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沉思-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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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如今，在我家，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页空白的方格稿纸！
　　细细检阅自己那些久违了的手稿，内中有两部手稿，我实在舍不得捐赠：
　　一部是我1959年暑假写出的平生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的原稿，不是写在方格稿纸上，而是写在横条练习本上。
　　另一部是《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原稿，写于1961年。那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我在北京不仅吃的是发黄的窝窝头，连从市场上买到的方格稿纸也是发黄、发黑的。我写在这些粗劣稿纸上的小说，却洋溢着浪漫的想象和美丽的憧憬。
　　面对一大堆“过去式”的手稿，那一个又一个从我的笔下写出的方块字，仿佛凝固着我的生命。然而，我除了历史的沧桑感之外，毫无留恋感。用电脑代替手写，是一大进步，正如印刷从此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一样。
　　在我看来，作家与画家不同，作家的作品最终是以书本上的印刷体汉字与读者见面，与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写作无关，而画家则必定是把“挥毫”的结果直接印在书刊上。我庆幸赶上了作家“大换笔”的岁月，电脑大大降低了写作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写作速度，使我如虎添翼。我属于“转型期”的作家：前半生用笔写作，后半生用电脑写作。如今，大批的年轻作家恐怕再也没有经历我这样的“转型”，再也没有手写与电脑写作的比较感，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用电脑写作。对于他们这一代来说，是手稿消亡的一代——他们写作一辈子，也没有留下一页手稿！
　　我想，在一个世纪之后，文学青年在文学馆里见到我们这些“前辈”的手稿时，会大为惊奇：哎呀，他们怎么用笔写作？！
　　当然，在作家群里，也有卓尔不群的例外。我惊讶地得知，女作家王小鹰最近“扩军备战”，买了一百万字的空白方格稿纸，以创作新的长篇！我曾经问她，为什么不用电脑写作？须知，她的先生留洋归来，足以充当她的家庭电脑教师。她却说，她习惯于手写，而且她习惯于用蘸水钢笔写作——这可以说是十八、十九世纪作家的写作习惯！人各有志。看来，在洪水般的电脑潮面前，也有王小鹰这样坚决“不投降”的作家，给手稿带来了一线希望：作家手稿不至于全军覆没……
　　

西子湖畔寻回珍贵手稿（1）
在我的书房里，还保存着一批用毛笔书写的珍贵手稿——岳父的手稿。为了寻找这批手稿，我和妻专程从上海赶往杭州。
　　多次去过西湖，只是站在湖边平视而已。这一回，我有幸站在孤山上一幢豪华别墅里，俯视西湖，整个西湖都纳入视野。银镜般的湖面上悠悠地荡着三五游船，苏堤上的五座小桥横卧清涟之上。久雨初晴，湖上袅袅飘着淡淡的水雾，四岸镶嵌着的一圈绿树都变得朦朦胧胧。
　　孤山，坐落在西湖中的一个小岛之上。山脚的“楼外楼”餐馆和平湖秋月，名闻遐迩，游人如鲫。然而，山顶上的这座三层雕龙描凤的别墅，却是游人莫入的地方。这幢别墅，是原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花巨资请人精心设计、精心建造的。据说造好之后，蒋介石看到了，说了句“我在西湖的别墅都比不上”，吓得杨虎不敢去住，空关多年。如今，这里安装了大铁门和电子报警设备，四周竖着铁栅栏，成为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珍藏历代刻本、善本、碑帖以及名人手稿、字画的所在。我和妻得到特殊的允许，得以进入这一“禁区”。在那里，我们埋头于一大堆线装的花笺手稿。手稿共有三十八卷之多。每一卷褐黄色的封面上，印着红色的“结一阁”闲章。掀开封面之后，映入眼帘的便是端端正正的毛笔小楷。那字迹，一望而知出自“结一阁”主人笔下。
　　对于我们家来说，这批手稿乃是“家珍”。这些“家珍”，历尽桑沧，今日才重见天日：
