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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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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直接要中央电台增加播放学大庆和学大寨的两组歌曲。
吴德在《1976年###的经过》一文中回忆说：“‘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就看见过姚文元训朱穆之，说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后来，报纸上对各国的唁电只作了摘登。”
姚文元滥用“中央”的名义向中央新闻单位施加政治压力。他反复强调，“要体现中央的意图”，“要按照中央的精神来引导”，“要按照中央的规定严格掌握，不要相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才是中心任务”。
转移视线 冲击追悼会
1976年1月15日，是举行周总理追悼大会的日子。
在这之前，群众纷纷要求中央电台转播追悼大会的实况，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多次提出要求转播，并向治丧委员会写了报告。但是，均遭拒绝。姚文元的回答是“超过中央规定的活动不再安排”。我们还是再三提出转播要求，姚文元气急败坏地说：“凡是超过中央规定的要求和建议，不能再提。再提就是向中央施加压力，就是违反毛主席的规定。”
不仅如此，不顾群众和新闻单位的愤怒情绪，姚文元竟特意在周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指定让《人民日报》在1月14日的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登出了清华大学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劈头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当天中央电台新闻部上早班的同志坚决反对上《新闻报摘》节目，但是，姚文元硬要中央电台按照《人民日报》处理，上头条，全文照播。为此，这一天的《新闻报摘》节目延长了时间，播出了三篇文章，而关于周总理的治丧活动却只字未提，只对外国领导人的唁电作了综合介绍。要知道，这是周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啊！人民群众愤怒了，他们纷纷来电话义正词严地质问：“你们为什么要播这种狗屁文章，我们不关心什么大辩论！我们只关心周总理，你们为什么不报道！”
追悼大会于15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举行，有5000多人参加。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比预定时间推迟了近10分钟，我意识到是否是在等待毛主席，1972年1月10日陈毅元帅追悼会时，毛主席突然出现在追悼大会上，这一次会不会突然出现？可是毛主席没有来，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这时已经病重，不能行动了。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同志致悼词。他声音缓慢、深沉、颤动，不时地停顿。参加追悼会的领导和群众排着队，在哀乐声中，啜泣着，缓缓地走到周总理的遗像和党旗覆盖着的骨灰盒前，怀着无限的敬意和思念深深三鞠躬，向敬爱的周总理作最后的告别。遗像前摆放着“小超”敬献的用鲜花扎成的花圈，整个大厅摆满了花圈。追悼大会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多钟。
15日晚10点20分，中央电台播出了追悼大会的消息、哀乐和邓小平同志致悼词的录音。16日播出一天，共播出追悼大会消息19次，悼词（包括录音和文字稿）31次。
按照治丧委员会的规定，只在15日举行追悼大会这一天中央电台停止播出文艺节目。中央电台从14日下午6点以后停播了所有文艺节目，16日全天没有安排，并把专题、对象节目的开始曲和牌子取消，由台里统一安排播出，以便集中播出追悼大会的消息和悼词，形成全台一致的悼念气氛。对这次停播文艺节目，姚文元一直耿耿于怀，直到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布置治丧活动时，姚文元还特意提醒：“不要像（周）总理（逝世）时文艺节目停止。”
15日追悼大会后，直到19日中央电台才基本恢复正常播出，按照节目表运行。20日一切恢复正常。
周总理逝世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陆续摆放着花圈、花篮，四周常青树中插满了小白花。后来越来越多，层层叠叠，衬托着周总理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苍劲有力的碑文……
