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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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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这盘录音带的审查是严格而慎重的，拿到胶带后由专人分别进行了三次审查，都认为“哀乐可用”，“只是速度慢了点”。但是三次审听，都只听到放完哀乐为止，谁也没有听到纸条为止，而开了“可用”的绿灯。三次都违背审听规定。
第五，当录音带上了机器，开始播放时，在场的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于缩短哀乐会不会出现空播上。放完哀乐，突然出来“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时，因未到卡纸条处，传音员不敢自行停机。在场的人惊呆了，没反应过来。当传音员清醒过来，急忙按住转动的录音带时，只差“名单”两个字未播出去。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的错，错，错！责任心不强，违背了种种安全播音的规章制度，才使几个月以前的差错闯过了五关而酿成事实！在中央电台的历史上，有不少差错都是发生在“想当然”和“侥幸”的疏忽之间，主要是缺乏责任心和不执行规章制度所造成的，为此不知付出过多少沉痛的代价！
事故发生时，因为责任重大和那时的政治气氛，中间环节又多，当事人不敢承认。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事后也并没有认真调查。直到事过三年以后的1979年底，在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时，政治气氛已起了变化，比较宽松，才把事故的原因、过程和责任人调查清楚，给我做了结论，把我解脱出来。
今天谈这个问题，早已不是在分清事故的责任，而是在了解那一段历史。这是中央电台在那一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故，但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引发出值得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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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1）
播音员方明激愤地说：“你们不悲痛，还不让我们悲痛吗？你们那个化悲痛为力量的支点我找不着！”有一组歌曲的播出正是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到达八宝山准备火化的时间；新华社消息中只字未提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情景，民意被“四人帮”扼杀了。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一位伟人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在周总理的治丧活动中，“四人帮”竭力压制和降低治丧报道规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周恩来总理治丧活动的报道经历了艰难曲折，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顶着种种压力走过来的。这是中央电台历史的重要一页。以下所记述的是我所经历的真实情况，是当时的本来面貌。
噩耗传来 全台悲恸
1976年1月8日晚，我在广播剧场看电影。大约在7点10分左右，中央电台政治处的高聚成气喘吁吁地找到我，低声而急促地说：“有急事，要你马上回办公室！”
我急忙起身往外走，从他紧张的神态中，我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刚走到剧场前厅，我急不可耐地问：“什么事，这么急？”
“周总理去世了！”
我的心猛地紧缩。谁也没有再说话，赶紧向办公室走，不，简直是跑。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只有三位台领导，我是分管宣传的副台长。我到了中央电台台长办公室，台长杨祚铭、副台长张冬兴都先期来了。他们满含眼泪，低声问：“你知道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是沉默，沉默。还是杨祚铭先说了话：“光知道总理好久没接见外宾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是那么消瘦，可没想到……”
这时，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想了许多许多。周总理为国内外大事日夜辛劳，光是为人民广播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就操碎了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是当时的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建起来的。那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把人民自己的广播电台建起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全国军民直接听到延安的声音。1940年，党中央成立了广播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周副主席，他领导了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克服重重困难，1940年12月30日办起了中国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延安台使用的第一台广播发射机，就是周副主席从国外带回来的。
我们知道周总理的病情不断加重，从会见罗马尼亚外宾后再没有公开出面，可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来得这么快。当他病重时，“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了总理；当他病危时，“四人帮”又以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接批判、打倒邓小平。周总理正是在这历史的重要关头，怀着忧党忧国忧民的心情而去的啊！
