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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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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的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闽南人，生长在北京，又嫁了个“外省人”，她的生命履历涵蓄了今天所说的“政治正确”的条件，她在每个立场都站得很稳，都敢说话。
林海音又如何给自己定位呢？她以一口清脆利落的北京话说：“人家爱怎么看我的作品，就怎么看，爱把我往哪儿安，就往哪儿安，我无所谓。”
林海音有两个故乡，却只有一个童年，那就是她的“城南旧事”！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林海音：《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
1。从“捐书”到“为台湾作家编…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她由萧乾、文洁若及张光正陪同，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由当时的馆长杨犁、副馆长舒乙接待。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是由当代老作家巴金在一九七九年始倡的，一九八五年正式成立，主要是为了搜集、保管、整理和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手稿、著作版本、译本、书信、日记、录音、照片、文物等。数年来已成立了丁玲、冰心、巴金、萧乾、俞平伯等十数位作家文库。林海音对史料的兴趣一向很大，她自己多年来把朋友、作家给她的信，还有全家人及朋友的照片，都按姓名笔画及时间先后整理出来，一本本贴好保存着，所以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作家文库特别有兴趣。
舒乙说：“陪同林先生参观比较省事，因为她见景生情，随时随地会把心中的故事掏出来讲给你听，而她的故事又是那么多、那么方便、那么有趣。在每个房间都要站上半天，先是听你的，听着听着，就成了听她的了。萧乾老先生拄着手杖，停停走走，笑眯眯地听了一路故事，不大插嘴，光是乐。”
那天站在文学馆的图书书架前，林海音数了数台湾的文学书，一边数一边摇头说：“不全，不全，太不全。”她说，她回到台湾，要寄一套“纯文学”的书来送给文学馆。果然，一个多月后，中国现代文学馆收到林海音寄来的四大箱赠书，一共两百零二本，“纯文学”出版的书一本也没少。后来她又寄去了早已绝版的全套《纯文学月刊》。这套《纯文学月刊》是中国大陆惟一的一套。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收到的第一批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台湾当代图书。
接着，林海音号召当时台湾文学出版界的九歌、洪范、尔雅、大地等著名出版社，也把整箱整套的书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寄费完全由林海音出，这一大批书充实了台湾文库；大陆的研究学者、作家、出版社要看台湾的作品，要编字典，都向现代文学馆借。这些藏书，引起了大陆文学研究界高度重视。后来，其他的台湾出版社听说了也纷纷捐书。
“有了书，细细读来，大吃一惊，原来台湾当代文学相当的强，他们拥有一大批很有实力的作家，拥有一大批成功的作品。为什么不编一套书向大陆的读者介绍呢？”舒乙说。
