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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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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艺少女林含英
英子进入福州人办的私立春明女中就读。进入春明，除了住在南城方便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特别优待福建学生，一般学生的学费要二十五元，福建学生只要缴十八元。
南城是京剧演艺人员住的地方，所以一些京剧、话剧或演电影的子女都进入这所学校就读，像著名老生余叔岩的两个女儿余慧文、余慧清就和英子同班，也是好友，他们的功课棒极了。余家生活保守，余叔岩不许孩子听戏的。著名的话剧、电影演员白杨（学生时代叫杨君莉）比英子低一班，那时白杨圆圆的脸庞，白皙的皮肤，明眸皓齿，笑容甜美。还有比她低好几班的、后来成为名伶的言慧珠，也都是春明的学生。
今年八十五岁的吴金玉在北京回忆道：“刚上春明时，林含英（英子）给人的感觉是不爱说话，静静的，也许她那时候刚失去父亲。那时她就很喜欢文艺了，有一次上课，只见她一个人把头压得低低的，默默地掉眼泪，原来她在看《红楼梦》。那时候女孩子是不准看《红楼梦》、《西厢记》之类的小说的，怕学坏了。”
渐渐地，含英从丧父的失落中走出来，她交了一些好朋友，余家姐妹、吴金玉、万德芬、傅增、吴允贞、李菊同等，白天一起上课，放了学回到家，想起还有什么事儿没说，就再写信。含英常让会馆里的长班把信送到同学家，妈妈笑她：“不是刚才见的面吗？怎么这会儿又有事儿要说了，不能等到明天上学再说啊？”
路北的北新书局和路南的现代书局，是含英上中学后吸收新文艺的地方。现代书局是施蛰存等人办的，含英为自己订了一本《现代》杂志。她去看书的时候喜欢跟书店的店员谈谈什么小说、新诗的，觉得自己挺有点文艺气质的。爸爸不在了，妈妈整天在家弄孩子，她又上无兄姐，读什么书、上什么学校，含英都得自己做主。
那时北京的学生话剧已经很盛行，有一次她和白杨被选为学校代表，参加一个学生话剧的组织会议。那时白杨和姐姐住在宣武门外，含英从南柳巷走一条西草厂出西口到宣外大街去找白杨一道去。开会回来白杨送了她两张小照片。可惜白杨在春明念了一年就离开了。念初三的时候，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的同学排演《茶花女》，找上了她这个初中小女生轧一角，饰演茶花女的女仆纳宁娜。含英念小学时，就在附小图书室借过林琴南译的小仲马的《茶花女轶事》，她迫不及待地到琉璃厂的几家书店去找剧本，果然在北新书局找到了刘半农译的。回到家，她连饭都顾不得吃，就捧着《茶花女》看。她拿腔拿调地念着纳宁娜的台词，有时也试着别人的台词。妹妹们站在玻璃窗外看着她笑，妈妈也笑骂她：“在发疯！”
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要到导演也是名戏剧家余上沅先生家排戏。余家在城的另一头，每次含英下课回家，匆匆扒两口饭，就一个人坐上洋车，直奔余导演的家。洋车一路摇晃着，小小的她坐在车上，心里涨得满满的兴奋情绪，一路背着台词儿。那时已是深秋，她看着路边的落叶在秋风中吹起，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像在经历另一种人生。
到了余家，还没下车，就听见屋里人声沸腾，外头冷，屋里却满室如春。余太太陈衡粹女士准备了茶点。余师母的姐姐就是前辈女作家陈衡哲。含英在这群大学生、高中生里是最惹人喜爱的小妹妹，她排戏一点也不怯场，余教授常常夸奖她。