当天夜里，广播局局长邓岗到治丧委员会开会去了，他打回电话来说，当晚有可能播出讣告。我们赶紧派人（那时家中都没有电话）把刚回家的中央电台各部门的负责人找回来，宣布了这一极其悲痛的消息，大家泣不成声；有的放声大哭。我提出了几项安排和要求，要大家迅速做好准备，保证安全播音。随后，各部门的同志闻讯赶来了，各自坚守岗位，广播大楼的灯光彻夜未熄。
根据以往治丧报道的情况，首先播出讣告，要认真领会讣告的内容、重点，研究和把握播音的基调、情绪和速度，要准备好录音、复制和播出安排；另外，准备播出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公告，有时与讣告一起播出，有时分别播出；第三，准备播出哀乐，治丧规格不同，用哀乐的长短亦有区别，有1分30秒的、2分25秒的和3分35秒的，这次用3分35秒的哀乐；第四，组织记者报道吊唁活动，播出纪念文章，报道各地和各方面的反应，播出外国领导人唁电；笫五，随时准备撤换其他节目，有些播出节目要重新录音和制作，以求内容、气氛上的协调一致；第六，停播一切文艺节目；第七，准备转播追悼大会的实况。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2）
宣传安排 令人不解
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是有一定规格的，依其职位和贡献大小而有所区别。周总理治丧活动的宣传安排如何呢？我们急切想知道中央的宣传安排。8日夜，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开会回来说，根据中央的精神，整个治丧活动的宣传规格“比康老（康生）、董老（董必武）略高”，讣告可以比他们的“多播一些”。接着，是一连串的“不”：所有活动的新闻报道一律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各单位不得自行发稿；文艺节目不能停播，可以少一些，只是在1月15日开追悼会那天停止播出文艺节目；不采访、不组织、不播出群众性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等，一概不许设灵堂、开追悼会，不许佩戴黑纱、白花，不许上街、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等等。一位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大国总理的治丧报道，仅此而已。
听了这种安排，大家迷惑不解，为什么规格如此低？禁令如此多？中央电台当时提出，这样做节目不好安排，全天播音不协调，与悼念气氛不协调，群众也不能接受，要求停播文艺节目，要求派记者采访并播出群众的吊唁和纪念活动，要求转播追悼大会实况。种种要求，均未被采纳。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做出这样的安排？为什么这样对待人民爱戴的总理？为什么偏要与人民唱反调、对着干呢？后来，看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1976年###的经过》一文中回忆说：“‘四人帮’凭借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玩忽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这几个异乎寻常的不准，竭力缩小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贬低周总理的功绩，自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
播出讣告 震惊中外
1月8日夜10时，中央电台接到了正式定稿的“讣告”，便立即组织录音，由播音员方明播音。9日凌晨2点局领导审听后，又重新录音，原因是基调低沉、悲痛，未能体现中央“化悲痛为力量”的精神，要提高播音基调。后来，方明激愤地说：“你们不悲痛，还不让我们悲痛吗？你们那个化悲痛为力量的支点我找不着！”
从周总理8日上午逝世一直到深夜，讣告的播出时间还没有定下来，直到夜12点邓岗开会回来后，才确定为9日凌晨5点30分播出，中央电台考虑时间太晚，建议提前播出，最后定在9日第一套节目4点开始播音后播出。当时考虑到开始播音时播出《东方红》乐曲，紧接着播出讣告气氛不协调，中间插播了当天的节目预告，作为间隔过渡，在预告之后播出讣告。熟悉广播的人都知道，不管如何安排，深夜和凌晨都是广播最差的播出时间，人们在熟睡之中，收听的人很少，大大减弱了首播收听的效果。后来有人问我：“你们为什么安排在这样的时间播出？”
9日晨4点12分，中央电台向全国、全世界首次播出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播出了哀乐和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播出后，有些听众打来电话，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是不是错觉？但连续播出后，这一极其沉痛的消息如同惊雷，把许多人从睡梦中惊醒，很快传开来，中央电台接连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全国人民痛哭失去了衷心爱戴的总理。外电纷纷报道，几大通讯社发出紧急通知，让他们驻北京和一些大国的分社，立即搜集、采访、发出对周总理逝世的反应和反响。
群情激愤 质疑中央电台
讣告播出之后，按照治丧规定，讣告的播出次数不能多安排，中间只好安排了专题节目，有的节目中又误播了中间的间奏乐，这立即遭到来自各方面听众的强烈反对和义正词严的谴责。首先打来电话的是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我把电话所言记录于下：
我们是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你们为什么不连续播讣告？！别的节目我们不愿听，不要听！为什么还要放音乐！我们是流着眼泪听的，你们是什么感情？！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3）
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也打来同样内容的电话。许多听众纷纷来电话质问：“你们对总理是什么态度，什么感情，什么立场！”“我们提出强烈抗议！查一查电台有没有‘五一六’分子！”中央电台驻广东记者站的同志还代表广东人民来电话严厉质问自己的电台。电台内部的工作人员也强烈不满。这种种反应在台内引起了强烈共鸣！
