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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经济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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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情况（2）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因为在最初开始投标时，最初的投标者将充分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因此虽然可以预期的下游成本优势（这里和随后使用的下游概念意指时间而不是地点）将会导致下游的供给者的竞争者的数量很少，但是在初始决定阶段的充分竞争保证了在全部供给阶段只能获取竞争性的收益。而且，可以预料，低出价者在最初的阶段价格会低于成本，而在之后的阶段就会将价格确定在可供选择的供给价格水平上，从而在全部过程中获得正常的收益。在重新缔约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进行适当地改变。
然而，依然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首先，除非总供给的需要已经确定，否则“买进”（buying in）战略是存在风险的。还有，与此相关的是，可选择的供给价格依赖于买者以后能够提供给其他竞争者这一条件。何况，可选择的供给价格仅仅是一种上限，而精明的买者可能企图每一次都以当时的成本水平成交。可以预期，将发生讨价还价行为。在可以获得并非很小的先动优势的情况下，短期契约的应用将会受到严格的限制。
因此，考虑到短期和长期的契约都有问题，纵向一体化就很有必要了。纵向一体化可以避免有效的投资和有效的连续性决策之间的矛盾。通过协作进行调整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讨价还价来实现连续的调整，可以降低风险；内部控制机制很容易解决生产过程前后阶段之间的差异。
我们也注意到与此相关的是：原本分离的生产阶段间的流水线经济（flow process economies）的技术上相互依赖的情况，实际上是契约不完备性的一个特例。契约的两难困境是：一方面，通过契约规定在各个阶段间出现的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和相应的对策，即使是可行的，代价也是及其高昂的。另一方面，如果契约在这些方面是非常不完备的，而最初的讨价还价一旦达成这样的契约，那么缔约的各方就被锁入一种双边交易的境地，可以预料，缔约双方利益的分歧将导致各自的机会主义行为，缔约双方都将会蒙受损失。因此，一体化的优势并不是非一体化企业无法得到的技术（流水线）经济，而是一体化能协调利益（常用指令解决分歧）和能运用有效的（适应性的和连续性的）决策程序。更一般而言，赞同一体化的观点是基于“供给的可靠性”的考虑，它通常能减少契约不完备性的难题。有时，人们会认为，违约风险为一体化增加了一条理由，即那些关键部件的小供给者，由于其财产不足以赔偿全部损失，这样就使得买者处于遭受损害的境地。但是这种观点只针对小供给者，而不针对一般的缔约活动。大的分散化的供给者具有像一体化企业一样的风险承受能力。但是，契约不完备性的风险的存在，可能阻碍从大的分散化的组织那里购买。关于这一点的“理想”契约的讨论，见Arrow（1965；p52~53）。
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5）
C战略误传的风险（Strategic Misrepresentation Risk）
契约的不完备性源于事前而不一定是事后的不确定性。如果两方面的不确定性都存在的话，存在着严重的战略误传的风险。不仅未来是不确定的，而且对于一个外部代理人来说，除非花费巨大的代价，否则要准确地证实那时候已经显露的情况，或许也是不可能的。内部化的优势在于企业在事后获得相关的数据是有优势的，它降低了利用不确定性来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动力，并且企业的控制机制使得企业的活动更有选择性。
1支持一体化的情况
考虑到战略误传的风险，可以找出支持一体化的三种情况，而且可以得出一体化反竞争的两个潜在后果。
（a）道德风险。该问题源于激励的不协调和不确定性的结合……或者，正如Arrow（1969，p55）所说，它源于“风险和决策的混淆”。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考察缔约问题，它的有关最终成本和/或绩效的条款都是不确定的。在此情形下，一种可能是由供给方来承担不确定性。但是供给方只会接受这样的固定价格契约，在这一价格契约中，作为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定结果，对价格需附加上一笔风险溢价。假定买者认为这笔风险溢价是可观的，那么也许他会考虑来自己承担这一风险。通过提供一种成本加成的契约（costplus contract），风险很容易被转移。但是这种契约会削弱供给者实现最低成本的动力；而且供给者会重新配置他的资产，来做一些不利于成本加成契约的其他工作。
