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就行。
　　第二天凌晨1点35分，中央电台的全天播音结束了。这时候我们才静下来回顾这一播出情况，可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播出了多少遍，有的说是19遍，有的说是21遍，有人告诉我共发播了57盘胶带。
　　不管大家多么疲惫，感到欣慰和兴奋的是保证了准确及时地播出。凌晨，工作还在继续，还要把分散的胶带合成完整的节目，还要安排新的一天的播出。为此，忙活了一个通宵。
　　公报、乐曲和信号连续广播了15天。
　　27日20点零1分，卫星将飞经北京上空。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电台要加强预告，让首都人民都能准时看到卫星，并且在卫星飞经首都上空的时候，播放卫星发出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中央电台从27日中午12点开始预告：“同志们，‘东方红…1’号卫星今天晚上20点零1分将飞经祖国首都北京的上空，请同志们到时注意观看。”
　　随着时间的临近，中央电台由每小时预告一次，到半小时、15分钟、10分钟、5分钟预告一次，做到家喻户晓。这种密集式的预告，在中央电台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北京人涌向了大街和广场。卫星飞经首都上空的时间正是20点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开始之时，为了赶在20点零1分一秒不差地准时播出乐曲和信号，对节目做了精心安排，把预告、乐曲、信号作为头条新闻播出，然后再报告其他消息。
　　当卫星由西北向东南天空准时飞经北京上空时，那闪亮的光芒、悦耳的乐曲和悠扬的信号激动了北京人。中央电台派出记者到观看现场采访，21点28分播出了观看卫星的动人情景。
　　　txt小说上传分享

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1）
北京电视台为庆祝“九大”的召开，组织了一台文艺演出，“九大”闭幕后连夜上演。这无疑是出于好意，却惹下了塌天大祸。文艺广播跌入最低谷，一派萧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文革”期间第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涉及到“文革”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未来运动的走向，更涉及中央领导班子的变化，又是在###的年代，也就格外引人注目。这次的宣传报道，是“文革”期间重大宣传的代表作。而由庆祝“九大”而引发的封杀文艺的风波，更是给中央电台萧杀的文艺广播雪上加霜。
　　对“九大”召开的报道要求
　　1969年，“文革”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已经酝酿了多年的党的“九大”终于决定在4月召开。为此，在2月3日专门作了部署，对迎接“九大”的宣传报道提出了要求：“突出宣传国内外大好革命形势，突出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突出宣传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突出宣传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世界革命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突出宣传召开九大的伟大意义。”一连串有六个“突出宣传”，这成为“文革”中布置重大宣传的“定式”。
　　对于会议如何开法，是封闭式地保密，还是半公开或公开，直到会前也定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险和主动起见，中央电台按照公开的方式做了报道的准备：一、会前，“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宣传大好形势，造成声势，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向‘九大’献礼”；二、会中，如完全公开，报道好大会的报告、发言和会议进程，大歌颂，大讲两条路线斗争史；三、会后，宣传一系列重要文件，报道游行等各项庆祝、学习活动，北京庆祝游行搞录音报道，如开庆祝大会转播实况。总之，准备往大规模搞，“大庆祝，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那时总离不开一个“大”字，说什么都是一连串）。为此，中央电台对派出记者和各项报道都作了计划，安排了人员。
　　4月1日，“九大”在北京召开，采取了当时不多见的半公开报道的形式。当晚9点中央电台播出了开幕的新闻公报，但会议什么时间闭幕，中间还发什么，如何进行报道，都不清楚。
　　会议直到24日闭幕。在大半个月的时间里，许多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和群众团体等，都在随时准备着上街贴标语、游行，有的抢先把空白纸贴在街上，强占有利地盘。那时中央电台广播的影响最大，毛主席的许多最新指示和重要消息都由中央电台首播。干部、群众每天守到晚上10点多的重要新闻节目之后，一直收听中央电台的广播，唯恐错过时机。24日晚上，中央电台广播了“九大”闭幕的消息（九届一中全会直到4月28日才结束），有的没有听完、甚至没有听，就迫不及待地敲锣打鼓走上街头。
　　北京电视台惹了“祸端”
　　特别需要重写一笔的是，北京电视台为庆祝“九大”的召开，组织了一台文艺演出，“九大”闭幕后连夜上演。这无疑是出于好意，却惹下了塌天大祸。中央文革小组看了，大加###，从此使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文艺节目，长时间跌入了最低谷。