这套书起名为《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每一辑出十本，介绍十位台湾作家及他们的作品，一辑辑陆续介绍下去。文学馆还请了冰心、萧乾、林海音三位担任顾问。林海音说：“我这个顾问可是又顾又问的噢。”她义务性地做这份工作。她说：“现代文学馆的展示、研究和搜集的资料相当齐全，又举办各种文学座谈会，像‘老舍文学创作生涯展览’、‘巴金创作生涯六十周年展’都颇有意义和号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对该馆所筹划的《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怎能不给与支持呢！”
这个由舒乙带领的编委会，和林海音反复商量、研究、仔细推敲后，选出了十位作家：白先勇、余光中、林文月、林海音、徐钟、彭歌、张秀亚、琦君、黄春明、郑清文。由大陆十位对这些作家有研究的学者来挑选作品，每本字数在十八万字左右，并由编选者执笔写一篇序言和导读。透过林海音的介绍，编选者和作者直接沟通、访问、联系，中国现代文学馆也得到了作者的正式出版委任书。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第一辑的十卷终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十卷是：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吴福辉编选）、余光中的《中国结》（陈燕谷、刘慧英编选）、林文月的《风之花》（刘麟编选）、林海音的《金鲤鱼的百裥裙》（舒乙编选）、徐钟的《观光和观光客》（刘晴编选）、彭歌的《象牙球》（傅光明编选）、张秀亚的《杏黄月》（刘屏编选）、琦君的《红纱灯》（李今编选）、黄春明的《莎哟那拉·再见》（计蕾编选）、郑清文的《槟榔城》（董炳月编选）。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新书发表会在北京举行。七十五岁的林海音抱病从台湾赶到零下三度的北京，参加隆重的仪式，当天另一位顾问萧乾先生、作家吴祖光先生、北京外语学院教授夏祖等，都热烈发言，表示对这套书出版的期望，气氛热烈。
两岸开放初期，两地出版界曾未得作者同意，出版了一些印制编排粗糙的书籍。一九九三年，中国现代文学馆认真编的这套《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使大陆读者及研究者在台湾的通俗畅销小说之外，看到了一批阵容强大扎实的作品。这个突破很重要。这第一批介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台湾早已有了地位，并拥有广大读者，但对大陆读者却十分陌生，甚至从来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遑论作品，舒乙表示，十位中有六位以上是在大陆首次被有系统地介绍的。
正如萧乾先生说的，林海音参观文学馆一边看，一边产生各种想法，而其中一个想法：“台湾的书这么少，还谈什么文化交流？”因此成就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中国现代文学馆雄心勃勃地计划出版第二批、第三批台湾作家的作品，甚至名单都和林海音商量了，但一九九六年底林海音病了，这件事也就暂时搁了下来。舒乙表示，林海音不但充实该馆馆藏，也是向大陆推介台湾作家的重要桥梁，文学馆的同事都非常感念，每次有访者到文学馆，他们都会提及这段情谊。
2。画下完美句点
一九九五年初，林海音开始着手结束成立了二十七年的纯文学出版社。那年她七十七岁。她曾说过：“我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但现在觉得力不从心。
有人建议，建立声誉与招牌很不容易，要累积多少年才能在读者心目中、在社会上站稳脚步，“纯文学”的金字招牌可以转让、出售。也有人建议，“纯文学”库存那么多书，可以折价出售；已经买断的版权，可以让售。可是林海音没有这样做，她一向说话快人快语，做事干脆利落，现在要结束她一生的最后一个事业，也绝不会拖泥带水。
她发信给图书馆、学校、慈善机构，把库存的书一批批捐赠出去，她表示：“我们不是倒闭，是结束。”单只对图书馆就捐赠了八万本。她也与在“纯文学”出书的作者联络，无条件把版权送还给原作者，而且把存书上百本地免费附送。许多作者过意不去，他们说，“纯文学”当初出版这些书时已经付清了版税（“纯文学”一向是预付版税，每一再版就把该版全部版税结清，即便还未销出），现在反而免费得到这些书，实在是“无功受禄”。不过林海音仍然表示：“既然是结束，就不再营业。我只送，不卖。”
