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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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在家，请快进来坐。”母亲掷笔而起，欣然应道。
“是琦君阿姨来了！”我们跑到院子里迎接。这只小手接过她自制的红豆糕，那只小手送上一双绣花拖鞋，我们都受了母亲的感染，最喜欢家里有客人。琦君阿姨刚脱下鞋，我们的小脚就迫不及待套进她那双用白粉加水抹白的缕空花半高跟鞋里了，姐妹俩轮流穿着在院子里吧嗒吧嗒、摇摇扭扭地走，一直到母亲喊：“进来吃红豆糕喽！”
我们一人拿一把小板凳端坐在琦君阿姨面前，听她说话。她身上那件自己绣的珠珠毛衣真漂亮，上头总有上千个小珠珠吧，我想。她满肚子的故事、笑话和典故，真好听，我入神地望着她那两颗各缺了一个小口的门牙听着，突然我问：“潘阿姨，你的牙齿怎么掉了一块？”“不是掉了，是我从小一边听大人说故事，一边磕瓜子，磕出来的。”说着，她熟练地把瓜子送进嘴里，对准了那个缺口就一咬，“咔嚓”一声，瓜子裂开了。一会儿工夫，桌上就是一堆漂亮的壳了，一颗也没吃歪过。
正值青少年的祖焯走进来，看见一群女人在客厅吃瓜子聊天，他一本正经地说：“男人不能吃瓜子，男人一吃瓜子就成了女人了。”
琦君说话又多又快，旁人插不上嘴，父亲曾说世间有三件“不断”事务：一“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二“抽刀断水水更流”，三是琦君的谈话。琦君阿姨真会说故事，我们常常听着听着眼里盛满了泪水。她不但会说故事，还会学人说话：四川腔、上海话、山东话、湖北腔……还有模仿紧张大师张秀亚阿姨、“糊涂老乡长”沉樱阿姨……母亲也以纯正的北京腔模仿各种方言的荒谬。她们观察力真强，记忆力真好，说起话来就像画家画画一样，总是把那最精彩的一部分框出来。
父亲在纸门里三个日式榻榻米的三叠室写他的《玻璃垫上》，信差老詹在门口等着收稿。写完稿，父亲轻松地拉开纸门，看见一屋子的女作家，说：“我有好茶，我给你们泡茶去！”父亲不会吃瓜子，不会敬烟，不会敬酒，但会敬茶。他泡的好茶就像他那个人，溶入了多少代中国家庭的书香，是要慢慢体会的。
如果说母亲是太阳，父亲就是月亮，他们的光日夜照射着这个家，这家里的孩子是有福的孩子。
有人说，半世纪以来，何凡、林海音的家就是台湾的半个文坛。写作的人到了夏府，如沐春风；不写作的人，好似穿越一道光，从此变成文人，甚至也进入了文坛。
余光中在香港中大执教的那些年，每次回台北，都会受邀到林海音家与文友聚会，他有一种“好像到了夏府，才像回到台湾，向文坛报了到”的感觉。女作家潘人木退休后，经常到美国探儿女，每回回到台北都特别高兴，因为“台北有一间屋子，里面的灯光特别温暖，而灯光下又有两位特别可爱的人——海音和何凡”。林海音像块磁石，“吸”来四面八方的友谊。
夏家在台湾最早的客厅是在台北城南重庆南路三段。他们在那幢日式榻榻米的房子住了二十五年，那个六叠大的客厅孕育了四个子女快乐的童年和青少年。林海音早年写作、主编《联副》十年、主编《纯文学月刊》都在这个时期。
之后，夏家搬了两次家，一次是因为原来的平房改建公寓；另一次是改建后搬进去，这两次居住的时间都不长。等到纯文学出版社基业稳了，赚了钱，一九七六年，何凡、林海音带着最小的祖葳，搬进台北东区一栋公寓的六楼，这也是他们住的第二久的地方。直到九十年代初，何凡自《国语日报》发行人的职位功成身退，此时四个子女全在国外了，他们觉得需要一个安全清幽的环境，才搬到东区国父纪念馆附近的一幢大楼，直到现在。
