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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和他的伊拉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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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阿尔及利亚78％，苏丹865％，摩洛哥86％，沙特阿拉伯95％，约旦677％，黎巴嫩139％，科威特，叙利亚。湾一些酋长国没有统计 。
这些数字说明，如果你想同别人谈论什么发展、工业化、赶超新时代，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是不会有人愿听你高谈阔论的；你再讲述什么过去的光荣历史也不会有人相信。因为今天的时代已不再是欣赏悬诗（阿拉伯格律诗——译者）的时代，而只对现代的科技和经济词汇才感兴趣，只有将人送上月球的巨大的火箭才能吸引人。
为发展人，1978年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颁布了全国义务扫盲运动的法律，涉及到伊拉克六分之一的人口，并限定三年内完成。
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惟一坚决采取抹掉这一耻辱的措施的国家。毫无疑问，创造性地实施这一法律将会导致伊拉克社会的文明有一个飞跃的发展，使人们的传统观念、风俗、习惯发生根本的变化，从而为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树立榜样。
1983年底，伊拉克有100多万年龄在15岁至45岁的男女公民从“人民学校”扫盲学校毕业。伊拉克已全部完成扫盲工作，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无文盲的国家。而1978年扫盲开始时，伊拉克10个省共有文盲221万人，其中妇女占150多万。
伊拉克在扫盲工作中取得了较丰富的经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伊拉克扫盲运动拍成纪录片。1979年，该组织还向伊拉克颁发了“克鲁比斯卡亚”奖。
为在规定的期限内扫除文盲，伊拉克组成了由各部部长组成的全国扫盲最高委员会，萨达姆总统亲自担任主席。伊拉克为完成全国扫盲运动，共花费了6500多万伊拉克第纳尔。
并非敌视共产主义（上）
现在我们看看萨达姆对生活的观点。
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位什么样的执政者呢？是个人独裁吗？对公民采取压制的态度吗？是伊拉克社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吗？是否践踏贫穷的劳动阶层的利益？对伊拉克少数###，首先是库尔德问题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对于其他政党包括伊拉克共产党的活动立场如何？民族主义的、进步的全国阵线在他看来只是权益之计呢，还是革命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以萨达姆·侯赛因为首的伊拉克政权是否像其他阿拉伯国家政权那样，对共产主义采取敌视的态度，还是伊拉克政权在解决像阿拉伯民族事业、阿拉伯团结、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同苏联的关系一些重大问题上同共产党在政治原则方面有分歧……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1968年7月17日革命前的伊拉克的政治情况。
二、关于民主问题、库尔德少数###、全国民族进步阵线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的爱国的、民族的进步力量所进行的斗争都是为了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变革，来满足社会群众和各阶层的希望。当然，这些力量都有自己的战略和长远目标，同其他力量的战略和目标有的可能一致，有的可能有分歧，也许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者在某些方面有的一致，有的相矛盾。
在第三世界，尤其是在我们阿拉伯社会，由于长期受殖民主义的影响，进步的民族爱国主义力量仍然面临着这个基本问题。在一些阿拉伯国家这些力量不管其意识形态和长远战略目标如何，可能在最低限度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就是实现政治独立，打碎经济上附属主义的锁链，完成真正的发展，实现与客观条件相适应的某种形式的民主。
当然，这些力量在革命之初在这些目标上是会实现联合的。但一旦完成这些目标，就会根据自己的社会利益分道扬镳。大中资产阶级在任何社会都不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到底的，因为他们将是社会主义的首当其冲的“牺牲者”。而且这些资产阶级往往后退到解放革命之初的最基本的目标中去，再次与殖民主义势力联系在一起。的确，在革命之初，他们确实切断了同殖民主义势力的联系，正如斯大林说过的一句名言：“从他们的手里扔掉了爱国主义的旗帜。”而与此同时，任何一个社会的人民革命力量不能仅满足于实现农业改革，完成某些工业项目，实现某种形式的民主，满足于民族、民主革命目标的实现。而相反，必须迅速转向根本的变革，为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开辟道路，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分成互相分离的两个阶段的话。
