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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和他的伊拉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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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回答说：“难道我们可以设想有朝一日社会和生活会在没有领导人和各级领导的情况下朝着既定目标的道路上前进吗？回答是否定的，不能那么去设想，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先例。”接着他指出：“领袖既是社会的儿子又是父亲。前者是指社会培养、造就了他，后者则指他对社会所担负的领导作用。当领袖作为社会的父亲时，不应是落后的、氏族式的父亲，即封建家长，他的父道应体现在革命的、民主的关系及相互反映上。”
萨达姆不否认个人的伟大和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但他认为英雄气概也是社会带给他们的。他说：“我们不应忘记英雄气概也基本上是社会的产儿，因为如果当时的社会不准备作出牺牲、提供条件，就不会诞生英雄。我们应在这样的基础上将个人的作用、牺牲精神同社会正确地联系起来，从而在谈到社会、人民大众的作用时，不要抹杀个人的作用；相反，在谈到个人时，不要忘记人民大众。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
萨达姆作为理论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在讨论全国和民族教育委员会为修改教材起草的一份报告时指出：“我们为指出某个人怎么伟大，有哪些业绩，不能不考虑他所处的时代和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而孤立地去谈，应同时代、个人的能力及所处的历史环境等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谈，在正确的范畴内突出某个人的伟大之处……”
所谓不脱离时代，就是说将历史事件和时间、地点联系起来，将历史英雄人物同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当然这些都不是什么新的思想。
但萨达姆的理解与此稍有不同，他的意思是说历史事件和历史英雄人物不要同现在脱离，只此而已。
由此，他对有时对革命进行描绘使用的“错误的词汇”进行了批评，例如将7月17日革命描绘成是“进步的”，就好像“进步的性质”是这一革命的最后定论一样，而实质上，这是一场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仅将其描绘成进步的实际上等于降低了它的价值和实质标准，因为这场革命将在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还例如，有人将伊拉克实现石油国有化的决定称之为“历史性的决定”，实际上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萨达姆说：“现在我们谈论国有化的决定，我们的确认为这是一项引以为自豪的伟大工作。但从现在起十年后，随着历史的进程，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享有重要的地位了，将来的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因此，我们在谈到这项工作时，不应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同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反响乃至整个革命进程割裂开。”这就是说要从将来的角度谈论历史事件，不要同未来割裂开。
萨达姆还从心理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说：“有两种事情很吸引人：一种是人们所相信的但又绝对看不见的东西，另一种是既相信又可以经常触摸到的东西。当我们谈论看得见的既不在天上也不在手里的东西时，就好像在谈论某种抽象的东西——尚未实现的目标——一样。像这种东西是不会激起人们的热情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如意算盘不能不说打错了……”例如，这种理性的见解也体现在伊拉克公民对伊拉克国家的看法上。由于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是一个为着实现阿拉伯的统一和在一个阿拉伯国家体现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战斗的民族主义的党，由于它相信伊拉克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是阿拉伯祖国内的一个地区，因而“伊拉克的”特性往往在更广泛、更全面的特性——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祖国和阿拉伯民族——面前后退。
萨达姆是一位计算准确、善于进行心理平衡的人，他明确强调：“我们不应该在培养热爱自己所生活的那块土地‘伊拉克地区’方面失败，因为宪法规定这块土地是他的祖国，在思想上、行动上，他都应为保卫它甚至为它献身作好准备。因为这块土地是他的实实在在的祖国，每天都同他同呼吸共命运，而阿拉伯祖国则只是原则上同他相互反映。这就是说我们不应沉湎于原则性的民族主义而放弃直接的祖国；同样，我们也不应沉湎于直接的祖国而闭口不谈我们民族主义的概念。”
萨达姆作为理论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他渴望振兴阿拉伯民族，以推动它在世界上所占有的相应的地位，履行自己人道主义的使命。萨达姆曾为撰写阿拉伯历史的问题长期彻夜不眠。
不幸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以科学、批评的手法写成的阿拉伯通史。有的人是从###教创立时写起的，阿拉伯民族好像在###之前根本不存在似的；有的人甚至认为直到现在阿拉伯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
对于###教，萨达姆不止一次地坚持认为###是一次革命，一次大革命，因为在消沉的社会，在被腐朽、没落控制的无能为力的、死一般的民族内爆发革命是不合情理的。像这样的民族从行动方面来讲发生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完成革命的使命必须具备有能力的人，同时必须处在历史隘口才能发生。