另外，她更考虑到，各地书店里尚在出售的“纯文学”书籍。她的办法是，书店可以向“纯文学”换取所需，因为一旦出版社不再有人上班，书店也就不再有机会得到自己需要的书了。最后剩下的事，就是处理账务、税务，并付清所有的印刷、纸张、装订厂等费用，这些事情陆陆续续进行了一年才真正结束。
把一手创办的事业结束，令人不舍，有的人怕伤心，情愿交给旁人去处理，但林海音不假手他人，她要用自己的方式亲手结束，为“纯文学”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文友、出版界、纯文学员工，甚至读者和新闻媒体，对纯文学出版社要结束，感到不舍、伤感，但林海音总是微笑地说：“这也没什么，总要结束的嘛！何况过去投注在出版社的时间已经够多了，今后我要以更多的时间写作和阅读，因为写作才是我一辈子的爱好。”当时七十七岁的林海音，在“纯文学”结束的最后一天对同仁说：“以后我们还是能做些事，我们将来可以光出版儿童书，比较简单。我以后要全心为孩子写些东西。”
“纯文学”结束前，她找来《民生报》文化版的徐开尘小姐，告诉她这件事，算是对社会公开的交代。第二天，《民生报》文化版刊出：《纯文学即将走进历史》，文中最后写道：“……她说，周围友人、出版社工作人员比她还难过，但她并不伤心，可能是急于摆脱这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真希望明天就不用来上班。’想到以后所有的时间都属于自己，林海音不再眷恋过去。她的先生何凡说过：‘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她觉得未来更值得期许。”
纯文学出版社的结束，使得文学书籍全盛时期的“五小”成为历史名词。在文学书籍最风光的时代，“纯文学”、“尔雅”、“九歌”、“大地”和“洪范”这几家专门出文学书的出版社自称为“五小”。“五小”以前在出版界是亲密盟友，文学市场式微后，彼此也互相鼓励、打气。“纯文学”的结束，不只是一家出版社的结束，也代表着纯文学性市场的萎缩，这一点使许多人感伤。
“纯文学”的收场干净利落，使作家不损失版税并取回版权；印刷厂、纸行不受拖欠，这是林海音的风格。然而，结束“纯文学”，林海音真能如她自己说的“这也没有什么，总是要结束”这样豁达吗？在长达一年的结束期间，林海音仍然每天去“纯文学”上班，看着日渐搬空的仓库，撑着精神工作，那是一种煎熬。
有一次女摄影家王信去“纯文学”看她，然后两人一起坐车回家。这些年，她每天从东区的住家到城南的出版社上班，每天都要经过她喜爱的仁爱路，虽然时空移转，仁爱路已经不像一九四八年她刚回台湾时那么好看，但是耸立的椰子树还在，这些耸入蓝天，南国风味的椰子树，曾给初返故乡满心忧愁及思念的她，带来踏实与安定。可是那天走过仁爱路想到前尘种种，她心中百感交集，突然说：“王信，我好想哭！”王信心里明白，就说：“林阿姨，那你就哭嘛！”“林阿姨当时很快用手捂面大哭起来。”王信说。
王信说到这里，我们的眼眶都红了。我感伤的不是受社会欢迎的“纯文学”结束了，“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总会有这样的一天；也不是事业成功的母亲逐渐步入晚年，这是人生无可避免的。我心中想到的是，十三岁那年失去父亲的孤女小英子！
母亲是个好强的人。认识她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坚强与毅力，敬佩她的责任感。坚强的人是不轻易软弱的。母亲也是个有智慧的人，能舍就舍，能放就放。外婆逝世那天早上，她亲自为外婆换上漂亮、干净的衣服，她没哭，因为外婆病了很久了；我们几个女儿出嫁，她也没落过一滴眼泪。看着儿女一个个出国，她总是和父亲带着大批礼物，千里迢迢来探望我们。在海外，每隔几天就会接到她的电话，电话里她精神十足地与我们闲话家常，也不管昂贵的电话费，让我们觉得天涯咫尺。
但是，现在结束“纯文学”，她为什么忍不住掩面大哭呢？我没敢问她，因为我知道时她已生病。她不舍的不只是“纯文学”，还有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岁月吧！她“还没够”，她“怕散”。朋友来访要走时，她总说：“别走，还没说够呢！”人生那样美好，她还没够，不能散，但身体状况不允许她继续下去，“纯文学”不能不散场了。
