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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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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那么原来“15点”也就是“下午3点整”了。
不只如此，过去报时讯号播音员的声音比较高亢，为了与整个治丧气氛和群众情绪相协调，改为低沉的男声，专门反复录音、制作。当录制完后，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播音员的报时是在最后一响之后，当最后一响响过之后，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各地开始默哀、鸣笛，这会使播音员的声音与之相重叠，气氛不和谐，也不够严肃。怎么办？最后请示决定只出讯号，取消了播音员报时声音。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在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突然听到了北京电报大楼在追悼大会这一天也要报时的消息，也是为了执行《公告》的规定，可是与中央电台的报时发生了矛盾。为什么？如上所述，中央电台的报时是以最后一响为准，细心者可能注意到，北京电报大楼的报时是以“第一响”为准的，第一响之后还有一段《东方红》乐曲。两种报时讯号之间的时间差，外地听众不知晓，可北京市内清晰可闻，以谁家为准？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中央电台不能也无权说只准自己报，不让电报大楼报。一纸紧急报告送到中央主管领导汪东兴的手中，他决定并通知电报大楼停止下午3时的报时，以中央电台报时为准。
更难的问题是报时讯号会不会与宣布追悼大会开始相重叠。追悼大会下午3时开始，而宣布开始必须是紧接报时讯号的最后一响之后，宣布早或晚了都会引起全国行动的不统一。可是，中央电台不能指挥大会主持人，如何能取得联系，达成默契？后来找到一种办法，中央电台借一台收音机给大会主持人，让他听到报时讯号最后一响后再宣布追悼会开始。大会主持人是王洪文，追悼大会以后，他没有及时送还借走的收音机，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清理王洪文的办公室时，发现了这台收音机，因此中央电台借收音机一事被当做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中央电台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这是后话。
在讨论报时的过程中，也曾经考虑过是否取消下午3时的报时，以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为准。但这样做各地掌握不一致，也会有人问“中央电台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报时呢”。须知，那是个容易上纲的年代，稍有不慎不周，都是政治问题。故将取消报时的建议作罢。
谁能想到这一司空见惯的“报时”竟引发出来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难题，带来这么多复杂的关系。
二、如何报领导人名单
许多听众和读者可能不太注意这件事，可这是件大事，是件政治敏感度极高的事，也是件困难而复杂的事，时政记者最为此伤脑筋，尤其是在###的“文革”之中，名单是政治人物沉浮和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报名单常有两种做法：一曰小名单，二曰大名单。小名单，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通常还包括几高几副，人员和排列次序都比较稳定。大名单也有一定的界限，比如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各部委主要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等，有时候视需要有所变动或增减。大名单很大，常有几百人之多。报大名单表明规模大、规格高、隆重，象征大团结，具有广泛性等意义。也有时候，为了报道人事的变动、增减，或有的人重新露面而其规格又不在小名单之内，更不便于单独报道，特意安排出大名单，把其包括在内，借此公示于众。是播小名单，还是播大名单，都要请示决定。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8）
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毫无疑问应该报大名单。但是，从开始转播到大会开始中间的10分钟内报道，显然不可能，一是容纳不下，二是人员到会有先后，也可能有人临时来不了，很难一一核准，只能先报小名单。小名单也有39人（大名单近700人），到下午3时前，来了的就报，未来的不报，等大会结束时再完整地报一遍小名单，大名单留待后来播出大会消息时再报。上级批准了这个方案。
三、预告
《公告》中已宣布中央电台转播追悼大会实况，还要不要预告，如何预告？按说不成什么问题，可中间在操作上遇到了问题。
中央电台决定还是预告，从17日晚上的《全国联播》节目开始预告，北京电视台在17日全天节目结束前预告。
预告稿有几种方案，今天看来其中没什么分歧，可在当时却争论不休，字字斟酌。稿中的主要分歧在于要不要在“举行”二字之前加上“隆重”二字，赞成者认为这是“规格”问题；否定者认为追悼大会本身就是隆重的，无需多说，最后未加。另一分歧是要不要说明追悼大会的地点“在天安门广场”，赞成者认为《公告》是这么说的，要一致起来，也说明规模之大；否定者认为已广播几十遍，大家都知道了，最后未加。播出的预告稿是：
同志们！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将在明（今）天下午3点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从明（今）天下午2点50分开始，转播追悼大会的实况。