7月17～30日革命推翻了王室制，建立了共和国，废除了巴格达条约，实现了某种形式上的政治独立，颁布了石油国有化的第80号法令，对农业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改革。但是在石油财富作为单一经济主要支柱的国度里，石油仍然像7月17日革命前一样遭受外国垄断的掠夺，被随意开采，威胁着人民的生活。一些国家项目的状况也是如此，处于软弱无力半瘫痪的状态，受到国外大垄断公司及国内代理人的封锁。如果国家的自然财富掌握在敌人的手里，作为政治独立核心的经济独立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农村，仍然存在着半封建的关系。半封建的传统、道德和旧的风俗习惯仍然束缚着农民。此外，还有“氏族”的势力——作为反对进步和发展的反动和落后势力的堡垒，以及城市中从事贸易与工业的大资产阶级，他们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但实际上继续压迫工人……这就是当时伊拉克的经济状况的一个侧面。那么当时的政治情况又如何呢？尤其是关于民主的问题。
首先是两个姊妹民族即阿拉伯民族和库尔德族的关系。两个民族之间的武装冲突刚一结束，战火即起。流血越多，仇恨越深，为在伊拉克的土地上恢复真正的和平不断设置障碍。
至于其他少数民族，由于人口少，例如土库曼族，就更享受不到应享受的权利了。
在公民的政治自由方面，更是如此。1963年10月，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组成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代替了各爱国主义政党，效仿埃及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对进步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力量开始进行镇压，将大批各政党的进步人士送进监狱，并对他们进行野蛮的肉体折磨。
1964年8月，伊拉克共产党召开了中央全会，在通过的一项政治报告中说：“我们的党对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采取的积极立场的实质表现在从这个组织的进步人士所主张的进步思想中吸取营养，我们对这个组织不会采取分裂主义的立场，而相反，采取积极的立场，制订同它进行合作的必要的措施，以加强它所执行政策中的进步的方面，发展它的意识形态。”
但通过这项政治报告后仅有几个月，伊拉克共产党在1965年1月又发表声明说：“除了监禁和流放外，阿里夫当局还采取处决的政策。在一年内杀害的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主义者比王室政权25年杀害的总数还要多……”
并非敌视共产主义（下）
按照爱国主义力量对当时时局的分析，伊拉克国内的主要矛盾应是爱国主义、进步力量与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及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的矛盾，是不会发展到紧张和激烈冲突程度的。但阿里夫当局采取了血腥恐怖的政治，滥杀无辜，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进步力量受到摧残，破坏了在这个阶段要求这些力量进行联合，结成进步的爱国阵线的政治气氛。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只好采取行动，结束了阿里夫家族反动、家长式的统治，防止了一些军人阴谋家乘机夺权，完成了1968年7月17日革命。7月30日，清算了钻进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
革命成功后，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要求国内的各政党及爱国主义的进步力量进行合作，相互支持，组成一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进步阵线，防止分裂，防止互相倾轧，为共同建设国家的未来，携手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进行社会主义的基础建设，将民族、民主革命向前推进一步而共同努力。
当时在第三世界不少国家都是一个政党单独执政，并根据自己的愿望自由地挑选其他政党参政。
埃及七月革命的发动者加麦尔·阿卜杜拉·纳赛尔并没有将解散叙利亚的一切政党作为实现埃、叙统一的先决条件，甚至同一些政党领导人、成员作为个人关系进行合作。后来纳赛尔解散埃及的所有政党，成立解放机构，而后改成民族联盟，最后变成社会主义联盟，并只吸收个人会员。不管当时以及现在我们的评价如何，这只是一种组织形式，是纳赛尔统治的一种特殊的手段，也是他从1952年至1970年期间治理埃及的领导艺术。
在纳赛尔执政时期，不管他正确与否，将大批政治人士、秘密的地下组织——共产党人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投进监狱和集中营，直到1964年才将他们释放。共产党最后宣布解散，并入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但纳赛尔政权对此并不满意，仍不允许共产党加入社会主义联盟，因为这个联盟只不过是贵族和政权人物坐在里面纳凉的一个庞大的帐篷。
这就是当时埃及和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状况。
但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对其他政党包括伊拉克共产党采取了合作与联合的态度，并非反对共产主义。1966年复兴党的创始人米歇尔·加法拉格曾说过：“复兴党并非是这样的政党。”