母亲晚年身体眼力都不好，有一次她上餐厅吃饭，灯光比较暗，她看不清楚怕摔跤，突然有点生气地说：“你们谁来搀我一下，我看不清楚！”那个不让人搀、说过“别把我搀老了”的母亲，不得不服老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纯文学出版社走入历史。自一九六八年成立，二十七年以来，“纯文学”一共出版了四百多本高品质的书。有人说，作家以在“纯文学”出书为荣，书店以没有“纯文学”的书为憾。
而大部分“纯文学”出版的书，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其他出版社选走重新出版，包括林海音自己的书。这些书不但重上市面，而且有些很快再版，这也可以看出林海音当年选书的眼光及水准，好书是不会被埋没的。
1。岁月的纪录
连着两个星期，每天午后，我坐在台北父母亲家的餐厅餐桌边，把一叠叠相簿，按着母亲依年代编的顺序翻阅着。一张张照片，一个个画面，拼出一幅幅全家福：诚实正直的父亲，聪慧勤劳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辛勤努力建立起这个家。多年前母亲写道：“我们的生活情趣重于物质追求，在这十三叠半的天地里，实在是健康多过病弱，快乐多过忧愁，辛勤多过懒散。”
印象中，我们几乎没有被父母斥责过，更没有被打过，这倒不是我们特别乖巧或是父母放任不管，有次父亲接受访问时的回答很妙：“因为我从小没有挨过揍，所以不会揍人。”
正如父亲在那次访问中所说的：“我们传家并不讲道，只是以身作则，不为无益，努力赡家，子女看了自会受到影响。”
母亲午睡起来，我给她冲一杯加糖的奶茶，母女俩就这样一块儿看照片。父亲写完稿也常常加入。有时，我们移到客厅舒服的沙发上，看看照片，吃吃点心，停下来聊聊天，或是就这样闲散地一直坐到黄昏。
从客厅的长排玻璃窗望出去，落日余晖照射在国父纪念馆的大片金黄色屋瓦上，衬托着人行道上一排两层楼高的绿树，益显青翠。母亲说：“你瞧，我坐在这儿，从这个方向望出去，常常把那排屋顶当成是天了，我想今天天气真好，天空金黄金黄的。等站起来一看，才知道那一大片金色是屋顶，真好看啊！”
父亲说：“咱们刚搬来时，那排树还没那么高，现在全长到二楼上来了，含英，这是什么树来着？”
“槭树啊！”母亲说。
中年的女儿从外地归来，与年迈的双亲共享生活中琐碎记忆。在那些黄昏对话里，我心里充满了感恩与满足。
每次我们从国外回来探望他们，放下行李，迫不及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厅大茶几下面的一大叠相簿取出来欣赏，那些都是母亲最新照了放进去的。一本本新相簿，把中断的岁月连接起来。不论在花前、美食前、美景前、满桌书稿前，或是文人雅集中，母亲总是穿着亮丽高雅，神采奕奕，有些照片我们早就陆续从母亲寄来的家信中收到。两岸开放后，她寄送照片的对象更增加了大批的大陆亲友。她照了美照送人，不是炫耀，而是分享。她从不掩饰自己爱美之心，人家称赞她美，她会很高兴地说：“真的吗？真的吗？”她的神态有点娇娇的！
她常常会在照片后面写几句话。在一张手托腮沉思的半身照后，她写着：“无皱纹是因为傻瓜相机好，满头华发是成熟的表记，手上青筋暴露是勤勉的记号。”在一张满桌佳肴前，她幽默地写上：“想吃！”两个字。给四十多年没见面的老同学李菊同寄张与丈夫何凡、儿子祖焯的合影，她在后面俏皮地来上一句“与凡夫俗子合影”。在与一株盛开的昙花合照后面，她写道：“大家等呀等呀，花苞涨大了，几乎是听到‘叭’一声，就剥裂开，爆出一大朵洁白得像白玉的花。”
那些照片后面的话，是她的生活随感，亲切、机智又有文采。后来几年，她几乎都是这种图文并茂来代替家书了。
母亲五岁去北京，三十岁回台湾，所有的照片全没带出来。她遗憾那段成长因为没有照片而成了空白，也就特别珍惜用照片留下岁月的纪录。
母亲后期的作品中采用许多照片，在《奶奶的傻瓜相机》里，有一篇《他们都长大了》，她找出了四张我们童年的照片，再配上四张我们的子女小时候照片。有趣的是，这几张父子、母子童年相片，不论长相、表情、神气，都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在上百本的相簿中，真亏她搭配了这么巧妙的组合。对她来说，这承传是人生的一种圆满，这比她自己得到什么奖，都重要得多、满足得多。她每次照完相，总是迫不及待地去加洗。到了晚上，她已坐在灯下，戴着老花眼镜，把那些加洗出来的照片一一寄给影中人。她这么忙，对朋友却非常周到。有朋友生孩子她第一个上医院去看，还进去为小婴儿拍照，说：“林奶奶来看你了！”小婴儿出生没几个钟头，头上还带着血呢！她的百宝箱里为许多朋友保管了永远失去的时光。