戏排演了两个月，演出三天，非常成功，是由北平小剧院主办的，含英也成了小剧院的一员。慰劳宴上，十五岁的含英穿了件长旗袍，自做主张地配上一顶斜戴的米色法国帽赴宴。慰劳宴上，大家彼此叫着剧中人的名字，她一进门，就听到有人叫：“纳宁娜，来这一桌坐吧！”
演完了《茶花女》含英还文绉绉地写了一首新诗，发表在《世界画刊》上。《献给茶花女》是她一生中少有的诗作。
你在终夜看守着这脆弱的生命，
你在你的肉体里还留存着偎抱中所灌输的温和的柔情；
你紧紧地对着那默静无言的唇，
这也是你爱阿芒而给阿芒的爱的初吻。
无情的风，无情的雨，
再加上一个无情而柔弱无力的黄昏；
你为了青春，你牺牲了你的青春，
一个不可超越的身体，便会有忧闷、悲苦，和消灭的温存。
多年后，含英在偶然机会里又得到这本《世界画刊》，看到自己当年的诗，她笑着说：“哪儿这么多无情啊，柔弱啊。”
《茶花女》的经验使她难忘，不过她想，如果专制严厉的父亲在世，会让她去演戏吗？含英觉得自己像脱缰的野马，更别提多自在了。
2。进入北平新专
含英从春明女中毕业，进入翊教女中读书。开学没多久，就听说北平《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以及《世界画刊》的社长成舍我先生创办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专门培养新闻编采人员。学生不用缴学费，可以一边上课，一边在报馆实习，将来有机会进报社工作。含英衡量家里的经济情况，下头还有这么多弟妹要培育，再加上对写作有兴趣，她就自做主张报名北平新专了。
投考北平新专还有一段插曲。成舍我先生很重视学生的品德与家庭，当年含英在春明女中念书时演“茶花女”的剧照在《世界画刊》登出过，成先生以为她是个喜欢活动、好出风头的女学生，不会好好在那苦学校读书，本想不录取她的，但后来看到她的作文卷子和一笔好字才录取。
当年的北平新专学生不过一百多名，师生彼此都认得，感情也特别融洽，含英很敬畏舍我师。在《一生的老师》一文中，她曾追忆当年受教的情形：“那时‘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并没有课本，只有一本徐宝璜翻译的《新闻学》，以及邵飘萍等人写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几本书。舍我师都瞧不上，所以他宁可亲自讲授他自己的一套，却没有讲义。他口授，让我们笔记下来，回家之后再把笔记用毛笔誊写在正式笔记本上。这也是一门苦练的功课，是为了让我们借此练习‘听写’及整理工作，外带练习毛笔字。这一整理，几乎要通宵工作，这样的训练练就我至今写字快速，得益匪浅也。我有时想，如果那时的笔记留下来（我确实留过若干年），岂不可以出版了吗？”
当时北平新专的女同学中有“四大金刚”——关容、夏志娴、高文彩和林含英，她们都是成舍我先生的高足，也结为好朋友。夏志娴人最老实，和含英最相知。后来，含英和关容到了台湾；夏志娴和高文彩留在大陆。一九五六年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在台湾复校（现已升格为世新大学），含英和关容都曾应老校长成舍我之邀回校教书。一九九九年含英长子祖焯，自居住三十多年的美国退休，回台湾任教于世新大学。
二十多年前关容迁居日本，前些年在横滨去世。夏志娴前几年也在大陆病逝，每次想到这位老同学，含英都有无限的心疼与感慨。正如夏志娴的妹妹夏谊娴说的：“成先生的四个高足中，林含英最有成就，我姐姐很可惜，在那个时代下委屈了一生。”至于高文彩，则一直没有下落。