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在伊拉克掌权时，不仅遇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被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而且也面临着伊拉克国内各爱国主义、进步力量之间的心理隔阂。这些困难挡住了它前进的道路，它必须越过这条鸿沟，搬掉这座大山。
当时，在伊拉克国内，各政党都从事自己的活动。的确，不管当时的伊拉克社会内容如何，但它毕竟从奴役制度过渡到了另一个制度。从1968年7月17日革命以来，伊拉克人民曾一度享受了思想、言论、结社的自由。
在这种状况下，要想一步跨过这条鸿沟谈何容易，必须在布雷区小心地前进，并具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因而从一开始，复兴党朝关心群众组织方面努力，努力创建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及各种职业组织，复兴党派代表参加这些组织，以联合的方式形成各组织的领导。
而后，复兴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宣传方面，宣传民主气氛，允许所有的政治力量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各政党可在官方报纸上和复兴党中央机关报——《革命报》上发表意见，允许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出版发行政治日报《兄弟》（现改名为《伊拉克》），给予伊拉克共产党出版发行文化、政治月刊《新思想》（后改为《政治日报》、《人民之路》）的特权，还允许一些左翼民主人士创办政治、文化月刊《文化》。到现在，在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共产党人从来都没有掌握过这么多的新闻、文化阵地，在广阔的地平线上自由地呼吸，公开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这充分表明了伊拉克复兴党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建设自己的民主秩序的真诚愿望，以作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榜样。
萨达姆·侯赛因是伊拉克复兴党忠诚的儿子，他的思想体现了伊拉克复兴党思想的发展。1968年7月17日至30日革命，由于他在领导这一历史性革命中发挥的作用，不可避免地被推上了最高领导的地位，担任了伊拉克国家的总统。但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他的同志表示放弃领导岗位的真诚愿望，因为他非常珍视自己过去的光荣称号。一天，军事法庭庭长问他：“你的职业？”他回答说：“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的战土。”他热爱自己的称誉，当然不是摆老资格，居功自傲，而是一个老战士对历史事实永久性的记忆。
萨达姆的民主思想，是对生活的一种全面的看法。他曾说过：“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新的尝试一定会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损失。但为了使得这一新的尝试获得成功，尤其是像民主这样的问题，像这样的损失不应将我们吓倒，我们应朝着民主的方向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向继续走下去。”
那么萨达姆·侯赛因是如何建设民主的呢？
不是权宜之计
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北部少数民族库尔德的问题对于伊拉克任何一位政治家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从阿卜杜拉·克里姆·卡赛姆到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阿卜杜拉·拉赫曼·阿里夫的阿里夫家族时期都是如此。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斯坦的山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每天都在流血。
复兴党对于解决这样一个重大棘手的问题，从理论上、行动上提出一项完整的解决方案，并在复兴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一致通过。报告指出：尽管伊拉克的库尔德民族运动有一些历史背景，具有分裂主义的倾向，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种民族运动，要求库尔德人民在伊拉克共和国范围内享有合法的民族权利，首先是自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伊拉克整个民族运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作为一个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政党理所当然地理解库尔德人民群众对这种合法权利的要求，并为之进行斗争。1968年复兴党掌握国家政权以来，为保证这些权利担负起了基本的责任，并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为保证这些权利，复兴党采取了和平的、民主的方法，通过同库尔德人民群众中进步的、爱国的力量进行积极的、诚实的合作来实现。