预告在重点新闻节目《全国联播》、《新闻报摘》中的次序如何安排？新闻的次序常表明其重要程度，把“预告”放在节目的第一条，不合适；放在节目的中间，字数太少，一听而过，不易引起听众的注意；放在节目的最后，分量太轻，也不合适。究竟如何安排才好？绞尽脑汁想出一条妙计：放在节目内容提要的最后一条播出，去掉“同志们”三个字，改为“现在播送一件预告”，然后播出预告的全文，本文即是一条重要简讯。但是，那时候的节目是视内容任意延长的，所以在提要的最后总有一句话，“大约需要多少分钟”。显然，预告之后紧接这句话不妥，容易被误解为“预告”需要多少分钟。为了区别开来，特意改为“这一节目大约需要多少分钟”，可见设计之周密，用心之良苦。除了提要中播预告外，在节目的最后再播一遍，因为已“有言在先”，就不会因放在最后被指责为“规格有问题了”。
四、精心撰写转播稿，精心设计播音
一切都要精心。转播的技术准备由广播局技术机要处负责。机房设在天安门城楼前的西耳房，这是中央电台天安门转播和广场、东西长安街扩音的常备专用机房。他们负责把现场实况准确安全地传送到广播大楼，然后发射出去；他们负责大会主席台、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的扩音。为此，他们白天黑夜连续干。广播大楼的录音、传送部分，由广播局中控室负责。
中央电台的任务是采访追悼会的安排，撰写转播稿件，检查线路畅通，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指挥转播，设想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做出预案和应急措施，负责现场转播的组织指挥。
这里我只是谈谈撰写稿件和设计播音，一斑窥豹。提前10分钟转播，按照正常播出速度约2000字，但在特殊情况下的播音需要多少字，心中无数，中间还必须有间隔，大约只能播出1300字左右。这么隆重的追悼会，要在事前说的话太多了，只能反复筛选、提炼。转播稿由曹仁义、刘振英和我采写完成，真可谓“精心设计，字斟句酌”。例如，张挂“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等字的“横幅”，在这种特定情况下称作“横幅”，显然不恰当不庄重。应该叫什么？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经反复查对，经向有关人员求教，叫“挽幛”，就写下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巨幅遗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上方，大幅黑色挽幛横贯天安门城楼，上面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为恰当掌握播音速度，反复试播，据我多年的记忆，过去的备稿从来没有这么细致过。要特别注意把握准基调，把握准速度。既有间隔又不能长，因为中间不能播放音乐，在现场那种万籁俱寂的场合，几秒钟也难挨；大会开始前又必须有空场。为此，担负这次播音任务的方明（崔明德）、常亮（侯长生）几遍、十几遍、几十遍的试播，记下每段播音的时间、每一间隔的时间，记下每一段开始的时间是几分几秒，不管上一段播音是缩短或延长了时间，都必须保证下一段按照设计时间准时开始，只能压缩或延长中间的间隔。（见附件一）为防止播音员临场紧张或发生意外，特意安排了两位有经验的播音员，一人播音，一人备份。 。。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9）
五、现场试播
试播，到天安门城楼上试播，在毛主席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试播是一种临场演习，也便于及时发现问题。15日晚7时，时政记者、播音员和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晚9时试音，路上行人稀少，整个北京异常静寂。当时用的是“九大式”话筒，为防止刮风时有杂音，套上了临时赶做的黄色泡沫塑料罩，因与治丧气氛不和谐，经我建议改成了黑色。试音不能念正式稿子，选了天安门警卫战士写的怀念毛主席的文章《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毛主席啊，毛主席！日夜守卫着您亲手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战士，无限敬仰您，无限怀念您！……”这声音在这寂静之夜响彻了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行人驻足，昏暗的灯光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在肃穆静听。毛主席静静安息在对面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水晶棺中，不知是否听到了人民这肺腑的呼唤！
16日晚，又在新搭起的平台上第二次试音，做到万无一失。
9月18日 面对全中国和全世界
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转播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
“八亿神州在悲痛，举国上下齐哀悼”。中央电台对这一天的节目作了精心安排，排定了严格的播出时间表，内容一致，气氛协调。（见附件二）
上午9时，刘振英、方明、常亮和我就到达了天安门。转播点设在西观礼台最东头的平台上，紧挨着临时搭起来的追悼大会的平台。建这个平台是很费心思的。原来打算在天安门城楼上开追悼会，但有许多难题不能解决：毛主席的巨幅遗像挂在什么地方？不能挂在天安门城楼前面，而后面又挂不下；参加追悼会的领导人站在什么地方？总不能站到遗像的后面去，无法向毛主席的遗像致默哀。后来才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之前、金水桥之北建一座平台。为此，工人们连夜施工，如期建成。
9月18日的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毛主席的巨幅遗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遗像下层层排列着苍翠的松柏、长青树、万年青。各级党政军机关、领导人和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陈放在遗像两侧，一直摆满了整个东西观礼台。天安门广场中央下半旗致哀。参加追悼会的首都党政军机关和群众一大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一直延伸到东单、西单，100多万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列队肃立，除了啜泣声，无一点响动。