不论是住在哪里，也不论在哪一段时期，夏家温暖的客厅永远是敞开给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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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仲夏夜之梦
　有一段时期，大概是三十年前吧，台北市有了一座荣星花园，满园法国式的花坛、凉亭，种满了五彩缤纷的花。爱花的母亲喜欢上荣星花园看花、照相，我们在那个花园留下不少美丽的照片，那年母亲五十，我们也正值青春年华。
有一天，母亲突然说：“咱们这次请客为什么不移到荣星花园呢？地方宽敞，也凉快些。”于是，她开始构想要安排成怎样一个聚会。被约请的人都事先收到她寄的邀请卡片和细心画好的地图，知道从哪个门进去，上哪个凉亭会合。当天母亲像在家里请客一样，一大早就上菜场买菜，不过这次菜码不同，要方便携带的。回到家，她兴致勃勃地卤上一大锅牛肉、蛋、豆腐干、牛肚、胗肝、鸡翅膀、海带，然后一一切好，整齐地摆在盒子里；再拌好一盒盒粉皮黄瓜、酸辣白菜，炒酸菜、豆酱什么的，加上早上才在南门市场买的新鲜馒头和小烧饼。有时，我们还会订“东来顺”的芝麻烧饼带去。这还不够，她连水果、甜点、饮料，甚至蚊香都准备齐全了。
那个年代还没流行用了就扔的免洗餐具，我们帮着母亲把筷子、盘子都用她自己车缝的一块块餐巾包好，以免破了。万事俱备，一家人就带着大包小包上车，往荣星花园去。从我们家到城的另一头的荣星花园实在不近，到了花园下车，我们还得手提着食物东拐西弯地往里走上一段路。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家人哪来的那么大兴头，“不辞辛苦地”长途跋涉。我想，我们都是被母亲那种热情有劲的性格给感染了吧！
那时台湾还没开放观光，大部分的人都没出过岛，也没见过外国的花园是什么样。那个宣传有欧洲风味的荣星花园，也就格外地稀奇迷人。那时进园要门票，价钱不算便宜，当然里面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
我们到了大凉亭，母亲说：“来，趁着客人还没到，咱们先把吃的东西都摆好。”于是，一盒盒、一盘盘美味的食物都上了桌，还有杯子、盘筷刀叉、餐纸也整齐地排在一边，就像要举行一个花园盛筵一样。母亲、父亲不论做什么事都认真当一回事，我从来没听他们说过“马马虎虎”、“随便弄弄”这样的话。“敬业乐群”是父母亲最好的写照。
客人一个个陆续到了，有的已先在园里逛了一圈才过来。每个人都说：“林先生、夏先生，这样的安排还真诗情画意呢！”大家无拘无束地聊着、吃着，不时听到母亲用清脆的声音说：“这卤牛肉可以夹在馒头里吃，加上我炒的酸菜。”或是“还剩最后一点酸辣白菜，谁把它给销了？”
那时的台北是一个纯洁安全的城市，天渐渐暗了，凉风袭来，吹走了午后的暑气，对对情侣带着微笑走过，不知什么时候一轮明月已高高挂在天上了。如果问台北的月亮哪里最明最亮？在三十年前的荣星花园里。花前月下，痖弦颂诗、林怀民起舞，那时台北的天空非常文艺。那几年夏天，我们常常就这样大包小包地提着上荣星花园请客去。
那个风貌的台北、那座缤纷的花园、那些年轻的岁月，都已一去不回，但“林先生的仲夏夜之梦”，却长存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3。林派聚会
　有一年，林海音为了让几位美国朋友了解中国饮食，她把台北南门市场的做春卷师傅请到家来示范做春卷皮。那天下午市场收了摊后，这位老师傅就带着全套行头到夏府，在院子里表演起来，而林海音早已炒好一大盆包春卷的馅。只见春卷师傅手上一大把软软的大面团，轻轻地往烧得热热的铁铛上一贴，一张薄薄的春卷皮就烤好了。林海音兴致勃勃地教大家包春卷，包好了春卷就下锅炸，美国朋友乐了，原来中国餐馆里的春卷是这么做成的。
