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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如是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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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打了个比方：如果当时要有个“新西方”，人才机制和新东方一样（人情＋利益），就不会有今天新东方在外语培训市场独霸天下的局面了。所以，俞敏洪研究曹操和刘备为什么能称霸一方，他发现，他们得天下，是因为刘备偏重人情，用人情来聚集人才。他会说：“大家结拜，你们都是我兄弟，打下的天下就是大伙儿的。”曹操没跟任何人结拜过兄弟，曹操用来聚集人才的手段也是既有人情又有利益，但不同于刘备，他偏重于利益。相比较之下，俞敏洪更偏向于刘备的做法。
2000年，俞敏洪用“人情＋利益”来维护新东方团队的做法遇到了困难。随着新业务的不断开拓，新东方赢利范围的扩大，大家自愿将自己负责的业务整合到“新东方公司”名下，新东方学校注册成立了新公司，俞敏洪身兼董事长和总裁职务。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众人利益分配的问题，于是这帮“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哥们儿陷入了尖锐的利益纠纷当中，使新东方遭遇到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考验。当时外界纷纷传闻，俞敏洪独揽大权的举动遭到另外两个创始人王强和徐小平的不满，甚至传言他们相继离开了新东方。
俞敏洪后来检讨他在当时当地的做法，分析了导致新东方那段艰难改革之路的原因所在：
当时，我的“人情”比较低级，就是请老师吃饭，喝酒，出去玩儿。我们是哥们儿，我们是兄弟。我当时就是在这种浅层次上，用利益和人情调整关系的，还没有走到调整王强、徐小平这类人物关系深层次的路子上去。
俞敏洪当时认为，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人，思想境界是差不多的，对未来的追求也是差不多的，虽然会有利益冲突，但应该可以在思想的层面谈利益。但是他错了。这次他遇到的并不是思想境界差异的问题，而是撕开一切斯文外衣之后，赤裸裸的利益之争。那一段在利益与友情之间选择的痛苦与困惑，充满灵魂撕扯的内部较量，最终是俞敏洪胜出，新东方的发展也以这个时刻为新起点，走上了它向一个现代企业迈进的历程。
所以，这一时期，俞敏洪要“揉”新东方这支团队，加入的仍然是利益与人情，只不过，“利益”的分量开始大于“人情”。
我做新东方，老是在利益和人情之间找平衡点，到今天为止，我还在找这个平衡点。当然，现在找这个平衡点，是在现代化的体制下找了。我发现，利益放在第一位，假如我给你的利益超过了别的地方给你的利益，那么，你留下来干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因为，我当时意识到，只要我手下有老师就什么都行。在给你利益的情况下，我再给你人情，你就会很舒服，你就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了。
新东方的人才队伍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有一些人离开了，如胡敏、杜子华等人，而最终留下来的，恰恰是当年在那场改制风波中意见最不统一，争执最为激烈的诸如王强、徐小平等人。
2007年，俞敏洪接受媒体采访时，有人问道：“新东方的三架马车依然如故，还是已然散架？”俞敏洪回答道：
现在非常好，不光没有散架，而且团结得更加密切，合作的层次更加高了，这三架马车都在为新东方的战略做出决策，而且每个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都有比较大的贡献。比如说徐小平老师，这两年来写了四五本有关中国留学生的书，王强老师在自己的口语方面出了几本口语著作，成了口语的畅销书。我们一起关注新东方的未来、命运和前途，从理念文化到行为我们都非常一致。
“渡尽劫波兄弟在”，今日的他们已经是新东方最坚固的团队，正如俞敏洪所言，这支团队也越来越有韧劲，不会像未经揉搓的干面粉一样，容易散开了，这是新东方之福，也是中国千万学子之福。
