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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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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下，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中国处于长期对立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驱逐台湾、恢复其合法席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得到了世界许多主持正义的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同情和积极支持。
1971年9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围绕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会内会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立即把台湾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美国提出了“双重代表权”提案相对抗，并为了此提案获得通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在拉选票，美国总统尼克松给一些国家的元首打电话，要他们给予支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10月来中国访问时，还胸有成竹地说，你们今年进不了联合国，明年进去也好嘛！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就两个提案分别进行投票表决，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驱逐台湾国民党集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联合提案；大会又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大会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会场一片欢腾，联合国大厦内发出了震惊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台湾国民党的代表无可奈何地夹起皮包悄悄地走出了会场。这种结果，是尼克松、基辛格所始料不及的，基辛格在刚刚离开中国的飞机上得知这一消息，这位一再声称“不会抛弃老朋友”的博士，无可奈何地苦笑着摇了摇头。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特大喜讯，是巨大的鼓舞，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也是一件顺应了历史潮流、轰动世界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被国际社会的承认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在联合国和国际讲坛上的发言权，无疑是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一次沉重打击。这一胜利是历史的潮流，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不断提高，得到了世界各国朋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毛主席有一句话形象地说明非洲国家所起的作用，他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这一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中美关系的松动和改善不无关系。从美国乒乓球队1971年4月来访，到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以及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对西方国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既然美国已迈出了改善对华关系的第一步，许多西方国家迅速调整对中国的政策，重新确定对华关系的位置，形成了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广播具有传播快、覆盖面大和反复播放的优点，是最擅长传递信息、营造气氛、形成广泛社会舆论的宣传舆论工具，尤其在当时其他媒体（包括电视）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像这样轰动全国、全世界的重大新闻，正是中央电台大显身手的时候。中央电台除了及时、反复播送这一消息以外，及时报道中国政府的活动，大量报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各大军区和军兵种、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各基层组织和模范人物等各方面的反应，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宣传高潮。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毛主席指示全文广播57国代表发言（2）
对于经常性的重大、紧急宣传，中央电台的广播有规律可循，可是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宣传，在许多方面却打破了惯例，创造了先例，开创了新记录。
随着这一喜讯的传播，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几天中接连收到来自提案国23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外交部的贺电贺信。这么大量的函电如何安排播出？据以往的惯例，是全文播、摘要播，还是作综合介绍？以往前后的排列次序，多是以该国的政治制度和与我国关系的亲疏来确定的，既有固定次序，又要遇事临时请示，通讯社、报纸、广播、电视等所采用的规格和次序必须保持一致，否则，便是政治问题。久而久之，国内的读者和听众，以及国外的研究人员，能从某种规格和次序的变化中，探究出其中两党两国关系变化的奥秘。在一般情况下，总是把共产党执政的领导人的函电全文刊登，放在报纸的第一版，中央电台在《新闻报摘》和《全国联播》等重点新闻节目中播出。而这一次，中央指示，要打破惯例，对23个国家的函电全部全文播出。
