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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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子原是一个懵懂好奇的旁观者，看到她温暖的小世界后面，一个错综复杂悲惨的大世界。十三岁那年，英子的爸爸病故，她的童年随之结束，她的旁观者身份也至此结束。《城南旧事》的知音，齐邦媛教授认为，英子人生的段落切割得如此仓卒，更衬托出无忧无虑童年欢乐短暂的可贵。童年是不易写的主题，因为儿童对人生的认识有限，童年回忆往往容易流于情感丰富但内容贫乏。但林海音由于选材和叙述有极高的契合，使她能够成功地写下她的童年且使之永恒。
马森教授以萧红的《呼兰河传》与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做比较，他认为这两本书写得颇为成功，她们都对自己生长的地方和童年充满了真挚的怀念。两人都描写了那个时代妇女的命运，也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缺陷，但并不直接抨击；两人都在宽厚的心情中怀着对生活的无奈感。但林海音的笔调开朗而委婉，接近散文；萧红的文笔较为强劲浓烈，接近戏剧。马森说：“她们两位都为我们记录了一个失去的时代。……每一个时代迟早都是失去的时代，但有了敏感的作家，失去的时代的点点滴滴，就有幸可以保存下来。”
《城南旧事》里除了主角英子外，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宋妈。宋妈穿梭在《城南旧事》的五个故事里，她在书中比英子父母的比重还大。宋妈是林海音作品中表现女性意识最强烈的一个。描写宋妈的《驴打滚儿》被评论为全书最有力的一篇，也使这本书加添了多层的深度。全书在英子的欢乐和宋妈的悲苦之间，达到了平衡。　
　　　　　　　　　　　　　　　　　　
　2。动人的语言及文字
　北京，这个文化古都，曾是全中国语言最丰富的地方，每一个阶层的人所说的话都很能表现他们的身份、教育程度和思想。林海音自小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再加上自己生长的家庭有多种语言，使她从小训练出一对敏感的耳朵。对语言的极度敏锐反映在她的文章中，也使得她的作品特别亲切，引人入胜。
看过林海音作品的人，大概都会同意，她最善写动作和声音。她的作品有一种自然的美感，与我们日常生活十分接近；往往是淡淡的几笔，写出感人至深的情景。评论者以“雅驯”来形容她活泼自然的文字。
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多年来一直在做萧乾及林海音的研究。他说：“海涅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笔往往是超出他灵魂以外的东西！’林先生的《城南旧事》在读时觉得是不经意的小故事，但读后的震撼很大。让人觉得一个小故事怎么会给你这么大的激荡和震撼呢？她的写作技巧很自然，隐藏在不经意的、不自觉的、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文风里，这可以说是与林先生的性格为人，一脉相传。她很率真、很直接，给人一种家庭妇女的温暖感觉，就像她的文字，是直抒胸臆。她作品的主题，在你看时仿佛略略能感觉到，等到读完后这种感觉却很强烈，那些技巧性的东西没有刻意的痕迹，而是很自然舒缓，像一条小溪流晶莹、明亮、澄澈，能听到它的响动，它舒舒缓缓地就流出来了，带给你的是一种很清新、爽朗、温馨又豁达的东西。”
傅光明认为，林海音的作品总是让情节来说话，她着重讲故事，而不是去叙述，她用描写情节，由情节、对话来把自己生活的积累和认识表达出来，而不是直接告诉读者，这对一个小说家是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林海音希望自己写作的庭园里所有的东西都能自由、不受拘束地生长，生机勃发。傅光明说：“一个作家的作品如果仅仅反映某个时代的问题，他只能是那个时代的作家。一个作家能不能立足、能不能长远，与他的作品能否超越时代背景有关。林先生的《城南旧事》写的是人类命运共同的东西，它是绝对禁得起时代考验的。”
一九九四年，《城南旧事》儿童绘本由台北格林文化及迪茂国际公司共同出版。这一套三本精装版的《城南旧事》，由中国大陆画家关维兴绘插图。擅长水彩、油画、版画的关维兴是首次为故事书画插图，他在作画时深深地进入林海音的童年的城南里，生长在北京的关维兴准确掌握了林海音笔下二三十年代北京南城的风情，渲染出童年旧事的梦幻色泽。