　　“结一阁”的主人，便是我的岳父杨悌先生。杨家乃温州市平阳县张家堡（现属苍南县）名门，世代业儒。我曾去过杨家祖屋，竟有十八个院子、二百三十八间房子，如同《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一般。在杨家祖屋大门前，不仅尚有石狮，而且还有当年升挂大旗的旗杆石座。
　　岳父又名慕侗，字子恺。历史学家，书法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东渡日本。宣统庚戍（1910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同年归国后，得法政科举人。曾任浙江省高等检察厅首席检察官以及浙江临安县知县、上虞县知县、萧山地方法院院长等职。
　　他厌倦官场迎来送往，逢场作戏，更厌恶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三十年代卸官后，杜门读书。家中藏书极丰。他研究史籍，埋头著述，写下上百种专著。内中，《通鉴事纬》一书，花费心血最多。他反复研读家中所藏宋版《资治通鉴》，在书的天头密密麻麻写下诸多批注，然后以史事为经、以年代为纬，写下《通鉴事纬》。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四O三年）至东晋元熙元年（即公元四一九年），共八百二十二年的史事……
　　岳父这批手稿，除极少数为他人所作的序、跋曾发表之外，均未出版过。四十年代末，他中风之后，自知余日不多，便把文稿誊清编集，分卷装订成册。1951年3月他去世之后，岳母伍鸣凤除了把部分文稿存放在温州家中之外，还把一批文稿装箱，从温州运往平阳舅父家存放。　txt小说上传分享

西子湖畔寻回珍贵手稿（2）
随着“*”的逼近，形势日益紧张。在“四清”运动中，岳母已经预感到这批文稿放在家中极不安全。1965年春节，趁内兄从浙江海盐县回温州过年，岳母与他商量，决定将文稿捐献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据内兄回忆，他当时去平阳舅父家，舅父关上大门，然后让他爬上阁楼，拖下两只沉甸甸的紫红色木箱。内中，除了岳父大批文稿、日记之外，还有孙中山先生写给岳父的亲笔信、岳父的举人黄榜等等。他把这些“家珍”带回海盐县。
　　1965年3月12日，内兄把岳父部分文稿从海盐挂号寄往杭州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一星期后──3月19日，岳母从温州把岳父文稿二十五卷也挂号寄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岳母和内兄当时的决定，今日看来是很有见地的：一年多之后，“*”狂飚骤起，“大革文化命”，岳母家和内兄家都遭到“彻底”大抄家。这批文稿倘若落到“红卫兵”手中，会被作为“四旧”，用“铁扫帚”扫进垃圾堆。孙中山写给岳父的信等，内兄以为比文稿更重要，没有寄出，留在身边，被“造反派”抄去，至今不知下落。就连他把文稿挂号寄出时的挂号存单、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收到后寄来的收据，也被抄走，无从寻觅。岳母连性命都保不住，在“*”中经不住苦风凄雨，含冤而逝……
　　终于雨过天青。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家乡陆陆续续找到岳父所写的对联、匾额，在南雁荡山找到他写的“上山亭”等大字。岳父擅长书法，自十三岁起便给乡亲写大字，晚年更以写字为生，所以在当地找他的字不难。我的亲友游寿澄先生这样评价他的书法：“　渊源颜平原，脱胎苏轼，兼攻二王，旁及郑文公，遒劲峻逸，凝重老辣，自成一体，遐迩登门求书者络绎不绝，寸缣尺楮，人皆宝之。”他也因此有了“书法家”之称。在新编的《平阳县志》和《苍南县志》里，或收入他的书法作品，或作为书法家介绍。
　　其实，他并非只是书法家，而是一位历史学家。但是，他的文稿不知去向，这历史学家也就成了空话。我以笔耕为业，深知写作的艰辛，字字皆心血。所以，对于岳父倾注了毕生精力的遗稿，当然格外珍视，何况他的著作颇有学术价值，也是国家的文化遗产。
　　作为亲属，理所当然关注着那批文稿的命运。经过向内兄及舅舅打听，得知这批文稿，保存在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1985年10月29日，我给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请他们代为寻找。11月29日，该部回函，称“由于时间久远，几易其人，情况不明”。他们要求出示当年的收据，便于寻找。但是，落在“造反派”手中的东西，找起来谈何容易！正因为这样，给海盐县发去的信，久久无回音。这样，寻找工作也就不得不停了下来。