中央电台每天有三次《新闻报摘》节目，播发国内外要闻，每次半个小时。在一般情况下，三次节目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总是国内新闻居头条和主要位置。当时军管小组明确规定：“中央电台《新闻报摘》节目的安排，要跟《人民日报》的版面走，《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的头条必须是当天《人民日报》的头条，不能随意变动，要变动必须请示批准。”为此，中央电台吃过不少苦头，时常因《人民日报》出版不及时、头条定不下来而苦恼，有时不得已只好自己确定临时头条（各地报纸也时常因等待《人民日报》的头条而出不了报）。11月1日，由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全部全文刊登了23个国家的贺电贺信，毫无疑问，中央电台必须全部全文播出。但是，30分钟的《新闻报摘》节目中容纳不下，并且还有其他重要新闻待播出。怎么办？只好打破惯例，采取三次《新闻报摘》分别处理的办法播出：6点半、7点对函电作综合介绍，预告播出时间，主要播出其他重要新闻；8点半的《新闻报摘》专播函电，不受半个小时的限制，有多少播多少，不计时间，播完为止。12点新闻和《全国联播》也照播了函电。我想突出说明的是，这些函电对台湾最有针对性，当时流传着“佐藤（日本首相）着急、蒋介石害怕”的说法，但遗憾的是因考虑播出量大对台湾广播只在几次新闻节目中分散播出，也没有安排反复播出，减弱了其影响力，没有充分用好这一时机。
随后，中国政府接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邀请，请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大，并派出驻联合国代表、副代表和工作人员。当时，中国对联合国大会了解不多，对联大投票出现的这种结果也准备不足，许多准备工作没有做，对要不要派代表团去联大犹豫不决。善于把握时机的毛泽东主席当机立断：“要去，为什么不去？”“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要乔老爷（乔冠华）任团长。”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于11月15日抵达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本来安排联合国秘书长致欢迎词后，有13个地区代表致词，结果是美国一讲，西方国家跟上了；苏联一讲，东欧国家跟上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也纷纷走上讲坛，有的代表直接用中文讲话，欢迎会开了整整一天，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词，各自表明自己的态度，总共长达6个多小时。当乔冠华团长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的讲话多次被掌声打断。中国，在国际讲坛上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国代表团受到的热烈欢迎，大大感染了毛泽东主席，他指示要全文刊登57国代表的发言。11月17日，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遵照毛主席今天下午的指示，要把在联合国一些国家代表的发言全文登载，全文广播，不要只登摘要。”周总理说：“地方报纸也要登，时间可长一些。登载的顺序按发言的顺序。”周总理作了具体解释，他说：“我认为，主席要全文登载的意思是，使各国代表的发言在我国人民中进行一次国际教育。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认识大、中、小国家的立场，谁是真正欢迎，谁是敷衍塞责，谁是随大流，谁是老奸巨滑，谁是假献殷勤，谁是公开反对。其中左、中还是多数。”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中央电台一字不差地、不加选择地全文广播了57国代表团的发言，而且严格按照发言的先后次序播出，掌握统一的播音基调，作客观报道，把真实情况交给听众去分析判断。
一次集中播出6万多字的57个国家代表的发言，约需要5个多小时；完整地、不加选择、不作删节地播出；完全按照发言次序，没有政治倾向地客观报道，让听众去评判等。据我的记忆，这些做法都是史无前例的，都将会载入中国广播史册。为此，中央电台作了全面的精心安排，动员全台的力量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具体安排是：《新闻报摘》节目介绍《人民日报》等首都主要报纸刊登发言的版面，以显示其宣传报道的声势，并预告本台全部全文广播的时间；在中央电台连续几个小时的播出中，在中间特意插播几次音乐，给听众休息的机会，许多地方和单位是组织收听的；中央电台对少数民族广播分3天6次播完（有翻译问题）；中央电台对台湾广播的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节目都分别播出发言，以扩大对台湾听众的覆盖面。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按照周总理关于“地方报纸也要登，时间可长一些。登载的顺序按发言的顺序”的指示，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节目分4天8次全文广播57个发言，供各地抄收和地方报刊刊登，去掉头尾共播出59705个字，2126分20秒（合35小时26分20秒，约连续播一天半的时间），按照30分钟一盘胶带计算共发播71盘胶带，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播出工程。中央电台整个播出工作量之大和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广播宣传，是中国广播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很有特色的一页。从此中国媒体对联合国的宣传报道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它成了中央电台、也是中国新闻界宣传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从过去的拒之门外到主动报道，而且开始了熟悉联合国和研究联合国，学会报道联合国和联合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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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奇特的体育实况转播（1）
使我们感到最困难的是体育比赛的转播不能报比分、不能报结果，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听说过，似乎有点荒唐，但却是事实。这样还能转什么？怎么转？