“四人帮”倒行逆施，恶贯满盈，“多行不义必自毙”！人民的沉默终于在4月爆发了，锋芒直指“四人帮”！
朱德委员长逝世时的广播
朱德委员长的逝世，在规定的治丧宣传中，中央电台想方设法表达出人民和军队的哀思。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零1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这是继年初周总理逝世后，又一极其悲痛的时刻。
根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传达，朱德委员长治丧委员会确定的治丧规格“略高于董老（董必武）”，而宣传规格除报道统一安排的治丧活动以外，不组织和报道各地及群众的悼念活动，不报道反应，治丧期间除11日追悼会这一天全国“停止娱乐活动”外，电台“文艺节目减少，而不是停止”，姚文元还特别强调“不要像（周）总理（逝世）时文艺节目停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实际出发，灵活作了安排。
6日晚10点20分广播了“讣告”（用语是“关于朱德同志逝世的讣告”）、哀乐（3分35秒）、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公告。原来规定在晚上10点播出“讣告”，因拿到的稿子太晚，来不及录音，而且只有一份，当时又没有复印设备，几套节目不能同时录音，故推迟了20分钟。治丧期间连续安排共播出讣告28次（包括1次记录新闻）。
8日机关干部和群众代表3000多人在北京医院向朱德委员长遗体告别。然后朱德委员长遗体被护送到八宝山火化。9日、10日15000人进行吊唁。中央电台都及时作了报道。
根据治丧委员会“公告”，朱德委员长追悼会于11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5000人参加。按照治丧规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没有转播追悼会实况。追悼会消息于下午4点定稿，中央电台在下午6点连同悼词一起首播，报领导人小名单。当晚播出6次（包括1次记录新闻）。
按照治丧期间“文艺节目减少，而不是停止”的规定，中央电台文艺节目的播出，从6日播出讣告后减少，整个治丧期间不安排播出欢快的娱乐节目，如相声、曲艺、戏剧等。朱德同志戎马一生，为建军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声望，特意选择播出了庄严的军乐和部队生活的作品，选播了《长征回忆录》的有关章节，反复播出《长征组歌》、《万水千山》等，专门赶录播出了军乐《人民军队忠于党》。在11日举行追悼会这一天和12日，停止播出一切文艺节目，除保留4套节目的全天播音开始曲和结束乐曲、保留《全国联播》节目和《新闻报摘》节目的开始曲以外，其他节目的开始曲一律取消。
治丧期间，对中央电台所有节目进行严格审查，除了取消与现实口径不同的提法以外，全台节目的内容、用语、播音基调、节目气氛都要与治丧气氛协调一致，取消节目中的配乐、间奏乐和节目之间的补充音乐；为防止节目之间出现空播，要求每个节目做满，不留空播。
治丧期间，整个电台的播音基调低于平时，与人民群众的悼念和电台节目气氛相协调。播出讣告、追悼会消息和悼词等，要低于、慢于一般新闻，充分表达出人民群众的思念和哀悼之情；但低沉而要有力，悲痛而不悲切，化悲痛为力量。
陈毅元帅逝世的报道
毛泽东主席突然决定去参加陈毅元帅追悼会，出现在会场时穿着睡衣，胡子都没有来得及刮。他的到来，大大提高了追悼会和治丧报道的规格。
1972年1月6日晚11时55分，陈毅元帅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71岁。陈毅元帅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逝世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文革”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按照治丧规定，“治丧规格相当于李天佑（上将）”。陈毅元帅逝世的讣告由中央电台播音员方明播出，庄重、肃穆。原规定讣告的播出不少于7次，实际播出10次。未用哀乐。遗体告别没有发消息。据当时了解，中央电台在报道我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同志逝世时用了哀乐，林伯渠、罗荣桓同志逝世时没有播出哀乐；在外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斯大林、胡志明逝世时播出了哀乐。
