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沉思-第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2007年夏日，我应邀前往纽约讲座。我一到纽约，就和妻再度来到世界贸易大厦，那里刚刚打好地基，正在建造新的大楼。
　　。　最好的txt下载网

找到失散20年的“孩子”
对于作家来说，作品就是“孩子”。
　　不久前，我竟然找到失散20年的“孩子”！
　　那是2009年2月，我在网上查找资料时，极其偶然，在奇虎网上的一个名叫“家有小囡万事足·囡囡妈的不老阁一号”的博客里，见到博主回忆小时候读过的书的文章，提到了《CHINA　for　Younger　Readers》，即《漫话中国》，作者是“Ye　Yonglie”，即叶永烈。这本书是北京海豚出版社1989年出版。博客里还附了9幅这本书的照片。
　　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一直没有看到过这本“叶永烈著《漫话中国》”。北京海豚出版社在出版之后，既没有给我寄样书，也没有寄稿费，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本书没有出版！这一回，居然能够从网络上找到失散20年的“孩子”，格外的高兴。
　　在20多年前，我应外文出版社之约，创作《漫话中国》一书。当时，外文出版社来信约我写此书，是随着中国国门的开放，外国朋友来中国越来越多，外国的孩子来中国也越来越多。为了使来华的外国孩子认识中国，外文出版社决定约我写一本《漫话中国》，用英文出版，并配上大量的图片。
　　于是，我开始创作《漫话中国》一书。当时，我还没有用电脑写作，是用笔写的。《漫话中国》一书总共25章，从中国的方块汉字、中国的四大发明、中国的56个民族、中国的首都北京等等。写出初稿之后，根据外文出版社的审阅意见，我又改了一稿。寄往外文出版社之后，久久没有下文。
　　我以为，这本书大约出版计划改变了，没有出版。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书被译成英文，并请画家贾延良先生配上许多精美的插图，于1989年由外文出版社的复牌——海豚出版社出版了。作者除了写叶永烈之外，还多了一个“蔚文”。我不知道这“蔚文”是谁？我猜想，也许是英文译者。
　　至今，我仍保存着《漫话中国》一书的手稿。
　　我在得知《漫话中国》一书已经在20年前出版的消息之后，在震惊、兴奋之余，即写了一封信，用E…mail发给了北京海豚出版社总编室。
　　海豚出版社总编室倒也很认真，给我回复，说20年来人事全非，该社在2000年独立建社，目前所有工作人员都是2000年之后进海豚出版社的。现在这家出版社正在调查、了解20年前这本书出版时，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告诉作者。
　　海豚出版社总编室还告知，《漫话中国》一书现在仍有再版的价值，因为现在到中国来的外国孩子已经越来越多，很需要这样一本用英文浅显而全面介绍中国概貌、文化、历史的图书。
　　我非常感谢那位读者的回忆，使我得知《漫话中国》一书的出版信息。
　　我期待着这本失而复得的图书《漫话中国》，早日在新世纪重新出版。
　　

我的书房引起档案界的关注
我的书房，并不仅仅是藏书、读书、写书的地方，由于我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积累了大批档案和资料，成了一个规模不小、藏品丰富的“私家档案馆”。
　　我的“私家档案馆”，引起了上海档案馆的注意，几度派人前来参观，并商谈能否捐赠部分藏品。2005年12月1日，我应邀在上海中山东二路9号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10楼报告厅，作讲座《纪实文学创作与档案》。这一讲座，被列为上海“东方讲坛”专题讲座之一。
　　我的“私家档案馆”甚至还引起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国档案》月刊的兴趣。这家杂志的主编和记者一起访问我的书房，写了报道《作家叶永烈的“档案情结”》：
　　一段众人皆知、但又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一份档案的披露而改写了；一些较为敏感的政界人物档案在“铁鞋”尚未踏破之前居然被寻觅到了；一个收藏量大、品种多、拥有专业装具和全套信息化装备的“家庭档案馆”静悄悄地形成了。