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电台要恢复“文革”中中断的体育实况转播。大家非常高兴，非常拥护。那时的转播主要是中央电台的事，这任务就交给中央台宣传小组来研究落实。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恢复转播小组研究方案，由我负责。这是我接触的又一新的领域。
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是从1950年代初开始的。1951年5月，由张之解说转播了3场篮球赛的实况，开创了中央电台体育实况转播的历史。从此，这一转播以它报道迅速、现场感强和感染力强赢得了听众，成为体育报道中一种很有特色的形式，受到听众的广泛欢迎。那时的电视还不普及，广播的体育实况转播独占优势，是听众和体育爱好者了解体育大赛的主要渠道。1961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收听了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的实况，那扣人心弦的动人情景，永远难以忘怀。
从1967年起，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受到猛烈的批判，被戴上了“锦标主义”、“技术第一”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帽子，列入 “大毒草”的名单之内，从此中断了转播。体育转播这个领域，成了广播工作者望而生畏的禁区。
1970年7月初，西哈努克亲王由朝鲜来到北京，为欢迎亲王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体育表演赛，周总理指示进行体育实况转播，这是“文革”以后首开记录。
一个月后的8月13日，朝鲜派出包括乒坛名将朴信一在内的乒乓球队来我国访问，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友谊表演赛，双方商定8月16日由中央电台转播开幕式和友谊表演赛的实况，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如果说前一次的转播是我们国内自己的事，许多话比较好说，那么这一次是“文革”以来第一次转播与外国队的体育实况。
怎么转？遵循什么原则，说些什么，才能区别于过去，才能体现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由中央电台提出方案。怎么提？这可犯了难。过去的一套被批判了、被否定了，可新的路子该怎么走，新的一套是个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稍不留意，就是“穿新鞋走老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翻案复辟”，这如何得了！在研究具体方案时，可真叫人犯难：体育比赛讲的就是体育，可那时候讲的是“突出政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否则就是“锦标主义”、“技术第一”、“大国沙文主义”，这些统统是“修正主义的流毒”。恢复后的体育转播如何“突出政治”、“肃清修正主义的流毒”？一大堆问题在脑子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亲密战友，有许多话好说，可以讲历史、讲友谊，有许多成就好讲，这成了不利因素中的有利因素。
对于这场比赛如何打，国家体委也非常重视、也非常为难，不知应该如何打，他们费了不少脑筋。朝鲜乒乓球队的来访，是为了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作准备，进行练兵。中国乒乓球队在“文革”中，没有参加过第29届和30届世乒赛，在种子选手上很吃亏，对外国乒乓球的发展水平也心中没有底，也想借此练练兵，摸摸底。彼此想到一处了。彼此相约，这一次不叫比赛，叫“友谊表演赛”。由此而确定的转播的指导思想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局部服从全局，技术服从政治，比赛服从友谊，把政治和友谊放在第一位，搞得浓浓的。具体要求是多讲政治，多讲友谊，不报具体比分，不报比赛结果。
由此又增加了一层困难。
这是一场特殊的比赛，这是一场特殊的转播。
使我们感到最困难的是体育比赛的转播不能报比分、不能报结果，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听说过，似乎有点荒唐。这样还能转什么？怎么转？又如何向听众交代？经过再三地斟酌，只好如实地把难处和想法向上反映。根据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后来作了某些有限度的松动，规定：
（一）双方打到比分15以前（21分制），彼此相差不超过2分的，可以报比分，相差超过2分时不再报比分； 。。
一段奇特的体育实况转播（2）
（二）双方打到比分15之后，快接近比赛结果了，不再报比分；
（三）每一局的结果不报，最后的总成绩不报，不报输赢；
（四）转播中不能使用谁领先、谁落后这种用语；
（五）现场裁判员宣布比分的声音不能播出去，电视转播可能让人猜出结果的镜头要避开。
写到这里，也许读者会发笑了：这叫什么实况转播？但这是事实，那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本来复杂的转播更复杂了，本来紧张的心理更紧张了，盯着现场，想着转播用语，又要紧盯着比分。要求转播只能成功，不能出任何纰漏，要充分体现出与“文革”前转播的截然不同，反映出新的精神风貌。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按照转播的常规，转播以前，解说员要到双方球队中了解情况，熟悉队员的打法、特点、水平，临场解说准确，有发挥的余地。现在是打破了常规，打破了正常的思维，准备工作的重点是钻资料室查阅资料，熟悉两国交往的历史，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双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然后一条一条地记录在卡片上。几个小时的转播，要说的话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现场实况又不能多说，解说员更不敢“口若悬河”地发挥，只好用事先准备好的厚厚一叠材料来填充，也只有这些材料才能够体现出转播的指导思想。乒乓球赛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究竟打多少时间无法预测，材料准备只能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尽管这样，临场使用起来也常常是捉襟见肘，只好反复重播。除此以外，便是“喧宾夺主”地介绍背景材料，什么双方合练，亲切交谈，赛场上体现友谊和风格的小镜头。为此，还故意制造一些场景花絮，如给运动员送水、送毛巾，成了转播中不可少的话题。