萨达姆号召历史学家要注重历史事实。他说：“我们不需要伪造历史或为迎合复兴党的口味去臆造历史，我们需要的是明明白白的历史。”
萨达姆这里所强调的意思是既不要编造现代史也不要编造古代史，不要编造事实和事件，要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伊拉克七月革命历时13天，在13天内，这一革命为新“特洛伊木马”打开了大门，阿卜杜拉·拉扎克·纳伊夫和易卜拉欣·达乌德钻进革命阵营，如果不是萨达姆以罕见的果敢、严密的计划和出奇制胜的能力将他们清除，又有谁会了解呢？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他们一旦窃取革命成果，将真正的革命者排挤掉，历史对此将会说些什么呢？
这些就是萨达姆为重写阿拉伯历史的人提出的非常重要的三点见解。
宗教活动自由
自19世纪初以来，即在殖民主义向阿拉伯国家进行渗透所引起的剧烈震动之后，就对阿拉伯的思想观念提出了如何对待民族遗产的态度问题。这是因为当你站在“别人”面前时，你必须确定“自我”，为此不得不首先回答这样的问题：你过去如何？你同过去的关系如何？你的“自我”表现在什么地方？……现在是过去的继续，历史不会重复、不容修改，还是随着时代的脚步随时刷新历史？
从阿拉伯国家任何一个执政的或有影响的、举足轻重的政党纲领中都不难发现对于宗教、民族遗产即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问题立场和态度各异。
1967年阿拉伯遭受挫折后，一些思想家和学者主张阿拉伯社会重新回到原始的###中去。例如1972年坐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伊玛姆宝座上的阿卜杜拉·哈利姆·马哈茂德在《金字塔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指出“《古兰经》的使命是永久的、持续不断的，执行这一使命是正路”。他建议回到永不枯竭的###源泉中去。
同年，担任埃及共和国副总统的侯赛因·沙非伊宣布：“惟一能应付以色列挑战的社会就是安拉的社会。”
同年同月，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秘书长穆罕默德·奥斯曼·伊斯迈尔在开罗各大报上宣布：“我们可以忽略西奈（埃及的西奈半岛，1967年阿以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译者），但不能忽略我们的信仰。”
与此同时，也有些人对宗教遗产采取拒绝的态度，例如黎巴嫩的阿拉伯思想家萨迪克·贾拉勒·阿兹姆在《对宗教思想的批评》一书中说：“###已变成阿拉伯国内外各种官方反动力量的意识，公开地、直接地同新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成了王室政权的主要依据，认为国王的权力是天命注定的……”接着他还强调说：“宗教已闯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对我们的思想发生影响，完全反对科学和知识……”
对于宗教和遗产问题，萨达姆·侯赛因有自己的见解。
复兴党的创始人米歇尔·阿法利格曾强调：“从一开始，我们的党就对我们阿拉伯的遗产——精神遗产——采取求教的态度，这点在党的文件和提出的口号中都可以得到验证。我们党的口号是：‘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民族，执行一项不朽的使命。’”1943年，他在大马士革大学发表的演说中，阐明了复兴党对待宗教遗产的态度：“以革命的方法求教。”他还分析了###教的实质及其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品格。他认为穆罕默德作为卓越的领袖和伟大革命家，他的一生也包括了所有阿拉伯人的一生。穆罕默德就是所有阿拉伯人的化身，今天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应成为穆罕默德。
他同时还指出：“坚持民族遗产绝不意味着对过去和传统采取奴隶主义的态度，不要创造精神，因为吸取阿拉伯民族生活中不朽的经验，仅仅意味着吸取它的创造精神，深刻的人道主义和革命的价值……”
对此，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归纳为：“你们是有根有底的现代人，现代人不意味着没有根。”
贝克尔这番话的意思是不要将过去变成僵死的偶像，民族遗产不要成为任人凭吊的死尸，而且“现在也不要仅仅成为过去的继续，而应根据斗争阶段的需要对遗产的理解采取科学的态度、革命的态度，继承遗产不能理解为回到过去的状况之中去”。
对于信仰问题，萨达姆从一开始就强调：“我们的信仰并非是过去和宗教的集大成，而是对生活一种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全面解决生活所面临的症结，推动生活在革命的、发展的道路上前进。由于信仰不是机械地将历史和宗教集合在一起，因此信仰的核心包括了超越的内容，是我们民族现实的反映，同时又是这一现实的前奏。”
如果说历史存在于现实之中，对现实产生影响的话，就必须提出历史的价值问题：过去的历史价值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对现在的社会发生影响呢？
对此，萨达姆明确地回答说：“社会的价值是客观的和发展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绝对是就每个历史阶段发展的形式而言的；说它是相对的，则表现在对生活的全面观点方面。”
关于宗教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萨达姆明确表示国家与公民从事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没有关系，他说：“我们让所有的人根据自己的选择从事正常的宗教活动，我们对他们的宗教活动不加干预，但基本条件是他们的活动不要同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为改变和建设社会所选择的政策相违抗，提防有的人利用宗教作为从事政治活动的掩护，从而同革命所要实现的目标分庭抗礼，为新殖民主义效劳，像这种活动必将受到革命的严厉制裁和打击。”
萨达姆认为当今我们所处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同###时代遇到的问题完全不同，作为立法主要依据的###法律已不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