2。勤奋过日子
如果只用两三个字来形容林海音，那就是“勤奋”，她的小女婿钟建安就说过：“妈从清晨睁开眼就没有一刻停过。”
一九一八年出生的林海音属马，她是一匹勤劳的马。
林海音的“勤”遗传自父母，林家人都是勤快爱整洁。有一回祖焯曾和母亲林海音讨论到这一点，结论是，爱好整洁的民族（比如美、日、德）都较强盛，而爱整洁的家庭也不会衰落，因为勤劳。
一九###年，在何凡八十寿诞及与林海音结婚五十年的金婚宴上，旅美诗人郑愁予上台朗诵了一首诗，以“南海观音”来形容林海音的雍容自得，他表示在台湾这四十年来有两句使人振奋的话——诗人周梦蝶的“直到最高寒处犹不肯结冰的一滴水”，另一是何凡的“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前者是生命升华到极点的一滴快乐的泪，后者是穿越黑暗冲进黎明的脚步声。郑愁予说：“其实，何凡先生的黎明是与睿智同在，八十岁多半是优游而过，何曾追赶。况且，老伴海音做什么事都是捷足先登，就是追也没有用。”
这段话引起满场笑声掌声，很传神地点出了林海音的“勤”。林海音做事很少假手他人，她常常是动起手、抬起脚就去办了，她等不及别人去做。
林海音“勤”，表示她身体好，能应付，同时也是她对事情有强烈的责任感。她的大女婿、执教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庄因，就认为林海音的“勤”是“自尊”的表现。他说：“我的岳母处理事情利落非常，立竿见影，速战速决而不拖延，甚至令人多少感到‘咄咄逼人’的气势。老子说：‘一日勤，二日俭，三日不为天下先。’对二、三两项，我的岳母是有某种程度保留的，但是对‘勤’一字，当之无愧。”
母亲的“勤”还表现在家务上。多少年来，她都是每天中午回家做午饭，有段时间，每天中午下班，我和母亲及祖葳（当时她还没有结婚，我们两人都在纯文学出版社帮母亲）先经过《国语日报》社接父亲（他当时担任《国语日报》社长），再一块儿回家，吃过午饭，再一起去上班。
那时母亲家里用了一个半工阿珍，每天早上母亲出门上班前，交代阿珍把需要炖或红烧的菜先做好再走，中午下班回家一进门，母亲就先奔向厨房，洗个手，系上围裙，一会儿工夫香喷喷的菜就端上桌了。不管是素炒青菜、豆芽、榨菜肉丝、豆干里脊或是醋溜鱼片，这些简单的材料到了她手里，三两下就色香味俱全了。在台北还没流行小炒之前，母亲做的小炒就已很有名。遇上吃饺子时，从拌馅、和面、擀面皮，母亲更是一个人包办。她一个人擀的皮，可以供应四个人在边上包；她做的牛肉馅饼，比北方馆子的还道地，牛肉馅饼配上早上熬好的绿豆稀饭、现拍的黄瓜拌粉皮，大家吃得精光。她会说：“以前我们在北平大家庭时，你奶奶最会招呼孩子们多吃。有时吃得盘底朝天，她会开玩笑地说：‘真是吃得家人落泪、狗摇头啊！’”所以有一阵子，我们流行说：“妈，你今天炒的菜，又要吃得家人落泪、狗摇头了。”
后来，我们子女陆续出国，只剩下父母两人，也不再用半工，但母亲有很长一段时间仍维持每天中午下班做午饭的习惯。有时朋友说：“海音，你那么忙，就少做中午这顿饭了吧！”母亲说：“我喜欢做嘛！”
其实不只是她喜欢做，也因为父亲喜欢吃她做的菜。同时父亲每天有午睡的习惯，回家吃饭后，可以小睡一会儿再去上班，这些母亲都考量到。在祖葳的记忆里，母亲常常忙完了出书，打一场小牌，夜深回到家，又在厨房里忙第二天要请客的菜。她说：“妈不论做什么总是兴致勃勃的。”
大女婿庄因以“爽、真、勤、威、善”五个字来形容林海音，真正点出了林海音的性格。
林海音曾说过：“跟我这个人交朋友，不要在心里算计，我什么都放在面上，包括急躁的脾气。”一位老友就说她：“她跟好朋友在一起，直言相谈，言无不尽；可是在背后，她护卫着她的朋友，她会说：‘得了罢，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背地里这样讲人家？’她关心朋友，出于至诚。”林海音比较敢说率真的话，某些方面有点天真，别人被她抢白一顿，并不觉得是羞辱，而是有一种被指出错误的感觉。
林海音洞悉人性，目光有时十分锐利，一位摄影家在第一次拍摄她时就说过：“她那好像一眼就要把人看穿的眼神，令我招架不住。”目光锐利再加上她直言不讳，使人敬她也怕她，在她面前不敢乱来，因为她会当面拆穿。