因此，即使承诺是自我实施的，即使可以通过制度来使得对于风险承担和契约履行的区分是最有效的（即成本加成契约具有理想化的特征），可是利益的差异还是阻碍了专业化。至少，买者会要求监督供给者的工作。因此，与能充分估计产品绩效的固定价格契约相比，成本加成契约因为使买者承担了低效率（高成本）的契约执行风险，这就要求买者对投入和产出都进行评估。
内部化并没有排除对投入进行评估的需要。进一步地说，内部化在投入监督上的优势在于管理控制系统能很容易地区别开投入的差异。而按照常规，外部的代理人很难求助于内部的控制机制，因为对于契约提出的修正需要征得缔约者的同意，而且还要受到很大的限制；买者想随意地使用缔约者的内部控制机制（包括雇员的有选择的使用、提升、报酬体系和内部资源的配置过程）一般是不可能的。考虑到局外人对于投入监督的成本和缺陷，买者可能会选择自己来承担风险和完成工作。这样，通过后向一体化，本来是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就被买者内部化了，而这并不是由于不确定性的缘故。这样就形成了内部采购的成本型契约。
（b）外部性/损害（imputation）。是否存在外部性问题需要进行两方面的考察。首先，是否进行了可靠、明确和“适当”的产权安排？第二，损害的成本和收益的会计费用是否真实？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分别是肯定的和否定的，那么可占用性问题就不会是纵向一体化的原因。然而，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那么一体化就成为必要了。
产权的安排问题将在后面的E部分讨论。在这里我们假定已经实现了有效的产权安排，仅仅考虑损害的成本和收益方面的支出问题。但这事实上又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损害的巨大花费使得进行精确的计量非常困难，从而将模糊性引入了交易之中。甲方是否影响了乙方？如果是，影响程度又有多大？由于缺乏客观的、低成本的计量标准，可以预料，相互对立的利益会使得双方对这些影响做出不同的评价。内部化则可以避免对这些问题进行长期的（并且是代价高昂的）争论，从这一点来说，内部化也是非常必要的。
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6）
（c）可变比例扭曲。考虑以下这种情况：在装配阶段有大量的装配者，而部件供给却仅仅由少数人承担。在上述情况下，垄断的供给价格是否成为纵向一体化的一个理由，既依赖于生产技术，也依赖于控制支出。通过用竞争性定价的要素来进行替代，在装配阶段的可变比例为非一体化的装配者提供了适应垄断定价部件的机会（Mckenzie；1951）。虽然可以想象，作为销售条件，垄断的部件供给者会规定在装配中应该执行的固定比例，然而，一般而言，由于隐含的执行成本非常高昂，所以这类规定的效果是有疑问的。当替代发生时，这种替代将导致无效的要素比例，以及伴随着的福利损失。通过恢复有效的要素组合来降低总成本就提供了私人（和社会）一体化的动力。
2反竞争的后果
一体化会带来两种反竞争的效应：价格歧视和进入壁垒（参见Stigler；1968； p303）。
（a）价格歧视。价格歧视的问题首先是发现不同的需求弹性，其次是为防止转卖而做的销售安排。以低价购买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高的消费者，不能以中间人的身份为那些无弹性的消费者服务；所有的销售活动都是最终的销售。尽管纵向一体化有利于发现不同的需求弹性，但是它主要是在不转卖的条件下才被视为是特别有效的。
但是一体化是一种相对极端的反应。而且，一些没有实现一体化生产的商品明显进行着价格歧视（比如电力和电话服务）。究竟什么是辨别因素呢？撇开法律方面的考虑，也许尚有争议的是契约条款的执行（管制）成本。一些商品明显具有自我实施的特性……这可能是因为考虑到高昂的储藏费用和重新包装费用，或者是因为不能悄悄地安排转售。缺乏自我实施（管制）的特性使得纵向一体化在实施价格歧视上变得更有优势。
（b）进入壁垒效应。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可以有效地设置进入壁垒这一观点是有争论的。Bork（1969；第148页）认为，“一般而言，一个产业如果能够获取超过竞争性利润更大的收益，进入就会发生，不论进入者是否必须立即进入。我知道，没有什么资本市场的不完全的理论会引导资本的供给者避开收益较高的领域而寻求收益较低的领域。”但问题并不是规避利润，而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如果借款者在他们的融资需求增加的时候，如果他们所面临的利率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那么成本就不可能与纵向结构无关。Hirshleifer认为，这种情况显然是可能的（1970，p200~201）。
假定纵向一体化具有增加资本需要的效应，关键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和因何种原因，融资供给曲线以假设的方式变动。下面的推测对此提供了部分的解释：除了未经整理分类的处于未分析状况的方式以外，没有任何方式可以监督庞大的、复杂的组织的绩效，或者，除非有严重损害信誉的错误的证据，否则就不能轻易地进行管理人员的撤换，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融资需求变得越大时，投资者会要求更大的收益。因此，为对付在管理者机会主义地经营竞争性企业所产生的各种意外情况时所花费的管制成本，在这方面，至少部分地是上面所认定的资本供给曲线变动的原因。考虑到事情的这种情况，已经建立的企业可以策略性地通过纵向一体化来增加融资的需要，并由此阻止进入；作为成功进入的条件，进入者不得不采纳线性的结构……如果它们这样做的话，产业将高度集中。