　　这些事情有，但不经常发生。如果，这些事情都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居然都和“档案”有关，就有些令人称奇了。这个人就是叶永烈――一个人们似乎已经很熟悉的作家。
　　这篇《作家叶永烈的“档案情结”》报道称我的“私家档案馆”里“馆藏丰富”：
　　用“馆藏丰富”来描述叶永烈书房里的一切丝毫不为过。诸如创作手稿、书信和诸如成绩单之类纸质材料，应属档案“原生态”一类的。照片和采访录音带，自然是令专业档案工作者羡慕不已的声像档案。而各种类别的专题图书，则是利用率极高、信息量最密集的资料了。
　　……
　　毋庸置疑，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档案馆，馆长姓叶。
　　《中国档案》月刊的报道披露了我的“私家档案馆”的部分藏品：
　　在作家眼里，档案除了可以印证历史外，还有其他价值吗？“档案也可以提供最真实的材料”，叶永烈这样回答。
　　他表示，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创作中对材料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即使对于纯文学创作，档案材料也是有作用的。任何作品都要有一定的社会场景和人物，档案提供了最真实的材料。但问题是，档案的真实性是需要有当事人印证的，而几十年后，一些当事人将不存在了。因此，档案的及时开放就变得很重要了。
　　现在的档案利用存在哪些问题呢？作家叶永烈没有正面回答，但他的思绪却很乐意地流向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大量档案还散存、散失在众多基层单位的年代，如此糟糕的档案工作现状却戏剧性地成就了作家叶永烈利用档案的“黄金时代”。
　　正是在一家棉纺织厂的人事档案中，叶永烈发现了“四清”时期王秀珍的自传，但他还来不及惊喜。那时，档案虽然就放在他面前，伸手可触，可是厂方不让拍照，更不让复印，但这样的利用规定没有难倒作家。叶永烈取出一台袖珍录音机，一边读档案一边录音，晚上回家后再根据录音整理。很快，他发觉这绝对不是一种省力的好办法。办法还有一个：抄！自此，他经常早上六点就离开位于西区的家，前往东北角上的纺织厂抄档案。
　　在位于外滩的一家市级机关里，叶永烈查到了王洪文的一些材料。其中有本大事记，它的来历还颇有些传奇。原来王洪文进京后，他原来在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班小兄弟坐在一起“畅想”当年如何跟着王氏造反起家的，如此倒腾出一本“革命大事记”来。这份档案的保管形式深深打上了作者们的阶级烙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纸张卷曲塞在一根铁管中，这根铁管在两头被焊死后就被藏进了墙壁里，秘不示人。如今，这份大事记就摆在作家的眼前。叶永烈二话不说，抄，还是不停地抄，他忘我的抄写劲头感动了档案工作人员，他们破例允许他拍照。叶永烈手里攥着胶卷，想想这可不是一般的胶卷啊！为安全保险起见，他自己做起冲洗的活来。就在那段时间里，叶永烈就这样自己抄，自己拍，自己冲洗。不少珍贵档案资料就这样日积月累地收集起来。
　　“其实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并一定在档案馆”，叶永烈不无得意地说道，随即他信手拈来几例，推介他的馆藏珍品。
　　胡乔木在*时期的“起居录”。其中记录了当时胡乔木每一天的起居、活动、来电等情况，细节之具体令人称奇。没人会想到这是出自于胡乔木警卫人员之手，更没人会想到这些质朴的文字是警卫人员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记录在一本不起眼的小黑皮本。因为有一回周恩来总理要找胡乔木，却不知道被拉到哪里批斗了，于是指示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要对胡乔木每日行踪加以记录。叶永烈费了一番周折借到手后，一口气全部予以复印。
　　“安亭事件”中张春桥与王洪文的谈判材料。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献材料。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不少，但多数人没见过原件。
　　但叶永烈见过，不但见过，还翻拍了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谈判材料上有张春桥的签字。这份珍贵材料可以在叶永烈撰写的《江青画传》中见到。