在转播的现场，除了技术人员和记者，在转播室就座的要有四个人：一是解说员，负责解说打球、现场气氛、友好花絮；二是播音员，负责播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和材料；三是现场指挥，掌握整个转播情况，决定在什么地方插播稿子，审定现场采访稿件，处理临时出现的问题，盯住比分，提醒解说员该不该报分。这一任务经常由我来担任；四是请一位体育专家做顾问，画龙点睛地评点赛场情况。一场转播，几个人忙得不得了，紧张得不得了。
转播的效果如何呢？读者已经猜到了。转播者费力，听的人纳闷；话到嘴边留半句，关键时刻只言他；该说的一句不吭，不想听的没完没了。就这样，转播中间还几次接到有关方面的电话，提醒“不要再报比分了”，甚至质问“你们为什么又报了”！另一头呢？听众和观众不知道其中的奥妙，他们也纷纷打电话来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报比分？这是打的什么球，算什么转播！”事后，一封封信从四面八方飞来，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我们做出解释。怎么解释呢？只有哭笑不得！
更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一种转播的模式，直到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来访时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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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1）
毛主席很有兴致地谈形势谈哲学，由原来预定的20分钟延长到70分钟；中美双方都在为如何表述大陆与台湾“一个中国”的问题而冥思苦想，基辛格等人从八角亭望着西湖中的苏堤顿生灵感，一堤隔两水，两水是一湖，形成了“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妙句。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尼克松及夫人急忙走下舷梯，向前去迎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伸出了手。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结束了20多年的隔绝状态，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毛泽东主席的这一着棋，把中国外交的棋子走活了。毛泽东的一生有许多惊人之举，这一次又震动了全世界，使世界历史的发展拐了一个不小的弯。伟大战略家的气魄令人折服。
周恩来总理是这一战略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他充分展示了高超的外交艺术，靠他的聪明才干和孜孜不倦的拼搏，冲破重重阻力，绕过一个个急流险滩，使开创中美关系使命之船到达彼岸。
尼克松总统是为美国的利益而来。他之所以一反他的前任，敢于大胆地迈出这一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到中国来访问的在任总统，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现在，对于1972年前后的这段中美关系史看得更清楚了，不少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评论家已从各个方面作了研究，今后还会有人从各种角度作深入探究。而我所记述的是当时的情况，更确切地说，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传报道的真实情况，这也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央电台历史上有声有色的一页。
中美关系有解冻迹象
宣传报道面临新课题
一百多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不断发生对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一部中国近代史中，美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我们谁也不会忘记。
在中国现代史中，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美国出枪出炮出钱，支持蒋介石。新中国刚刚诞生，1950年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同时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迫使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美国的当权者亡我之心不死，一直采取仇视、敌视中国的政策，长期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破坏捣乱，和平演变，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进行着政治上、思想上、外交上、军事上和宣传舆论上的反美斗争。
“文革”中，把反美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文革”是内反“走资派”，外反“帝修反”。“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震天响。“文革”中反美情绪的最高潮，是毛泽东主席就美帝侵略柬埔寨问题，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被称为著名的《五二○声明》）。这一庄严的声明，由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广场上的上百万群众宣读，中央电台现场转播。全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一庄严声明的主要论断被谱成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在各种场合传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简要回顾这段历史背景是想说明作为党和国家喉舌的国家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仅毫无例外，而是一直运用这块最敏感、影响最广泛的宣传舆论阵地，运用新闻性、教育性和文艺性各类节目形式，向听众进行反美斗争的教育。
正在反美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毛泽东主席，并没有停留在历史的现实的反美之中，他从国家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面对世界局势严峻的现实，正从战略的高度谋划着改善中美关系的大局。