　　广播对普及和推广文艺有着天然的优势，文艺广播在中央电台的广播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例，是各类文艺的最集中之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总计占整个播出时间的60％左右。中央电台播出的文艺节目不是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艺、外国文艺、社会上演出和流行文艺的录音版，而是按照“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严格选取后播出的，而且尽可能包容各种品种和形式，体现“百花齐放”，在全国起着教育、提倡和推广的导向作用。文艺广播的门类有小说、歌曲、音乐、戏剧、曲艺、电影等古典与现代、中国与外国文艺等，一些最优秀的作品都集中在这里；在当时电视很不普及的情况下，广播成为最主要的文艺宣传、推广和普及阵地，是深受广大听众欢迎的节目，许多人随身带着收音机收听，称收音机和大喇叭为“戏匣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2）
当时，“文艺战线”一直是一条政治思想上非常敏感的“战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它首先是拿文艺开刀，从文艺的“路线斗争”选择突破口的。中央电台文艺广播是文艺集中的阵地，文艺宣传问题又十分敏感，自然是“文革”中首当其冲的重灾区。
　　“文革”一开始，文艺就遭到了浩劫，狂风骤雨般地横扫“四旧”，批判、清除“一切封、资、修的文艺”，“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歌曲、音乐、戏剧、曲艺、小说、诗歌等几乎所有文艺作品统统被列入“封、资、修大毒草”的范畴，列入被批判、被打倒、被停播之列。到“九大”之前仅剩下革命历史歌曲（主要是抗日战争中的歌曲），歌颂毛主席、歌颂党、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颂文艺”，配合现实###、歌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文艺”，还有盛行一时的“毛主席语录歌”和陆续形成出台的“革命样板戏”。不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是“万马齐喑，百花凋敝”。不论哪种文艺节目都完全服从和服务于现实的###，直接表现为阶级斗争，不是政治第一，而是“政治唯一”，严厉批判“文艺三性”（欣赏性、娱乐性、趣味性）。某些政治权力人物凭着自己的需要和好恶而任意砍杀，文艺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
　　如上提到的，1969年4月“九大”闭幕后，因北京电视台组织演出的庆“九大”文艺节目中的问题，惹下了塌天大祸。当时，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重要会议召开或“两报一刊”等重要社论的发表，作为政治任务，中央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就立即组织一批文艺创作和演出人员（主要是部队文艺工作者）通宵创作、录音、播出，密切配合政治。一些庆祝活动的演出，特别突出工农兵，不仅内容以反映工农兵为主体，而且由工农兵演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看了电视台这场演出，大加###。江青看到有人吹大喇叭、跳舞大为光火，说“跳的是摇摆舞，唱歌有情郎妹子的东西”，污蔑了“九大”。她说：“下流轻佻，跳着摇摆舞，干脆裸体算了！”“小调不能搞，那是黄色的东西！”“电视台再管不好，我就造你们的反，就关你们的门！”康生轻蔑地说：“也用数来宝宣传毛泽东思想！”张春桥说：“播公报就播公报，还配音乐！”陈伯达说：“宁可没有，也要好的！”
　　雪上加霜的文艺广播
　　这一连珠炮式的重型批判，使本来就敏感、脆弱的“文艺战线”极为恐慌，更加招架不住了。有些文艺单位纷纷给中央电台打来电话，要撤出正在录制或准备录制的歌曲、节目，并声明“今后再也不给中央电台录制节目了”；有的单位还提出，要把过去已经录好的节目胶带全部要回去，声明某些节目电台不能再播出，否则他们概不负责；电台、电视台更是惊恐不定，除了学习、检讨，立即清查正在播出和准备播出的所有节目，重新审听、重新讨论、重新认识，把凡是没有绝对把握的统统禁播；白天黑夜清查大量库存节目和胶带，凡被怀疑为“小调的、不健康的、疯狂的、黄色的、有问题的”统统销毁，避免以后误播出去，人们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再重犯错误”。但是，文艺节目的把关非常困难，对文艺的标准认识不一，见解不一；20多年的积累，库存量很大，一时很难清理；有些绝版录音更舍不得销毁，只好将其封存。为保险起见，播出节目一概以服从中央、服从政治、服从纪律为标准，凡未被中央文革正式批准的绝对禁播。这就使本来已经十分贫乏的文艺节目，更加凄惨、荒凉了，只能将经中央文革明确肯定的“优秀的、健康的”几出革命样板戏和几首革命歌曲反复播出，空出的大量文艺播出时间只能用文字广播来填充。
　　陈伯达鼓吹的“宁可没有，也要好的”是荒谬的，没有量哪来的质！可在当时竟成了审查和砍杀文艺节目的一个硬指标。就连《人民日报》经过反复精选刊登的歌颂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北京的五首歌曲（《人民日报》是很少登载歌曲的），也受到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说有损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而当时中央电台误认为是已经被中央文革认可了的，立即组织录音，在报纸刊登当天的《全国联播》节目后播出，也受到了株连。。　最好的txt下载网

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3）
自“九大”江青等人批判文艺后，“文革”以来的中央电台文艺广播跌入最低谷，这段时间也是最紧张、最困难、最贫乏的时期。播出什么，无人敢提，无人敢定，无人敢播，一派萧杀。面对这种局面，“九大”后不久，4月28日，周总理在审定“五一”播出的歌曲时，批准8首歌曲可以广播：《东方红》、《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社会主义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歌》。