　　傅雷的“闲散劳动力调查表”。这是日前发现的唯一一份有关傅雷的人事档案。要知道当时傅雷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没有单位就意味没有档案。
　　随着“四人帮”的审判结束，大批“两案档案”被集中移交给中央档案馆，档案得到了妥善保管，可是“现在要利用档案太困难了”。作家不无忧虑的如是说。
　　

“收藏自己”始于细心（1）
我的档案收藏最初始于“收藏自己”。
　　前面叙及，在1951年，十一岁的我在《浙南日报》上发表第一篇作品。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仍然完好地保存着那天的报纸，而且保存着编辑当时写给我的信以及信封。尽管信末只盖了一个长方形的公章，没有留名，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是凭借那封信的笔迹，找到了我的恩师——当年的编辑、老作家杨奔。
　　其实，那封半个多世纪前的编辑来信，仅仅是我众多的“收藏自己”的藏品之一。
　　我的最早的收藏品，该算是1946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成绩报告单。那年我六岁。这张标明“一上年级学生叶永烈”的成绩报告单上，虽然写着“品性优”、“体格优”，但是却写着“作文40分”，旁边盖着蓝印“不及格”！此外，“读书”也不及格，也是40分！
　　这表明我当年并非神童，而是从两门不及格开始起跑的。
　　成绩报告单上印着我的母校的全称——“永嘉县南市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这所小学曾叫康乐小学──因为在这所小学旁边有条街叫“康乐坊”，所以用“康乐”来命名。在解放后，这所小学改名为“温州市立第九小学”。现在名为“温州瓦市小学”；　因为学校坐落在瓦市殿巷。如今的温州瓦市小学里，都没有当年的“永嘉县南市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时的成绩报告单。后来，我把当年的成绩报告单复印送给母校的时候，老师们非常高兴，放到校史陈列室去保管。
　　从那张成绩报告单上，还可以“考证”出来，当时的校长是张亮，教导主任是徐则中。一年级的“级任”──也就是现今的“班主任”，是一位女教师，叫范克荣。因为成绩报告单上都印着他们的姓名，还盖着他们的图章。这对于母校研究校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档案。
　　那张成绩报告单还显示，当时的课程只有四门，即国语、算术、音乐、体育。国语又细分为：说话、读书、作文、写字。
　　我家当时在温州市中心的铁井栏，大约步行十来分钟，便到达这所小学。一进这所小学，便是一个院子。院子里有滑梯，有水池。正面是一幢教室大楼。大楼底层正中，是大礼堂。穿过教室大楼，后面是大操场。
　　在范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课的时候，我闹了笑话：上完第一课，同学们都出去玩了，唯独我仍端坐在座位上！因为父亲关照我上课要仔细听，过分“认真”的我连下课了都不敢离开座位。
　　范老师善歌善舞，很和气。她常常一边弹风琴，一边教我们唱歌。
　　母校的老师从我那张成绩报告单上得知，范克荣老师是我一年级时的“级任”，告诉我好消息：范克荣老师仍然健在。
　　2006年秋日，我从上海回到故乡温州时，高兴地见到了范克荣老师。当时的《温州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收藏自己”始于细心（2）
在老人节来临之际，10月27日上午，温籍著名作家叶永烈特地来到了母校温州瓦市小学，在学校的悉心安排下，他第一次拜访了自己孩提时的班主任、80岁高龄的范克荣老人。60年前，叶永烈在瓦市小学就读一年级，当时年仅20岁的范克荣老师担任他的班主任，教音乐。60年后，师生又相见，叶永烈乐了，而范克荣老人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那时候的成绩报告单是一个来月发一次的，叫做“学月成绩报告单”，光是“一上”就有三张“学月成绩报告单”以及学期结束时的成绩报告单。在“一上”结束时，我的作文成绩已经升到“60分”，总算及格了。
　　令友人们称羡不已的是，我居然收藏着从小学“一上”到高三毕业时的几乎全部成绩报告单！
　　闲时翻看装订成册的成绩报告单，我倒并不太在意学习成绩的逐年进步，而是喜欢当年“级任”（也就是如今的班主任）的评语。比如，我小学“二上”的评语是“喜讲闲话懒肯用功”，“二下”的评语是“天资聪颖惜懒用功”，“三上”的评语是“富有发表的能力”，“三下”的评语是“发表能力特长”……“初一上”的评语中有一句“今后课外书应以不妨碍正课为原则”。