下午2点30分，中央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陆续登上平台。
我们到了现场，就忙着试话筒、试线路，同各方联系。北京电视台的转播是用中央电台的转播稿、中央电台播音员的声音，自己配画面，要研究协调播音与画面的配合，又由于电视台两部摄像机出了故障，一时弄得很紧张。2点30分，中央电台转播人员各就各位，等待着2点50分开始转播。到时，转播准时开始。下面就把我在转播后记录下来的情景抄录于下：
西观礼台的平台上摆放着两组话筒，用一备一，方明和常亮分列左、右，我站在他们中间，面对着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的上百万群众，不，是面对着全国8亿人民和全世界，等待着这一重要时刻的到来。广场上静极了，北京静极了，只是听到传来的啜泣声，听到自己的心脏的怦怦跳动声。这是转播，一切那么静、那么庄严，当然不能用声音指挥播音，我们三人相约，以我举左手为信号开始播音，播一段停下来，等我再举起左手时播下一段……具体时间由我掌握。时间过得真慢，又真快，那哒哒的响声听得真真切切。我紧张地盯住手表，盯住电视监视器，喘不过气来，腿在瑟瑟抖动。我多次指挥过各种转播，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这种气氛、这种情景。我看到播音员的手也在抖动，稿纸发出了响声。我不是指挥若定的将军，但我意识到必须马上静下来。转播临近了，我轻轻地对播音员说：“不要紧张，沉住气，看我的手势。”可我并不比他们轻松，我真怕播错，尤其担心方明把“永垂不朽”播成“万岁”！试播时，他曾经两次这样错播过。
时间到了，2点50分，我打手势告诉方明“开始”！他打开了话筒的开关，停了一会儿，像是有意镇静了一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这声音立即传遍北京、全国、全世界！啊，我们准时开始转播了！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0）
开始，方明太紧张了（其实，我的手里也出了汗），一会儿就好了，但是播音速度仍然比试播时慢，我只好临时压缩间隔时间。
转播与大会的衔接恰到好处。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后，奏起了哀乐，广场上爆发出哭泣声，根据上级的要求，实况中的哭泣声要适当掌握音量，与哀乐相比不能太突出。
转播一切按预定方案进行。当播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而转播顺利结束时，合上了话筒的开关，我长长地吸了口气，大家彼此默默地紧紧地握了握手，一切尽在不言中。（转播稿见附件一）
根据事先的安排，转播完大会后，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东方红》和《国际歌》乐曲，这是由广播大楼里播放的。
对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转播，当时新华社的报道说：“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和电视送到千家万户，悲壮的哀乐声传到祖国城乡，传到高山大川，传到辽阔的边疆，传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伟大的祖国在静默，8亿人民含着眼泪，肃立志哀。”
外电是这样报道追悼大会的：
［法新社17日电］：“明天下午8亿中国人民都将把眼光转向北京的天安门，届时要在那里读悼念毛主席的悼词。”“让全体人民都能参加的这独一无二的活动，规模宏伟，确实是巨型的，是中国27年历史上最大的群众大会。”“8亿中国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肃立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这将是向一个伟人致敬的最动人的场面之一。”
［南通社18日电］：“在这个时刻，中国，是一个悲伤哀痛的国家”，“全国都感到中国的一部分历史将随着他一起逝去了。”
共同社驻京记者福原写文章说：“毛泽东在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始终是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光芒的巨大红星。”“如果说英雄就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在历史的轨道上刻印下了他的思想、行动和个性的人物，毛主席确实是中华民族再生的英雄，肯定是代表动荡的20世纪的世界英雄之一。”
追悼会后，中央电台接连播出大会实况（含华国锋致悼词）和由播音员播录的悼词。
9月18日共播出：追悼大会实况11次；追悼大会文字消息5次；单独播出悼词（播音员录播）11次；《东方红》、《国际歌》11次。
缓慢过渡 治丧宣传的延续
追悼大会之后，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中央电台治丧活动的宣传远未结束。追悼大会的实况从18日的《全国联播》开始，连续播出3天；悼词连续播出到25日，次数逐日减少；《新闻报摘》仍然集中报道治丧活动，只是逐渐缩短时间，直到恢复正常。
从治丧宣传到恢复日常宣传必须有过渡，而且是长时间的过渡。中央电台的各专题、对象节目分三步过渡：一是先上一些与本节目有关的内容，不挂节目牌子；二是挂节目牌子，但暂不用开始曲；三是恢复正常，这已是10月4日了。
文艺节目的恢复更是个敏感的问题，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从9月25日开始，先播出几组经过精心审定编排的歌颂毛主席、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乐曲或歌曲，曲调要庄重、严肃；然后增播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轻快、欢乐的暂时不上；再次选播革命样板戏的选段，播放一些革命文学作品；直到10月4日基本恢复文艺节目，但是对欢快的乐曲、逗乐的曲艺、大块的文艺节目和长篇小说等，仍暂不安排。这并非只是中央电台的慎重考虑；与治丧气氛相适应；这一年的国庆节因此也停止了游园等庆祝活动，改为机关单位等基层的座谈活动。
至此，毛泽东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结束。现将这一期间主要内容播出的时间、次数做一统计，有一个总体的概念。