当初出版社试请好几位画家画插图，林海音看了样品后，都觉得没有画出她心目中的城南。直到关维兴画的画送到她手上时，她说：“对了，就找他画。”后来儿童绘本果然获得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波隆那国际儿童书插画展”、一九九三年“布拉迪斯国际插画双年展”等大奖。这套书得到当年《中国时报》开卷版十大童书、《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童书，以及金鼎奖推荐；并译成法文、德文及英文版出版，受到各国小朋友的欢迎，打破了地域的界限。
为什么《城南旧事》能同时得到成人和儿童的喜爱？什么样的成人作品能同时为孩子接受？儿童文学家认为《城南旧事》追寻的童年往事，并不是单纯的童年、只知尽情享受的那种天真童年，而是充满着大人与童稚的互动、人性的刻画、人生的描述及社会的描写，这种弥漫哲思和诗情的童年世界，足以吸引喜欢“深究”、“深思”的儿童入神的品赏。
一般来说，孩童对于人生善恶固然需要指引，《城南旧事》里英子眼中的小偷、把亲生孩子卖了的黄板牙、做过人家姨太太的兰姨娘，还有惠安馆里的疯子，他（她）们在成人眼中各有不同个性和故事，但林海音在下笔时，却没有黑白分明、善恶立现地去评判事情，而是呈现出人在没有办法时的弱点。这样的作品，往往比伦理道德教条式的写法感人得多，也更引人深思。事实上，孩童探触人生的能力远超过成人的预期，他们往往在体验一件重大的事件后，快速成长，体会到人生的复杂与多变。林海音本人就是如此，在十三岁失去父亲的那一天，她就提前长大了。
儿童文学家认为，林海音对人性的负面总是点到为止，然后让英子纯真的思绪和眼光，引领读者探索理想的如诗境界。这是写实与理想合在一起，既有“历史的真实”、“诗的真实”，更有“艺术的真实”的作品，这才是少年朋友们梦寐以求的文学享受。　
　　　　　　　　　　　　　　　　　　
　3。北京，国王的梦境
　林语堂说过：“北京像是一个国王的梦境。”一九三六年，林语堂离开中国到美国去之前，特地再去北京一次，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城市比北京更秀丽、更自然、更文明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林海音受到日本老舍研究会藤井荣三、中山时子等教授的邀请，到日本关西大学该会年会上演讲《城南旧事》里的旧北京。林海音告诉与会的人，她心目中的北京三宗宝是：“城墙、天桥、四合院；骆驼祥子满街跑”。《骆驼祥子》是极熟悉北京民俗风情的作家老舍以北京为背景所写的名著，也是林海音很喜欢的一部小说。老舍的另外一些书《四世同堂》、《离婚》、《老张的哲学》也都是以北京为背景。
马森教授曾把老舍笔下的北京和《城南旧事》里的北京做过比较，他表示老舍把北京的大街小巷、春夏秋冬、达官贵人、地痞流氓、教员学生、贩夫走卒差不多都写遍，老舍对北京所知之深、所见之广，恐怕没有一个别的作家可以与之相比了。但是老舍偏偏没有看到林海音所看的、没有写到林海音所写的。林海音是从一个小女孩的眼光来看北京，她的视野、见地和情感，与成人的老舍大不相同。如果说老舍有关北京的小说是社会性的、批评性的和分析性的，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则是个人的、感情的、综合的。
林海音透过英子的眼睛把北京城南的风光穿插其间，给全书一种诗意。评论家认为，那座城和那个时代变成一种亲切、包容的角色，《城南旧事》若脱离了这样的时空观念，就无法留下永恒的价值了。
中国自古以来才子出江南，北京虽是座文化古都，但北京的文学家却不多，像写北京的丁西林、老舍、曹禺、张恨水、萧乾，甚至林海音，原籍都不是北京。
老舍的儿子舒乙一九九九年年初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表示，当年的北京人穷人占的比重较大，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穷人。老舍是个穷人，他写的也是穷人。他说：“《红楼梦》写的是北京上层阶级的大家庭，曹雪芹了解那个时代、那个阶层人的生活，因此《红楼梦》出了彩。《骆驼祥子》写的是北京下层阶级，那样一个劳苦大众的人力车夫，因为老舍了解他们，写得好，所以也出了彩。而林海音先生是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写北京人的生活。她在这个层面里得到比较充分的反应，就上来说，可以观察自己的父亲，也就是知识分子；就下来说，可以观察老妈子、农民、小偷。所以她往上也能够一够，往下也能够一够，眼界比较宽阔，取材也比较广泛。这个阶层的北京在文学上原来是空白，因此《城南旧事》这本书在文学上有一定的分量、地位和价值，毕竟这个角度很重要。《城南旧事》保留了那阶层北京的生活风貌，而且它里头的民俗部分也很重，这使她的作品有很大的乡土气，乡土气是林先生作品中很重要的气氛，有一种味道，看她的东西能闻出那种味儿。”