山顶上的鲜花不会开在河谷里
社会主义不再是先知、哲学家或诗人头脑中的一种幻想。它已变成一种现实，在占地球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得到体现。
社会主义的雏形曾在三大宗教教旨里出现过。由于时间、地点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社会主义的形式也各不相同。但作为人类的一种梦想，这一社会的实质是：取消阶级剥削、政治和社会的压迫；根除种族歧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才能。但是社会主义的形式在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也不应该一样，因为每个国家的现实不同。这就如同：假如你从海水里捞出一条鱼，它会死掉，你从河水里捞出一条鱼，照样会死掉一样；还好比：在河谷里开的鲜花，不会长在山顶上；长在山顶上的鲜花也不会开在河谷，除非是栽在衡温的玻璃室内。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每个社会的特点不同，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问题已不再成其为问题，除非是那些地球转不到他们那个角落里的人或生活在山洞里的人。当他们从沉睡中醒来时，才会发现，在他们的山洞外还有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已经诞生，正在繁荣发展。
萨达姆·侯赛因是当代第三世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执掌着自己国家航船的船舵，扬起风帆，正朝着社会主义的彼岸破浪前进。社会主义的最初的形象在他脑海里被勾画为公正、根除压迫、平等、人与人之间充满兄弟关系的图像。从小，社会主义在他的眼里就是这个样子。
当他领导的斗争最终将他推上领导岗位以后，他才了解到在他的国家有上百万的儿童为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感到害羞，他们的破烂衣服不足以遮挡严寒。但他现在不能再脱下自己的长衫施舍给别人了，因为他已认识到要使所有的穷人，他的国家每个村庄、每条街道和狭窄胡同里的穷困潦倒的人，都能摆脱困境的惟一办法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驱散幻梦，在祖国的大地上实现不是梦想的梦想。
萨达姆是如何从理论上、实践上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呢？社会主义的内容与形式是什么样的？如何克服所面临的问题从而逐层进行建设，就像建造一座高楼大厦一样呢？
萨达姆回答说：
我们作为革命者，一开始我就想说我们必须研究每个国家革命的经验，但我们不应当机械地照搬经验，我们只能相互影响，既吸取别人的经验又提供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是能够向别人提供经验的。同时我们敢于也有能力吸收和消化我们从别人那里学到的经验。我们必须以这种精神对待别人的经验，既不感到别人的经验比我们的强，也不认为我们的经验胜过别人的。我们谦虚但不要过分，骄傲又不要盛气凌人；我们既不要对别人自以为是，也反对别人将经验强加给我们。因此，我们想说的是，不管全世界的经验，包括第三世界的经验如何，我们都不会从中找到完全适合我们的经验。
我们为什么要作出这种判断呢？道理很简单：原则的成熟来自现实，这一现实是运动着的非僵死的现实，是同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的，从而产生各种思想，这些思想可能违背现实，也可能以革命的形式发展现实。但总的来说，如果没有运动着的现实，就不会产生新的思想。
那么作为本国人民的哲学家，为本国人民提出理论的人，一定是人民当中的一员，对社会的变革采取现实主义，而不是对现实的环境采取现实主义。采取的现实主义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即对人民、阶层、经济、经济潜力和社会内部普遍存在的矛盾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我们绝不可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模式都可以超越本国社会的现实，从而向全世界提出一种理论。尽管世界上有许多模式对世界有益，但是一般有益还是绝对有益，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例如苏联的经验，到现在已过去58年了，当时的谈话是在1976年，苏联实行马克思主义，但苏联人自己讲他们实行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即苏联的、俄国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实行生活在西方社会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苏联人为什么不讲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呢？为什么要说他们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这是为强调不管马克思主义如何为他们服务，但他们首先是苏联的革命者，仅以马克思的思想他们是不能提出解决苏联社会问题的理论的，而只能在提出理论时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营养，这个人就是列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列宁生活在苏联社会，看到、经受到了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和各阶层间的斗争，从而提出理论。现在当我们谈到伊拉克的现实和实现社会主义问题时，首先必须考虑我们本国的社会现实，从而提出我们的理论基础，照搬任何国家的经验都是错误的，后患无穷；照搬社会主义的经验，将会伤害本国的社会……