主要内容播出时间次数统计
《告各族人民书》9~18日（10天）96次
《公告》9~11日（3天）59次
《治丧委员会名单》9~11日（3天）47次
悼词（单播）18~25日（8天）51次追悼大会实况18~20日（3天）20次
追悼大会预告17~18日（2天）12次
首都群众吊唁13~18日（6天）92次
工农兵悼念文章13~25日（13天）115次
各种悼念通讯16~25日（10天）111次
国际唁电（函）11~17日（7天）70次
九一六社论16~18日（3天）23次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1）
国际新闻报道（含外国悼念函电）27次
这一宣传报道的声势和规模都是空前的，前无古人！
1976年10月4日，中央电台治丧活动的宣传刚刚结束，10月6日又开始了粉碎“四人帮”的宣传。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九九事故”是这样发生的
先谈一谈事故发生后接连出现的情况。
正如前文所说，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第三遍时，在哀乐之后突然播出了“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造成了严重的重大差错。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如雷轰顶，使在场的人惊呆了，大家惊恐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在事故发生的现场，我是播出的总指挥，看到现场那种惊慌的情景，我清醒过来，必须马上镇静下来，恢复秩序，还有许多的事要做，不然还会继续出差错。我说：“请大家冷静下来，赶紧做好后头的工作，千万不要再出问题！这次事故的责任由我来负！”接着，我让台总编室主任去向局长汇报。
因为我知道，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旦出了大事故，越是紧张，越是强调严格，越是接连出问题，像多米诺骨牌。我比喻为犹如学骑自行车，越怕撞人越撞人。古人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是这个道理。何况这一事故是罕见的，又发生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正是全国人民极其悲痛的时刻，谁能不肉颤心惊！当时急切需要的是稳定情绪，沉着冷静，搞好安全播音，不能也不应该停下来追查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者。
刹那之间，张冬兴副台长气喘吁吁地跑来了，台里许多人跑来了，他们急促地追问：“怎么啦！怎么啦！”接着，到处响起了电话铃，应接不暇，听众询问、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
等我安排完工作，我赶紧到广播局局长那里汇报、承担责任和作检讨。当时局长邓岗不在办公室，一位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说：“你赶快回去指挥，不要再出差错，这事以后再说！”我然后向台长作了汇报。当晚邓岗局长召开会议布置宣传报道工作，他谈到这一事故时，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他提高声音说：“今天出的乱子大极了！天大的事啊！纷纷来电话质问，说有敌人破坏！胶带怎么没有卡住呢？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听着收音机，一下子听到了，别人问‘怎么回事？’我让家里查，当场口头向文元同志汇报了，他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邓岗又说：“造成严重后果，我们没法向群众交代！请求中央处分，我们承担责任！”我说：“责任由我来负。”他还说，“公安部已经来人调查过，是否有坏人破坏”。当时我的心情和压力可想而知！
当天深夜11点多，我向中央电台各部主任和支部书记痛哭流涕地做了沉痛检查，要求立即传达到中央电台全体，从中吸取教训。第二天上午我向局核心小组写了检查报告，请求处分；随后，中央电台核心小组也向局写了检查报告，局又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须知，那是在“文革”中，事故发生后，电台院子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要求立即把问题追查清楚，把杨正泉从台领导的位子上撤下来，给予严厉的处分。我检讨后，有的人认为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事故不是有意的，叫我不要背包袱；但也有些人不满意，要求立即做出严肃处理。对此，我都是很理解的，也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央电台过去出的差错，有哪一次不是层层检查、层层处理的呢？尤其是当事人，总要脱几层皮，何况是这样严重的事故！
事故发生的当天晚上，接到从全国各地打来的45起电话（那时通讯很困难），这两天，继续接到电话、电报，其中有公安部政治部、北京列车段、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院、59170部队、清华大学、光华仪器厂、内燃机厂总厂、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湖南湘阴广播站等。
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是中央电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电台错播，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的认为是由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的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革委会还专门开会做出决议向中央发电，向中央电台提出抗议，要求中央一定要追查清楚，有没有“五一六”分子搞破坏！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2）