在伊拉克全国统一的范畴内，复兴党给了库尔德人民全部合法权利，但却遭到库尔德方面和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因为库尔德某些阶层围绕在同伊拉克国外的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有联系的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的领导之下，他们所要求的并非是自治，而是从国家中分裂出去。
1970年3月11日，复兴党发布这项有关库尔德的合法民族权利的声明之后，革命指挥委员会又通过一系列法律，以保障伊拉克其他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这些少数民族不仅可以学习、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且还允许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但库尔德运动的领导人不仅反对3月11日声明，而且以武力同中央政府进行抗衡。
尽管伊拉克革命坚持按期实施库尔德族自治的计划，但没有得到库尔德方面的积极的响应，他们反而谈论在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划分边界和石油利润分成的问题，就好像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似的，并非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实行少数民族自治。
1974年3月11日12点，伊拉克革命政权宣布了库尔德斯坦地区自治的法律，并限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代表在两周内加入全国进步民主阵线，以表示遵守自治的法律。
但巴尔扎尼的代表一直没有下山，而同革命政权发生了武装对抗。在一年的武装冲突中，双方伤亡6万人，而伊拉克武装部队伤亡人数只占16万人。14年来，大批的库尔德人被投入到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内战之中，鲜血流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大量的金钱白白消耗掉，于国于民有害无益。
萨达姆·侯赛因是不主张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库尔德问题的。
1975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石油输出国首脑会议期间，萨达姆会见了伊朗国王巴列维，伊拉克和伊朗签署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这一协定为两国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睦邻基础上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这一协定签署之后，伊朗停止了对库尔德族的武器援助，巴尔扎尼的势力开始土崩瓦解，他自己也逃往伊朗。
这一协定签署三年后，卡斯特罗对萨达姆说：
“你们同伊朗达成一致意见是非常英明的。”
萨达姆回答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尽管我们很痛苦，但这仍不失为一项英明、大胆的决定。”
在伊拉克政府对库尔德族武装抵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国内外不少人认为库尔德族自治的计划可能会被废除。甚至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问萨达姆：“1975年你们取得胜利后，自治的命运将会如何？”萨达姆的回答是：“我们不是作为复兴党人，也不是作为阿拉伯人获胜的，我们只是作为伊拉克人，作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获胜的，是我们自己纠正错误的胜利，是在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领导下，在各民族进步力量的支持下以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意志战胜为外国人服务的代理人的胜利……自治并非权宜之计，这是我们一贯的政策。”
非他莫属
库尔德族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被认为是伊拉克在实现民主道路上迈出了胜利的一步。其实在1973年7月17日，进步的民族主义爱国阵线就已正式宣布成立，该阵线由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和伊拉克共产党联合组成，因为这两个政党多年来一直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甚至大动干戈，兵戎相见，进步阵线的成立，是复兴党长期艰苦努力的结果。
为了在全国实现政治工作的统一，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在7月17日掌握政权以后，而且不仅如此，早在反对阿卜杜拉·克里姆·卡赛姆个人独裁时期以及摩苏尔和基尔库克悲剧惨案后，都一直向其他政治力量包括伊拉克共产党伸出双手，呼吁所有的进步爱国主义力量统一到“全国联合阵线”中去。
7月17日，从革命阵营中清除了投机分子。当载着阿卜杜拉·拉扎克·纳伊夫的飞机刚刚从拉希德军营起飞时，萨达姆·侯赛因就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为7月30日革命起草好的声明，交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全文广播：
所有的进步力量，应该明了我国和我们民族人民所处的这一严峻阶段的责任，应该为保卫革命和革命的道路作出切实的贡献，担负起责任的重担。革命采取这一方针，并非出于软弱的地位，只是希望有更广泛的群众参加革命进程，推动革命车轮向前……