　　令我惊讶的是，我的“高二上”评语说：“学习认真，肯坚持，有研究精神，富幻想，记忆力与理解力也强，成绩优良”。大约是这“富幻想”三个字，促成我后来写了几百万字的科学幻想小说；我的“高三上”评语说：“学习一贯认真，且成绩也佳，对历史方面特有兴趣”。我如今创作了上千万字*党史纪实文学，大约正是印证了这句“对历史方面特有兴趣”。
　　其实，这些特殊的收藏品，最初并不是我收藏的，而是父亲替我收藏的。父亲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告诉我，凡是有保存价值的文件，一定要好好保管。受父亲影响，我慢慢养成收藏的习惯。我收藏了中学时代我的诸多借书证，收藏了小学五年级参加美术比赛得奖的奖品，收藏了中学时代的作文，收藏了印着“报名号175517”的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连同信封）……
　　2004年春节，表兄曾衍霖教授来访前，在电话中说要送给我一件“最珍贵的礼物”。至于这礼物是什么，他“卖关子”，没说。
　　他来了，坐定之后，小心翼翼地从衣袋里取出一帧发黄的二寸照片。照片上的小男孩理着小分头，穿短袖白衬衫，居然系着一根小小的领带，脚上穿了一双绣花鞋。他蹲在那里，跟前是一辆玩具轿车。背景是一个地球，上面写着“吾友摄影”。显然，这是在一家名叫“吾友”的照相馆里拍摄的。虽说照片年代久远，可是却很清晰。
　　这老照片上的小男孩是谁？连我也不认识。然而，看了照片背面用毛笔写的说明词，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我熟悉的父亲的笔迹。他写道：“永烈周岁纪念”。
　　原来，是我周岁时拍的照片！在这之前，我收藏的自己的最早的照片，是四岁时的照片。这一回，能够得到自己周岁时的照片，当然是“最珍贵的礼物”。
　　表兄说，前些日子在家中整理旧照片，发现此照。
　　表兄的母亲是我的母亲的姐姐，这照片显然是我的父母当时送给我的舅舅、舅母的。
　　表兄又说，倘若不是姨爹（也就是我的父亲）在照片背后写上“永烈周岁纪念”，他认不出这小男孩是谁。
　　我细看照片背面，见到上面还写着“三○、农七、二六、”，这“三○”是指民国三十年，亦即1941年。“农七、二六、”是指农历7月26日，我的生日是农历7月27日，父亲选择“农七、二六、”给我拍周岁照，真是连一天都不差！
　　我在感谢表兄之余，非常佩服父亲的细心。
　　我能够收藏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的成绩报告单，得益于父亲的细心。是父亲把我的这些成绩报告单全部保存起来。如今，独生子女的父母，也未必能够把孩子成绩报告单全部保存，何况我的父亲有着五个子女。
　　如今，在我的书橱里，用一个文件夹，依照顺序存放着我的全部成绩报告单。
　　我十一岁时投稿，我所收到平生的第一封信，也是父亲替我保存着；当时发表我的作品的报纸，同样是父亲为我保存。如今，我能够拥有文学道路上最初的原始档案，多亏我有一位细心的父亲。
　　父亲这细心的品格，“遗传”给了我。我也还算细心。正因为这样，我的儿子、儿媳从国外回来，第一事就是把护照以及重要的证件交给我保管。在他们看来，交到我手中，如同放进了保险箱。
　　“收藏自己”，始于细心。细心永远是需要的。不光是日常生活中需要细心，干任何事业都需要细心。细心往往与耐心相随。有足够耐心的人，不怕烦的人，办事也就细心。
　　

我的主日记副日记（1）
临睡之前，我总是习惯地打开日记本，写好当天的日记。年年、月月、日日如此。即使出差，把厚厚的日记本带在身边深感不便，我也要在活页纸上逐日写好日记，回家后贴在日记本上。
　　后来，我改用电脑记日记，依然年年、月月、日日如此。
　　我的众多的日记，都保存在我的书房里。
　　日记有各式各样的写法。有人把日记写成一篇篇优美的散文，有人记下“日有所思”写成随想录，而我的日记纯属工作记录——没有什么“文采”，几乎不涉及思想，这日记甚至可供任何人阅读。我的日记只是记述我每天的工作，诸如与谁会见、出席什么会议、写了什么文章、有谁来访，如此而已。也就是说，我的日记是“大事记”式的。
　　长年累月记日记，给我的写作带来很大方便。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旦写进日记，可以准确查明什么作品写于什么时候，可以了解自己一年内的写作进程。尤其是在写回忆往事的文章时，翻阅日记，可以使所涉及的日期、史实准确。