北京外语学院教授、语言学家夏祖表示，在老舍写了《四世同堂》以及曹禺写的《北京人》之后，这个中间是一段空白，这时突然有一个不带政治性、不喊口号，讲北京市民生活的《城南旧事》出来。而《城南旧事》里写了很多老舍与曹禺想写而没写的人物，像疯子、老妈子、小英子等。他说：“你一想到英子住的晋江会馆，就会想到旁边也许可能有一个洋车厂，而这洋车厂里，很可能骆驼祥子就在那儿拉车。从晋江会馆往南走，那可能就是《骆驼祥子》小秃子上吊的树林。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把这些都串起来了，所以为什么当时大陆上许多人读了这本小说很感动，因为它很真实，更难得的是它保存了那个时代的语言，非常质朴、非常透明，又非常道地的北京话。它就是当时穿白布褂儿、黑裙子，在街上走的中学、小学女生说的话。人说语言大师、语言专家的，其实林海音才是语言大师，她的语言精练、纯朴而平易近人。今天北京胡同里学生间的怪话很多，现在的语言在变。但《城南旧事》里保留了那个时代、那个阶层人的语言，这点很重要。”
北京作家铁凝也为《城南旧事》叙述语言的质朴、简洁和温暖的幽默感动。她说：“文笔细腻清秀或真挚热烈都不困难，但幽默却是最高形式，我喜爱林海音这也是一个重要缘由。”
作家萧乾晚年曾与妻子文洁若合作翻译了《尤利西斯》（Ulysses；1922）这部巨作。一九九九年文洁若女士在萧乾先生故世后在北京寓所接受访问时表示，《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James　Joyce），二十二岁就离开他的家乡爱尔兰都柏林，在法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埋骨瑞士，终身都没再回过爱尔兰，但他毕生写作却以他二十二岁之前居住的故土为主。因此有人说，倘若都柏林从地球上消失了，仍能根据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来重建这座城市；爱尔兰、法国、瑞士都以“拥有”乔伊斯为荣，不管他的作品写的是什么地方。而林海音远离她住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北京，在台湾怀着深切的思念之情，描绘出一幅幅古老北京的民俗画和风景图。文洁若说：“爱尔兰人注意保存古迹，近一个世纪来，都柏林的变化不大，可是北京城，可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要想重温一下这座文化古都的风貌，还真得读《城南旧事》呢！”
正如台湾诗人余光中说的：“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而北京学者把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誉为“北京乡土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应是很恰当的。　
　　　　　　　　　　　　　　　　　　
　4。“人性”感动“人心”
　一九八三年，上海导演吴贻弓把《城南旧事》拍成了电影。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江青的八个样板戏使人倒了几年胃口，这时一部写老北京，写古老中国人的亲切人性电影，一下子使整个中国轰动起来。人们心想，原来我们还有过这样美好的日子啊！《城南旧事》感动了电影院中无数的观众，林海音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台湾作家。《城南旧事》不但在中国各地放映，还在世界上四十七个国家放映，得到许多国际大奖。《城南旧事》电影获得的奖项包括：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鹰奖（一九八三年）、第七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一九八四年）、第五届厄瓜多尔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一九八八年）。此外，本片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作曲奖（一九八三年），导演吴贻弓获得最佳导演奖，饰演宋妈的女演员郑振瑶获得最佳女配角奖。本片并获得一九八四年度香港十大华语片奖，中国大陆《文汇报》与《中国电影时报》合办之“文革”后十大最受欢迎影片之新时期十年电影奖，吴贻弓获得该活动的导演荣誉奖。