　　8月16日，江青等人又发难，提出纪录影片《南京长江大桥》中的配乐有《列宁山》的曲调。经姚文元组织人调查后，在向江青的汇报中认定：“影片中确实有《列宁山》上的一句曲调，并出现过多次。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对修正主义的靡靡之音采取了贩卖、容忍投降的态度。”姚文元建议，影片停止上演，开展大批判，查一查有无别有用心的人搞破坏。江青立即批示同意姚文元的意见，并指出：“我记得，在我们审查该片时，即提出音乐不好，停止使用，当时不知道是苏修的，只是听起来不好听。新影该制片人竟抗拒中央的指示，背着中央贩卖毒素，要严肃处理。”她指示：“传达到全国电台，因为广播电台问题不比新影小。我们转发了他们的自我批评后，他们又干了！要发动广播电台的群众肃清流毒。”
　　“我们转发了他们的自我批评后，他们又干了！”显然不只是针对电台、电视台的。但这种“新旧账一齐算”的威胁，使电台、电视台的许多人胆战心惊，再出问题就是屡教不改了！从江青的这次批示以后，在中央电台和广播局的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群众性彻底清查和肃清“封、资、修文艺流毒”的批判运动。这不难看出，在那样的政治环境、政治压力下，广播、电视还如何开办文艺广播？！如何创作和繁荣文艺？！
　　电台内外，文艺肃杀。电台文艺是广播的一大亮点，是区别于报刊媒体的一大标志，中央电台一直以“文艺品种齐全”引以为骄傲。现在，拥有8亿听众的偌大个中央电台和全国各地电台只能播出几个样板戏（那时候，8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还没有出齐）和5首革命历史歌曲，还有允许试播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什么文艺创作都要控制、送审；过去的已被彻底打破，新的无法建立；文艺工作者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普遍存在着“无所作为论”、“工作危险论”和“斗、批、走”的思想。
　　就是对于样板戏，江青等也明令不许其他剧种移植，不准地方戏移植，不准有任何变动，每一个样板戏的录制、播出必须经过请示批准，电台每一种播出方式（如选段、折子戏、不同的配器、实况、转播等），必须经过审查同意，否则就是歪曲、破坏，就要追查幕后的“坏人”。中央电台的样板戏播出如履薄冰。针对样板戏不能移植的情况，毛主席曾经指示：“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不要工农兵的戏，工农兵看不到，都是城市老爷看。凡是发表了的剧本，都可以演出。工厂、农村、学校都可以组织业余演出队演，光靠几个样板团不行。开始可能演得不好，但可以一点一点提高。戏都是好戏，总比演帝王将相好。”（据中央电台驻湖北记者站汇报）但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正式传达，局面并没有打开，地方不敢演，中央电台也不敢播出。对于样板戏的播出，张春桥、姚文元则对中央电台转播样板戏的解说稿大为不满，指手画脚。1969年4月30日，张春桥在审阅中央电台“五一”活动转播稿时，对样板戏的转播大发议论。他说：“你们转播样板戏也那么多解说词，我都讨厌了。样板戏本身已经表达得非常完整了，你们加那么多解说词，都使我感到这是干扰。糖本来是甜的，你还说是甜的。”“糖本来是甜的，你还说是甜的。”这句话成了扼杀广播解说词的典型语言，被多人多次引用。姚文元也附和：“人家都吃到嘴里去了，你还在那里说是甜的。”其实他们不懂，但他们手中有权。广播转播不同于现场演出，也不同于电视的转播，“听觉”与“视觉”不同，听众看不到现场演出实况，只能靠听来了解剧情，很需要通过电台解说传达给听众，帮助听众欣赏和理解剧情，这正是广播的特殊性和魅力所在。按照他们的那一套去做，听众反映听不懂，结果行不通。周恩来总理对电台是最了解的，他对电台录播样板戏实况给以充分肯定。1969年6月27日，周总理说：“实况录音好，有气氛。”
　　1971年7月1日，周总理又借审定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的歌曲时指出：现在光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与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不敢提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
　　直到1972年7月23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免去中央过重的负担”，“歌曲不要都经过中央审定，推荐不要都经过中央批准”，但是，他们强调：“要保留推荐权、批评权和修改权！”也就是保留他们打棍子的权力！
　　1975年10月下旬，举办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中央电台播出了实况录音，电视台转播了实况，这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转播音乐会实况。
　　

林彪叛逃之后的宣传报道（1）
林彪“突然”叛逃。中央电台内部开展了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清查节目。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作为“接班人”的“林副主席”突然一夜之间叛党叛国而去，对于不知底细的人们来说，如闻一声惊雷而目瞪口呆，毛主席、周总理也为此被搅得彻夜难眠。在这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些什么呢？
　　不眠的“九一三”之夜
　　林彪叛逃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坐镇人民大会堂作了一系列应急部署，其中对宣传报道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
　　当时，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后果不清，一切要做最急最坏的打算。林彪乘飞机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逃往苏联，这是公开叛逃，中苏关系又是剑拔弩张之势，飞机一旦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苏联将如何动作？是隐匿不宣，还是公开发表声明，发表讲话？如果是后者，不仅是无密可保，必然成了轰动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它的影响力和冲击波绝不亚于原子弹的爆炸；有些人也必然借此大做反华文章。对此，我们在宣传报道上，必须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必须做好多手准备，在突如其来的被动中争取主动。