在广大听众和全国人民的谴责和督促下，中央电台下了决心：多播出讣告、哀乐，全部停播文艺节目。这样讣告、哀乐的播出大大突破了“多播一些”的规定（董老逝世时播出讣告共15次），中央电台两套节目一天中共播出了38次，其中有一次是供各地抄收的记录新闻。
“文革”中的广播宣传出现过许多怪现象。比如，经“四人帮”授意或审定的“两报一刊”社论、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班子的谐音）的文章等，姚文元经常下令让连续广播一个星期甚至十几天；1972年元旦社论，连续播出20天，播出129次，在一次《联播》中播出了两遍；《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可任意延长，有时候一次节目中只播一篇文章。但是，周总理逝世的讣告却只允许播一轮（也就是一天），我们再三提出要求重播，一概不予考虑。这样就出现了在播完讣告之后再无治丧消息可播的“怪现象”。不让播吊唁活动，不让播纪念文章，除了摘播外国领导人的唁电以外，国内党政军、群众团体和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一概不允许报道，直到两天之后的1月12日凌晨1点才播出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消息。
另外是文艺广播。如上所述，按照有关规定，治丧期间“文艺节目减少，不是没有”，只通知在1月15日举行追悼会这一天才“停止一切文化娱乐活动”。也就是说，治丧期间文艺节目不能停。这是在摧残全国人民的感情，听众实在接受不了，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中央电台经多次提出停播文艺节目无效之后，自行决定在9日、10日、11日不安排文艺节目播出，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着来自上面的压力。到11日下午，上级领导在“四人帮”的压力下直接出马选定和审定文艺节目，并从下午开始编排播出了三组歌曲：第一套节目14点20分；第二套节目18点25分和22点20分。其中两组各20分钟，一组15分钟。这种偏与群众对着干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这一天正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日子，有一组歌曲的播出正是在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到达八宝山准备火化的时间，听众纷纷来信提出强烈抗议！
下面我想摘录一封听众的来信。这不是当时的来信，是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写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后一点意见，是我终生难忘的不可饶恕的一件事。即去年1月11日，正当周总理的灵车到达八宝山时，为什么电台突然播放歌曲和音乐？当时我不相信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还以为是敌台呢！我忍着愤怒一直听完，最后一听，果然就是中央台！这一件事，请你们一定要查清，是受谁的指使？为什么不加以抵制呢？
至今，我写到这里，深感愧对周总理，深感愧对我们的听众。是啊；是受谁指使，为什么不加以抵制呢？
当时“四人帮”盗用中央的名义，窃据要职，多年来死死地控制新闻舆论工具，大事小事都要过问，大事小事都要向他们“请示”，他们动不动就是“党中央的决定”，“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作为党的喉舌的国家电台怎能不听从？在局部问题上我们可以力争，可以据实际情况而定，而在整体上是不能改变的。周总理的治丧活动和报道安排，从一开始姚文元就强调是“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可我们怎知其中的真情？事过多年后，从有关的回忆录中才知道，周总理逝世时，毛主席早已重病在身，行动不便，语言不清。这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当时我们哪能知道呢？
事过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周总理的讣告和悼词，是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挫败“四人帮”的阴谋后通过，并经毛主席圈阅同意的。但周总理治丧活动具体的宣传报道是由“四人帮”控制、由姚文元掌握和安排的。“四人帮”企图利用讣告和悼词压低周总理丧事规格的阴谋失败以后，更变本加厉地利用手中控制的宣传舆论工具，竭力降低、缩小周总理的影响，企图贬低周总理的形象，甚至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对周总理的误解，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但在当时，我们只能觉察到蛛丝马迹，难以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虽然抱有怀疑，但不能作为行动的依据；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做力所能及的事，不可能改变整个状况。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4）
情真意切 缅怀总理
这几天，中央电台各部门纷纷举行吊唁活动，举行座谈会，大家饱含热泪，配戴白花、黑纱；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谈起周总理关心广播、关怀广播战士的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感人至深：
——矗立在复兴门外的这座广播大楼，就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兴建起来的。1956年，他派陈毅副总理到广播局审查大楼的模型，后来周总理又亲自审查了模型。当广播大楼建成后，1959年9月周总理又来大楼全面视察，从播控室走到音乐厅，从直播室走到录音间，透过玻璃聚精会神地看着播音员播音。周总理对播音员齐越、潘捷说：“我来看看你们的工作，你们是不是紧张了？”又说：“广播大楼建成了，比起延安窑洞来条件好多了，你们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我后来得知，总理的嘱托成了齐越同志的座右铭，他请人书写下来，一直挂在自己的卧室里。