外边的流言也很多。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中央电台的同事来电话，关切地询问：“听说杨正泉已经被捕？”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仍不放心，坚持要我亲自接电话，听到我的声音才相信。
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事故发生后内疚和压力，工作的紧张和责任，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中央电台离我的宿舍不到5分钟的路程，已几天没有回家了。我妻子也是中央电台的记者、编辑，她学广播、办广播多年，自然知道广播的重要，更知道这一差错的严重性以及意味着什么；她生活在中央电台这个环境里，每时每刻听到各种议论，默默地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又无助无奈，甚至见到我都很困难，她担心、焦虑，只能暗暗地流泪。第二天晚上，妻子送来一饭盒我爱吃的面条，望着我，要我吃下去。我着急地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思吃饭！”妻子哭了：“我知道你忙，心里不好受，可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呀！”她打开饭盒，面条上面还有两个荷包蛋！我的眼睛湿润了。
事故发生后，组织上没有对我进行处分，我依然负责毛主席治丧期间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工作。不久，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在后来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时候，我成为“说清楚对象”，除了长期宣传上存在的问题，这一事故是重要原因。当时推断，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新闻舆论的要害单位，“四人帮”长期抓住不放，电台一定会有他们的代理人，是谁？有些人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大字报又是接连不断，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过去中央电台出了播出差错，都要严肃处理，“四人帮”都不放过，这次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姚文元说了“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而没有立即采取处理措施，是“四人帮”把他保下来的！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许多人的确想过，有的人问过我，我也想过。我认为，一是因为事故的发生与姚文元提出要缩短哀乐有关，不然不会出问题。二是姚文元分管宣传，他不愿意看到接连出事故。但这都不是主要的。三是他是一定要处理的，但不是在当时，而是“秋后算账”，他耍了政治手腕。他当时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当然很大”，他不会手软的，只是没有来得及，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四人帮”就垮了台。
以上是事故发生后的情况，那么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事故发生的情节复杂、头绪多，而原因却非常简单。历史上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一旦弄清楚，原因常常是很简单的。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姚文元提出“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局总编室要把6分钟的哀乐改为3分多钟，而且要马上改。这些是酿成后来差错的起因。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里来得及！我提出等播出进入正常、稳定下来后再改。但命令如山，有一位部主任自作主张主动地派人去取哀乐。开始已明确规定，为防止用错哀乐，将所有过去用过的胶带一律封存，现用哀乐必须重新复制。过去已有过多次的教训，用错胶带是最容易出差错的环节。谁知历史在重演，事急中阴错阳差，他们辗转又从过去的哀乐胶带中拿了一盘，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正是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埋藏下多处隐患。这是事故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所在。今天说起来是这么明白、简单、轻松，弄清这个问题却用了几年的时间。这种隐患能成为事实，却又是违背了一系列安全播音的规定、闯过许多关口而造成的恶果。
第一，周总理逝世时，先广播讣告，然后播3分35秒的哀乐，再往后播治丧委员会名单。按照安全播音规定，哀乐是单独一盘胶带，不允许在其前后录其他内容。而当时负责录音的同志，图一时方便，把下面将要播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头子录在了哀乐后头。这样做违反了规定。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这么做了，用后销掉还有情可原，但他没有这样做。
第二，按照规定，录音完了以后，每盘录音带要填“卡”，记明开头、结尾用语和时间，让用者一目了然。而这盘录音带却没有填记录卡，只在胶带盒上写明“哀乐3分35秒”。又违反了操作规定，给人以“只有哀乐”的错觉。
第三，按照规定，每盘胶带录音后，在最后一句话后卡上纸条，传音员放到纸条为止，提前停放或过了纸条停放，都是传音员的责任。而这盘胶带的纸条不是卡在哀乐之后，是卡在了“名单”之后。
第四，对这盘录音带的审查是严格而慎重的，拿到胶带后由专人分别进行了三次审查，都认为“哀乐可用”，“只是速度慢了点”。但是三次审听，都只听到放完哀乐为止，谁也没有听到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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