正如作家文洁若女士说的：“它使人耳目一新，仿佛是闷室里打开了一扇窗户。”旅居温哥华的中国大陆作家丁果也说：“‘城南旧事’这部电影，把中国人饱受阶级斗争摧残而冷漠的心灵暖暖地燃烧起来。在台北街头匆匆而过的人恐怕很难理解，尽管林海音女士在他们身边生活了几十年！”
导演吴贻弓表示，《城南旧事》电影的拍摄曾经过一些周折。早先，导演伊明在社科院台湾文学研究所看到了《城南旧事》这本小说，很喜欢，于是改编为剧本，想拍成电影，但一直没实现。后来伊明就交给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陈荒煤觉得很不错，就推荐给上海，上海电影制片厂觉得这是本好书，值得拍，就把吴贻弓找了去，吴贻弓当时刚刚开始独立导演，拍了《巴山夜雨》及《小花猫》两片，吴贻弓看了剧本后，要求看原著。看了原著后非常喜欢，表示如果要他拍，他要重新编，把其中的海峡两岸如何思念，盼望统一，这些林海音原著中没有的意识删掉。后来吴贻弓重新写了一份导演工作本，为了尊重前辈，编剧仍用伊明先生的名字。
吴贻弓非常忠实原著，他特别研究林海音在书中的前言及后记，从那里总结几个字：“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把握住电影整体的韵味。
副导演吴天忍表示，吴贻弓认真理解林海音作品内在的气质和韵味，回到原著的精神以及他自己的艺术手法，使这部电影成功了。
一九八○年初，两岸没有往来。上海制片厂为了拍《城南旧事》，辗转找到了何凡在北京的七弟夏承楣，进而找到林海音在上海纺织大学工作的三妹燕珠。当时燕珠与大姐林海音已三十多年未通音讯，家里只有一张妈妈爱珍四十二岁那年的照片，其他只有凭记忆来勾画出她小时候家里的情形，以及大姐当年的性格。助理导演成家骥则带着《城南旧事》这本小说，到北京走遍书中每一个英子住过的地方、读过的学校。椿树上二条、虎坊桥、南柳巷、新帘子胡同、西交民巷、梁家园、师大附小、春明女中……
电影中角色很难找，特别是女主角英子。他们先在北京到处找，密密麻麻记在本子里。后来又在上海找，看花了眼，仍然找不到。后来有一天上海厂拍电影，来了上百个孩子，吴贻弓就和吴天忍去看，当时是人家选小童星，他们俩在一边看。他们发现其中有个大眼睛的小女孩正在研究他们，观察他们俩是干什么的。吴贻弓就跟这个小女孩提出一些问题，他们发现这个“眉清目秀、贝齿整齐、笑意盈然”的小姑娘善于发问，眼神中透露着自己的想法，正是他们要找的《城南旧事》中的英子。于是，这个上海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沈洁前来试镜。
试镜时，沈洁想到英子的身世，大眼睛中含着晶莹的泪水；拍戏时，她念念不忘主角的遭遇，演活了英子。至于郑振瑶演宋妈、张丰毅演小偷、张闽演疯子秀贞……都是一时之选，吴贻弓要他们去“迷恋”自己的角色。为了培养“宋妈”和“英子”的感情，不拍戏时，他要沈洁也管郑振瑶叫“宋妈”，郑振瑶叫沈洁“英子”，后来沈洁变得很倚赖郑振瑶。
拍完戏吴贻弓写了一篇《童年的梦——我和“城南旧事”》：“……我一直沉浸在作者心灵中的童年里，也一直沉浸在自己心灵中的童年里……这一年来，我像是醒着，又像在梦里，我听见了一声声遥远又清晰的呼唤，我看见了五光十色、朦胧而又耀眼的斑斓……就这样，我把小说《城南旧事》搬上了银幕。……但愿它能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就像小说曾给人们带来过的那种纯真、质朴、含蓄而隽永的美的享受一样。”
电影拍好后，他们请住在上海的林海音的三妹燕珠先看试片，林燕珠看了非常激动，她说：“我太怀念我离散的家人了！里头的爸妈和弟弟、姐姐真像！”
这部电影，至今每年还在大陆电视上一再放映，是什么原因？吴贻弓说：“林先生写的是人性中最美的、永恒的东西。这是人类共同的，是历久弥新的。‘城南旧事’电影给当时中国社会很大的启迪。我拍《城南旧事》是个缘分，这样的机遇一个人一生中也不见得会遇上，是非常珍贵的。”