新东方的团队，凝聚到今天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些人互相之间特别了解。在一起谈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坦诚的，对每个人的个性、道德品格、缺点，也非常了解，因此我们总在一起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是毫不留情的。当你知道了对方的缺点，也同时知道对方优点的时候，做一件事情要学的就是尽可能使用对方的优点，避开对方的缺点，这样在新东方我们弘扬优点就到了极致，这是团队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qiaodongchuangyichanye俞敏洪论创业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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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带来规模效应（1）
“产业化”是新东方能够从小做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营思路。
新东方起步之初，仅就北京出国考试培训市场而言，可以用“混乱”来形容，不仅教学水平良莠不齐，而且由于出国考试培训是短期培训，创办者的心态多为急功近利。然而，几年过去了，这些竞争者已经消失无踪，唯有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横刀立马，异军突起。
这就是新东方的独特之处，它在民办教育产权不清晰，法律地位脆弱的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悄然拉开了中国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英语培训市场的序幕，这个市场当时的总值约为60亿元人民币，潜在市场总值为100亿元人民币以上。到2005年，这个市场的总值达到了20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依照俞敏洪的说法，新东方的目标是占据这个市场的20％，也就是说，新东方每年靠英语培训业务收入达到了40亿元人民币。这就是“产业化”的力量，也是“产业化”带来的规模效应。
俞敏洪曾这样阐述他和“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在运作模式上的区别：
他的演讲煽动能力比我强，我的产业化思路比他好。
所谓产业化，是一个集合概念，是指具有某种同一属性的企业或组织的集合，形成社会普遍承认的规模程度、通行法则，并在全社会范围内达到通变，从而完成了从量的集合到质的激变，真正成为国民经济中以某一标准划分的重要组成部分。
判断任何一个行业是否具有产业化特征，就要看它是否具有一整套规范的操作方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衡量：一是市场需求是否规模化，二是人才队伍是否成熟和稳定，三是市场细化是否可行，产品链是否逐渐完善。
英语培训是教育行业中具有明显的产业化特征的组成部分，它具备了符合这三个条件的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的出国热，到后来出现的人们在学习、工作、晋升等方面对英语的多样化需求，以及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中国加入WTO、申奥成功等历史大事件的推波助澜，学习英语在中国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这个大环境只会越来越好。在这一环境的推动之下，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该行业中。据统计，至2007年我国已经有超过5万家外语培训机构。它们吸纳了众多优秀老师进入，演化出了花样繁多的教学手段，从而结束了传统英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局面，使英语培训与社会生产紧密结合，并产生了分工，产品链逐渐建立，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
大环境非人力所能为之，但是聪明的创业者可以顺势而为。可以说，俞敏洪创办了新东方，这个“点”踩得非常准。
此外，在一个尚未完全产业化、规范化的行业里，不完善就是机遇。这种不完善，也许是人才缺乏，也许是市场有待细化。谁抓好这两点中的任意一点，谁就能先人一步，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新东方之所以能获得今天的优势地位，要归功于它在这两个方面的先行一步。不过，俞敏洪本人并非能未卜先知，而是他做新东方时总是秉持着一种“比别人多做一点，比别人做得好一点”的朴素的创新思维。