在北平新专读书时，含英和夏志娴都是学校排球队的队员。夏志娴个子高，在前面担任杀球；含英个子矮，但身手灵活，在后面供球，两个人合作无间。当时在北平《世界日报》工作的人，也常到北平新专打球，其中一名年轻的编辑，排球打得好，冰也溜得好，每次在球场打球，总会有学生指指点点说：“这是溜冰健将夏承楹。”夏承楹来自书香世家，在家排六，家里佣人称六少爷。他和七弟夏承楣的花式和双人溜冰，在北海溜冰场是出了名的。“夏六、夏七”是当时北平体育文化界名人。
含英常常在北平新专球场看到夏承楹的矫健身手，大她八岁的六爷却没注意到这个小女生，直到含英也进入《世界日报》，两人成为同事。
3。办公桌订情缘
西长安街《世界日报》的办公室不大，编辑部摆了一长排桌子，为了节省空间，上晚班的和上白天班的共用一张办公桌。含英被分配到和当时主编《学生生活》版的夏承楹共用一张办公桌，共有一个抽屉，这张桌子也种下了他俩日后的情缘。夏承楹做编辑，上白天班，下午发完稿就下班；含英白天在外头跑新闻，晚上才回报社写稿，两人各持有一副办公桌中间抽屉的钥匙。
夏承楹在学生时代就喜欢运动，读北平师大附中时参加对球（即排球）校队，附中的球队是全国驰名的。每逢有大型比赛，就有报馆约他做临时体育记者，写写比赛经过。从师范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被当时在《世界日报》工作的谭旦（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找去主编《学生生活》版。
夏承楹出自忠厚传家的书香家庭，父亲夏仁虎（字蔚如，号枝巢子，1874—1963）举人出身，曾任国会议员、财政部次长及国务院秘书长，精通诗文词曲。夏家有八子一女，夏承楹排六。他自小会读书，从师大附小起，一路保送师大附中初中、高中到师大外文系，中英文俱佳。他不但热爱体育，还能吹口琴，附中开同学会时常上台表演，到了师大更和同学张清常在北平的广播电台定期广播口琴。
夏承楹对含英的第一个印象是：“她很好看，人也很随和。”后来发现，原来两人都住南城，还是师大第一附小先后期的校友呢！
夏家原籍南京，一###八年仁虎先生二十四岁，进京赶考，中举后就留在北京。夏家九个孩子，除了老大是在南京出生，其他都是北京出生的，他们在北京落户了。北伐成功后，仁虎先生自宦海退隐，住在南城宣武门外永光寺街一号，一大家子好几房，连带老妈子、车夫、厨子、裁缝，一共三四十口，是个标准的中国式大家庭。
永光寺街和含英住的南柳巷晋江会馆都在南城，两条街在一个拐弯上，走路十分钟就到了。夏承楹在学生时代每天上学都要经过琉璃厂这条文化街，常到街上的书店看书、买书，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而这两家书店，也是当年文艺少女林含英最常去的地方。两人都爱看书、看电影、吃小馆、交朋友，热爱生活，对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坦诚正直，可说志同道合，兴趣相投，感情自然而然深切起来。
有时夏承楹下了班，会在办公桌抽屉里留点零食、水果给上晚班的含英，或是留张字条订明天的约会。周末，他们常常去比较摩登的东城。从念师大外文系起，夏承楹就替东城的真光电影院翻译电影说明书。那时候的说明书是彩色纸印刷的，有好几页；前页介绍当时演的电影情节，后面就是明星和其他与电影有关的资料。这份工作本来是由夏承楹四哥夏承棂的同学熊式一先生做的，熊式一出国后，就找夏承楹来代替，工作没有报酬，但可以免费看电影。当时电影票价楼下三毛钱，楼上五毛钱。夏承楹每次和含英去“真光”，门口收票的一招呼，两人就上楼去了。
真光电影院对面有家哈尔滨人开的华宫西餐厅，专卖俄国菜，常有白俄在里头吃饭。含英最爱吃华宫的罗宋汤和煎牛排。他们每次去华宫，胖师傅就爱望着含英看，因为她长得长脸深眼、高挺的鼻子、白白的皮肤，有中国人的秀气却又带点西方美。“他们大概以为我有白俄血统呢！”含英说。当时北平还有不少回教人士，含英竟有好几次被问是不是回回。