1月10日下午4点30分，在八宝山举行陈毅元帅追悼会，毛泽东主席突然出现在会场，看望和慰问家属，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主席是突然决定去的，穿着睡衣，胡子都没有来得及刮。据中央电台时政记者陈寰回忆说：“毛主席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同志，他立下了功劳。’”毛主席的出席大大提高了追悼会原来的规格，原定由叶剑英元帅致悼词，叶帅把悼词稿交给了周总理，由周恩来总理致悼词。“一篇不足500字的悼词，周总理念了很长的时间，有两三次哽咽不能成声，只好停了停再念。”毛主席的出席也大大提高了新闻报道的规格，根据新的变化，中央电台的报道突破了原来的规定，重点新闻节目中先播出追悼会消息，突出了毛主席出席追悼会和看望家属，然后播出悼词、介绍报纸版面；原来曾经设计在播出追悼会消息、悼词与介绍版面之后空播15秒再播出其他消息，以示悼念和上下内容的区分，但考虑空播时间过长容易被误认为是电台播出出了差错，实际空了5秒；在有关追悼会消息的新闻节目前后不安排音乐节目，但安排过样板戏的片断。据中央电台时政记者刘振英回忆说，原来追悼会没有安排电视记者去拍片，听说毛主席出席便立即派了电视记者，录像后本来打算播出，但当时考虑到毛主席穿睡衣等而没有播出。
胡耀邦逝世的广播宣传（1）
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讣告的播出和追悼大会的转播一波三折，在特殊的形势下随时改变着……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都是中央电台的重大宣传报道任务，都做了及时的宣传报道。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是一波三折。
播出胡耀邦逝世讣告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
上午11点，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召集紧急会议，布置对胡耀邦逝世的宣传问题。他说，胡耀邦因心肌大面积坏死而于今天上午逝世，据了解，胡耀邦是在4月8日政治局开会时突然发病的，后送往医院治疗。艾知生说，我们最先知道了这一不幸消息，新华社今天赶发消息，讣告今天晚上播出。拿到消息后，什么时候广播要请示。治丧规格相当于叶剑英、刘伯承元帅去世时的规格，不是按照政治局委员的规格治丧，是按照长期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规格。要查一下叶、刘二帅去世时的宣传情况。
据了解，12点20分，新华社即向境外发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香港传媒于13点20分已刊播，但是，此稿未对内发。因为已经对外发稿，中央电台考虑这样的消息对内不应该晚于对外，想对内赶发。经请示部总编室同意，中央电台于14点零4分对内播出了新华社向境外发的胡耀邦去世的80个字简讯，后面播放了1分17秒的哀乐（在简讯后头播出哀乐过去没有过）。首播连续播出两遍，15点又播出一遍，无哀乐，后在16点、17点又安排了播出。既然治丧规格如此高，只是播发简讯显然是不恰当的，听众也不会理解。但直到这时，新华社仍未对内发稿，说是等到晚上才发，至于为什么要抢先对外发而对内晚发，时间又相差甚多，不得而知。艾知生知道中央电台播出了简讯后，他说，播就播了，不要声张，以后就不要再播了。
15点10分，中央电台召集部主任传达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并就播出安排明确了几点意见：一、争取在18点半《全国联播》中播出讣告和1分17秒的哀乐，如果讣告来不了，也要上简讯和哀乐，因为已经播出了简讯，联播中没有这一消息容易产生误解；二、中央电台对少数民族广播如来不及翻译讣告，也要先播出简讯；三、对台湾广播按照联播的要求安排；四、讣告之后不播出文艺节目，要注意全台节目的气氛。
奇怪的是，13点47分新华社先发了“胡耀邦同志简历”，直到17点仍未发出讣告稿，可能是审定讣告的环节还未定下来。为此，中央电台为联播节目设计了几种预案：一、先播简讯、哀乐；二、讣告稿随来随播，用“刚刚收到的消息”；三、除安排直播联播节目的两名播音员以外，增加一名播音员（方明）待命，准备随时播出讣告。为了等讣告，大家都很着急，有人不明白：“如果对内对外都不播出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发生的事情把首播权让给境外？”有人自我解嘲：“别人不着急，我们何必着急。如果抢发新闻出了问题，拿我们是问，不出问题也没人说好，又何必着急呢？”但是，作为一名广播工作者，作为国家电台，总有一种责任感。
正是出于这种情况，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出现了奇特的安排：18点半先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哀乐，在播出了其他两条新闻之后，18点38分又以“刚刚收到的消息”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讣告（收到稿子是18点32分，方明直播），但在讣告后也就不好再放哀乐了，也就是说在同一节目中播出了两次内容不同、规格不同的消息和讣告。这种发布的不统一和中央电台播出安排的混乱，使听众感到莫名其妙。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出现了一些谣传，一些高等院校贴出了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以悼念胡耀邦为名发泄不满情绪。
