至此，仪式圆满结束。
老太太对这一仪式，除了种种无法验证的“灵验”之说外，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只是说孩子的“魂”已被招回，并以孩子已经转向红润的脸色作为佐证。据说，第二天孩子恢复了正常。
把这一事件叫做仪式可能有些夸张：它太过于简单，仪式的主持者也不是那些看上去颇有“神道”的“方士”，而是一位讲不出道理的老太太。不管简单还是复杂，它们通过固定的程序与方式达到某种“形而上”的目的是一致的。
笔者见到的另一场仪式，与“驱鬼”有关。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悠远的传承（5）
这场仪式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深秋，一个规模不小、靠近城市边缘的住宅区里。大概晚上10点钟，一阵哀乐突然响起，昏暗的路灯下，一队身着白色孝服的男女自远而近排成长队边走边哭，行进速度很慢。为首之人手里举着一根白纸做成的棒槌，对着面前的虚空上下挥舞，口中不停地念道：“走开！走开！别挡我的路！”紧跟在后面的人手里提着当年甚为时髦的手提式录放机，循环播放着让人感到压抑的哀乐，两个巨大的低音喇叭，随着节奏震动着。每到一个十字路口，队伍就停下来，围成一圈焚烧纸钱。
他们围绕这个住宅区以最长的距离走了一圈，然后回家。大约两个小时后，仪式又完整地重复了一次。
了解后才知道，原来这家的男主人因故暴死，死前异常痛苦，家人怕他的“鬼魂”盘踞家中惊吓孩子，于是便按照祖宗传下来的方式驱鬼。不过，这祖传的“仪式”已经简化到了最低的程度：那个高档录音机所取代的，是古代用银子请来的吹鼓手；在前面开路的那个挥舞棒子的人，替代的是古代的“方士”；而那些供吃供喝的祭祀仪式，此前已经在家中完成。
以上的两场发生在现代民间的“仪式”，虽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古代的“方术”，但起码可以说明，中国人重视“方术”的传统，即使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无神论（包括无鬼论）的强制教育，仍然无法根除。
皇帝梦中的“金人”（1）
自汉以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方术”盛行于世，形成一种特有的社会政治时尚。《后汉书·方技传》中用“异术方技，尤为时人所乐尚”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情况。也就是说，“异术方技”在当时不仅流行，更是人们所追求的时尚“技术”。在这种环境下，佛教的进入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
那些重视“方术”的帝王们，对佛教这一被时人误解了的外来“神仙方术”，感到特别的兴趣。当然，外来的胡僧们，特别是常驻中国的僧人们，由于他们逐渐熟悉与了解汉地文化，除了正宗佛教思想的研究与弘扬外，也开始在那些“异术方技”上下起功夫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也会利用“方术”提高佛教的地位。从《高僧传》记载看，安世高、康僧会等，虽来自西域，但也都对“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以及鸟兽之声，无不综达”，以至对星象地理、睹色知病、针脉诸术、方技图谶都很有一套。这些典型的中国式“方术”，在当时的僧人中也成为一种需要掌握的“技术”。因为不这样，很难降得住深信神秘力量的中国人。再加上他们从西域乃至印度带来的种种“神技异术”，更使当时的中国人眼花缭乱，信奉者与日俱增。
佛教依附于“方术”、僧人混同于“方士”的现象，在汉、魏、晋时期非常普遍。佛教作为西域传来的“异术”，与本土的“方术”有所不同，很容易被帝王们当做一种新的“方术”加以重视和研究。
前面谈到的明帝，就是一位非常重视“方术”的帝王，他甚至亲自主持谶、纬之书的编写。当他听说楚王刘英“引进”浮屠与黄老一同祭祀，不仅不反对，还下诏向全国进行推广，可见他对于外来“异术”的兴趣之大。这样一来，史书有关他派人到西域求法的记载，也就非常好理解了。如果传说可信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进行这样的猜测：明帝求法的根本目的，并非出于对佛法的真实信仰，而完全可能是为了满足皇帝陛下本人对于异邦“新鲜玩意儿”的好奇心，以达到最终为我所用的目的。
《四十二章经·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传说一天夜里，明帝高卧入梦，见一位“神人”，身为金色，脖子上日光闪烁，由远而近，直飞殿前，明帝大喜。第二天，他向群臣详述梦中妙境，并问这是什么“神”。这类事情，在古代并不稀奇，皇帝做了梦，总要问问大家，此梦代表了什么吉凶祸福的兆头。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解梦”方术。此时，一位叫做傅毅的人解释说：“臣听说天竺有一位得道者，名号曰‘佛’，身轻能飞，他可能就是皇上梦中见到的那位‘神’吧。”我们大概可以确定，这位傅毅很可能就是一位善于“解梦”的“方士”。据记载，明帝听后恍然大悟。不久，他就亲自点名，组成了一支带有特殊使命的佛教考察团。这支考察团由张骞（非汉武帝时通西域的张骞）担任团长，羽林中朗将秦景、博士弟子王尊担任副团长，率12人以友好使者的身份，出访大月氏国。这个很可能是以求取“异术方技”为使命的考察团，圆满完成考察任务返回国内时，带回了在大月氏抄录的《四十二章经》。皇帝下令，将这一出访成果，永久收藏在皇家图书馆（兰台石室）中。这是明帝夜梦“金人”的最早版本。我们注意到，这个版本中，没有准确的时间描述。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得知以下两件事：一是明帝梦见了“神”（金人），后来被臣子们解释为西方的“佛”；二是派人到大月氏抄写《四十二章经》。
明帝在位时间为公元58年至公元75年，此时距释迦牟尼灭度已有500多年。“梦能通神”，这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的老套路，我们不必深究，但派人写经之事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遣使到大月氏写经，说明当时汉帝国与大月氏之间，很可能有“异术方技”（佛教）方面的交流。很多史料可以证明，大月氏是佛教东传的重要根据地，在当时也是佛教兴盛的地区。据记载，就在此前将近两个世纪，属于黄色人种的大月氏灭掉了当时希腊人统治的大夏。此时此刻，他们的势力已经延伸到印度西北地区（包括宾和阿富汗地区），逐渐成为印度和部分西域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在它势力控制的范围内，形成了当时的佛教中心。《四十二章经》被认为是一部集结起来的杂经缩本，并不是一部完整的经典，而很可能是一部佛教初级入门教材，属于佛经辑录一类。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皇帝梦中的“金人”（2）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被添油加醋地越传越真。不仅加入了年代，所派遣的考察团团长，也由原来的张骞变成了蔡。此举很可能是因为张骞其名，非常容易被混同为汉武帝时期的那位外交家。据后期的《魏书·释老志》记载，使者们还带回了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外国僧人，其中竺法兰，很可能是古印度人。这两位来自异国的僧人在洛阳定居下来，翻译了包括《四十二章经》在内的多部经典。另外，使者们还带回了传说为优填王①绘制的释迦牟尼画像。这个说法显然有问题。佛陀在世时，佛教没有绘制和塑造佛像的习俗，佛教造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