在这里，萨达姆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这就是介于吸取和创造之间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对所有制的态度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关于所有制的问题，萨达姆说：“我们认为所有制是我们党中心原则的基本部分，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阶段，这就是制止和战胜剥削，反对那些将个人占有和私人活动作为脱离社会主义价值的孤立价值的各种倾向。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应该触动和放弃这种占有和私人活动。”他在以《私有制和国家责任》为题的一次报告中说：“实施社会主义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以革命的头脑和精神处理私有制和私人活动问题。”
那么萨达姆对待私有制的立场如何呢？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私有制的地位如何呢？萨达姆·侯赛因说：“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责任是控制生产资料，变私有制为一定程度的公有制，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及其作用间保持平衡，并发挥私有制活动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里所指的私有制问题，显然不是要保护或最终根除它的问题。萨达姆说：“允许私人活动和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实践允许的范围内存在，同时拒绝剥削。对私有制的种类、规模和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趋势都要根据社会主义在各阶段可以接受的程度予以重新考虑。”
萨达姆还提出了在一个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单独实施社会主义的理论，必须纳入民族斗争的范畴内，必须首先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团结。但通过继续斗争、实现阿拉伯团结之后，能否在伊拉克建成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萨达姆回答说：“是的，在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领导下，继续高举民族斗争的旗帜，是可以在伊拉克建成社会主义的，并对民族统一的斗争产生影响。
“在伊拉克建立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从而在阿拉伯祖国树立一个我们所期望的形象……”
这就是萨达姆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现在他正在领导伊拉克人民在本国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模式，他不希望自己的模式与外国的一样，而是希望同第三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经验相比较有不同或较先进的地方。
萨达姆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经验体现了我们党的思想……”
但是，既然在一个阿拉伯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离不开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在一个阿拉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必须支持民族斗争并为这一斗争作出贡献。但仅有这一条还不够，还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全面发展，还必须拥有自然资源和财富。因为工业化的国家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分配财富的问题，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创造财富的问题。
从自然资源，物质潜力方面来说，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中，伊拉克并非是一个穷国。它漂浮在一个巨大的石油湖上面，石油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财富之一。但是这一财富过去为外国人所有，伊拉克就好像站在井边快要渴死的人一样，可望不可即，因为殖民主义给它的双手套上了枷锁。
萨达姆·侯赛因果敢地收回了国家的财富，打碎了殖民主义的枷锁，让伊拉克人民痛饮甘泉。
“敢于下河的人就能够安全地游到…
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重要的产油国之一。1927年开始开采石油，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开采石油的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早得多。
开采之初，石油的开采和生产权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而且同经济、社会活动脱节，即石油只用于出口，并非为产油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服务。当时，西方国家认为石油是属于西方国家及其公司所有的，出售一吨原油，产油国只能提取几美分的收入，而且要装入当时的地方长官的私囊，供其挥霍。
而后，通过向英国垄断石油公司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收入才增多，实现了利润平分，但由外国石油公司定价，并要扣除这些享有优惠权的石油公司的一切开支，实际上产油国所获得的收入仍然微乎其微。
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开采始于五六十年代，当时不少国家先后获得独立，更增加了这些国家石油的重要性。从1950年至1970年，阿拉伯产油国由5个国家增至12个，阿拉伯的原油日出口量到1980年达到100万桶。阿拉伯的原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3，占国际石油市场的60％。但阿拉伯国家的产油量不均衡，如巴林日产量不到6万桶，而沙特阿拉伯日产量却高达900万桶。海湾地区3个阿拉伯国家包括伊拉克的原油产量占阿拉伯原油总产量的70％。