对于“威”这点，庄因认为林海音是个自信十足、洞察敏锐、能力高强而不轻易依仗别人的人，这种人定然会站在盱衡大局发号施令的位子，必然生威，别人也就生畏，他说：“有威必有望，她对人严而不苛，情理并重，事必躬亲，以仁德忠厚对待，这样的威是令人服膺而不伤人的。”
林海音也兴趣广泛，阅读、旅行、搜集小玩意儿（剪纸、手帕、大象、钱币等）、听戏、看电影、电视、看表演、做手工、打打小牌……不分东方西方，不论现代古典，她都能接受。她平日工作要接触许多书稿，还要开会、讲话，因此日常生活中尽量让自己轻松，电视节目中的日本相扑、女子体操、布袋戏、地方戏，她也都有兴趣。
早年她学缝纫、学打毛衣，学英文、日文、书法，之后又学开车、画画、电子琴……她不是随便学学玩玩，她认真地去上课，回家还练习。早年学缝纫时，她为几个女儿设计缝制了好些件漂亮别致的小花裙。常常一穿上身，引起巷子里其他小女孩羡慕的眼光，回家要妈妈也照做一件。早年刚到台湾她学缝纫不只是为兴趣，为省掉买衣服的钱，还为了贴补家用，她从洋裁学校带工作回家做，赚点外快。
有一次她想学摄影，特别请朋友在日本买了单眼照相机，还配备了三个镜头。在她那个年龄，很少人愿意学这种麻烦的换装镜头的照相机，她很认真地向摄影家请教，还做笔记，她用那个单眼相机拍了不少照片。后来连摄象机都买了。晚年如果不是生病，她一定会买电脑或玩数码相机的。
曾有朋友看她拍照时换装镜头，就说：“海音你不嫌麻烦啊！”她说：“好玩嘛！”她觉得这样生活才有趣味，这也是一种动手动脑的乐趣。
对于新的产品、新的发明她都有兴趣尝试，从最早的电唱机刚“传入”台湾，到后来洗衣机、洗碗机、微波炉、吸尘器、除湿机，她一样也没错过，都高高兴兴地率先使用。她说：“我非常感谢发明电器的人让我节省下做家务的时间来写作、看书、交朋友。我常常摁了钮看机器操作，打心底的赞美感谢，就像信教的人感谢主一样。
3。爱家恋家
林海音在身体好，工作力强，精神旺盛的年纪，不但喜欢自己做菜，也享受吃，她说过，有时她想到下个星期要吃什么，整个星期她都会盼着。但她对那些昂贵的鱼翅、燕窝，或一些大费周章做出来的菜一点兴趣也没有；她爱吃一碗道地的炸酱面、一盘炒得米粒喷香的炒饭，或是一碟嫩嫩的白斩鸡沾蒜末……妈妈爱珍在世时，常常拎个小包就上“纯文学”送吃的来了，她一进办公室，办公室的宋小姐就会说：“林先生，婆来了！”
笑眯眯的爱珍，打开包袱皮，拿出一盒还温温的东西用台语说：“早起市场呒卖土鸡，我撒了一只给伊，拢切好啦。”她知道大女儿最爱吃白斩鸡。
妈妈爱珍在一九八三年夏天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有十三个内外孙。她去世后，林海音常会遗憾地说：“唉，还有好多话儿想问我妈，拿起电话，一想她已不在了，我妈一向身体不错，我以为她能活到九十岁。”
妈妈爱珍去世后两个月，《城南旧事》在台北重新排印出版，林海音在扉页上写道：
谨以此书献给
先母林黄爱珍女士——一位中国的女儿，中国的妻子，中国的母亲。
林海音晚年写过一篇回忆短文《三妹，你在哪儿？》，写她八岁那年住在虎坊桥，一个炎热下午，三岁的妹妹燕珠突然不见了。“三妹，你在哪儿？”英子整个院子、房子都找遍了，就是没有回音。她急得到门外看，门口有两座石狮门礅，她常和三妹站在门礅上看街景。但是门礅上坐着一个“老要饭的”，“要饭的，有没有看见我的小妹妹？”要饭的摇摇头。英子急得哭了，妹妹准是给“拍花子的”（传说用迷药拍小孩的头，小孩就会跟着走）拍走了。英子抹着眼泪跑进屋，除了叫“妈”，没有别的办法。最后，在黑漆漆的贮藏室里，看见方桌上好像趴着一只小猫在动，不是小猫，是三妹！“阿珠！”她喊，三妹抬起头向英子傻笑，她正在玩一堆铁蚕豆呢！
许多年后，她们长大了，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英子全家都到了台湾，三妹留在大陆，三十多年音讯全无。她常常念着：“三妹啊！你在哪儿？”每一想起没有消息的妹妹，她就“回”到虎坊桥宅院饭桌上趴着的那只“猫”，她想，只当三妹死了罢，说不定她真不在人间了，这样心境还会舒坦些。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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