　　根据指示，中央电台立即采取三项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一旦有关于林彪的报道和动向，立即向中央报告。第二，内部从严，争取主动，采取果断措施，在广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播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对此，作彻底清查，严格把关，一律不准播出。总之一句话，要把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能再广播出去。第三，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人民，增强信心，加强纪律，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这些歌曲反复安排播出，除文艺节目中播出以外，专题节目中也安排播出。
　　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主动而安排的，不能等外电都已报道，世界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还在按原来的路子作宣传报道；这一切都是为公开林彪叛逃的消息作准备的，不能让我们的人民群众在毫无觉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公开。但这些只是作准备，在外电未公开报道之前，我们暂不发消息，静观事态的发展。
　　这是任务和要求。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和要求，必须动员全台人员来做。向全台布置任务，又不能点明事情的真相，事实上连我们几位在中央电台宣传小组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情况，只是预感到问题的紧急和重大，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毕竟这事太大、太突然了。自“文革”以来，确立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在当时的广播中，几乎每篇稿件、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话和对他的“祝福”，要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播，撤掉一天7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又必须重新制作同样多的新节目来填补，还要查封过去用过的大量节目，工作量太大，工作环节又太多。但是，当向全台下达任务、提出要求之后，大家在惊诧之中，谁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谁都没有明确提出问题，谁都没有任何迟疑，立即行动起来。党的长期教育和多次重大###的锻炼，中央电台的同志都深明自己的职责，坚定不移地信守这么一条基本原则：作为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一切服从党中央指挥，一切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而且，中央电台的同志有着自己的好传统：越是遇到紧急的重大的宣传，大家越是团结一致、兢兢业业，都能如期、很好地完成它。
　　这是中央电台内部的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一夜之间，清查了所有的播出节目，重新制作了9月14日的播出节目，没有新节目的，只好选择适合的节目重播。一夜之间，中央电台的整个节目的内容、口径变了个样，不知细心的听众当时察觉到没有？

林彪叛逃之后的宣传报道（2）
内外有别从容计议
　　当一切做好了准备，按照上述的要求广播了两天之后，出人预料的情况仍没有发生。如前所述，一切立足于公开，一切立足于出现最坏的情况，但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一直没有收听到林彪抵达莫斯科的任何消息。苏联和世界舆论竟如此平静，这是怎么一回事？是林彪没有到莫斯科，还是在玩弄什么花招？就当时中苏的紧张关系而言，苏联绝不会缄口不言，不会放弃这一大做文章的时机。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这时候，陆续有所传闻：据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来的消息，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坠毁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机上9人全部死亡。为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了抗议。这是不是林彪一伙出逃乘坐的飞机？一时弄不清楚，但终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消息。
