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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和他的伊拉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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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鹘馊瞬坏貌蝗八低夤镜挠泄胤矫娓谋淞⒊ ７ü笫雇喽轿被崦厥槌そ辛担八档シ矫娌扇≌庀罹龆ㄒ魃鳎⑾Ｍ捣夤镜拇矶砸晾苏囊笕貌健�1972年6月1日11点，警告期限结束前，法国大使同监督委员会秘书长再次进行联系，通知他说他已尽了努力，但未能说服外国公司的代表斯图库威勒。
1972年6月1日上午11点，警告的限期结束了，监督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了，是斯图库威勒打来的，他要求延长宽限日期，为谈判再提供一次机会。
就在这一时刻，伊拉克人民群众屏住呼吸，正在等着广播电台、电视台播送革命领导向民族发表的重要讲话。总统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宣布了革命的历史性的决定：将伊拉克的石油垄断公司实行国有化。
但是这项斗争并没有结束，因为这是一场艰苦、复杂的斗争，一次打击是不行的，必须进行多次无情的打击。
实现国有化的当天，伊拉克政府就控制了石油生产部门的65％，9975％的油田回归到伊拉克人民手里。因为这项决定没有包括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石油公司，当时伊拉克政府这样做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当时，伊拉克正处于困难时期，保留巴士拉石油公司可以为国家提供外汇新的来源，使伊拉克政府在实现石油国有化的斗争中更加坚定，从而应付外国石油垄断公司的压力，迫使外国石油公司完全承认第80号法令，在伊拉克石油国有化决定面前屈从。伊拉克的这项决定还在意义深远的国有化行动中给予法国特殊的地位；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采取支持的立场，对这些国家来说，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如何看待伊拉克的石油国有化呢？因为这在当时是一句很流行的口号。例如1950年伊朗就想实施这一口号。萨达姆·侯赛因说：“6月1日不是一场革命，而只是一场革命的一部分，是一项同革命的内涵相配合的行动，同革命的进程相联系，而且是在革命的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行动。”
完成石油国有化后，伊拉克领导派一位领导成员去苏联，会见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布尔加宁。他对伊拉克来访的领导人说：“你们冲击了大国的利益。”那位伊拉克领导人回答说：“我们做了的事情决不后退。”
中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下）
国有化的决定颁布后，伊拉克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的支持，苏联率先购买伊拉克国有化了的石油，接着法国、西班牙、土耳其、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埃及、摩洛哥以及一些西方独立的石油公司纷纷购买伊拉克的石油。直到1973年3月1日，外国石油公司最后屈服前的九个月，对伊拉克领导来说是最为艰难的九个月，他们接受了严峻的考验。伊拉克的政治领导一刻都没有忽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他们昼夜坚守在行动办公室，并着手培训所需的技术干部，结果是1973年3月之前那些对石油事务一无所知的人很快变成了石油生产与管理的专家。当时收归国有的基尔库克油田的产量达到4800万吨，比国有化前的产量增加2000万吨。
国有化九个月后，独立自主的伊拉克经济诞生了，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国有化的经验成功了，“因为敢于下河的人就能够安全地游到彼岸”。但这对萨达姆·侯赛因来说，并非是第一次下河。
伊拉克石油国有化的行动不仅对本国，而且对阿拉伯世界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萨达姆·侯赛因指出：“某个国家所取得的任何胜利，都是在实现阿拉伯革命主要目标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伊拉克不仅提出了“阿拉伯人的石油属于阿拉伯人”的口号，而且还提出了以石油作武器的口号，这是在1973年1月27日召开的阿拉伯共同防御委员会的会议上由伊拉克提出来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中，阿拉伯国家要采取共同行动，以石油作武器。当时，伊拉克的代表对其他的阿拉伯人说：“我们是产油国，当我们提出这一口号时，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石油生产太多了，我们是作为兄弟提出这一口号的，因为我们懂得这一行动的效能。我们不仅提出这一口号，而且第一个执行。”