对于胡耀邦逝世的治丧宣传，开始时设想的规模较大：21日首都各界代表10万人瞻仰遗体，胡耀邦的老家湖南可派人来京；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开追悼大会，4000人参加，###主持，###致悼词，邓小平出席，中央关于丧事活动安排的通知中提出追悼大会由“中央三台”（中央电台、国际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实况。实际上，追悼会比叶剑英元帅去世时的宣传规模还大，那时没有转播追悼会；灵车由中央领导人乔石、胡启立、###、###护送经长安街到八宝山，沿途可以报道（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治丧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总书记重返长征路》纪录片，还可播放其他活动的纪录片，报纸发照片专版；组织写胡耀邦工作期间解放老干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工作作风、青年工作和农业方面的纪念文章；播出金日成、西哈努克、昂纳克等外国党政领导人的唁电等。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可在一些高校设灵堂，胡耀邦家中设灵堂，亲朋好友前去悼念吊唁，不作公开报道，但电视台可拍摄留作资料。据了解，胡耀邦去世后，每天有近千人排队到家中去吊唁。
胡耀邦逝世的广播宣传（2）
后来，出现了不正常的悼念活动，有人借题做文章。起初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冷静的，分清正常悼念活动和不正常活动，只要不出现打砸抢，坚持正面引导，不激化矛盾；宣传上严格按照中央的布署去做，注意把关，不要有诱发问题的报道和照片。由于事态的不断扩大，后来有一些治丧活动的报道被取消了，突出了追悼大会。
转播胡耀邦追悼大会
对于追悼大会的安排和“中央三台”的转播是非常精心的，深怕万一考虑不周而引发事端，不能帮忙，反而添乱。4月19日晚，到人民大会堂开了预备会议，并看了追悼大会的现场。那时，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广场上有数万人熙熙攘攘，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摆满花圈，镁光灯闪闪烁烁，晚上10点半在回电台的路上，仍然有许多人正赶往天安门广场。后来得知，游行示威的学生要准备占领广场，阻挠追悼会的举行，甚至有传闻说，有的人准备拦截灵车。
中央分析，形势发展很快，气氛正在发生变化，悼念活动已退居次要位置，一种骚乱的情绪正在增长，一些有组织的活动正在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请愿的学生提出七条要求，要求由中央常委出面见他们，一些人发表演讲，言词激烈。中央提出，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是任何一届政府的职责，稳定大局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新闻舆论要跟上形势，要敢于讲话，实事求是，态度坚决，发表些言论，引导学生头脑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被人利用；要劝说群众，他们是希望稳定的，想制造事端搞###的人只是极少数，如###、###、李淑娴这样的人。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只要不出现打砸抢，就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发生直接冲突。前一阶段对悼念活动的报道过热了，加强舆论引导，不能自行其是，要保证追悼会正常进行。
追悼会定于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电台的转播人员原准备8点30分出发，9点50分开始转播。8点多钟，从人民大会堂传来消息，大会堂的东门口和天安门广场全是静坐的学生，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人员和转播车无法进入东门。我们顿时紧张起来，追悼会能否按时进行？能不能按时转播？中央电台立即研究了两种方案：一是马上去人民大会堂，想方设法进去，保证按时转播；二是如果进不了人民大会堂，请负责现场扩音的技术人员，将实况讯号传送到广播大楼中央电台播音室，由播音员在电台播音，保证万无一失。我们出发后，看到从六部口到人民大会堂沿途已经戒严，车辆顺利通过，改道西门进入了大会堂。我们松了一口气。