　　当中央在没有完全弄清事情的真相以前，对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动，为了避免引起种种猜测，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做法，适当放宽宣传的尺度，在严格掌握、统一口径的原则下，在某些文章和某些节目中，有计划有控制地适当出一出林彪的名字，用一些林彪的习惯用语，甚至也可以偶尔出一次“以林×××为副”的提法，争取时间，稳定舆论。但是，用什么、出多少，这要统一掌握、统一安排，不能没有，也不能多。中央电台节目众多，如各行其是，每个节目出现一二次，总起来数量也不少。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把关小组”，统一安排；新闻节目中，对新华社、《人民日报》新闻稿中有关提法适当选用。当后来中央完全证实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为赢得公开“林彪叛逃事件”的准备时间，为消除种种新闻舆论的猜测，公开宣传中有关“林彪”等提法的掌握又放宽了一步。这样做不仅很快消除了国内人们一时的猜测和疑惑，稳定了局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已经出现的外电的种种猜测和议论。外电对林彪的种种议论，起初是从宣传口径的改变和飞机坠毁开始的，曾经有几天种种猜测的报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但是，我们的宣传策略改变之后，他们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反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正确的猜测和分析，逐步平静下来。
　　这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对外表态中，对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避而不谈；如有人问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广播局接待来访的罗马尼亚广播电视组一行三人，由我陪同。有些单位不了解内幕，在向外宾介绍情况时，经常提到“林副主席”，时常引用林彪的话，我只好默不作声。在某地广播局的负责人宴请罗马尼亚客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罗方有人举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也只好举杯，无言一笑了之。
　　为此，也改变了国庆22周年的庆祝方式，为避免由于出席人员的改变而引起猜测，不搞大型庆祝活动，公开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国已建立20多年了，局势稳定，不必年年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劳民伤财，把庆祝活动主要放在基层和用在实际行动中。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电祝贺我国国庆，有的仍提到了林彪的名字，广播时改变了过去全文广播的做法而改为摘要播出，有意作了回避。
　　时机成熟公诸于世
　　经过一段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内部陆续传达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不久在公开宣传中开始点名批判。
　　宣传上一旦公开，必须严格控制，绝不能再让林彪的画像、题词、语录、习惯用语等以正面的方式出现；绝不能再让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虽然在公开之前，在广播宣传中已有所准备，但真正做到“彻底”清除很难很难。这类稿件、节目太多了，哪些是林彪的习惯用语，哪些是中国的传统用语，有些能分得清，有些则分不清；编辑、记者多年受到种种影响，也很难在落笔时不留痕迹。而8亿听众都是监督者，都是批评者，稍有不慎，都在“纲”上，只能小心翼翼。事实上也出现过某些差错。为此，中央电台组成专门小组，广泛搜集有关林彪的言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分析，区别情况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报上级认可后遵照执行，从而统一宣传的口径。那时整理了厚厚的一本，但后来没有找到，也可能有细心者还保存着。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这种宣传策略的变化都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是从有利于稳定局势、有利于###的需要出发的。对于广播宣传来说，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审时度势，尤其在复杂多变的重要时刻，更要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
　　

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毛主席指示全文广播57国代表发言（1）
“主席要全文登载的意思是，使各国代表的发言在我国人民中进行一次国际教育。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认识大、中、小国家的立场，谁是真正欢迎，谁是敷衍塞责，谁是随大流，谁是老奸巨滑，谁是假献殷勤，谁是公开反对。”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驱逐台湾国民党集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件特大喜讯，也是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中央电台在这一宣传报道中，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大显身手，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播出记录。
　　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中国是联合国51个创始会员国之一，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被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所窃取。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中国处于长期对立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