俞敏洪在创办新东方初期并没有什么想法，纯粹是出于生计考虑，不过，他的很多做法仍然区别于当时同样做出国考试培训的一些竞争对手。他向学员收取的学费并不高，如别人收360元，他只收180元。他还经常向学员赠送学习资料、笔纸等小礼物，最重要的是新东方的课堂总是充满欢声笑语，老师和学员的互动性很好。
俞敏洪善于从学员的需求出发，不断完善新东方的业务结构。当时参加培训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是为了顺利出国留学，而到新东方来“过一水”，以掌握TOFEL、GRE考试的应对技巧。但是，新东方能教授这些技巧，其他学校也能。新东方创办之前，北京当时就已经有三四家同类学校，而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前进学校也比新东方要有名得多，有很多学员都从北往南去上海学TOFEL。所以，俞敏洪知道，要吸引到更多的生源，新东方必须要能提供其他学校所不能提供或者忽略的服务。
他做到了。比如说，当时新东方就开辟了一块由一个加拿大人主持的出国咨询业务，学员可以就近咨询，获得包括一些基本申请步骤、各个国家对待留学生的区别、各个大学颁发奖学金的流程和决策有何不同、读研究生和读博士生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等必要知识。俞敏洪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教学与相关服务的相配套其实就是一种“产业化”思路，他只是觉得，要将“新东方”的品牌打出去，就得比别人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具体说来，就是发现学员的需求，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产业化”带来规模效应（2）
1995年，俞敏洪逐渐意识到，学生们对于英语培训的需求已经不只限于出国考试。比如，1995年加入新东方的胡敏就应这种需求，开发出了雅思英语考试培训，大受欢迎，胡敏本人也因此被称为“胡雅思”。而英语培训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俞敏洪自己也并不知道。但他感到了那种巨大的潜力，这让他感到无比兴奋的同时，也感到很茫然。新东方如果按照当时的模式发展下去，不一定会被淘汰，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新东方的那一套还有市场，但是却很难在众多学校中脱颖而出。
培训学校普遍做不大是有原因的，由于对个别讲师的过分倚重，每个讲师都可以开一个公司，但是每个公司都做得不大。所以，俞敏洪需要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帮他控制住英语培训各个环节的质量。而这样的人，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更要和俞敏洪本人有共同的办学理念。他首先想到的是远在美国的王强、加拿大的徐小平等人，实际上这也是俞敏洪思考了很久所做的决定——这些人不仅符合业务扩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作为自己在北大时期的同学、好友，在思维上有着一定的共性，肯定比其他人能更好地理解并认同自己的办学理念，合作也会更坚固和长久。
徐小平、王强、包凡一、钱永强等人先后加盟新东方，他们分别在出国咨询、基础英语、出版、网络等领域各尽所能，为新东方搭起了一条顺畅的产品链。打个比方，有一名学员报俞敏洪的出国考试培训班，可以领取由包凡一负责出版的学习材料，边学习边就出国相关事宜咨询于徐小平，而如果该名学员工作时间忙，他还可以选择钱永强负责的“在线教育”进行学习。徐小平还将他负责的出国考试咨询扩展到了人生设计，这点也是适应学员多样化需求的体现。
如此不断发展，新东方逐渐完成了对英语培训市场的细化，它在几乎每一块市场都占有份额，在每一个领域中都有专业人士负责。至2001年，新东方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出国考试培训、基础外语培训、出国留学服务教学体系和正在展开的相关产业体系，其市场竞争的半径已伸展到了中国20多座主要中心城市，奠定了新东方在中国外语培训市场的霸主地位。
2006年，新东方在美国上市，新东方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家粗放型的外语培训机构发展成为一家能够接纳国外投资、与国际接轨的集团公司，这本身就是其产业化的成功体现。而俞敏洪也表示过，上市所得融资，同样遵循着新东方产业化的思路，即将投入到扩展产业化发展的计划中去。
教育产业化绝对不是说把学校办成产业化赚钱的机器，比如，像新东方这样的短期培训、教育咨询行业、教育产品以及教育管理、教育信息、设备这些东西都是教育产业化的重要内容，如果归纳产业化的意义，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教育要为学生提供人生价值观念，，其教育本身和公立教育一样都是要造就人才，第二就是要把教育整合起来获取更多的财富来源，不一定是从学生身上获得，而是从资本市场上来获得。