——1962年，在国内外的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在国庆节检阅游行队伍时，对周总理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当天下午，周总理就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的会议，研究落实加强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和安全保卫工作等问题。不久，特意从部队选拔调来了管政治和保卫工作的党委书记丁莱夫和领导干部。不仅如此，周总理还多次亲临广播局和京郊发射台检查安全保卫工作，就连广播大楼外的围墙也是周总理指示修建的。
——1965年，周总理为人民广播题词，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为发展广播事业而努力”。1966年3月，在第九次全国广播会议上，周总理作了重要报告，要我们“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努力办好广播，确保安全播音，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周总理指示并督促中央电台开办对农村广播，并为这一节目定了名称定了方针。他说：“祖国有广大农村，五亿农民，广播电台不办农村广播，不面向农村是不对的。”“对农村广播的内容要真正适合农村。”
——周总理一再指示要恢复中央电台的对少数民族广播。中央电台的民族广播是1950年5月开办的，中间曾经被“砍掉”停播。1962年周总理严厉批评说：“民族广播为什么停了？……我们国家这么大，地区这么辽阔，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央台没有民族广播怎么行！”以后，周总理又多次询问，1968年不仅过问，而是在督办，才使中央电台的民族广播在1971年重新开播。
——又是在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的关怀下，1954年8月15日中央电台开办了对台湾广播。
——1966年邢台地震后，总理就来到中央电台控制室，关切地询问：“邢台地震有没有影响你们的线路？”
周总理对中央电台的宣传十分重视、十分熟悉，也十分注重宣传的政策和策略，他不知作过多少指示，修改过多少稿件，给过多少鼓励。我们经常看到他那遒劲有力的字体，在一些稿件上批示：“今晚八点广播，明天见报。”他教导我们：
——宣传要实事求是。1970年代初，正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宣传上颠倒是非、弄虚作假，空话、大话、套话连篇，一再吹嘘什么“形势大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曾经反复强调：“讲成绩不要过头，要留有余地，要实事求是”，“说话要有依据。”
——“怎么打就怎么说”。1971年四月份，周总理两次谈到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当时，体育运动和体育比赛由停滞刚刚开始恢复，体育实况转播也是刚恢复不久。周总理说：我们的宣传不能老是说好。评价一个球，什么精湛的球艺，什么流星、闪电似的。本来那里打得不好，还一个劲地说好，不切实际地吹嘘，把群众引入迷魂阵。周总理还说，“转播词少一些，不要那么多形容词，怎么打就怎么说”。“怎么打就怎么说”，周总理教育我们要明确一条重要原则：新闻报道要尊重事实，要如实地反映实际，宣传要符合实际情况。
——要准时播出。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4月27日20点零1分，卫星飞经北京上空，周总理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定要把卫星飞经北京上空的时间预告好，使首都广大人民都能看到卫星。还要在卫星经过时，准时播送卫星发回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讯号。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5）
——要抢在前面播出。1970年5月初，美帝国主义派军队和南越雇佣军对柬埔寨发动了侵略，同时恢复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5月4日，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就在同一天晚上，苏联要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从国际斗争的需要出发，周总理指示：我国政府的声明一定要抢在苏联招待会之前播出去。周总理还亲自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但是由于拿到稿子晚和录音播出，比预定播出时间推迟了20分钟，周总理曾经几次打电话催问。事后，周总理说：“你们还是可以灵活一点，在紧急情况下，可不可以直播一下？”
——多让外国去讲。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轰动了全世界。随同尼克松总统来访的美国记者有80多人，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记者。周总理说：“尼克松总统来，我们在国内不大宣传；在国外，让他们多宣传有好处。”在尼克松总统访问期间，一般情况下先让外国记者发消息。由他们去讲，比我们自己去讲更好一些。
——“广播念起来顺口。”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在这之前，2月18日，新华社发了尼克松总统启程的消息，消息原稿中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2月17日乘飞机离开美国首都华盛顿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周总理审稿时，在“来”字前面加了一个“前”字。周总理说：“有‘前’字，广播念起来顺口。”
——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我更不会忘记，1964年7月，我和首都高校毕业生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聆听周总理的动员报告，他鼓励、号召我们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发挥才干，建功立业。在后来的岁月里，不知听到过多少次总理的亲切教诲，那熟悉的音容笑貌时常在脑子里涌现。