通过这段话，表明了萨达姆·侯赛因对于革命前即1968年2月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路线的忠诚。
1970年，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了复兴党对成立全国联合阵线的观点。他说：“成立全国联合阵线无论是在本国方面还是在民族主义方面都是一项战略目标，是由1968年7月17日革命前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决定了的。革命前，复兴党地区领导为成立这一阵线曾同各爱国主义力量进行联系，但他们采取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7月17日革命爆发后，复兴党领导再次作了一切努力，但遗憾的是这些力量仍然采取消极的态度……”
那么伊拉克共产党为什么拒绝参加这一阵线呢？不外乎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心理的因素，多年来两个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关系一直不好；二是意识形态的因素；三是估计错误，认为伊拉克革命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某些阶层发动的一次“政变”，就像在第三世界和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那样，很快就会失去热情，落得不可收拾、一事无成的下场；第四是组织方面的因素，伊拉克共产党曾遭受内部分裂的影响，尚未恢复元气，就像阿拉伯国家所有共产党运动那样；最后一个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阵线领导权之争。从一开始，共产党就对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在阵线内担任主要领导采取鄙视的态度，要求各政党在阵线领导权方面实现平等，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当然是不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这一要求的。
1970年5月，萨达姆在一次讨论会上斩钉截铁地说：“革命既然发生就必定会存在下去；只要存在下去，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就是这一革命的领导，非他莫属。我们呼吁爱国主义力量的联合，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对群众组织和政府机构的领导作用。我们不是为执政而执政，而是为了贯彻复兴党的纲领……要求我们离开对革命和政府机构的领导岗位是痴心妄想……”
但伊拉克共产党一直坚持领导权“均等”的原则，或组成“各方均等的阵线”。
1970年，伊拉克共产党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老调重弹。
1971年11月，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颁布《全国行动宪章》，谈到了组成这一阵线的必要性以及在全国进步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力量之间实现联合的主张，认为这一主张是“原则性的，战略性的”。宪章还介绍了伊拉克革命在复兴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例如，肃清了伊拉克国内的间谍网，对磷、石油工业项目的投资，颁布1970年第151号农业改革法，1970年第151号劳动法，就业、社会保险法，通过和平、民主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制订伊拉克历史上第一个目标宏伟的五年发展计划等。
1972年2月，萨达姆率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之后苏联柯西金总理访问伊拉克，于1972年4月苏联同伊拉克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柯西金访问伊拉克期间，还同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会晤，“两个兄弟党”交换了意见。伊拉克共产党对伊苏友好合作条约发表声明说：“伊拉克共产党对伊苏条约表示热烈的欢迎，它一直关注着伊拉克和苏联之间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伊拉克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以后，今天两国终于成功地签署了这一条约。我们伊拉克共产党对这一历史性的步骤给予积极的评价，并宣布将毫无保留地、不遗余力地同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进行合作，以便让伊苏友好的旗帜高高飘扬……”
伊拉克共产党宣布这一立场后，复兴党领导要求它加入内阁，并给它两个部长席位。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决定采取积极的态度，派中央委员阿米尔·阿卜杜拉和穆克拉姆·塔利巴尼入阁。
1973年7月17日，复兴党和共产党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后，宣布了两党的联合声明，复兴党地区书记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齐兹·穆罕默德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共产党在联合声明中公开承认了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在全国联合阵线及其机构中的特殊领导地位，承认复兴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者。联合声明还明确规定除革命的领导政党外，其他政党不允许在武装部队内进行党派活动，以保证武装部队的统一。