伊拉克的代表还提出了具体方案：“有能力实行国有化的产油国必须将美国的股份收归国有，谁支持美国，就没收他的股份。国有化的石油不要销售给原来那些老主顾，而是卖给更多的国家和公司，从而加强阿拉伯人在对外关系中的政治地位；对于一些不能实现石油国有化的阿拉伯国家，必须断绝对美国的石油供应，对任何支持美国立场的国家也是如此。”
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伊拉克说话算数，率先行动。10月6日晚，伊拉克政治领导宣布从7日凌晨将巴士拉石油公司的美国股份全部收归国有，并派出代表去其他阿拉伯产油国，鼓励这些国家采取类似伊拉克的行动，但未能奏效。有的国家答复说：“我们不能采取此种办法，这等于白白浪费钱，拿石油当儿戏。这是一个不能接受的问题。”
随着战争的升级和阿拉伯人最初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伊拉克的军队全部投入到西线。当时的阿拉伯群众热情达到高潮，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一些阿拉伯产油国不得不在科威特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采取新的立场，通过一项石油减产5％的决定。随着战争的继续，最后完全停止了石油供应。萨达姆·侯赛因后来回忆说：“本来，所有的阿拉伯人是可以采取更强有力的立场的，如果政策协调一致摆脱个人的小算盘的话。而且一些阿拉伯国家是能够采取更有利的立场的……假如这场战争再继续两个月，阿拉伯国家许多事情和观念都会发生变化的。”
当时，伊拉克本不想中断对所有国家的石油供应。萨达姆当时曾说：“我们为什么要停止向非敌对的西欧国家供应石油呢？我们是为了树立更多的敌人还是想减少敌人？是争取朋友好还是将自己孤立起来好？”
由于当时阿拉伯的政策不统一，阿拉伯人在这场战争中最后遭受了精神和物质的损失。战后，一些研究材料揭示：由于这种不统一的阿拉伯政策，美国通过提高油价和向西欧国家转口阿拉伯石油大捞好处。
但无论如何，这就是伊拉克的立场和政治见解。
1975年，伊拉克实现了全部石油国有化，伊拉克人民成了石油财富的真正主人，石油不仅用于本国的发展，也为生命攸关的阿拉伯民族事业服务。
不能走别人的老路（上）
对人类社会来说，没有挑战就没有发展，进步是一场战斗，生活也是一场战斗。对这一概念任何人都不会有争议，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同军事史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法国思想家萨尔凡·沙尔伊比尔在《美国的挑战》一书中总结了当前世界冲突的实质。这一冲突不仅发生在各国之间，也发生在各种文明之间。
文明之间的斗争是围绕科学、知识进行的斗争。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在科学、知识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走过的路程要比在过去20个世纪里所走的路程还要长。开始时，人们对此甚至难以置信。但是今天，全世界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对此的看法完全一致：19世纪被认为是“神奇”的世纪，是科学发明、创造的世纪，并引起工业革命。然而今天，在科学、知识的历史中又变成了一个平庸的世纪，不再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
多少世纪以来，阿拉伯民族一直呻吟在殖民主义的桎梏之下。为了政治上的独立，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付出了血的代价。但只有政治上的独立，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也只能徒有虚名。为了经济上的独立，必须打碎“附属”性，独立自主地进行全面的发展和建设，战胜一切落后现象。
我们这里所指的阿拉伯人，他们曾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创造过先进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对全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实现过阿拉伯民族的统一。但后来，它分裂了，在同欧洲十字军的战争中极大地消耗了自己的力量，直到13世纪才结束。之后又遭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长达300年之久。当它为摆脱贫困和落后刚刚醒来时，欧洲列强已发展到殖民主义阶段，殖民主义的船队已叩响了它的大门。例如19世纪初期，当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敢于创造一种空前绝后的新的经验时，殖民主义的舰队就将它封锁，将它卡死在摇篮里。埃及的经验就像在落后的时期漆黑的汪洋大海中一个被灯光照亮的孤岛，一晃即灭。
阿拉伯国家处于贫穷和落后之中，它的落后程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包括产油国的国民收入当时不及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1／3；1976年，中东十月战争石油涨价后也只相当意大利的国民收入，而意大利当时并非欧洲富裕国家，它的人口不超过6 000万，不及阿拉伯总人口的一半。同年，阿拉伯国家的国民总产值达1484亿美元，而意大利则高达1636亿美元。如果同欧洲富裕的国家如法国相比，法国国民总产值3465亿美元，联邦德国4 533亿美元。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15亿阿拉伯人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地下埋藏着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财富——石油，但他们却一贫如洗。