这一切，我们广播人怎能忘怀？又怎能不倍加思念？
天人同悲 告别总理
1月10日、11日，是首都群众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日子。
10日下午2点30分，广播局包括中央电台的领导和代表，到北京医院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这天，天空阴沉，格外冷，飘着雪花，天若有情天亦悲。我们戴着黑纱、白花，在揪心的葬礼进行曲中，随着长长的队伍垂首缓缓行进，思绪万千，感慨万千！
周总理的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一间不大的太平间里，四周摆放着花圈、挽联，透着几分凄楚。中间最醒目的是邓颖超大姐敬献的用鲜花编织的花圈，上面写着：“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挽。”周总理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在肃立守灵。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总理静卧在万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他好像在日理万机之后，刚刚躺下来小憩。脸清瘦，眼窝深陷，颧骨突起，他为人民无私地奉献了一切，耗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像是在依然眷恋着他所热爱的人民，在担忧、思虑着党和国家的未来。看到此情此景，人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痛哭，呼唤着“周总理啊，您是为我们累死的啊！”“周总理，您不能离开我们啊！”“您再看看我们吧，我们衷心爱戴您！”人民的深情，人民的呼唤！
然而，人民的悼念和思念，这一切都不让报道！从9日播出讣告，10日、11日除了外国唁电，广播中再没有悼念总理的报道，没有治丧的气氛。
长街送行 不见报道
11日下午4点多钟，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经过东西长安街，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
几十里长街两旁，从中午起就已站满了迎送总理的群众。他们是自发来的，男的女的，老人和小孩，在数九寒风中已站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广播人员站在广播大楼门外，等待着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我这样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周总理的灵车从长安街由东向西缓缓驶来，送灵车队在广播电台门口过了几分钟。整个街道两旁全是送灵的群众，他们从中午就等候在这里，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寒冷，来最后看总理一眼，来给总理送行。当灵车来到时，人们泣不成声，许多人嚎啕大哭。泪眼迎总理而至，挥泪送总理而去。路旁的车辆停止行驶，司机和乘客都站在车外，肃立向总理告别。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6）
夜深了，人们依然在寒风中伫立着，等候着运送总理骨灰的灵车归来，等候着敬爱的总理归来……
对此，中央电台提出要派记者沿途报道或作录音报道，都被否定了。
12日凌晨1点钟，中央电台播出了新华社记者写的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统发稿，消息中只字未提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情景，民意被扼杀了。听众来电话强烈质问电台：“你们眼睛瞎了，为什么不写群众送总理？！”不，不是记者没有写，而是姚文元把新华社稿子中有关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把“十里长街送总理，寒风阵阵泪纷飞”的情景，统统勾销了。就在这一天，姚文元玩弄两面派，多次给新闻单位打电话强调：“要注意化悲痛为力量。”对群众的质问如何回答？姚文元编造了一套“统一的口径”，要各新闻单位统一答复：“我们同你们一样悲痛，相信我们会按照中央的精神化悲痛为力量，把工作做好。”可是他转脸，又在背后说什么“回答要慎重，要提高警惕，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掌握内外有别，谁知道来电话的是什么人”！“阶级斗争很复杂，要防止群众的情绪被阶级敌人利用”！他还危言耸听地讲了一个“阶级斗争”的例子。
强行压制 控制报道
人民群众对于周总理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越来越不满，情绪日益激烈，而且追悼大会日益临近，在那种特殊的政治时期和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中央几家新闻单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顽强地抗争。它们突破原来的规定，自觉提高了宣传的规格。1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几个国家领导人的唁电，中央电台延长《新闻报摘》节目的时间，放在显著位置一条一条地全文照播。北京电视台连续安排播出了向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片，观众还是纷纷要求重播；电视台还提出要播出周总理视察邢台地震的纪录片。面对失控的危险，姚文元赶忙打电话声色俱厉地说：“不能再播了！”他说：“群众的情绪还是不行，要引导！《人民日报》第一版登唁电那样不行，要赶快研究，采取措施。14日不能再在一版登唁电了，上第四版，中央台只作综合介绍，不能再详细播出。各国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的消息不单发，分片综合发，中央台综合介绍。”姚文元对中央电台不满地说：“中央台的播音基调不行，要提高。”他多次提出要中央电台提高播音基调，几乎每天都强调什么“化悲痛为力量”。不仅如此，姚文元还直接要中央电台增加播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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