很显然，全国联合阵线的原则性目标和战略构想并没有离开萨达姆·侯赛因的思想。
但伊拉克共产党在1978年3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后发表的政治报告中，对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了一些违反全国联合阵线行动宪章精神的新的要求。
这些要求是：要求1978年成为结束过渡时期的一年，在政治自由、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为议会选举进行准备；要求阵线在颁布重要决定前进行讨论；要求取消党对责任负有义务的条件。
这实际上是共产党对在阵线各委员会和最高领导机构中进行心平气和地讨论设置了障碍。
对于议会选举的准备工作，伊拉克复兴党从来没有犹豫过。至于共产党所要求的政治自由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问题，更是节外生枝，这等于暗示在伊拉克国内有限制和镇压现象，这是与共产党上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相违背的，也是同它所享受的公开从事政治活动自由的权利相矛盾的。它每天都在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纸上发表意见，这是阿拉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所享受不到的政治自由。
答记者问（上）
我在巴格达下榻的旅馆距共和国宫只有一箭之遥，乘车中速行驶只需十来分钟。
我同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会面的时间约定在晚八点。尽管我盼望着这次会见，但我看了一眼我事前写好的采访提纲仍觉得心里没底。问题不在于我要提出的问题上，因为事实上我近乎准备了一份工作文件，要提出的问题一大堆，足可以讨论几个小时的。问题在于提出这些问题时，需要好好动脑筋，将问题提得巧妙，保证同他的对话获得成功。
当时1982年，他的日程排得很满，来自亚非国家的首脑正纷至沓来，出席在巴格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巴格达几乎变成了一个大贵宾室。萨达姆总统忙于接见各国政府首脑，几乎无一刻的闲暇。我承认我自己曾不止一次对这些首脑们充满了怨恨。因为他们访问、会谈占去的时间挤掉了我的时间。但现在我要去共和国宫了，难道需要向他们表示歉意吗？
事实上，萨达姆承受的压力和工作量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他刚刚送走一位政府首脑，就又迎来另一位客人；萨达姆刚刚离开办公室，但瞬间就会在某个部、某个企业或某家工厂、学校或部队出现；忽儿，又会从那里前往某个城市，某地区、县或边界某个偏僻的小乡村，到老百姓家里同男女老少促膝谈心，调查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问题。他经常抱起孩子，同村民们一起吃面包。因此，不管他在伊拉克的社会地位如何，人们并不将他当成外人看待，他走到哪里都受到像家人一样的接待，没有哪个男人像他那样，从北部库尔德斯坦的高山上到南部两河流域的平原他都扶过犁，耕种过伊拉克肥沃的土地……
他热爱自己的人民，和人民同呼吸。正是这种领袖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纯真的关系将他同历史车轮和革命的脉搏联系在一起……
随着他不断前进的脚步，我们越来越会感到在他的一生中有着史诗一样的东西。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在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前说过的一句话：“1949年，我们开始了又一个新的长征，但我们还没有超越长征的第一阶段……”这就是说，萨达姆·侯赛因也想在这块阿拉伯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伊拉克。他确实建起了新的伊拉克，但他仍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希望革命继续发展，期望在阿拉伯的土地上革命的源泉永不枯竭。
两个月前，我第一次在他身边聆听过他谈论阿拉伯民族的历史、遗产、文明和使命问题。他谈的头头是道，既通俗，又像苏非派那么神秘。苏非派为穆斯林的一个派别，又称神秘派 。而后，他又谈到阿拉伯民族的现在，它的潜力和未来，就好像在指挥室里一样，面前摆着军事的、经济的和人力情况的地图，他胸有成竹，既高瞻远瞩，有战略的眼光，又懂得运用战术。
他突然问我在伊拉克有多少埃及人，他们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有近百万阿拉伯埃及公民在伊拉克全国各地工作，从北到南都有埃及人。他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他说：“难道真有100万吗？”我向他表示确定无疑。他双眸充满了高兴和骄傲的神色。我知道，埃及在他心目中是占有特殊地位的，不仅我知道这点，所有在伊拉克工作的埃及人都很清楚。他也知道他在埃及人心目中的地位。每当他在埃及人民群众中时，他们都用埃及方言欢呼道：“萨达姆，我们用生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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