如何克服落后现象呢？如何实现全面发展，以便为新的阿拉伯文明奠定基础呢？
萨达姆作为思想家，他的发展观是什么呢？
萨达姆说：“我们不能走别人的老路，我们必须走一条崭新的道路……”
萨达姆分析了伊拉克的经济特点，指出：“我们的经济到现在为止是单一的经济，即石油财富在我们的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石油市场，伊拉克的原油销售量占很大的比重，但往往受资本主义石油市场波动的影响，损害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他还指出：“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殖民主义希望伊拉克和发展中国家永远落后，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原料和贸易的市场。众所周知，今天世界的发展趋势是：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农业怎样发展，也不能掌握科学、技术，赶上时代的步伐。如果只关心农业的发展，就永远不能立足于先进的民族之林。”
萨达姆还指出：“我们的国家必须发展成为一个工农业并重的国家。事实上，没有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也不可能真正繁荣……”
但是伊拉克社会的经济究竟如何发展呢？
不能走别人的老路（下）
先谈谈伊拉克的人口问题吧。
伊拉克人口不足1300万，这一数字如果同左邻右舍。东部的伊朗、西北部的土耳其，比较起来显得不多。它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也只有32％。
但萨达姆对这个问题有另外一种看法。他首先强调的是人的素质而不是数量。
萨达姆说：“有的人可能认为人口增长32％的比例已足够了，不要再超过了。甚至认为这一比例应该降低。我们认为必须保持这一比例，如果有可能增加的话必须增加，因为伊拉克是一个拥有很大经济潜力的国家，它位于阿拉伯世界的东部，两个邻国的人口都比伊拉克多。因此要求伊拉克拥有足够的人口，以进行自卫和保卫阿拉伯民族的利益。伊拉克不仅对本国也对阿拉伯民族承担着义务，伊拉克的人口应得到发展……”
但萨达姆并非强调数量是惟一的起决定性的因素，在各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人口数量并非起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首先是埃及，农业人口占2／3，而在荷兰只有9％，最多不超过10％，在瑞典是占6％，美国农业劳动力只占全国人口的3％～4％，即700万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不仅能养活近2亿人口，还有剩余的粮食用于出口，成为美国同其他大国讨价还价或向新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砝码。
伊拉克革命成功后的初期，即1969年国民收入不超过896亿第纳尔，1972年增加到1218亿，1979年至1980年度已超过15亿第纳尔。这表明石油国有化对伊拉克人民来说是有利的，摆脱了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束缚，实现了民族的、政治的、意志的独立，打碎了伊拉克经济的依附性，也使伊拉克免于陷入有条件的外国贷款的泥潭之中。
自从1968年七月革命掌握政权以来，在伊拉克国内没有再发现自然财富的新来源。但尽管如此，在过去十年内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从而证明了领导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性，并使人民感到自己是在为自己进行工作，是为后代在创造物质繁荣。
1979年的一天，萨达姆·侯赛因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毛里塔尼亚总统的特使、新闻部长瓦利德·达迪坐在他对面，聚精会神地听他介绍伊拉克的革命经验和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毛里塔尼亚新闻部长听后惊喜地说：
“你们执政不到十年，没有发现发展你们经济的新的自然资源，因为石油、天然气和椰枣都有了。但你们却振兴了你们的国家，你们依靠的就是：充分利用这些自然财富。”
但萨达姆·侯赛因看得更远。他说：
1969年的夏天，我们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借贷500万美元。
1970年我访问苏联，我们本应在这一年向苏联偿还我们购买武器拖欠的1700万第纳尔，我要求转到下一年偿还，但他们不同意。我当时对他们说，我回去后哪怕卖掉我的西装也要偿还这笔债务。事实上，我们当年就还清了。1978年，苏联要我们提供价值15亿美元的石油，并要求推迟到第二年付款，我们立即回答说：可以！
这正如你所说的，尽管没有新的自然资源，但只要有有能力的领导和勤劳的人民，照样可以大踏步地前进。