那时她和夏承楹常去北海溜冰，听音乐，看电影，吃小馆，也常常带着妹妹一块儿。她这个大姐不是谈上恋爱，就忘了照顾弟妹。三妹燕珠就常和大姐、六爷一块儿出去玩。有时承楹上中山公园打网球，含英就带着燕珠在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坐着喝茶等他。在承楹含英刚交往时，有一次报社一位男编辑结婚，找含英当伴娘。含英问他伴郎是谁，那位编辑说是另一位男同事，含英似乎不乐意。那位编辑说：“那我找夏承楹怎么样？”含英说：“这倒还合适。”
谈起恋爱史，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多年后林海音回忆说：“别人恋爱，这个那个的，我们没有。人家说，你一定有很多人追求，其实，我是不随便让人追的。我们就是两个人玩在一起，他写，我也写，志同道合嘛！”
两人都会写，一定有精彩的情书吧！“情书？他给我的信像电报文，没有多余的字。”含英回答。但夏承楹的说法是：“每天见面还写什么信？寄一封信要好几天才能收到。”
夏承楹常上晋江会馆找含英。晋江会馆和永光寺街夏家不太一样，永光寺街住的是夏家一家人，晋江会馆里住的则是不同姓的台湾、福建同乡，都是小家庭或单身，大家离乡背井来到北京，建立了新的生活，没老规矩，也没有包袱，自由得很。晋江会馆门里，与门外当时守旧的北平社会，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
夏承楹比含英大八岁，不论教育、知识水准或家庭环境，都比含英好一些，但他坦然地与含英交往。他对含英自小失去父亲引导，却以优秀的成绩念完北平新专，然后自立，认真工作，赚钱养家，心里很是尊敬；而含英对夏承楹的学问、正直、正派也打心底佩服。
含英也常上永光寺街夏家玩。夏家院子里花木扶疏，有许多马缨花、白丁香。春天一到，西院的那两棵白丁香就开满白色小花。另外，还有一架葡萄和一架藤萝花，夏老夫人张玉贞常常叫仆人摘下做藤萝饼吃。夏家八个儿子，每人分配有自己的房间和老妈子。老六夏承楹是住在正院东面的小楼上，里外有三间，都是他一个人的。从永光寺街的大门进去，要经过四个小院落才到后面的小楼。每次夏承楹听见含英的半高跟鞋嗒嗒嗒地穿过第四个窄通道的院子时，就知道她来了，总会在小楼上为她准备些好吃的零食、好喝的茶。
含英亲切随和，夏家上上下下都喜欢她。夏家个头矮胖的老太太，每次知道老六的女友来了，要留下吃饭，就会登上一只小板凳，亲自打电话叫“天福号”送清酱肉来添菜，或告诉厨子多做两道菜招待林小姐。
4。新潮流婚礼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含英和承楹在东单三条的协和医院礼堂结婚。那年含英二十二岁，承楹三十岁。他们的婚礼是当时北平文化界的盛事。夏家老太爷、老太太对这门婚事非常满意，尤其是仁虎先生，对这个最年轻的六媳妇很重视，一方面是她会写文章；另一方面他知道含英自幼失怙，勇于负起照顾寡母弟妹的责任。仁虎先生在婚前对这对新人说，他对他们的婚姻最放心。
两人行的虽是新式婚礼，但还是有一些旧礼俗。妈妈爱珍请了四位全福太太给女儿缝被，爱珍自己是寡妇，不够全福，但她在一旁教念喜歌。她也依习俗为女儿准备了嫁妆，四铺四盖、四季衣服、四只箱子、一盒首饰……含英的表舅张我军则是现成大媒，负责送嫁妆。
妈妈爱珍是个老实人，她有过兄弟妯娌姑嫂婆媳共同生活的经验，但却从来不会以大家庭生活的种种经验教导女儿。“也许妈妈了解我是一个和她个性多么不同的女儿，倔强、急躁、肯努力也肯忍耐和合作的女孩子，但是惹翻儿了就什么都不在乎。因此，妈大概觉得，对这样一个逞强的女儿说什么，她也不会听话的，干脆什么也别说。而且，说实话，妈妈那一套‘忍为高’的老实经，无论如何，是不适合我的。”林海音在《婚姻的故事》里这样写着。