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7）
D信息处理效应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ffects）
正如I部分所指出的，企业的优势之一是它实现了信息交换的节约。这可以表现为信息嵌入、观察经济和Malmgren（1961）所指出的“预期的一致性”。
1信息嵌入（information impactedness）
Richardson以一个企业家为例，说明了信息嵌入问题。这个企业家愿意提供长期契约（假定以正常的回报率），但这样的契约其他人却不准备接受，因为他们无法确定他“有能力，和有足够的意愿去履行这一契约。在上述情况下，也许这个企业家有足够的信息使得他自己有信心来履行这一契约，但是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Richardson，1960，p83）。Richardson继续观察到，由于双方当事人感受到的风险（差异）使得向每一方当事人提供同样收益的契约的谈判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的风险由于契约的风险而加剧。由于这一原因实施的一体化的行为类似于人们的自我保险。人们知道他们自身的风险水平，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办法以非常低的成本将这一情况“传达”给承保人，所以承保人的要价高于保险市场的价格。
2观察经济（Observational economies）
正如Radner所说的，“信息的获取经常涉及创建成本（setup cost），即获得信息所需的资源可能不依赖于使用信息的生产过程的规模”（Radner，1970，p457）。尽管在Radner的观点里有同样的企业规模的含义，但是这一论点也与纵向一体化有关。如果对互相关联的生产阶段能够用同样的方式观察，那么纵向一体化就是有效的。
然而，可能会提出以下疑问，为什么要共同所有？为什么不存在向所有信息的要求者出售信息的单独的观察代理机构？或者如果信息是高度专用性的，为什么不组成合资企业？再者，是什么阻碍了在连续性的生产之间根据契约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换？确实，在一系列潜在的、可能的中间选择范围内，共同所有权显然是一种极端的反应。那么，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是什么呢？
契约的一个问题是契约条款的确定。可是，即使可以签署条款，仍然有执行协议的问题。例如，假定契约制定方当事人承担收集共同信息的责任，那么，购买方就要冒信息的准确性的风险。因为负责收集信息的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对信息进行过滤和扭曲。如果检验的成本是高昂的，而且收集违反契约的证据非常困难，那么契约分享安排明显地会局限于短期。另外，如果市场上只有少数竞争者，从而选择权受到限制，那么契约性分享同样要承担长期的风险。在这一点上，观察经济主要归因于战略误传的风险，而不是不可分割性。
3预期的一致性
预期的一致性观点强调：如果在连续性的生产过程中存在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如果调整的情况是大量的但不可预见的，那么在分离的生产过程单独运行的情况下，要获取协调的反应是困难的。March和Simon（1958，p159）用下面的语言表达了这个问题的特征：如果相互依赖的格局是稳定和固定的，那么相互依赖本身不会有困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每一个子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设计每一个子项目。只有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时，才会产生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协调活动来保证协议的执行，而对于这些协调活动的估计被看做行动的基础，或者为每一个子项目提供关于其他人活动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以上问题可以被视为契约不完备的问题。如果可以对各种可能的反应做出详尽的规定，那么就可以凭借契约来进行协调。然而这只是一种奢望，在不断变化和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试图对所有反应做出规定的做法是没有效率的。在一定程度上，代之以一种非计划的（适应性和连续性）决策程序，并且考虑在此情形下长期契约会有着激励的缺乏和控制的缺陷（见本文的B部分），就有必要实现纵向一体化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8）