尽管那时天天在讲“国内外的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尽管天天在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毛泽东主席的头脑是极为清醒的。世界上有美苏两霸、两个超级大国，他们之间又联合又争霸，而争霸是主要的一面。既然这样，不会是铁板一块。我们不能伸着巴掌对付“帝修反”，把自己放在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处于被动地位。苏霸设下的包围圈和边境的百万陈兵，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是最危险的敌人。而美国是间接的巨大的威胁。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2）
深思熟虑的毛泽东主席，决定采取步骤打开中美之间紧紧关闭的大门，结束20多年的隔绝状态，打破包围，争取战略主动。为此，在中美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一幕。多年的宣传经验告诉我，宣传报道将面临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美国球队突然来访
宣传报道措手不及
毛泽东主席是一个决策了就付诸实践的人。
1970年8月，美国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及夫人来访，想实地考察一下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主席意味深长地向他发出了邀请，请他10月1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成为中美隔绝20多年后第一位受到这种礼遇的美国来宾。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
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斯诺，推心置腹地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含蓄幽默中透出了心迹。尼克松是一个极端###的人，毛泽东又偏偏喜欢与右派打交道。他说：“目前中美两国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他说：“尼克松要到北京来就悄悄来，作为旅行者或总统来都行。”在外交场合，这种话当然不会是“信口开河”。这是一个重要信息，这是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当在内部传达吹风时，大家感觉到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化，一时又难以说清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可想而知，在“文革”那种情况和极“左”的氛围中，要大家转这个弯子是多么困难，做到这个转变可以视为一次大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美国政府想有限度地改善对华关系也是酝酿已久。坐在华盛顿白宫的尼克松总统，为着美国的利益，也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强烈地冲击着他；同苏争霸的一个个难题困扰着他；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巨大作用，使他不能再无视中国的存在。从1969年开始，尼克松就在寻找通往北京的渠道，结束美中之间隔离状态，他不断做出某种姿态，在涉及双边关系的某些问题上有所松动。
中美双方有了一种接触的愿望。正在这时，历史提供了机遇。1971年4月，从日本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赛场传来了美国乒乓球队希望访华的信息，一向最善于捕捉战机的毛泽东立即决定发出了邀请。这一历史性的决策震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使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黯然失色，世界舆论的焦点转向了中国。如果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是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做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的话，这一次迈出了切切实实的第一步。正是这第一步，给新闻宣传报道提出了种种新课题。
它的冲击首先是思想上的。尽管在这之前有所准备，但事实却来得太突然了。思考需要时间，但已经来不及了。事先有所准备的人终归是极少数；这极少数中也并非都能想得通。全国人民以不同的目光关注着美国乒乓球队的来访。
如果说思想认识可以等待，可以从长计议的话，宣传报道则必须面对现实，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尤其是广播传播及时、覆盖面广，直接面对全国各方面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反过来说，全国8亿人民既是听众，又是中央电台广播的最严厉的监督者，稍有不慎，各种政治帽子会上下左右扣下来。也许考虑到这种复杂性，毛泽东主席过问过这次宣传工作，而总管这次接待工作的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着宣传报道。
毫无疑问，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必须紧跟中央的部署。这在新闻报道中还比较容易做到，着重报道好有关活动也就是了，最困难的是如何完成好中央交给的转播中美乒乓球队比赛实况的任务。
这是一场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注目的比赛，关注的焦点不在技术，而在政治。要转播好这场比赛实况的最大难题有二：一是如何介绍美国？“文革”中曾经把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作为“大毒草”进行批判，由此而停止了转播。直到1970年7月恢复体育实况转播时，已经面目全非了。名曰“体育实况转播”，而转播的解说却离开了“实况”的现场；超越了体育本身。在几个小时的比赛中，大讲对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大讲两国的友好往来，从而体现“突出政治”、“友谊第一”，为了与“技术第一”、“锦标主义”划清界限，到了体育比赛的实况转播不报比分的荒唐地步。可是转播中美乒乓球赛如何介绍对方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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