林海音每次邀人吃饭，总是花些心思去构想，让大家尽兴，她自己也尽兴。她交友满天下，却不是认识就算了的泛泛之交，她会一直维持着，有一定深厚的经营，聚会看似热闹，但却有某种超越热闹之外的深度。
作家隐地写过一篇《到林先生家作客》，其中一段写着：
林先生为人热情侠义，乐于助人，喜爱朋友，若有文友从国外回来，她总会为这些远道回台的老友邀一些作家朋友聚聚，而相聚的朋友，总是由主客点名，主客想见谁，只要把名单开出来，林先生总有办法将主客想见的朋友一一约到。约会的场地不像现在一般人请客都订在餐厅，林先生请客一向都在她家里。而被邀的朋友，因为知道林先生好客，常会主动请求再带一两位朋友。结果，常常原先只准备请七八位朋友的，最后竟扩增至十几位。
那个年代，尚未爆发乡土文学之争，作家与作家之间，识与不识，都亲得不得了，老作家和年轻作家，男作家和女作家，本省作家和外省作家……全部都像一家人，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就算不爱说话的，只要到了林先生家作客，也会变得话多起来，有时大家还抢着说话，笑声穿插其间，加上主人林先生一口标准悦耳的京片子，个个成为快乐的客人，不到晚上十二点钟，总是舍不得离开这样笑意暖意满屋的夏林府。
到林海音家作客，谈得快乐，吃得快乐，她还会为朋友拍照纪念，三人一组、四人一组，最后在笑声中圆满地留下全体合影。三四天后，客人就会收到照片，林海音还在照片后注明时间、地点，让人永远怀念，奇怪的是大家脸上的皱纹都不见了，所以大家封她一个“无皱纹摄影家”的外号。
自从前几年林海音病倒以后，像这样“整套”的“林派聚会”就在文坛消失，那文学的风华只有在许多人的回忆中了。正如隐地说的：“我偶尔经过重庆南路的巷弄，特别是在夜里，常觉得那日式小屋还在，林先生正在请客，高朋满座，一屋子的笑声还在那儿传开着。”
一九七O年一个春天的晚上，在夏府那个日式小屋客厅有一次夜谈。那天是为了欢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和王洞新婚返台。夏志清当天神采飞扬，妙语如珠，而林海音特别烧了一桌好菜，加上大瓶绍兴酒，使餐叙热烈欢洽。林海音一如往常，照了许多照片，照片洗出来后，发现说话快、思想敏捷、一刻不停，老是“坐立不安”像是“放快了速度的电影”的夏志清先生，在大部分的照片中都模糊不清。夏志清教授的好动，有图为证。
那天夜谈结束前由诗人痖弦朗诵了当时远在美国丹佛城的余光中的一首诗《情人的血特别红》，大家在充满磁性的“情人的血特别红，可以染冰岛成玫瑰……情人的眼因过度仰望而变蓝……情人的心骄傲而可怜，能举起教堂的塔光，但不容一寸怀疑……”声中满载而归。
当天，夜深客人逐渐散去后，当时主编《幼狮文艺》的痖弦就在那个客厅访问了夏志清谈散文，深入精辟。（我也写了一篇记录当天聚会的录音《台北一夕谈》，发表在《纯文学月刊》。）那天夏志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他说，我们最早讲女人的衣服“漂亮”，后来形容女人的脸也用“漂亮”，现在连风景也用“漂亮”起来了。他认为“风景漂亮”的说法是不通的，这是一种词汇的堕落。
多年来，在林海音家的客厅里有太多太多的“台北一夕谈”，如果记录下来，会是一本有价值的“文人对话录”。　
　　　　　　　　　　　　　　　　　　
　4。来客留言簿
　林海音请客除了有朋自远方来外，有时也因某些主题而邀请的。像有一次为了出版喜乐先生的《喜乐画北平》，特别约了喜乐、小民夫妇，还有老北京夏元瑜、王蓝等人。那天吃过林海音做的涮羊肉后，喜乐就把他画的一幅幅老北京画，沿着客厅、饭厅、走廊，摆满了一地，大家一边欣赏，一边讨论如何编排，那是一个“京味儿文学”之夜。后来这本喜乐自写自画的《喜乐画北平》连大陆上的北京人看了都惊喜，因为它保存了老北京的风情。许多年后喜乐回北京了一趟，回来后他又到林海音家作客，他在“来客留言簿”上写下“北京探亲未见亲，在此才见亲”的感性留言。