含英是个直心眼的人，心里没有那么多弯弯儿，亲友都担心她从与寡母弟妹相依为命的小家庭，嫁到有公公、婆婆和许多兄弟的三四十口大家庭做儿媳妇能相处吗？但含英却一点也不担心或害怕，因为从小在母亲的潜移默化中，他们姐弟跟亲友都是和谐相处的。
五月，是北京天气最好的时候。承楹和含英都没有中国迷信和西洋迷信，当时的结婚习俗是新郎、新娘坐汽车，车窗的窗帘要拉下来，车前还有一组打洋鼓、吹洋号的乐队在街上慢走，把新郎、新娘送到礼堂，这些他们全免了。两家家长把婚礼交由他们自己做主，他们请了三位音乐家朋友在婚礼上伴奏，老志诚弹管风琴、关紫翔拉小提琴，雷振邦拉大提琴。这三位当年常常合作为朋友婚礼伴奏。许多年后，老志诚写的“牧童之乐”，雷振邦为“刘三姐”、“五朵金花”等电影谱曲，也都风靡一时。不过协和礼堂的管风琴，却在文革时被砸烂了。
婚礼的证婚人是仁虎先生最亲密的老友，旧文学家赵椿年先生，“赵椿年”这三个字在北京的许多书籍、古玩店的招牌匾额上很常见。女方介绍人是含英表舅张我军，男方介绍人是仁虎先生担任财政部次长时的亲信部下、担任过司长的王槐青。王槐青的儿子王光超和夏承楹是中学同学，两人是好朋友。王光超有一个弟弟王光英、一个妹妹王光美，王光美后来嫁给刘少奇。伴郎虞积刚是夏承楹中学同学、排球队友；伴娘许业云是学艺术的，是含英的好友。男花童是爱珍牌友、眼儿胡同王姨太太的孙子；女花童是夏家大房的大女儿夏祖芳，祖芳有一双黑白分明、圆溜溜的大眼珠，乖巧可人，最得这位新六婶的疼爱。
结婚礼服是含英参考外国服装杂志，自己设计，买了白软缎请裁缝做的；头纱是在王府井大街印度人开的力古洋行买的；头花是在东安市场订制的白缎玫瑰，正好配上白缎礼服；手上捧的是她最喜欢的白色马蹄莲，漂亮典雅。
婚礼虽是新派，两位亲家母穿的仍是旧式的“补服”，上身是大红织锦上绣着鲜艳的大牡丹，下身是宽大长裙，下摆绣有龙凤图案。两位亲家母个子不高、体态丰腴，站在一块儿就像是姐妹俩，只不过一个是台湾板桥镇上的美丽乖巧女孩，一个是江西九江绸缎号的女儿。林亲家母比夏亲家母足足小了三十岁，那年她才三十七岁。
婚礼当晚回到夏家，堂屋又摆了一桌酒席，新婚夫妇坐首席，公公和婆婆都坐在主人的座位。婆婆依正式礼俗向这对新人倒一杯酒，含英接受长辈的敬酒后，就完全是子媳的地位，住进属于夏承楹的小楼，开始了大家庭的生活。
含英也依“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的规矩，不过，因为夏家有厨子，所以她抓了把米往锅里一放就回房了。之后，她为丈夫手工缝了一条裤子，这也是老规矩。
他们结婚后一个月，七爷夏承楣也娶进了女友周国淑；再过一个月，最小的九妹，柔美善良的夏承瑜也出嫁了，嫁给了她上海音专的学长、天津人张隽伟。娶进两个，嫁出去一个，对这个古老的大家庭是件可喜的事。尤其含英和周国淑这两个新派又漂亮的年轻媳妇，给这个老家庭带来新气象。在这之前，夏家几个儿子的婚姻都由父母做主，从老六夏承楹、林含英这对开始，才是自由恋爱结合的。
5。小楼生活乐趣多
含英常回晋江会馆看母亲和弟妹，她安排三妹燕珠去广德打字学校学中文打字，当时会中文打字的人还很少。燕珠毕业后，很快就在北平建设总署找到了打字员的工作。她又安排弟弟燕生去念高工，妹妹燕玢念助产。含英心里明白，林家的孩子没有机会念大学，但只要有一技之长，不怕不能生活。弟妹们都很乖，全听大姐安排，大姐就是爸爸，大姐也是妈妈。
打字这门手艺使燕珠一生受用，她一直工作到八十年代从上海纺织大学教务处退休。而燕生也学有专长，是位杰出的工程师，前些年才从台北公职退休。