依照对产业化思路的运作，如今的新东方已经拥有了34所分校，而且它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职业教育领域、出版和杂志的行业，同时还进入了远程教育行业，跟联想合作的远程教育总收入已经超过4000万，成为中国最大的英语教学网站；软件开发公司已经开发了30多个软件，背单词软件年销售量是15万套，销售额已经达到了2亿元左右。
整合后的新东方未来的合力将更加强大，可以说在中国所有的教育公司里，唯有新东方一家向国家缴纳税额达几千万，因为它已经形成了教育的良性循环，正式走上了产业化的发展道路。
谁是企业的核心优势
谁是企业的核心优势？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常谈却未必能为人们所常记、牢记，这也是许多中国企业的一个通病。尤其是在教育这个行业，由于一些约定俗成的传统做法，导致师资之于一个培训品牌的重要性往往被不经意地忽略掉。
在新东方，师资是至关重要的核心优势。
在教育行业中，你的优势就是你在某一个方面能做得更好。这个方面肯定既不是教学设备，也不是楼有多好，而是老师。
所以，即便不提新东方在外语培训方面的成就，单单就重视老师，通过确实执行相关政策将老师的地位提升至新东方的核心优势这一点来说，它之于中国教育行业，带来了一股耐人寻味的新鲜气息。
早几年，俞敏洪被称为“留学教父”，因为新东方承载了众多学子的出国留学梦想，70％的留学生出国前都曾到过新东方接受培训，所以，“留学教父”这个头衔实至名归。而今，俞敏洪又新增了一个头衔：“中国最富有的老师”。2006年9月7日，新东方作为中国第一家教育概念股通过首次公开招股（IPO）方式顺利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新东方董事局主席兼CEO的俞敏洪一夜之间身价飙至242亿美元。一时间，人们纷纷关注这一具有爆炸性的新闻。
242亿美元在中国的财富军团中其实并不算高，在2006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俞敏洪只排第108位，他与居富豪榜首位的黄光裕的逾180亿元人民币（约合20亿美元）差距不可谓不大，但是俞敏洪上榜的意义却非同凡响，在房地产、零售、制造等充斥的行业对比中，教育是第一次有人登榜，它给了人们一个从未想过的信号：原来做教育也可以成为富翁。
这一点，恰恰也是俞敏洪所最看重的。他有一个“老师应该是中国最富的人”的独特观点：
中国历来传统上是把老师和清贫画等号的，我觉得这个等号是不对的。老师应该是全中国最富有的人，因为只有老师富有了他们才能安心教书，传授知识，传授智慧，学生才能够更多受益。如果老师为了生计而奔忙的话，很多老师就会扭曲自己的教学心态，所以我认为从生意上来说，我希望中国的老师富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老师都应该很富有。这样中国的教育才能真正地好起来，中国未来永久性的综合竞争实力才会好起来，它将会鼓励更多的人进入中国的教育行业，更有智慧的人回到教育行业。
据了解，俞敏洪拥有公司3118％的股权，徐小平持股10％，包凡一持股4％，钱永强持股25％，他们的财富在新东方上市后都超过了亿万元。除了他们之外，新东方还有400多人持有公司股份。
早在公司上市之前，新东方老师与其他教育机构的同行相比，就已经是毫无争议的最富有的人了。新东方的年轻百万富翁不在少数，如宋昊、胡敏、钱永强、钱坤强、钱向阳、杨继、陈圣元、江博、杜伟等人，年纪都在二三十岁之间，可是他们的收入比当时的高收入人群的标准都高出一大截。这也是俞敏洪的高明之处，因为不这样，这些自视甚高的人物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进入当时名不正言不顺的新东方呢。像宋昊是研究生出身，胡敏当时已经是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硕士生导师，钱永强则是一个优秀的期货公司操盘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单独拉出来都是一块响当当的名牌，更不用说这么多“牛人”齐聚所给新东方带来的轰动效应了。这也是俞敏洪一手主导并引以为豪的事情。
如果说我对新东方的贡献，那就是聚集了一批人，并让他们感觉到：知识分子就应该受尊重。
新东方曾有老师这些写道：在新东方，每天充满朝气、快乐、激情，感觉每一个学生都尊重自己，每一个领导都尊重自己，每一次在洗手间，也就更加尊重镜子里的那个自己，也就更愿意去尊重每一个别人。