还有一次林海音约了一批本省籍的文友来家里吃饭，有郑清文夫妇、文心、季季、心岱、黄娟等人，何凡下班回家，看见这么一大屋子客人，笑眯眯地说：“今天我们是台语片啊！”大家听了都笑了。
不只“台语片”，家里还有“客语片”、“日语片”……的聚会。有一次，林海音约了几位翻译日文的女作家夫妇：刘慕沙与朱西宁、岭月与林惟尧、朱佩兰与游礼毅，以及李佳纯。夜深离去时，朱西宁先生在“来客留言簿”中留下了“闹中取静，安稳清吉，岁月悠悠，亦大隐之趣”几个字。
在朱先生仙逝之后，看到留言簿上这几句话及他坚定的笔迹，特别让人有感触，想必这也是他和刘慕沙希望的生命情调吧！而那次聚会中的岭月女士，如今也已不在人世，怎不让人感叹岁月悠悠啊！
这本精致的黑色皮面“来客留言簿”，是许多年前林海音的表弟张光朴（当年旅京老作家张我军幼子）从美国来时送给她的。海音的子女每次返台，都会取出留言簿，看看他们不在的日子，夏家的客厅都来了哪些客人，留下什么样的感想。而每次读了留言簿，他们都感到父母亲充沛的生命力和丰富的人生。林海音的生活丰富天然、温暖有情，是她用心经营得来的。她和何凡结婚五十年金婚宴时，许多朋友来祝贺，宴会后，他们礼数周到地一一寄谢卡，上面的那一句“这是我们一生乐观奋斗的最佳酬报”，特别引人深思，给人激励。
一九九一年三月女作家罗兰在留言簿上为林海音留下了这样一段动人的话：“像我这样一切被动的人，接受你的友情于无形，接受你的慷慨直率为有形的典范，我学不到你，但你的模式使我这独来独往的人得到许多观念上的平衡。”
有一次，就在林海音的客厅里，她问罗兰说：“人家说我霸气，你觉得我霸气吗？”她又告诉罗兰她认为自己是个生活者，罗兰特别记得林海音说这话时的沉思表情。有一段时期，罗兰和林海音比邻而居，两家的后阳台相对，但林海音住的高一点，两人在后阳台说话，一个要低头，一个要抬头。有一年过年，罗兰把一张“恭贺新喜”贴在后阳台上，然后打了个电话给林海音说：“海音，请到后阳台来看啊！我给你拜年。”林海音到后面看到“恭贺新喜”很高兴。她进屋后隔了一会儿，也打电话给罗兰说：“罗兰，你也出来看啊！”罗兰出去抬头一看，原来林海音用毛笔写了“抬头见喜”四个字贴在墙上。
罗兰说：“海音说过，‘我这个人不藏私’，有一次我想自己出书就去请教海音，她非常仔细认真地一步步教我自己怎么找印刷厂、怎么叫纸、怎么找人经销，后来我真的自己出了好些本书，那是我感到最有成就的一段日子。”　　。　想看书来
　　　　　　　　　　　　　　　　　　
　5。好吃、好谈、好朋友
　林海音家的客厅不但有她那一辈的朋友，就是四五十岁的中生代，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都爱上林阿姨、林奶奶家。邓佩瑜说：“夏伯母很真，有一种文人的天真，每次我们要拍照了，她总是最先打扮好了说：‘我准备好了，你们快点！’她也有一颗年轻的心，我们聊天谈到衣服、鞋子什么的，她总是兴致勃勃地在旁边听，在关键处插一句：‘我也要！’有时我们谈到工作上或生活上的事，她会很仔细聆听，而且很快地抓住重点，说出她的看法。很多女强人只做大事，不做小事，但她大事小事都做，小事做得细致，大事做得气派！”
作家杨泽初到夏府作客，看到在座皆是比他年长一辈的，心里有点忐忑，但他很快地就“在林先生可亲的笑容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编辑宋雅姿自称是夏府的“资深吃客”，最喜欢接到林阿姨亲笔邀请函，事前盼望，事后回味，她说：“喜悦可达一周，真是划算，就凭这份荣幸可知自己是个有福气的人。”