　　我在写作二百万字的自传体“人生三部曲”——第一部八十四万字的《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上、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二部六十四万字的《是是非非“灰姑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三部五十万字《用事实说话》（上、下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出版），便得益于我的一本本日记。最近，我又完成一百五十万字的自传体“风波三部曲”——第一部五十万字《出没风波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二部五十万字《现在可以说了》（已完成，将在香港出版）、第三部五十万字《树欲静而风不止》（已完成，将在香港出版），同样也得益于我的一本本日记。
　　我还养成了遇上重要事件随手而记的习惯。这些随手而记的文章，比日记要详细得多，在当时不见得可以发表。但是过了几年或者十几年、二十几年，当我要写及这些重要事件时，这些文章就显得格外珍贵，因为这些文章往往充满细节，富有现场感，远比日后凭借回忆所写的文章要准确得多。
　　我除了有一部“主日记”之外，还有几本“副日记”。“副日记”不是逐日都记，而是有感才记，而用笔调各不相同。
　　其一是《影视笔记》。每看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随手写下自己的印象，分析它的影视技巧。我曾出版了《电影知识》、《电影的秘密》、《电影》等书，书中所举的影视例子，很多来自我的《影视笔记》。我写《影视笔记》不是面面俱到分析一部电影或电视片，而是记下感受最深的几点。我在电影制片厂当过十八年编导，所以很注意从影视技巧角度分析影视，如某句对话特别好，某个横格、推拉镜头用得好，某处音响效果好。当天看影视，当天写笔记。日积月累，成为很重要的电影业务参考资料。

我的主日记副日记（2）
其二是《随想札记》。在生活中，有所观察，有所思索，有所得，随手记下。这种《随想札记》，成为我从事创作的素材仓库。例如，一位大学教师来我家，谈及目前该校评教授职称，有三种人：一种是“真教授”——有真才实学；一种是“争教授”——“争”而及之；一种是“赠教授”——即将退休的讲师，“赠”个副教授头街。我即记于《随想札记》，并写下我的感想。这样的所见、所闻、所思，稍纵即逝，一定要随手记下，半点也不可怠惰疏懒。
　　其三是旅途散文。我经常天南地北，四处奔波。每到一地，我总随手写下自己的印象、感想，回家后整理成一篇篇散文，在报刊上发表。这些旅途旅履散文，也就是文学性的日记。改用电脑写作之后，我把旅途见闻不断“敲”进手提电脑。我一连出版了十几本“行走文学”的书，从历史、从文化的角度记述我的旅行见闻，内中有《美国自由行》、《星条旗下的生活》、《樱花下的日本》、《俄罗斯自由行》、《欧洲自由行》、《澳大利亚自由行》、《真实的朝鲜》、《今天的越南》、《中国自由行·东部卷》、《中国自由行·中西部卷》、《中国自由行·台港澳卷》、《多娇海南》、《我的台湾之旅》、《台湾新观察》等。
　　其四是《作品目录》。迄今，我在报纸、杂志上已发表五千多篇文章。每发表一篇，在《作品目录》上写明发表的年、月、日、刊名、篇名。这也是一种“日记”。虽然是“流水帐”式的，却必须随手记下。不然，日积月累，等到发表了数百、上千篇文章，再去整理目录，就很吃力，而且难免会有遗漏。我从十一岁发表第一篇作品起，就开始建立作品目录，登记在案。
　　我还把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剪报，收藏在一个个文件夹里。
　　同样，关于我的报道、评论也多达千篇，也“记录在案”，并把剪报收藏在一个个文件夹里。
　　我出版的书的目录，起初记在一个本子上，逐本登记。后来，在电脑中建立了“叶永烈著作目录”，按照时间顺序登录了我的所有著作的目录。
　　我的被翻译成外文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的著作，我的获奖记录，被改编成连环画、电影、电视的作品，都逐个记下。
　　还是在1987年，上海师大中文系柳尚彭教授系统研究我的作品，他着手整理我的作品目录。我的《作品目录》是每天收到发表的文章时，有的文章发表在前但是收到在后，有的文章发表在后收到在前，因此在《作品目录》不完全严格地按照作品的发表日期顺序登记。所谓整理，就是严格按照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在没有电脑的年代，柳尚彭教授光是整理一下我的《作品目录》，就花费了一个暑假。
　　四川外语学院社会科学系郭久麟教授要研究我的纪实文学作品，我送给他一张自制的光盘，内中收入关于我的评论及报道便近百万字。
　　我的日记，确实与众不同。我的“主日记”与“副日记”已形成了“日记群”。