而林海音直到电影在国际上不断得奖，在大陆轰动后，才知道她的作品被拍成电影。当时上海电影的制片厂也向林海音呼吁，在她方便时或委托亲友去领取稿费，如今这笔稿费仍保留在上海电影制片厂。
吴贻弓说：“我们当时无法与林先生沟通，完全按自己的想法，也不知道有一天林先生看了会不会认同。”
林海音初次看到《城南旧事》电影，是一九八四年在美国旧金山祖焯的家里，她很喜欢，认为吴贻弓拍出了原著的“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而剧中的角色也挑选得很好。尤其是电影中用了许多原著的对话，林海音说：“我那么好的对话，当然得多用啦！”
影片片头有一段作者怀旧口吻的念白，一个苍老的声音说着她多么怀念自己童年的故乡。林海音听了，以清脆爽朗的年轻声音说：“我哪儿有这么老啊！”如果吴贻弓先前见过林海音，大概就不会配上这么苍老的声音了。林海音后来见到温文儒雅的吴贻弓，非常高兴地跟吴贻弓说：“我得要向你一鞠躬，你使我在大陆成了名。”他们谈得很融洽；而“小英子”沈洁也和“林奶奶”结成了忘年交。　
　　　　　　　　　　　　　　　　　　
　5。老少英子忘年交
　一九九九年春天，我在上海见到了吴贻弓及沈洁，沈洁已不是《城南旧事》里十岁的小英子，而是一个温婉秀丽的二十六岁女郎了。她在上海复旦中学毕业后，远渡日本，学了两年日语即进入东洋大学念法律，并在日本放送协会（NHK）主持华语节目。法律系毕业后，从事制作电影及电视节目。
沈洁说，第一次读了《城南旧事》剧本，就迷上了小英子。那天她读到很晚，奶奶催她睡觉，她不听，反而对奶奶说：“小英子真好，有同情心，胆子大，还帮助受欺负的人。”她自认小时候跟英子很像，喜欢打抱不平，喜欢自己找答案。“记得我当时一边演，一边觉得英子真了不起。不，应该说林奶奶真了不起。她小时候想的，真的实现了。英子这个角色对我后来成长的影响很大，很自然地，我的性格和想法很接近英子。我已与英子合而为一了。如果我没有演英子，我长大后也不会想到独自出国读书，不会想到去实现我的梦想。”沈洁说。
小英子沈洁和老英子林海音初次见面，已是《城南旧事》电影上演七年后了。那时小英子是高中生，时间是一九九O年，在英子奶奶的同学、老演员白杨上海的家。“我对林奶奶的第一个感觉是，她的北京话真好，个性活泼，想什么说什么。当时林奶奶送我一本《城南旧事》，书中有林奶奶小时候的照片。我就想，不知我演得像不像。从那次之后，我和林奶奶就一直通信。林奶奶给我的信中，都称呼我‘小英子’。”
两人第二次见面，是在四年后。“一九九四年七月，林奶奶应日本老舍研究会的邀请，到日本演讲。那时我已在日本念大学了，林奶奶邀我和她一起在旅馆里住了几天。那次我正遇上大学考试，我每天早上从旅馆出门，都跟林奶奶说：‘奶奶，我去考试了！’那种感觉就像从家里出门上学一样。考完试回到旅馆，林奶奶总是关心地问我考得怎么样，这时我好像回到家一样。我在日本一向独来独往，现在忽然好像有了家人在身边，心里觉得很温暖。”沈洁说。
一九九四年后，沈洁和林海音一直没机会再见面。林海音的身体状况已不宜长途旅行，沈洁也无法到台湾。直到二○○○年一月，沈洁到台北，在林海音的家里见到思念的林奶奶。她们一起背诵《城南旧事》里的《我们看海去》这一段：
我们看海去！
我们看海去！
蓝色的大海上，
扬着白色的帆，
金红的太阳，
从海上升起来，
照到海面，照到船头。
我们看海去！
我们看海去！
台北盆地的一月正值阴雨，看不见金红的太阳，也看不见海。老少英子又合唱了一遍《城南旧事》里李叔同填词编曲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就在台北这栋公寓里，年轻娇美的沈洁，白发皤皤的林海音，仿佛回到七十多年前北京南城的晋江会馆。十七年前拍的电影，北京、台北两千公里的隔离，仿佛一切都模糊了，也一切更清晰了！
《城南旧事》可以说是开了“散文电影”的先河，后来有一阵子大家都流行拍这种散文式的电影。吴贻弓是绍兴人，沈洁是上海人，这部纯北京的片子却是由南方人拍成功，这也是一个机缘吧！　
　　　　　　　　　　　　　　　　　　
　6。出版与得奖
　一九九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城南旧事》英文版Memories　of　Peking；　South　Side　Story，由殷张兰熙女士及齐邦媛教授联合翻译。