在“来客留言簿”上可以看到夏府的“资深吃客”还不少呢！留英作家游复熙、季光容夫妇留言说：“这是台北市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两岸开放后，《城南旧事》的林海音家，也是大陆文化界访客非常想拜访的地方。作家舒乙、邓友梅、金坚范、陈子善、指挥家李德伦，还有林海音的老师成舍我的公子成思危都到过林海音家，成思危还在留言簿上写下：“字字珠玑自生光，深情至性入文章。信手拈来皆佳作，不拘一格尽流芳。”邓友梅也留下：“林姐姐，在我最困苦的时候您的作品给了我安慰、信心和勇气，今天到您家中，发现我在台北也有了个像家一样可以得到温暖和安慰的。”
正如出版人陈远建说的，长久以来，夏府一直是全台湾艺文界人士的温馨之家，随着海内外以及海峡两岸的交流，夏府成为全世界华人艺文朋友温暖小聚的佳所。他说：“夏府两老的风范，是台北令人怀念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六月，中国大陆有一个十四人的儿童文学访问团来到台北，林海音邀集了北京的孙幼军、樊发稼、金波，湘潭的金振林，还有多位台湾的儿童文学作家林良、李潼、桂文亚等人来家聚会，这是一次难得的两岸儿童文学作家之夜。后来北京的金波在留言簿上写道：“我一直梦想着何时能到台湾来拜访您，没想到这个梦想这么快实现了。今天到府上，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希望您和何凡先生常回北京看看。”
孙幼军也在留言簿上写下：“读您的《城南旧事》，总觉得我是顽皮的小孩时，就在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前的冰场上看见过您。”这样充满儿童风味的话。樊发稼留下：“四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读您的作品，今天我第一次来您家，激奋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述……您的许许多多作品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您的人品文品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而台湾作家李潼也写道：“林先生的人美、声音美，生气勃勃更美，这动人的活气，是天生气质，希望也是能培养的——我暗里欣羡。”
林海音不但声音好听，更吸引人的是她永远不散的人生，俏皮风趣，勇于寻自己的开心，随便说什么都能成为众人注意力的焦点。到她家作客的人都觉得开怀。林海音像撒下一个网，许多人在林先生家的客厅里认识，成就许多文坛事。
何凡、林海音家的客厅，不只有中国客人，还有外国客人，美国人、德国人、澳洲人、韩国人、日本人，他们大都是研究林海音的作品或是来台湾学中文的，日本小姐山寺未希子就是其中之一。林海音曾说：“山寺是一个不客气的日本人。”山寺非常欣赏这句话，她说：“对，我是一个不客气的日本人，不像一般的日本人，我一有时间就跑到您家来聊一聊，我觉得很幸福。”山寺正在译林海音的短篇小说，她说她希望更多日本人看到林海音的作品，欣赏她写的温暖世界。
在夏府作客，大家无拘无束随意谈天说地，或三三两两小群，或大家一块儿谈，林海音很善于在谈话中间点燃些什么，让大家谈下去，或把话题导向有意义的事上。她喜欢谈生活、谈写作、谈人、谈风俗；而何凡喜欢谈社会、谈观念、谈世界大势。在夏府聊天很少有道人长短或隐私的，因为可谈的事情太多了，每次都意犹未尽。正如齐邦媛在留言簿上写的：“海音的家是我与文坛的惟一‘聚散地’。”她认为在今日富裕至此的台北，高朋满座的家庭反而不多，这些朋友随着林海音搬家，好像逐水草而居似地仍然常常满座。她说：“由夏府欢谈出来，常常忘了外面原是风雨。难得的是，何凡兄丰富了我们交谈的内容，强烈的意见却能和风煦日般地谈来。”