　　我的创作任务甚重，每天只是在子夜时分，抽出几分钟，随手记下几笔。多少年来，我已养成了每日必记的习惯——因为日记已成为我的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绝版”的手稿库（1）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朋友刚从我家取走一批手稿，上海作家协会的朋友接踵而来，又是前来“瞄准”我的手稿。
　　作家的手稿被人们看重，是因为具有收藏与研究的双重价值。当今，鲁迅的一页手稿或者郭沫若一封书信的价格都不是万元所能打发的。收藏家正在市场上以高价收购作家手稿，就连一位名作家向居委会打的一张收据也成的收藏家寻觅的目标。研究作家的手稿，可以悟明作家的写作习惯、思维方式，把手稿与出版的作品相对照，可以查明多少地方作了修改、怎样修改。
　　如今手稿愈发被看重，是因为中国当代作家的手稿正在走向“消亡”。自从采用电脑写作以来，虽然软盘、光盘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电子化的“手稿”，然而这样的“手稿”无人问津。研究者、收藏者所看重的，是真正用“手”写出来的文“稿”。
　　我不由得记起，前些日子采访一位房地产专家，请他解释为什么对于房子来说，“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他用了一连串的术语来回答我，说那是因为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我想，把“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这“三性”搬来形容正在走向消亡的作家的手稿，倒是最恰当不过了！
　　为了捐赠手稿，我打开书房里的两个大柜，里面堆满了我当年“爬格子”留下的产物——手稿。倘若从地面往上摞，足足可以堆到天花板。我能够保存这么多手稿，除了一部分是出版社在出书之后退还的原稿之外，还在于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写第一本书，就养成了留存“拷贝”的习惯——写稿时夹一张复写纸，留一份复写底稿。当时这么做，为的是寄书稿时万一丢失，不至于“全军覆没”。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书稿在邮寄时丢失，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再说，在出书的过程中，编辑总要作些删改，我希望能够保留一份原汁原味的手稿。当年，我买方格稿纸、复写纸以及圆珠笔，都是整箱、整盒、整打地买。我每写完一部新书，妻就用鞋匠绱鞋的锥子把手稿装订起来，再把过期的挂历反过来糊作封面，整整齐齐加以保存。这样，年复一年，柜子里就堆满了手稿。
　　自从1992年我买了一台“286”电脑之后，我就结束了“爬格子”的岁月，跟方格稿纸“拜拜”。从此，我再也没有手稿，只有软盘——先是用那大饼大小的五寸盘，后来用烧饼大小的三寸盘。我的电脑换了一台又一台。如今我的电脑安装了刻录机，书稿刻在薄薄的、银光锃亮的光盘上。我向出版社交稿，把书稿放在“伊妹儿”里发过去就行。我兼作家与排字工人于一身。出版社出版我的书，再也不必排字，而只须排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绝版”的手稿库（2）
在电脑面前，我变得“谦虚”多了，因为我半个多世纪所创作的作品，只消一张DVD光盘就全部装了进去，还绰绰有余！倘若“化”为手稿，堆起来像座小山。采用电脑写作，不仅节省了诸多“住房面积”，而且采用“搜索”功能，在“一眨眼”的功夫里可以从电脑中调出任何一篇文稿……
　　我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之一，是“残缺”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的手稿。全书共十二章，而手稿只有第一章至第三章。后九章之所以没有手稿，是因为用电脑写作的。
　　当我写完这部长篇的前三章时，正好刚购置了第一台电脑。从此，《毛泽东与蒋介石》前三章，成为我最后的一部手稿。此后，我的上千万字的新著，全部用电脑写作，再也没有手稿。就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与蒋介石》尽管是一部“残缺”的手稿，却格外珍贵，见证着我与手写如何“告别”。如今，在我家，打着灯笼也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