早在六十年代，殷张兰熙就把林海音的短篇小说集《绿藻与咸蛋》译成英文出版。七十年代殷张兰熙担任《中国笔会季刊》（The　Chinese　PEN）的主编时，又陆续译了林海音《城南旧事》里的《冬阳·童年·骆驼队》、《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及《兰姨娘》等篇。为了译稿，殷张兰熙、林海音及齐邦媛三人定期聚会讨论，后来这种工作聚会变成了友情的分享，七十年代末期又加入了林文月教授，这每月一次的四人聚会一直维持了近二十年不辍。殷张兰熙、齐邦媛、林海音、林文月，都是工作认真、事业成功又兼顾家庭的女性，她们在一起谈工作，谈写作、翻译，谈生活，谈人生，从不谈闲话，因为“时间宝贵，可谈的事都谈不完”。而在这二十年里，她们也在互相鼓励、督促之下，做了好几件重要的事。《城南旧事》英文本的出版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八五年，齐邦媛因车祸在医院住了一个半月，出院后又在轮椅上坐了六个月才复原。殷张兰熙就对她说，何不利用这段休养期间，把《城南旧事》中的另外两篇《驴打滚儿》及《爸爸的花儿落了》译成英文呢？正好《驴打滚儿》是齐邦媛最喜欢的一篇。
于是，一条腿骨折的齐邦媛，坐在轮椅上，左手支着断了上臂的右手，以手写译完了这两篇，然后她又写了一篇英文序。英译的《城南旧事》大功告成后，她们发出了许多信征询出版，最后由香港中文大学在一九九二年出版，这个长达二十年的翻译有了一个圆满的成果。
今天，出版外文译本已不像以前那样困难，更不需花上二十年的时间，这本英译《城南旧事》是三位认真女性的合作纪念，也是三个好朋友的友情纪念。九十年代初期，殷张兰熙因病退休，也退出了文坛。齐邦媛每次看到这本英译的《城南旧事》，就不由得想起那些年的每月聚会。那样深度的友情，那样厚重的交往，是人生难得的缘分！
其他语言版本的《城南旧事》也陆续问世：一九九五年，日文版在日本出版，由日本庆应大学执教的杉野元子女士翻译。一九九七年，德文版在德国出版，由德国人苏珊妮·赫恩芬柯博士（Susanne　Hornfeck）翻译。一九九七年，《城南旧事》德文版获得瑞士“蓝眼镜蛇奖”，这个奖由瑞士三个教育人权基金会共同设立，每年颁给各国文学作品的德译本。二○○○年十月，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为纪念《城南旧事》出版四十年，举办了“林海音作品研讨会”。
《城南旧事》从台湾走进大陆，从台湾传向国际，而且是在书出版一大段时期后，才散发出光芒。因为“林海音作品中所呈现的是一个安定的、正常的、政治不挂帅的社会心态。……掩卷之际，读者会想，‘看哪！这就是人生最简朴的写实，它在暴行、罪恶和污秽占满文学篇幅之前，抢救了许多我们必须保存的东西。”（齐邦媛：《超越悲欢的童年》（《城南旧事》序）
《城南旧事》入选香港举办的世界“中文小说一百强”。二○○○年又被中国大陆选为中国“百年百种佳作”，已是公认的文学经典。　
　　　　　　　　　　　　　　　　　　
　7。台湾姑娘，北京规矩
　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作家符兆祥说：“李乔的《寒夜三部曲》写的是台湾客家人在日本统治下生活的艰苦，他被界定为台湾作家。姜贵的长篇小说《旋风》写的是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共产党进入山东的前因后果，没有人写过这件事，他写了出来，被界定为那个时代的外省作家。林海音的作品里没有政治，写的是中国人儒家传统的仁爱，她不能归属于外省作家，也不能局限于台湾作家，她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作家。林海音是不能用政治地域或国界来界定的作家，我们应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林海音和她的《城南旧事》。台湾对林海音作品的研究还不够，特别是学术界！”
做过林海音作品中女性意识研究的彭小妍教授，也谈到这一点。她说：“像《城南旧事》这样的作品是禁得起考验的，但是，在台湾晚了一点，很遗憾，它早就该引起注意。”她认为，向往高文化水准的地方，是人类的共通愿望。对于日据时代台湾的知识分子来说，祖国当然是中国，那时的知识分子多半到日本或中国取经，像林海音的父亲焕文先生去中国找寻启蒙的根源，是很自然的事。而有林海音这样完整经历的人很少。她所做的事、她的作品都与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彭小妍说：“林海音先生不是没有根的，她的根在台湾。台湾解严后本土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每逢省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