妈妈爱珍常上永光寺街含英的小楼来。个头小，说得一口闽南腔北京话的“林亲家母”，不亢不卑，风趣亲切，在这个忠厚的书香大家庭很受欢迎。有时疼爱含英的张我军舅舅和罗心乡舅母会来小楼看他们，心乡舅母皮肤干，婆婆还教她要多吃猪油。
春明女中、北平新专的同学最爱上小楼来找含英。二楼推窗出去，有一株丁香树，枝桠漫开。小楼上布置得典雅温馨，窗帘、桌布都是含英自己设计缝制的，还做了两个一粉一黑沙发靠垫给春明好友吴金玉。她也自己设计衣服、做衣服，朋友看了赞美，含英会照做一件奉送。含英像爸爸妈妈，一生爱穿漂亮衣服。
来永光寺街的人，一登上小楼，就能感受到与楼下大家庭拘束的气氛不一样。小楼上没那么多规矩和束缚，多了一些随意和自在，那是夏承楹和林含英的风格。
这个中国旧式大家庭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和离乡背井、孤儿寡母的林家不同。林家在北京没有根，林家的根在台湾。聪慧的含英是个敏锐的观察者，她天生有志气，很快就融入这个家庭。她在夏家，在夏承楹身上见到世面，看到了一个深厚开阔的人生。当时和夏承楹来往的一群朋友，都是和他一样的世家子弟，家学渊源，勤学努力。聪明的台湾姑娘，在北京落户的夏家见到了真正的京派作风。
当时夏家大房的几个孩子祖芳、祖勋、祖炽，都爱上六婶的小楼，这儿有好看的故事书，好吃的零嘴，还有就是六婶、六叔都疼孩子，任他们在小楼上打滚玩乐，没有不准这、不准那的，永光寺街的小楼成了这个日渐凋零的古老大家庭里的一道阳光。夏家的晚辈都和六婶亲得很，含英把夏家人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爱护，她一生就重亲情，她觉得亲人之间一定要包容，绝不能搅翻。因为，一个亲情饱满的人最快乐。
林海音和夏承楹结婚五十周年时，他们的老友作家彭歌写了篇《京味儿的一对》祝贺，其中就有这么一段：“北平的旧家大宅，嫁出门的女儿回娘家时，被称为‘姑奶奶’，往往享有甚高的发言权。我觉得海音就有那样的‘姑奶奶’遗风，调和鼎鼐，排难解纷，是一个不可少的人物。”
6。有了第一个孩子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接着战争爆发，日本人来了，报纸办不下去了，《世界日报》不得不关门。含英和承楹都失业了。含英在家待了一阵子，公公介绍她到师大图书馆工作，被分配到编目部门。每天，含英在图书馆堆满了书籍的小阁楼里认真地学写卡片，数点、横、直、撇、捺，排列十进分类法的号码。能多学一样东西，她总是很高兴的。为了分类编目古书，她还向公公请教目录学和国学常识，公公很高兴，他的几个孩子虽然都念了大学，但是没有一个是继承他学旧文学的。现在含英来请教，他当然要好好地教教她。公公把公羊谷梁、先经后传的道理都详细地说给她听，含英觉得受益很大。
含英对整天四处访问名流夫人早已不感兴趣了，现在每天能在书堆里博览群书，如鱼得水，她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几年的图书馆工作，养成她往后搜集资料、保存资料，以及编目的兴趣和习惯。
在师大图书馆工作时，有天她看到一套书叫《海潮音》，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就用了其中的“海音”二字做笔名，开始写点不同于过去的采访文章，在报上发表。采访工作使含英对社会上许多现象、人物有了更多的认识，但她觉得把自己的主观看法置于身外的客观写作，已经不能满足她的写作欲望，她要发挥自己的看法和感受，遂由新闻写作走上文艺写作。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含英在协和医院生下她和承楹的第一个孩子，一名健康的男婴。孩子一生下来，夏承楹立即从医院里打电话回家禀告母亲，老太太马上叫人点一炷香，朝着院子拜谢菩萨保佑，“六奶奶生个大儿子”的消息立刻在大宅院里传开了。男婴依夏家“祖”字辈排，取名祖焯，小名小一子，因为他在祖字辈排名十一。