中央电台从9点50分开始转播，追悼会10点准时开始。这时候才得知，天安门广场上临时安装了扩音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也在收听转播实况，这是事先双方商谈达成的条件之一。原计划追悼会的主要仪式结束，电台转播即告结束，后来改为对全国听众的转播按时结束，由广播大楼播音室播出结束语，告诉全国的听众转播结束，而对广场上的学生则继续转播群众向遗体告别的实况，以稳定学生的情绪。实际上转播的时间拖得很长，直到灵车出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南门以后，才专门对广场上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转播现场播出了结束语。这种精心的设计，是为了稳住广场上的学生，让灵车能够顺利出人民大会堂，顺利通过西长安街。为此，中央电台也临时取消了沿途现场报道灵车经过情形的计划。
这一切的变动，都是在追悼会进行中临时确定的，宣传报道也随之改变。例如，依据可以报道灵车沿途情况的安排，中央电台在灵车经过的沿途设了记者报道点，准备进行现场报道，并事先进行了演练。原计划灵车出人民大会堂东门驶入西长安街，由于担心中途受阻而临时改道西南门，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因为电台现场报道“通风报信”而可能出现的麻烦，也就临时取消了中央电台的现场报道。对于这种变动，早已等候在沿途报道现场的记者并不知道，所以，当灵车经过西长安街到八宝山的沿途，中央电台记者仍然按照原定方案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们的报道依然传送到广播大楼，大楼里依然录音，只是不再播出，成了一次真正的实战演习，为后来庆祝国庆40周年分点报道游园活动做了预演。
中央电台紧张播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纪实（1）
我当然清楚，如果不赶紧请示又不能按时播出或者出现空播将会意味着什么，这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啊！现在只有几分钟了，怎么办？当晚谁也不知道播出了多少遍，共发播了57盘胶带。
1970年4月24日晚上9点35分，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命名为“‘东方红…1’号卫星”，这是继我国的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之后，又一条极为振奋人心的消息，它标志着中国太空技术的发展程度。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中间经过多次试验，中国制造的第一颗地球卫星终于上了天！周恩来总理指示4月25日晚9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卫星发射成功的公报。那时候，凡有重要、重大消息，一般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周总理对中央电台的节目了如指掌，每次遇到重要稿件，他经常批示：“今晚8点广播，明天见报。”晚上8点是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的首播时间，也是收听节目的黄金时间，许多重要新闻在这一时间首播。但这条消息所以晚一天定在晚上9点播出，一是卫星上天以后需要有个稳定观察过程；二是听听外电反应。当晚要播出的共有三条消息：一、卫星发射成功的公报；二、从卫星上发回来的《东方红》乐曲；三、卫星遥测讯号。三件连在一起播出。中国造的卫星发射成功，这是震惊世界的重大消息，是振奋全国的重大喜讯，“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毫无疑问，中央电台必须全力以赴播好，立即投入紧张准备工作。
新闻广播中经常遇到一些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事，需要广播电台做出迅速反应，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准确及时地播出去。新闻重时效，广播更有时效快的优势，满足听众“先听为快”的需要。这种紧急播出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党中央、国务院指定必须在某个时间播出的重要稿件；二是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三是为了国际斗争的需要必须抢在外国舆论前面的稿件；四是媒体之间、尤其是与境外媒体竞争性强的稿件。所以，要求中央电台的新闻工作人员必须具有这种快速反应的能力，这是一项基本功。每一次重大紧急播出，对新闻广播工作者都是个锻炼和考验。