西子湖畔寻回珍贵手稿（3）
从1989年起，内兄也曾托人在杭州寻找这批文稿，依然如同泥牛入海，无音无讯。
　　1997年12月，温州苍南龙港隆重纪念当地文化先贤刘绍宽先生。刘先生是岳父的亲家。我应邀担任了纪念会的副会长，并与妻一起回乡出席了纪念大会。刘先生的大量诗文、日记，因保存在温州图书馆，一一俱在。很多亲友为岳父的著作荡然无存而抱憾。这勾起我再度寻找岳父文稿的念头。
　　也真巧，我回到上海不久，内兄自美国来沪。于是，花了一个晚上，我请他详细回忆当年从老家取文稿以及寄文稿的全过程，并把他的谈话录音。我请他回忆文稿书名，因为有了书名更容易查找。他只记得是研究《资治通鉴》的书，记不清楚具体书名了。倒是妻记起，岳母对她说过叫《通鉴‘事选’》。“事选”是平阳话音。根据“选”音，我推测是“纬”字，书名应为《通鉴事纬》。在内兄离沪后，1998年1月4日，我给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写了一封长信，请求他们寻找杨悌（子恺）文稿《通鉴事纬》。信寄出后，我真担心，这一回别跟十二年前一样“情况不明”……
　　意想不到，一星期之后的傍晚，当我外出回家，便收到一封来自杭州的信。急急拆开，蹦入眼帘的第一句话便是：“很庆幸地告诉先生，先生岳父杨子恺的《通鉴事纬》现已被查到，此书与《文澜阁四库全书》等善本书一同尊藏於孤山之巅的善本书库──青白山居！”
　　我喜出望外，当即大声地喊妻过来一起看信。信是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徐永明先生写来的，文稿是他找到的。看罢徐先生的信，我马上拨通家乡好多亲友的电话，把这一喜讯马上告诉他们。电话打到哪家，哪家就“欢呼”起来！
　　此后几天，我与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谷辉之以及徐永明先生保持频繁的电话联系。经过电话商讨，决定请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把岳父的文稿全部复印一份。复印毕，我和妻将专程前往迎取。
　　由于文稿甚多，复印了几天，这才印毕。1998年1月21日，我和妻赶往杭州，这才知道寻找手稿的曲折过程：
　　岳父的文稿，原本是用绳子捆成一捆，堆放在孤山脚下的书库里。那里的古书、文稿很多，堆放杂乱，所以部分文稿在那里遭到虫蛀。在1985年查找时，当然“情况不明”，很难查到。后来，经过清理，在文稿内见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所写的一张书目清单，断定这些文稿有学术价值。另外，清单上还标明的一句作者介绍：“杨悌（子恺），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凭这句话，也判定文稿有一定水平。这样，这堆文稿“升级”，送入山顶上的杨虎别墅──“青白山居”，与林则徐、马一浮、张宗祥等名人手稿放在一起，再也不受蛀虫的欺凌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西子湖畔寻回珍贵手稿（4）
虽说文稿的“境遇”改善了，但是，这一回倘若不是遇到细心人，仍会“情况不明”。寻找文稿当然必须先从目录着手。那天，古籍部接到我的来信，当即着手查目录卡片。先是按作者姓名查卡片，查不到；接着，又按书名《通鉴事纬》查卡片，也没有找到。这样，花费了一天时间。如果寻找者因此回一封信说“情况不明”，也算是尽到责任了。
　　幸运的是，我的信落在徐永明先生手中。他原本是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在1996年8月来到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在这里才工作了一年多。据部主任谷辉之告诉我，徐永明由于工作认真负责，在所里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分管善本书库。他并不因为目录卡片查不到而罢休。他想，也许是这些文稿还没有登录在卡片上。于是，他着手查找书库登记本上的目录。在文澜阁里，有上千箱古籍、手稿、字画、碑帖，浩若山下的西湖。登记本上的目录，是按入库先后登录的，要逐页查找，比查卡片要麻烦多了。徐永明分析，那些文稿可能在名人手稿库里。他逐页逐行查阅名人手稿登记本，终于在“第1498号”这一行里，见到“杨悌（子恺）文稿，三十七册”，终于水落石出！这一行上还盖着“九二清点”、“九六清点”的红色方章，表明在1992年和1996年进行过两次清点。
　　徐永明按照“第1498号”这一编号，在文澜阁二楼的一只木箱里，找到那一大捆“杨悌文稿”。于是，他给我写信，报告这一喜讯……