当然，工业、农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除了需要有有能力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努力工作以外，还必须有所要求的资金积累。
但这些因素还不能说是这一问题的实质，实质的问题则是知识问题或科学基础或生产和建设所需要的科技手段问题。
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萨达姆从一开始就反对走工业化大国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他认为这样做绝不能克服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现象，而相反，只会拉大发展中国家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距离。他说：
我们必须学会很好地掌握科学技术，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科研中心，重视培养干部，关心、重视每项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从而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先进的工业化国家……
萨达姆·侯赛因这里所讲的意思是：实现本国的工业化、发展科学技术要走自己的道路，但这绝不意味着反对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如果是所需要的又能够从外国引进的科学技术，不去引进那将是错误的。
萨达姆·侯赛因是这样说的，也正是这样做的。自伊拉克革命掌握政权以来，伊拉克政府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极为重视，成立了高教科研部和科学研究委员会，萨达姆亲自担任科研委员会的主席；在全国各高等学府都设有各门类的研究中心。即使在同伊朗进行的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争期间，伊拉克政府也没有忽略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并且自始至终重视同外国在科技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
我仍是一名普通党员
萨达姆·侯赛因作为一名政治领导人，从生活和斗争的经验中得出的概念是：进步是战斗，生活本身也是战斗。他认为人类社会同人没有挑战就不会有发展。他的思想的发展已变成了伊拉克复兴党的指导思想。但在这些思想中还缺少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党的领导作用。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认为任何国家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不会自动变成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出的一步。例如在欧洲、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出现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创造社会主义，因为这些国家掌握着保护资本主义的职能，这些国家的发展最终只能导致国家的资本主义。在伊拉克，情况就不同了，发展是同党的基本原则相联系的，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点相联系的，这就是党在发展中发挥了领导的作用，并由国家政权来具体体现党的思想。党和政权的思想意识是一致的，从而防止了伊拉克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1978年萨达姆·侯赛因同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一段精彩的对话，我们不妨听一听。
卡斯特罗说：“你们讲要争取时间，因为时间对革命是有利的。你讲的话很英明。伊拉克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方面是能够进步的。在我们这里，文盲为古巴军队取得了第一个胜利。现在我们要求军队发展达到中等文化的水平，因此，现在必须进一步加强训练和培养干部，以便使他们更好地掌握武器。当前，在伊拉克，时间对你们有利，因为你们动员群众对国家进行全面的发展，而埃及就没能这样做。”
萨达姆：“因为那里没有一个革命的党，一切都由阿卜杜拉·纳赛尔说了算。我不否认他是位革命者，但纳赛尔所处的环境同你不一样，你们在夺取政权前就开始了对革命者的培养，纳赛尔没有这样做。在我们伊拉克，也是在夺取政权前就开始了对革命者的培养。当时复兴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许多人献身、坐牢，这是培养革命者所必不可少的。培养出的革命者懂得如何保护革命，使革命为人民服务。在这方面，我们用不着担心。我们担心的是如何尽快地发展我们的计划，如何选择实施社会主义的方式，如何在3年内扫除占全国人口1／6的文盲。现在我们有125万人正在满怀热情地参加扫盲班。”
卡斯特罗：“尽管有困难，但我们是乐观的。”
萨达姆：“这是肯定的，否则我们就不是革命者……”