尊重，让这帮谁都不放在眼里的“天才”有感于俞敏洪的知遇之恩，各显神通，为新东方带来了多元化的教学风格。一些老师是留学回来的，他们大量借鉴了欧美国家宽松、自由的教学方式，不再只是填鸭式的灌输。而且，为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来研究试题，使之规范化，具有了可操作性，然后再教给学员。两相结合，让学员学习时充满乐趣，且收获很大。
不仅如此，新东方人才济济，使得新东方以外语培训和基础教育为核心，分别拥有短期培训系统、高等教育系统、基础教育系统、职业教育系统、教育研发系统、出国咨询系统、文化产业系统、科技产业系统等多个发展平台，大大丰富了新东方的品牌内涵。连竞争对手也不得不承认，新东方是中国英语教育的第一品牌。
新东方的最高原则（1）
新东方的老师都知道，俞敏洪把学员当上帝看待，他有一句名言：
对学生不好，就变成了魔鬼。
这就是新东方的最高原则。自新东方创立的第一天起，俞敏洪对于学员就一直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一种衣食父母的“景仰”心理。
有一个细节让新东方###之一的徐小平一直耿耿于怀。
1997年，俞敏洪、徐小平、王强等人出席学员的颁奖大会，临近结束的时候，俞敏洪忽然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全体老师向当场的学员三鞠躬！
学员退场后，徐小平等人便向俞敏洪“发难”，认为师道尊严，老师怎么能向学员鞠躬，而且还是三鞠躬，太过分了。
俞敏洪却不这么认为：
学生学得太难太苦，学完了，给他们鞠躬，向他们表示慰问，表示敬意，有什么不好？伤着我们什么了？
他甚至一反往日的态度，对他的这帮“价值连城的瓷器”毫不客气地反驳道：
你（们）反对鞠躬，我继续坚持给学生鞠躬。学生来听你的讲座，是学生对你的恩惠，向学生鞠躬是表示对学生的尊重。老师怎么就不能向学生鞠躬？你说美国的老师没有向学生鞠躬，中国老师也没有向学生鞠躬，那么好，我俞敏洪开创了老师向学生鞠躬，我要一直鞠下去，鞠躬尽瘁嘛……
生性洒脱狂放的徐小平曾取笑俞敏洪这是农民对土地的崇拜，对生存的恐惧。但是，不管怎么说，俞敏洪确实是以一种虔诚的心理来对待学员的。也正由于这样一种深层的精神本源，这种对学员的重视、尊重成了新东方最高原则之一，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之一。
新东方的许多政策、措施，如新学年开学校长们的集体演讲，过年过节组织校领导跟学员联欢，给学员发巧克力，发粽子……都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而它一贯所奉行的“学生给老师打分”考核法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比如说，新东方的许多老师虽然牛皮烘烘，但是他们进入新东方时都必须经历过难忘的被学员打分评判的考验：偌大一个几百号人的大课堂，在座的学员在当地、在学校都是高精尖的优秀分子，口味非常挑剔，由他们“试听”新老师的讲课，然后根据讲课效果打分，标准分为5分，不及格者，只能出局。这就是新东方独出心裁的“试听制”和“打分制”。
人称“老罗”的罗永浩，历经三次“试讲”，才得以进入新东方；后来出任新东方实用英语学院院长助理的何钢也是历经两次魔鬼般的“试讲”才“雪耻”。何钢进入新东方之前，也是一个狂人，北大英语系硕士生，心高气傲，从不认输，更耻于求人，可是到了新东方却统统破了例。第一次讲课，面对台下几百号人，何钢讲砸了，他觉得冤，于是放下身段，要求新东方再给他一次机会。第二次卷土重来，他大获成功，后来成为新东方主力老师之一。
这些“试讲”的经历，迫使这些出身名校的老师，正视他们在新东方的位置。那就是，在这里，一切都必须以学员为中心，学员是他们的“上帝”、“衣食父母”。所以，在授课过程中，不仅要让这些“上帝”学到知识、技能，还要让他们学得开心、快乐。新东方一切教学设置、人员安排、软硬件设备乃至一切项目的存废，都以学员是否满意作为唯一的判别标准。
新东方的课堂总是欢声笑语，在笑声中掌握知识和技能。甚至，俞敏洪默认新东方的老师拿他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只要能让学员们高兴、开心。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天才老师在课堂上拿俞敏洪做题材调侃取乐：“老俞，哪能管新东方学校？管新东方学校厕所还差不多。”惹得学生开心大笑。正好俞敏洪路过该教室，不仅不以为意，反而还有点窃喜。因为这就是他所提倡的新东方的教学精神和气氛，这样一种气氛有助于解除学员们学习过程的苦闷，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出新东方老师们的才学气质。