　　文稿找到之后，复印也是重要一关。这些手稿是很薄的花笺纸，年久发黄发脆，而且多处被虫蛀，一碰就碎，复印很麻烦。幸运中又遇幸运。负责复印这些文稿的沈雅君，也是馆里的先进工作者。她花费几天功夫，仔仔细细复印。其中有两册手稿，由于是利用已经写过字的花笺的反面写成的，复印时不得不把手稿拆开来，一页一页摊平复印。全部手稿的复印件，总共达一千一百一十二页！
　　在古籍部，我和妻逐页把复印件跟原件进行校对。我们只发现：漏印一页，另一页漏印一行，如此而已，漏印率不到千分之一！这是她认真细致工作态度的最生动的写照。
　　为了表示对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的深切感谢，我曾想就近在“楼外楼”请有关人员吃一顿饭，结果恰恰相反，倒是古籍部谷辉之主任坚持由浙江省图书馆作东！她再三说，这是王效良馆长的意见。恭敬不如从命，我无法推辞。我带去的复印费，古籍部也不收，说这也是馆里的决定。我的“秀才人情”──从上海带去一箱我的新著，分送给他们，他们总算收下了。那空了的箱子，正好满满地装上了岳父文稿的复印件。
　　虽说是复印稿，我们也视若珍宝。正值春节前夕，杭州的出租车几乎都满载，我不得不从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步行到几百米外的香格里拉饭店等候出租车。步行时，我用手提着沉重的箱子──尽管这是一只既有拉杆又有轮子的箱子，却不敢拖着走，生怕拖着箱子时震动很大，箱内复印件彼此磨擦，会影响字迹的清晰度。

西子湖畔寻回珍贵手稿（5）
那天夜里，杭州飘起了鹅毛大雪。清早，我从五洲大酒店推窗远望，大地一片白皑皑。朋友劝我，这是观看西湖“断桥残雪”最难得的机会。我却和妻急于把文稿复印件稳妥运回家，马上冒着风雪赶往火车站，当天中午就回到上海。
　　行魂未定，我和妻便忙着把各卷文稿复印件理顺，然后用自动号码章给各卷复印件逐页印上页码。接着，对照《资治通鉴》，编定二十卷《通鉴事纬》各卷的先后次序。
　　我用电脑打印出从杭州运回的岳父全部手稿目录：除《通鉴事纬》之外，还有《汉事绀珠》、《汉书摭词》，《汉书刑志法补》、《读汉书百官公卿裴疏记稿》、《味镫存稿》、《毛诗通训》、《韩集后语》、《补三国职官志》、《三国文类》等。
　　其中虫蛀最严重的是《汉事绀珠》一书的八卷手稿。所幸这八卷的字很大，字迹容易辨认，而且蛀缺的部分可以对照《汉书》加以补正。
　　接着，统计各卷字数，算出手稿总字数，竟有六十四万字之多！
　　在做完这些初步的整理工作之后，用从杭州带回的复印件，复印了四份。其中两份由内兄带走。
　　我和妻把复印稿按线装书格式装订成册。用电脑在封面及扉页上印上书名，还印上作者杨悌照片以及作者简介。原先的目录，按当时习惯，分散在各卷之末，我在装订时按现在的习惯全部集中于卷首。原手稿有些散页，也依照内容插入各卷。
　　这里顺便提一句，岳父的照片原本很多，在“*”中“全军复没”。如今保存下来的一帧照片，当年印在一本书上。在1960年，妻一位名叫斯维妲的苏联女朋友，从乌克兰寄来她父亲的照片，妻也就寄一帧自己父亲的照片送她。妻在家里寻找，父亲的照片大都很大，邮寄不便，就从一本书上剪下父亲一帧照片，寄往乌克兰。这帧照片在斯维妲那里得以保存。“*”后，由于找不到父亲的照片，妻便致函斯维妲，索回那帧照片。我推测，岳父生前可能出版过著作，那帧照片是印在书上的作者像。我曾再三问妻，当时从什么书上剪下那帧照片。她说，那时她不懂事，竟没有注意那是一本什么书……
　　在进行整理、装订后，我埋头于阅读书稿的内容。我特别看重《通鉴事纬》和《味镫存稿》两书。
　　《通鉴事纬》是岳父研究《资治通鉴》的力作。《资治通鉴》是系北宋司马光所撰，写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王朝兴衰史。宋神宗将此书命名为《资治通鉴》，乃是供封建统治者从历代兴亡中汲取鉴戒之意。《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四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大型史著。
　　《资治通鉴》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部史著。1953年，毛泽东委托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吴晗标点、整理《资治通鉴》。毛泽东多次细读《资治通鉴》。我在采访毛泽东的秘书时得知，毛泽东连去外地时也总嘱秘书带上此书。他在书中写下大量批注。1996年12月，《毛泽东阅点〈资治通鉴〉》影印本出版，使《资治通鉴》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　想看书来

西子湖畔寻回珍贵手稿（6）