那么，短期契约的可能性如何呢？这里预期的一致性的观点特别重要。因此假定短期契约既不存在投资的抑制，也不存在先动优势的缺陷。投资抑制和先动优势的缺陷是Malmgren的观点，由于以上的结构性缺陷，短期契约会变得无效。即使不存在以上缺陷，相对于连续性的生产过程被一体化和运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这样的情况而言，讨价还价的成本和将该体制引入仅仅依靠市场（价格）信号进行调整所需的时间，一般都是很大和很长的。
E制度适应（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我们可以把制度适应分为两类：单一经济和超经济。
1单一经济（simple economic）
正如其他人所论述的那样，纵向一体化是规避中间产品营业税的一种方式，或者是绕开配额限制和价格控制的一种方法（Coase；1937；p338~339；Stigler；1968，p136~137）。但是纵向一体化可能也会出于产权的不完全界定。
虽然产权的最优配置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可以把它归结为（不考虑公平的问题）一个简单的准则：哪种配置可以使总产出最大化（Coase；1960；p34）。这取决于损害和讨价还价的费用支出，以及受补偿方的动力。为了集中考察讨价还价的费用支出方面的问题，我们暂且忽略损害的费用支出和激励问题。正如科斯（Coase；1960；p32~33； 41）所强调的那样，补偿的行为减弱了被损害方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的动力，这也是一种外部成本。确信能得到补偿的当事人将满足于像往常那样从事商业活动。这样的做法比起拒绝给予补偿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社会成本。如果系统可以完全地调整，那么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需要有帮助的疏忽的敏感度。对于有帮助的疏忽的洞察当然需要由法统来给予那些遭受外部成本的人以必不可少的动力来进行恰当好处的适应。但是因为并不能按照惯例来确定这样的洞察力（或公正），所以通过纵向一体化来使得交易内部化可能也因为这个原因而变得重要。（有意思的是，在存在正的外部性的地方，并不存在同样的问题。补偿必须支付的规定使得Meade（1952）所说的果园的种植者不仅适当地发展了他的生产，并且种植对象从苹果改为了桃子，如果这是对社会有益的话。）这里所说的产权最优配置是指对于所涉及的外部收益和成本自动产生等量补偿的配置，而非最优的配置是指双方需要通过讨价还价来进行调整的配置。因此如果存在A、B两方，A的活动增加了B的成本，产权的最优配置要求A补偿B。如果产权被界定为A不需要补偿B，并且假定在边际上存在外部性问题，那么只有B通过贿赂A使得A的活动进行调整才是有效的调整方式，当然这其中包含着讨价还价。出于类似的理由，如果A的活动对B有利，产权的最优配置需要B完全地补偿A。通过纵向一体化将交易内部化来协调原来利益分歧的双方当事人，或许能够消除当产权没有得到界定或者没有得到适当的界定时所产生的讨价还价的成本。
2其他问题
风险规避指的是对于货币结果进行风险评估时的凹的程度（degree of conc*ity）。风险规避的决策制定者不仅关心期望值，而且关心与可选择的目标相关的结果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越高，对于效用的评价就越低。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具有更少风险规避程度的决策者大多会担负起承担风险的职能。但是，甚至在可能的企业和市场结构效应下，风险态度相同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每一个人将对某一方案做出相似的评价（不管他们的初始禀赋如何）……人们之间初始资产、地位的不同也一定会造成风险承担能力的分化（Knight，1965）。
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9）
Arrow要求注意社会行为规范：这包括伦理和道德规范。在这方面，他论述道：“相互之间保持信任，这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如果缺乏信任，那么安排可选择的制裁和保证措施的费用非常高昂，这会使得一些相互有利的合作机会不得不被丧失掉。”（1969，p62）因此，可以预料，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相比于信任度高的文化，信任度低的文化更容易实现纵向一体化。
Ⅲ结论 （Conclusions）
产品市场具有非凡的协调特性，这至少在经济学家看来是确凿无疑的命题。产品市场在一些情况下会失灵，以及在这些情况下内部组织会替代市场，这种观点也许人们还不是特别熟悉，但它绝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但是，依赖于纵向一体化来对市场失灵进行系统考察的观点还没有出现。
这个问题部分地归因于对内部组织的忽视：即忽视了企业不同于市场协调的内部协调这一显而易见的特征。当然对纵向一体化产生影响的市场失灵方面的文献的不成体系也是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导致内部化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的情况并没有被认识到。