含英住了几天医院，抱着孩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婆婆磕个头说：“娘，给您道喜了！”含英虽然新派，对大家庭的习俗却一点也不马虎，更不排斥，她乐意遵从那些老规矩，只要老规矩合情合理，让大家快乐，又有什么不好呢？她保持着这些中国传统的礼俗，一直到老。
初为人母，没有经验。小一子冬夜常常啼哭，有时吵得楼下老太爷半夜披着皮袄上楼来，抱过去哄。孙子那么多，他从来没有那么关心过。祖焯小时候备受家中长辈及堂兄姐们的喜爱。
夏家二嫂这时已带着几个孩子从上海回来，因为原在上海盐务总署工作的二哥承栋随着工作单位迁到内地去了。瘦小的二嫂是夏老太爷的老友曾任国务院统计局长吴廷燮的女儿，她的年纪比含英的妈还大。二嫂个性开朗，喜欢说笑，夏家这两个最老最小的妯娌感情最好。二嫂常常上小楼住一两夜，帮忙照顾祖焯。含英这行六的媳妇受到公婆哥嫂的呵护，让她感到大家庭人手多，互相帮忙，多少减轻了职业妇女的负担。含英一向喜欢亲族，又能与人和谐相处，对中国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某些方面是很肯定的。
祖焯从小聪明顽皮，有一次从十几阶的木楼梯上滚下来，因为冬天棉衣穿得厚，竟毫发无伤。后来夏承楹想出个办法，在上楼的门口装了个小门，大人可以开，小孩不会。等到他会了，也不会摔了。后来他又做了一个大木箱，里头装满了沙子，摆在院子里让祖焯玩。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那时北京人没听说过为孩子订做个沙箱，让孩子玩沙的。夏承楹从外国杂志看到这种东西，觉得可以效仿，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
当时二房的老四夏祖考上上海交大工学院，念了一学期就因肺病休学在家。祖爱看书，白天含英、承楹上班，就让祖上他们的小楼看书。当时二房五个孩子，有四个肺病躺在床上。含英、承楹不怕被传染，尤其是自小胆大的含英，常常去探视这几个养病的兄妹。喜欢帮助人、有人情味是林家人的特性。“六叔、六婶对我特别好，六婶常从图书馆带书回来给我看。我的英文后来好，走上教英文的路子与他们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六叔也常会拿他自己发表过的稿子给我看。他把发表过的稿子贴了好几本，内容很丰富，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本叫《敝帚集》。”七十四岁的祖回忆道。后来祖病愈，重新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
沦陷时期，祖在上海，夏承楹写信给他，托他买英文版的《读者文摘》，想看看中国之外的人怎么看世界。夏承楹不买日本人制造的收音机，因为这种收音机只能收听日本电台节目，他不想只听日本人报的新闻，他想听听美国人怎么说，他的收音机可以听到外头的英文短波，这样就知道战争打得怎么样了。有一天，突然有人来检查，含英很机警，马上跑上小楼“哗”一下子把天线拉断，塞在桌子底下，才没被查出来。
1。台湾的半个文坛
“海音在家吗？”有人在敲我们的玻璃窗问。
“在家，在家，请快进来坐。”母亲掷笔而起，欣然应道。
“是琦君阿姨来了！”我们跑到院子里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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