关于研究《资治通鉴》的专著，除了宋末元初胡三省所著《资治通鉴音注》和清初严衍所著《资治通鉴补正》之外，鲜见于世。岳父的这一长篇遗著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在年轻时就喜欢读《资治通鉴》，把阅读时的见解随手写在《资治通鉴》上。后来，在这些批注的基础上，着手写《通鉴事纬》一书。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手下有刘*（电脑缺字，*应为“分”旁加“文”）、刘恕、范祖禹等人组成的“写作班子”，更何况司马光是“奉旨修史”，享有很好的工作条件。岳父却是孤军奋战，在艰难的条件下写作。《通鉴事纬》是他的未竟之作。尽管他从周威烈二十三年起，只写到东晋元熙元年，没有写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但是毕竟完成了百分之六十的工作量，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在《通鉴事纬》二十卷手稿中，缺了“魏纪”这一卷，我从他的散稿中却意外地找到了“魏纪”草稿（残缺），使全书终于保持完整。遗憾的是，从他的著作目录上查到他曾为《通鉴事纬》写了一篇序言，然而文稿中却没有这篇序言。另外，从著作目录上，还查到他曾写过关于《资治通鉴》的《通鉴备捻》一书，同样找不到文稿。著作目录还表明，他写过《通鉴纪事年表》……
　　至于我喜欢《味镫存稿》一书，则是因为这是岳父的散文集，在这本书的六十篇散文中，写下许多故乡的人与事，多处写及他自身的经历，读来格外亲切……这些散文是他在不同时期陆陆续续、零零散散写下的，却在“庚寅年”集中抄录。他在每一篇文末，都写下重新抄录的时间──从庚寅年10月初七（1950年11月16日）起，到庚寅年12月19日（1951年1月26日）这两个来月，紧锣密鼓般全部抄毕。他似乎已经预感到厄运逼近。又过了两个月──1951年3月27日，他就离开了人世！其实，他的长篇专著《通鉴事纬》，从卷末所署誊录日子来看，其中“晋纪”八卷，也是在1950年赶抄赶写的！
　　在散稿中一个小本子里，我见到岳父所写著作目录，得知他的著作甚丰。这次在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找到的，只是他一小部分文稿。
　　根据那个小本子，我整理出他长长的著作目录：《古政甄原》、《百王成鉴》、《百官正名》、《设官平议》、《理官广治录》、《兰台道古录》、《片言集》、《汉文鉴》、《公羊何氏记》、《春秋汉议》、《管子学》、《墨纬》、《削荀记言》、《唐六点旁证》、《宋史职官志订补》、《汉律疏议》、《校仇论》、《读通志艺文略校记》、《韩文碑记释纠记》、《晋书纂故》、《唐书纂故》、《南史会要》、《北史会要》、《古制丛录》、《汉制丛录》、《三国志典录》、《周官新记》、《读左比事》、《诸子学录》、《汉儒学录》、《婺学宗传》、《永嘉学录》、《昌黎集集注》……如今，大部分只存书名，文稿荡然无存！
　　我在残稿中找到《汉官拾遗》一书的封面，而文稿却一页都不见了！
　　《味镫书馆日记》、《竹霁庐日记》、《寄石山房日记》、《可庐日记》多卷，数十年如1日记录所见所闻，颇有地方史料价值，可惜在“*”中散佚。据内兄回忆，他在1965年曾把其中两卷日记一起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因日记不属学术著作，被退回，也就在“*”中散失！
　　《结一阁丛刊》四集，每集都四、五篇中、短篇论著，如今只剩下《汉书刑法志补》、《补三国职官志》、《读汉书百官公卿裴疏记稿》三文尚在。
　　从手稿中查证，岳父的著作总共有一百二十三部之多！当年，他倦于官场，退隐书房，青灯黄卷，谢客著书。在他看来，“官场一时红，文章千古在”。他的著作在当时没有机会出版，却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在书房笔耕不已，这种毅力是令人敬佩的。他在史学研究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晚年，他在浙江省平阳县城关白石河街设馆授徒，从学者二十余人。我在他的文稿中查到他的“拾年课”──以十年为期的授课计划，共十六课：1，通鉴文史课；2，左传课；3，汉书课；4，韩文课；5，说文尔雅课；6，毛诗课；7，南书两戴记课；8，三礼九通课；9，群觳梁两传课；10，周秦诸子课；11，宋明清诸儒传；12，宋辽金元四史课；13，明鉴明史课；14，清史课；15，古文辞九集课；16，周易课。
　　此外，还有日课：《座旁录》、《新绎志》、《读书分年课程》、《艺文偶记》。
　　他还曾校刻“乡先哲书”，　共六部：《纪年通辨》、《三易备遗》、《孔子集语》、《霁山集》、《不系舟渔者集》、《管窥考编》。