早在1968年7月30日革命发生前，萨达姆就对他的党内同志说过：“革命发生和掌权后，我希望你们仍将我作为一个普通党员看待。”当然，他的意见不会被接受，革命成功和夺取政权后，萨达姆对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说：“现在可以执行我的意见了吧。”但贝克尔和其他领导成员再次断然拒绝了他的意见。几年后，他由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的岗位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国家最高领导岗位，领导伊拉克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但萨达姆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党，国家对他来说只是革命的行政机构，因此他经常向他的同志强调要将党的传统带到国家行政机构中去并不奇怪。
他说：
同志们，你们执掌着政权，我希望你们要借助党的传统，并贯彻到你们的日常工作中去，变成国家的发展了的传统。不要将国家的传统代替党的传统，因为在国家政治、组织建设与党的政治、组织建设之间有着很大的质的区别，尽管国家也是党的国家。如果在国家政权和党组织之间没有了区别，即党变成了国家行政的党，我们作为革命者的特性就没有了，党就会变成国家机构中的一个传统的机构，国家就变成了不受党领导的一个实体。
萨达姆·侯赛因作为一位党的老战士非常了解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说：“我们不应被在民主气氛中进行的诚恳的批评吓得慌了手脚，魂不附体。难道批评仅仅是为了批评，还是为了表明领导的民主精神？当然都不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让错误的、颓废的思想不加批评地被轻意放过……”
“你们对‘反响’应保持警惕。”这是萨达姆经常说的一句话。他所说的反响是指一些错误的、颓废的思想在国内可能会引起的反响。当然他对人民牢牢掌握国家权力这一点是毫不怀疑的，但他清醒地知道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在国内外都会遇到敌人的反对，因而他时常要求党员避免思想麻痹，不要认为大门关起来就万事大吉了，必须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坚持原则，加强监督。他说：“我们必须对党和国家的内部生活起到监督的作用，并推动对国家机构进行群众性的监督，以便不给那些思想反动的或右翼分子可乘之机。对凡有右派分子的国家机构或重要部门都要进行清洗，决不手软。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加强组织纪律和原则性……”
对于党的领导与科技人员之间的关系，萨达姆说：“你们在主要的经济、技术问题上，不要不征询技术人员的意见就采取行动，但你们切不可将领导国民经济的任务交给技术人员。”
“你们不要给他们提供担任领导的机会，他们必须永远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
如果事情不是如此，在伊拉克石油国有化的斗争中，光凭技术人员自己，石油国有化能够实现吗？伊拉克的经济能实现独立吗？
技术人员有他们的信仰，革命者有自己的信仰，但只有革命者才最接近人民，倾听人民的声音。
仅有革命的原则还不够
革命是变革学，也是变革的一个梦想。革命者不懈地斗争就是为了将梦想变成新的现实。没有梦想的革命者，也就失去了斗争的能力。对于革命的航船来说，永远没有停泊的彼岸，在革命者面前永远展现的是新的彼岸。
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对于变革都拥有全面的观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或文化的革命能独立完成，它们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的确，革命开始时，总是集中在某些方面，例如国家的政治组织、社会的经济关系新的形式等。但各国革命的面貌并非一致，在现代和近代的历史上，第三世界国家和阿拉伯祖国就有国家打起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旗号，当然有的是名不副实的，也有的人是出于好心，认为通过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变革，建成社会主义；只要采取一些经济措施或进行一些物质的变革，一些陈腐的思想、概念、风俗、习惯就可以清除。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萨达姆·侯赛因的头脑是很清醒的，他指出：
仅有革命的原则，社会现实是不会改变的。如果经济不按照革命的原则为改变社会现实服务，社会现实就不会根据原则得到变革，那么我们谈论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还保存着阶级，有的人忍饥挨饿，我们谈论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公民没有生活来源，享受不到国家的卫生福利，谈论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价值呢？通过国家干预取消剥削，指导社会活动，提供经济的、社会的必需品，从而使得阿拉伯人为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和发挥阿拉伯人的潜力，为建设自己的文明经验作出贡献才是革命的真正目标。