夏府的夜谈是集思广义、开讲有益的；夏家的客厅是老少聚集、多重交谊的。一九九四年“九·一八”前夕，散文家陈之藩在留言簿上为何凡、林海音写下“千仞洒来寒碎玉，一泓深去碧涵天”，这两句话是说他们创作的丰盈及为人的海量。　
　　　　　　　　　　　　　　　　　　
　6。永续经营生活
　多少年来，夏府的聚会，温馨自在长期如故。远流出版发行人王荣文说：“如果事业经营讲究永续概念，夏先生、林先生家无意间也提供了大家最好的对待朋友的示范——这也是一种永续经营。”正如与林海音相交五十年的一位文友说：“我们当年那一群朋友，从来也不会觉得，海音那么出名，我怎么没有？没有人会说海音，这是海音做人成功的地方。她对老朋友有情有义，再忙也会主动找我们，她交了那么多新朋友，但老朋友一个也没忘记。”
像资深广播导播崔小萍，当初因制作林海音的广播剧本《薇薇的周记》，和林海音一同参加女记者英文班而结交，后来崔小萍因被冤枉是间谍被关了十年。“当年我‘进去’时，外面传言很多，甚至有人说我已经正法了。海音是文艺界第一个给我来信的人，她送了许多‘纯文学’出版的书给我，并且在信中说，如果这些书‘到不了’我的手中，就捐给看守所图书馆。我‘回来’后，她也是第一个来我家看我的人。海音对朋友真诚，她不理外界传闻，她也不怕。”崔小萍噙着泪水说。崔小萍在“里面”时用毛线钩了两个小娃娃请人带出来送给林海音，多年来，这两个小娃娃就站在林海音家的电视机上。
后来“中华汉声剧团”成立，团长李玉琥第一出要制作的舞台剧就是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蓝的小说《蓝与黑》，李玉琥透过老师崔小萍去找林海音。“第一次见面林阿姨就请我们在她家对面餐厅吃牛排，吃完后上林阿姨家聊天，就在她们家客厅里，她马上一通电话打到美国，找到王蓝，敲定了演出《蓝与黑》的事。那是中华汉声剧团的第一出戏，林阿姨对陌生的年轻人的信赖，使我们很感动，演出时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经常几万块钱地替我们销票。”
没想到，演出的最后一天剧院失火，整个舞台布景和服装道具全部烧光，影响了他们接下来的演出。失火的第二天一大早，林海音赶去看李玉琥，交给他台币五万块钱说：“不要倒下去，要站起来！”就在林海音家的客厅里，李玉琥述说这段十多年前的往事，他眼里噙着泪水。他说，十几年来他坚持没有放弃式微的舞台剧，就是每年都要交给林阿姨一张成绩单。后来“汉声”成立十年时，林海音又建议他们演出老舍的《骆驼祥子》，并由她联系把舒乙从北京请了来。
林海音一生都在快乐地交友，她不以现况为满足，她总觉得不够，朋友圈一直在扩大、在提升；她用心经营友情，很把朋友当一回事。舞蹈家林怀民说：“林先生不是光有客套而无热情，或是徒有热情而无规矩。”
就像作家李瑞腾在“来客留言簿”写下的那段话：
海音先生，您拿相机是记者本色；您整理书信、照片，是一流编辑能力；您亲切、自然地接待宾客，是上等的公关；您的生活，便是一篇又一篇的散文佳作了。
谢谢您，林先生。　
　　　　　　　　　　　　　　　　　　
　1。不逾越孩子的观察
　那年，我念幼稚园大班，祖美念小学二年级，每天早上，父亲骑着他那辆绿色的脚踏车，载着我们上台北城南植物园的国语实小和实小幼稚园上课，然后他上《国语日报》上班。母亲也骑一部淑女车同行，母亲能穿着旗袍骑车。父亲在脚踏车后座安了一张小藤椅，我们姐儿俩，一个坐前座——斜坐在两轮间的横杠上，一个坐后座。从重庆南路三段的家到学校，一路上可看的东西可多了：那个成年穿着黑色唐衫，佝偻着九十度弯的背，每天早晨在门口刷牙的老太太；那个披着长发，穿着紧身衣，叫张仲文的漂亮女星的家；还有那个告诉我天堂是巧克力做的，她拉三轮车的哥哥得了天花的小女孩……