　　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岳父的一生：“平生著述无虚日”。
　　接下去的任务是艰巨的：
　　要把从杭州找到的这些文稿加以标点。内中《通鉴事纬》需要对照《资治通鉴》进行校订。所漏“魏纪”要根据残稿补齐。然后，逐步输入电脑。由于僻字颇多，许多字是电脑常用字库中没有的，所以输入要比普通文稿困难得多。
　　在打印出这些文稿的校定稿之后，出版也将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学术性著作出版不易是人所共知的……
　　后来，由于内兄和内侄的努力，终于把《通鉴事纬》全书校毕，并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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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名人书信库（1）
在我的书房里，除了有我的作品手稿库之外，还有作家书信库。
　　进入电脑时代之后，作家书信手稿跟作家作品手稿一样，已经成为“稀有元素”了。
　　我在采访王造时夫人郑毓秀的时候，从一包手稿中见到一封发黄的信。打开一看，竟是史良在1951年写给王造时的信。当时，王造时的子女患精神分裂症，遍求良医未得，史良在信中为他介绍了专治这一难症的医生。王造时和史良同为“七君子”，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本身就弥足珍贵。王夫人告诉我，在“*”中遭抄家，王造时书信被红卫兵们弃满客厅，随风而逝，这封信是偶然“劫后余生”，更为珍贵。
　　我在采访梁实秋夫人韩菁清的时候，她拿出冰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给梁实秋的信件给我看，使我十分惊奇。我问她，如此年代久远的信，梁实秋怎么还一直保存着？她告诉我，平日，梁实秋的信件颇多，但是他只把认为值得保存的信件放在专门的箱子里。不论是在八年抗战，还是他匆匆离开大陆前往台湾，他都带着那一包信件。所以这批珍贵的作家书信，得以保存。
　　书信，也是作家著作的一个部分。书信不像文章，在写信的时候往往不是为发表而写，甚至压根儿没有想到日后会公开发表，所以书信往往更多地披露真情。我曾评论过《傅雷家书》，以为就思想内涵而言，是傅雷最重要的著作──尽管傅雷是非常优秀的翻译家，但是他的几十部译作只是“替外国作家说中国话”而已，并不反映他自己的思想，而《傅雷家书》却是他自身思想的真实写照。
　　作家以笔耕为业，所以往往作家也最勤于写信。韩菁清回忆说，梁实秋写信又多又快，“倚马可得”，须臾之间便写好四、五封信。梁实秋与韩菁清相恋时，虽然天天见面，梁实秋仍每天向她“面呈”一封文笔优美、散文式的情信，因为他以为，心中的深情不是口头所能表达的。
　　然而，书信不像文章，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手头留有剪报，也就保存下来了；书信则是寄给别人，并不发表。信寄出之后，你手头也就没有这些书信了。收信人看完信，常常一丢了之。尤其是十几年、几十年前的信，几乎很难寻找。所以，书信最易散失。除非请收信者把你的信寄还给你──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了。　《傅雷家书》所收的是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信，由于傅聪非常注意保存父亲的信，而且他远在英国伦敦，红卫兵们的“铁扫帚”无法企及，所以傅雷的这些反映他内心世界的珍贵家书得以传世。戴厚英在不幸猝世之后，平常就留意保存母亲书信的女儿，编出了《戴厚英戴醒母女两地书》，披露母女俩浓浓亲情。韩菁清保存了梁实秋写给她的所有书信，我帮她编成了一本五十万字的梁实秋、韩菁清书信选集，分别在上海和台湾出版。

珍贵的名人书信库（2）
一家出版社要出我的文集，内中也包括书信。我的信件甚多，最多时一天收到二、三十封信。我所写的信，当在万件以上。然而，我早年的信件大都散失，能够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
　　“*”后的书信，倒是保存了一部分。这是因为当时我写文章、写书，都习惯于用复写纸保留一份底稿。我也就养成了夹一张复写纸写作的习惯，所以在写信时，凡是以为重要的信件，也就用复写纸留了一份底稿。这样，也就保存了不少书信。
　　2001年，现代出版社要出版朱家雄先生主编的《北大情书选》，向我约稿。我找出写给妻子的几十封信。妻把信输入电脑，顺利地完成了约稿。这些信件从一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