广播宣传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作，当时工作条件和技术条件又很差，基本还是手工方式操作，又增加了许多难度。为了说明以下的问题，我想先穿插介绍一段中央电台内部的工作情况。“文革”前，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是直播的。“文革”中陈伯达说阶级斗争复杂，把直播全部改为录音播出。这样，遇有紧急和重大宣传，从接到稿子到录音播出，大体经过这么几个环节：研究稿件，领会精神，明确重点（或新的提法），确定播音基调，播音员备稿，进播音室录音，新闻编辑部派人监听和复听，由领导审听后复制录音，计算出录音时间，并注明开头和结尾用语，录制员签名后发到播出机房，放音员检查后上机，到时播出。不难看出，环节很多，一环紧扣一环，少了哪一环都不行，每个环节还有许多事要做，都丝毫马虎不得。这是播出前的准备工作。首播之后必须连续播出，以便让更多的听众及时听到，必须打破原来的节目表重新做出播出安排。安排节目是一门学问和艺术，如同报纸安排版面一样。当时中央电台有四套节目，要同时复制出四套胶带。不仅如此，每有重要广播，北京电台的华语广播和北京电视台都使用中央电台的录音，还要同时为它们各复制一套。每到有重要新闻，大家都急于播出，都催着把复制版拿去，更是急中添急。
从以上一般情况不难看出，遇到重要新闻的播出就够忙活的了，而卫星公报的播出又遇到了意外情况。
公报定于晚上9点播出，本来准备工作是比较从容的，可是已经过了晚上8点多了，公报的稿子还没有来，播音员、录制监听人员各就各位，焦急地等候在录音室里，处于紧急临战状态。我负责组织安排这次播出，焦急地踱来踱去。当有关人员气喘吁吁地把公报稿件送到录音室时，距离9点播出不到10分钟了！取消了以往一切备稿程序，播音员没有来得及看一遍，就开始录音。录音在紧张地进行着，但是谁都清楚时间太急促、太宝贵了，纷纷议论“来不及了”！有人催促我“赶快向上请示，要求推迟播出”！有人提出“赶紧准备备份节目，防止造成空播”！我当然清楚，如果不赶紧请示又不能按时播出或者出现空播将会意味着什么，这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啊！现在只有几分钟了，怎么办？这是周总理交给中央电台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的期盼啊！不允许有什么私心杂念，必须当即立断！紧急中我决定采用分盘录音的做法，争取时间。分盘录音是广播中紧急时不得已采用的一种做法，即把完整的录音分解开，每录2~3分钟或1~2分钟，甚至只录几句话，便换一盘胶带，播音和录音不停机，这样一盘接一盘地录，一盘接一盘地发，一盘接一盘地播出，像一条流水生产线，一环紧扣一环，但要绝对保证中间不能出任何差错，不能脱节。只有这样做才能抢出时间，但这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不能有什么“万一”。中央电台的播音员是过硬的，临阵不慌不乱；其他人分工明确，按部就班；有的人专管在复听和播出机房之间“跑胶带”。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都提心吊胆，捏着一把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央电台紧张播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纪实（2）
晚9点整，收音机里传出中央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同志们，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现在全文广播……”那气吞山河的播音，那清晰、悦耳、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响彻在浩瀚寂静的夜空！
中央电台准时播出了！不管电台内部如何紧张，不管广播大楼里面如何忙乱，听众听起来却是井井有条。
首播后，一遍又一遍地连续播出，这喜讯立即传遍了全国、全世界！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立即走上街头，敲锣打鼓彻夜游行庆祝！各国传媒纷纷报道！
但是，这时我并不感到轻松。因为到这时，零散的录音带一直在运转中，仍然无法停下来计算出整个公报录音和《东方红》乐曲、遥测信号的总时间，不能准确地安排下面的播出；因为没有合成复制，也就不能供给几套节目同时安排播出。当我们稍有喘息的机会，开始归拢合成节目时，中央又下达了新的播出任务：增加播出卫星飞行经过的地点和时间。而时间和地点又是随着卫星飞行的轨道不断变化的，只能是不停地录音、不停地发播，完全不能按照常规安排节目了。我只好确定这么一条原则：按照公报、乐曲、信号、地点和时间的顺序，播出一遍，放一组歌曲，依此循环反复，几套节目交叉安排，不考虑是否整点播出，也不考虑播出多少遍，只要不出差错就行。
第二天凌晨1点35分，中央电台的全天播音结束了。这时候我们才静下来回顾这一播出情况，可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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