中午放学，我们一群报社员工子弟，到报社等父母下班回家。报社一入门有个人工荷花池，左右两旁是排字房及工厂，荷花池后面上了阶梯，就是父母亲的办公室。有一次我们一群孩子在荷花池边嬉闹、跑跳，突然，我脚下一滑，跌进池子里了！就在掉下去的刹那，我看见姐姐惊慌的眼神，小朋友慌乱地在岸边奔走呼叫。这时排字房里跑出来一个年轻人，一跃入池把我救起来，就在那一刻，我看见穿着长袍的父亲，手撩起下摆，神色紧张地从办公室跑下阶梯过来，后头跟着母亲、林叔叔、柯叔叔……
母亲的城南旧事在北京，我的城南旧事在台北植物园的荷花池畔。
自一九五七年起，林海音陆续在《自由中国》、《联合报》、《文学杂志》发表了回忆北京童年的小说，这一系列小说后来结集成《城南旧事》，一九六○年由台中光启出版社出版。比起同时代光启社出版的另两本畅销书：琦君的《烟愁》、张秀亚的《北窗下》，《城南旧事》的销路普通，只销了两版。一九六九年第三版起由林海音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重排，继续印行。
《城南旧事》出版后一直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虽然有一些鉴赏者。由于台湾女作家的小说真正受到重视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而《城南旧事》出版在六十年代，当时短篇小说评论甚少，因此多年来，在台湾有关《城南旧事》完整的评论只有齐邦媛教授的一篇，这篇评论当初还是用英文写成，是她到国外讲学用的。
《城南旧事》写的是二十年代，北京南城，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子温暖和乐的一家，故事循着英子七岁到十三岁间发展，英子以一双好奇的眼睛，观看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读者读了《城南旧事》，很自然地会把它视作一本自传体小说。林海音就是英子，英子就是林海音；林海音创造了英子，英子也成就了林海音。对于有人把《城南旧事》列为自传体小说，林海音没有意见，但她表示文中所写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她和她的亲人不过是陪衬而已。她说：“读者别问我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而神圣吗？”
《城南旧事》包括了五个短篇小说《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再加上前面的《冬阳·童年·骆驼队》。它们分开来是各自独立的故事，由于全书的故事在时间、空间、人物的造型、叙述的风格上全有连贯性，合起来可视为作者以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长篇小说。
把幼年的记忆以小说的体裁写出来，古今中外都有，如何能不超出孩子童稚的观察，不产生大人说孩子话或孩子说大人话的状况，写出一本动人的成人小说，并不容易。历史小说家高阳认为林海音以高超的技巧，剪裁往事；而非以成人的思想和情感，解释童年。林海音对于这一丝守得极严，也就是说，保持了完整的特殊观点，才呈现了纯粹的主观的客观，因此，传神之笔，美不胜收。
英子原是一个懵懂好奇的旁观者，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