新东方的这种“学生就是上帝”的观点当然是那些不愁生源，获得大量国家支持、尽享各项优惠资源的“名校”所不能理解的。如果没有生源，新东方拥有再好的教育设备，再优秀的老师，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关系到新东方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也许我们可以说，新东方多年来奉行学员利益至上，未必多么高尚，而是不如此，就不会有学员上门，这是规则与制度的强大作用。但是，这一事实也证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在哪一个行业，企业都应该怀有虔诚之心，把消费者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才可能兢兢业业，从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手中夺得自己的发展空间。
新东方坚持“学生是上帝、衣食父母”，并不是凭空而论。比如，不惜代价给不满意（不管是什么原因）的学员退学费，组织春节不能回家的学员参加的联欢会，为学习好的学员发奖，给结业的学员发巧克力，等等。
事实上，新东方的老师既是传道授业者，也是心理医生。他们都善于运用一种“同理心”去理解和体恤来新东方求学的学员。
譬如，近几年来，讨论80后的话题和议论越来越多，大部分文章都在讨论80后的缺点，表达了老一代人的担忧。从文章的标题我们就能够看出来这些担忧，如“精神缺钙的一代”、“解析80后集体浮躁症”、“独生子女问题面面观”等。这些文章所讲的一些事实和例子确实存在，分析的现象也不是特例，所以搅动得整个社会都为80后担忧起来，觉得80后不仅仅自己会垮掉，也可能会成为使中国垮掉的一代。俞敏洪却并不这么看，他认为看人看事物都应该从好的方面去看，80后年轻人有自己的特点：“个性独立、追求时尚、不受社会名流的影响，受同龄人影响比较多，对社会的看法比较轻松，更加青春，互不干涉，更加愿意花钱等”。新东方还设有一个单独的部门研究80后的年轻人喜欢做什么，想要做什么。俞敏洪的看法是，只有老师了解了学生，才会有最合适的教育方法。
我们需要他们接受新东方，需要他们喜欢新东方。我们坚持的宗旨是内涵不变，表现形式可以多元化。
新东方就是这样成为了出国留学的“敲门砖”，更有甚者将新东方称为“出国梦的制造者”，“将中国人望而生畏的TOEFL、GRE考试变成了福特式生产线”。
“新东方”是一项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又称为“创造性产业”，最早由英国学者约翰？霍金斯于20世纪90年代，在其著作《创意经济》（The Creative Economy）中提出这一概念，它指的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其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为文化艺术创意和商品生产的结合，包括表演艺术、电影电视、出版、音乐、建筑、广告及产品设计等行业。
2007年是全球经济的“创意年”，这一年的12月15日，“中国改革与发展论坛（2007上海）首届全国创意产业与风险投资峰会”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举行，其主旨是向人们提供一个系统了解创意产业发展的平台，并为全国的创意企业提供一个与国内外风险投资机构集中接触的平台。其中，分众传媒、阿里巴巴、新东方、腾讯等创意企业与风险投资合演的奇迹作为一个个精彩案例被大力宣传。
为什么把新东方称为创意产业，新东方我们也是在人家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新东方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摸索出了一条可能是别人没有摸索到的新的道路。我的感觉，每一次突破都是每一次积累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新东方”就是中国英语培训业的代名词。在这一行业中，无论后来者如何努力，都逃脱不了它的影子，这一切缘于新东方开创出来的一种模式，即“不仅营销课程，更营销一种人生精神”。
新东方起步之初，中关村一带出国考试培训市场鱼龙混杂，竞争十分激烈，包括北大、清华、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内的十几个学校都开办了培训班。这些培训班教学内容、办学方式与高校课教重合、雷同倾向严重，教的、学的都没有新鲜感。但是因为它们挂钩的这些高校拥有很高知名度，人们在不了解“新东方”为何物时，一般会倾向于选择一个自己熟悉或者自认为信得过的学校，从这点上来说，这些高校培训班具有莫大的优势。何况，英语培训也不是这些高校的主业，所以它们没有生存压力。后来崛起的新东方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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