本文试图系统地提出内部化组织问题，考察与纵向一体化相关的市场失灵的文献。然而本文并没有穷尽纵向一体化所提及的所有问题。第一，对于市场失灵的讨论可能在某些方面并不完全。第二，需要对与纵向一体化相关的内部组织失灵的原因和后果做出同样的阐述。第三，本文的观点仅仅适用于生产的纵向一体化，虽然它的大部分内容与进入原材料阶段的后向一体化和进入销售阶段的前向一体化有关联，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是有一定限度的。第四，本文忽略了博弈论有关少数人谈判可以使不确定性受到限制的理论考察。最后，本文的分析很少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考察纵向一体化的问题。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生产的纵向一体化现象的存在，这比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要广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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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
第6章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奥利佛·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本文综合运用制度经济学、契约法和组织理论，识别并详细阐述了三种一般的经济组织形式……市场、混合制、层级制的关键区别。分析表明：三种组织形式的区别在于不同的协调、控制机制及不同的适应变化的能力。而且，不同类型的契约法支持和规定了不同的组织形式。随着交易特性的变化，组织形式的成本收益的选择会随之而变化。本文融合了制度经济学中此前一直彼此分离的两个领域……制度环境和治理机制……其途径在于将制度环境视为一系列参数的有机结合，这些参数的变化导致治理比较成本的变动。前提是产权、契约法、声誉效应和不确定性的变动是可以观测的。
虽然微观经济组织非常复杂，长期以来难以对其进行系统分析，但随着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随着人们日益意识到制度对于经济业绩的重要性，随着以前的研究范式的局限性逐渐地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发生了改变……信息经济学、博弈论、代理理论、人口生态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本文抓住使交易成本最小化这一特征，以比较制度的观点来研究经济组织。比较经济组织理论从不孤立地考察组织形式，而是常常与比较选择联系起来。交易成本经济学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交易成本的比较上……广义上看，即“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Arrow；1969：48）。
本文的目的是拓展和提炼交易成本经济学所使用的研究工具，以便对一些主要的批评意见做出回应。对交易成本经济学领域以前的工作有四种中肯的批评意见。第一种批评意见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日志的两个层面……制度环境和治理机制……以相分离的方式各自发展。前者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进行详细的表述，强调博弈中的制度规则：习俗、法律和政治（North；1986）。后者则是更为微观的分析，集中强调对于各种可选择的治理形式的有效性（市场、混合制、层级制）进行比较……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否能够克服这两种研究层面分离的问题呢？第二种对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批评意见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只分析了极端的组织形式……市场和层级制……而忽视了中间形式或者说是混合形式。交易成本经济学通过对长期契约的处理对这种反对意见进行了回应。在这种长期契约中，各种特定的治理特征（抵押品、仲裁、无论提货与否均需付款条款（takeorpay）、捆绑销售、互惠贸易、管制等）维系了这种双边的依赖条件。但是标识各种可供选择的治理模式的抽象特征依然比较模糊。这些主要的特征是什么？这些特征在不同的治理形式下有什么不同？这引发了第三种批评意见。为了使交易成本经济学更易于操作，相较于抽象的治理的概念，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于抽象的交易概念给予了非对称地关注。其实两者都需要维度化。最后还有一个交易成本经济学本身固有的问题：交易成本经济学声称有着广泛的适用范围，但它几乎完全是在西方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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