从地理上讲，阿拉伯的产油国主要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此外加上阿尔及利亚、卡塔尔。这些国家的产油量占阿拉伯石油总产量的94％，而这些国家的人口却只占阿拉伯人口总数的18％，加上阿尔及利亚，也只占278％。
这样巨大的石油财富对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和结果如何呢？一位经济学家曾说过：“自20世纪60年代，石油广泛发掘阶段。以来，阿拉伯国家分裂成两个大集团：一些人口少的国家个人平均收入达到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人民收入下降，财政出现巨额赤字，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位经济学家指出：“1972年，阿拉伯国家中最高的个人收入，如科威特，已达到其他收入最低的阿拉伯国家个人收入的50倍，例如索马里；而1973年中东十月战争和石油涨价后，科威特的个人收入已增加到相当于索马里个人收入的150倍，是埃及个人平均收入的48倍。在以后的几年，这一差距在继续扩大。”
当然这位经济学家的统计数字是按照总人口和每个国家国民总收入按平均分配计算的。这个数字很难说准确，因为一些国家的为工业化的国家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分配财富的问题，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创造财富的问题。
萨达姆说：当1968年七月革命掌权时，接过来的只有个烂摊子，国库空虚，直到1969年，作为国民收入主要来源的石油收入也只有16亿多伊拉克第纳尔，同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是不能相比的，这些国家已拥有巨额的外汇存款，因为伊拉克于1968年7月17日革命后才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实际上到了1974年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产油国。在这之前，伊拉克的经济命脉一直控制在殖民主义者的手里。
为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发挥民族的自由意志，1961年，伊拉克政府颁布了“国家石油开采”第80号法令，收回外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土地上的开采权。但在7月17日革命前，这项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因为外国石油公司围绕这一法令进行了疯狂的活动，当时的塔希尔·叶海亚政府同外国石油垄断公司达成妥协，成立混合公司，对伊拉克的石油进行联合开采。当时，复兴党就联合一切爱国主义力量反对这一计划，不让它得逞。
7月17日革命后，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阿拉伯人的石油为阿拉伯人所有，伊拉克的石油只属于伊拉克。”
革命后的第二年，伊拉克开始实施这一口号，同苏联达成协议，在苏联的帮助下对拉米拉油田进行开采。外国石油垄断公司认为这一行动是对其在伊拉克利益和前途的严重挑战，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但外国石油垄断公司的阴谋未能得逞，伊拉克同苏联达成的协议成功地得到了实施，就像1955年埃及为打破武器禁运，从社会主义国家购买武器的果敢行动一样，民族的意志获得了胜利。
中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上）
武松是这个故事中的英雄。他认为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不管你对它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必须将老虎打死，否则它就要吃掉我们。
看来，伊拉克革命从武松打虎的故事中受到了启发，1971年底，伊拉克政府同外国石油垄断公司进行谈判，从一开始就采取坚定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这一谈判从1970年就开始了，但当时没有宣布。谈判失败后，伊拉克政府就下定决心采取武松对待老虎的办法，以必要的暴力来解决问题。当时的外国公司以为伊拉克革命政权刚刚诞生不久，国库空虚，不敢同它对抗，不敢向它挑战，或仅仅是想摆脱它而已。因此，外国石油垄断公司讨价还价，故意拖延时间。时隔不久，当它发现事情发展并不如它所想像的那样变成真正的对抗时，才决定采取主动，采取以攻为守的对策，大幅度降低产量，想使伊拉克无法招架，难以完成发展计划，只好动用外汇储备来执行发展项目。
伊拉克革命不仅想同它对抗，而且作好准备，要彻底消灭它。1972年5月17日，向它发出了著名的警告，只限两星期，要它答复伊拉克提出的一切要求，否则的话一切后果由它自己负责。但外国石油公司不相信伊拉克的警告会导致在当时的情况下将石油收归国有。
甚至就连伊拉克国内外的一些朋友也不相信这一警告会被执行，会在外国石油公司拒绝后宣布石油国有化。伊拉克共产党当时在政府中有两个席位，这两位部长劝复兴党人采取这项决定要谨慎，以免得到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三国联军武装入侵的结果。
1978年1月15日，萨达姆在哈瓦那会晤卡斯特罗时说：“当时我们没有关于石油市场的情报。我们向财政、经济专家了解，这些人是以传统的方法对石油价格进行计算的。他们说你们的预算有赤字，在银行没有存款，你们怎能将石油收归国有呢？我回答说我们认为人民就是外汇，我们不能以任何传统的方法考虑这个问题。”
围绕石油国有化的斗争日益高涨。当时，伊拉克革命公开了同外国公司进行谈判的备忘录，以便让伊拉克人民了解革命领导的性质和“政治头脑”。对此萨达姆说：“只有有头脑的领导才敢于将在密室进行的谈判内容公之于世。”但直到此时，外国公司仍不相信伊拉克革命敢于将石油收归国有。
萨达姆后来回忆说，当时法国曾对伊拉克和外国公司的谈判进行了斡旋，但未能同外国公司达成协议。因为进行斡旋的人认为伊拉克政府只是单方面在法律上采取了这项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正是这项决定导致了没收外国石油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调解人不得不劝说外国公司的有关方面改变立场。法国大使同监督委员会秘书长进行联系，劝说单方面采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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