但是如何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呢？不打破各种旧的关系行吗？现在不仅在伊拉克，而且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中都保存着旧的行为和习惯的价值准则，这些准则是从我们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结构性质中产生的，有的关系具有封建的性质，有的具有奴役的性质，再加上部族、宗派主义，甚至带有软弱的、落后的阿拉伯资本主义的色彩——个人利益和自私自利，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价值观在阿拉伯国家的一种体现。
从我们新的社会结构中清除这些陈腐的价值观念，以现代的革命的精神回到我们古老的阿拉伯个性的价值源泉中去，以同20世纪末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相适应，需要有既对革命有全面的观点，又能进行实践的真正的革命者。
萨达姆·侯赛因在这方面进行的斗争和作出的努力就是很好的证明。萨达姆在改变社会和人这两个基本方面同样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实际上，这是在伊拉克进行的一场文化革命。
阿拉伯国家的妇女问题，是阿拉伯社会物质和文化落后的一面镜子。当然每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每个国家的物质和文化状况也有很大差别，例如埃及，尽管在历史上曾一度领先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但埃及妇女的状况反映了所有阿拉伯妇女落后的程度。一个男子，穆斯林 可以多妻，任意离婚，在社会内部受到法律的保护。据统计，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多妻的比例仅占###家庭的4％，但一年内多次结婚的比例却达72％～8％。这表明多妻制现象在埃及是很普及的。正是由于多妻制，导致了离婚率高，20％的离婚案是因多妻现象造成的。而且大城市的离婚率要高于中小城市和农村。例如，1978年，开罗的离婚率达到42％，而亚历山大只有355％。
1974年埃及曾对婚姻和离婚制度进行了改革。但人们上街游行要求停止讨论这些限制性法律，并攻击当时的女社会事务部长，指责她离经叛道。难道这个事件不足以反映出阿拉伯文化结构落后的程度吗？
对这个问题，萨达姆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超越客观条件是一种错误的倾向和观点；而以现存的条件和现象作为阻挡发展和进步的借口同样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对妇女的状况及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抱一种相对的观点。
我们党对革命变革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理论不是制订了某些法律就算了事，而是要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工作，并广泛发动群众，使他们真正了解改变社会的法律，通过有能力的领导，正确使用这些法律，并对如何解放妇女提出详尽的、正确的方案，将妇女的解放纳入社会和客观的、革命的发展运动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这当然不意味着不制订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萨达姆说：“我们必须用法律来改变妇女的地位。但我们不事先就提出这些法律，以免引起舆论的分裂，给右翼分子以口实。”
萨达姆的意思是：新的习惯是在打碎社会内部旧的习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他指出：“要加强妇女的经济地位，这是妇女赢得解放的一部分。其次要限制一夫多妻制，严格这种制度的必要的条件，这是妇女赢得解放的另一部分；第三，要限制离婚，严格离婚的条件，这又是妇女赢得解放的一部分。此外，要发展、扩大教育，实现男女享受受教育的同等权利，而最主要的是妇女切实参加社会建设。”
萨达姆还指出：“根据我们的观点，只有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获得了解放，妇女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因为社会获得解放，才能为妇女的解放提供客观的条件，使妇女摆脱落后的束缚。”
当然妇女也是随着男人的解放而获得解放的。如果一个人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当然也就不会给予别人自由。
毫无疑问，阿拉伯国家的扫盲问题是当务之急，不扫除文盲，阿拉伯社会就不能发展。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阿拉伯社会培训中心的统计数字，你会感到大吃一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文盲率为70％，突尼斯687％，利比亚76％，阿尔及利亚78％，苏丹865％，摩洛哥86％，沙特阿拉伯95％，约旦677％，黎巴嫩139％，科威特，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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