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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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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现代出版社要出版朱家雄先生主编的《北大情书选》，向我约稿。我找出写给妻子的几十封信。妻把信输入电脑，顺利地完成了约稿。这些信件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出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脚印，倒是别具一格。
自从我改用电脑写作，信件也用电脑写。尽管朋友们以为电脑写的印刷体信件“缺乏亲笔信那种亲切感”，我仍“我行我素”。用电脑写信，也就在电脑软盘中留下“底稿”。
这样，我居然保存着自己的大批书信。我遴选了若干有发表价值的书信，收入文集。通过这些书信，有助于了解作者的人生历程，也有助于了解作者的某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和经过。
这次经过整理，我也找出我收到的诸多信件，如陈望道、冰心、韩素音、柯灵、秦牧、徐迟、华罗庚、苏步青、戴厚英、庄则栋等等写给我的亲笔信。内中，高士其以及傅雷之子傅敏、马思聪之女马瑞雪写给我的信，都有几十封之多。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与我之间，关于“西晋有铝”问题的讨论信件，也竟然有十几封……
在整理时，我发觉一件憾事：起码有一半的作家，信末日期只写月、日，不写年份。这样，不能不对作家书信的写作年份进行“考证”──常常只能断定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之类，难以确定准确年份，除非信封尚在，而且所盖邮戳年份清晰。倒是夏鼐的信，不仅每信都写明年份，而且总是连“19××”也不漏。这大抵是他作为考古学家养成的严谨的职业习惯。
在我收到的诸多来信中，最可珍贵的是陈望道先生写给我的信。那是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在北京大学上五年级，给复旦大学校长、《共产党宣言》一书最早的全译者陈望道先生去信，请教若干问题。他亲笔回函，认真地给予答复。前些年，为了纪念陈望道先生，上海着手出版《陈望道文集》。当编者得知我手头有陈望道亲笔信，即赶到我家，用照相机翻拍。据编者告诉我，陈望道先生得以保存的书信很少，所以这封信很珍贵。后来，这封信被收入《陈望道文集》第一卷。上海举行上海作家手稿展的时候，由于找不到陈望道先生的手稿，就从我这里借去陈望道先生的信，作为展品。
我把收到的作家信件放入专用文件夹收藏，成为我的书房中的藏品之一。除了作家书信之外，我还保存了著名科学家华罗庚、苏步青、谈家桢、陈中伟等写给我的信，也保存了陈云夫人于若木、乒乓名将庄则栋等写给我的信。此外，美国著名作家海因来因、英国著名作家阿瑟·克拉克、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等的许多英文信件，也是我的珍贵藏品。
本来，越早的书信越少，越近的书信越多。然而，这次编选书信集却发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书信，远远多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内中的原因是随着电话的普及，大都通过电话交换意见，书信也就越来越少了。如今，我每天除了收到赠阅的杂志之外，很少收到信件。所以，电话的发达，几乎“消灭”了作家书信。当然，也可以用录音电话录音，但是把录音进行整理，所得的只是一问一答而已，跟当年作家亲笔信有着天壤之别。
这几年，由于E…Mail的普遍使用，使电子书信时兴起来。不过，E…Mail大都是电报式的，行文简短，再也没有当年作家书信的“韵味”。尽管如此，我仍在电脑中保存来来往往的电子书信，每年汇总成一个电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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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积累的档案库（1）
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我深切体会到在创作中运用档案的重要性。于是，我在采访的时候，很注意收集档案，复制档案。日积月累，我的书房里储存了诸多档案。差不多每完成一部重大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就积累了一批档案。这样，我的书房里，拥有一个“档案库”。
例如，我家有着傅雷死亡档案的完整的珍贵复印件。
那是1986年初，我把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交给人民日报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就在《报告文学》杂志准备发表的时候，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
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作了重大修改。
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傅雷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二十九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故，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的是保姆周菊娣；
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为这样，我以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
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
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
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
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
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以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不符！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是上吊自缢……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傅雷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傅雷的保姆，又访问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
那天1966年9月3日上午八时半，保姆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一直等到九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
保姆走近傅雷夫妇卧室，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保姆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保姆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保姆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
长期积累的档案库（2）
保姆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当户籍警左安民赶来，进入傅雷夫妇卧室，保姆一直不敢进去。后来，当保姆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保姆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傅雷家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九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
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
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
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
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
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放在棉被上（注：这点与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据左安民说，保姆当时神情非常紧张，不敢正眼看，可能记错）。
长宁分局治保科经志明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
当时，除了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现场没有拍照。
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
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我记得，花了两天两夜。
当时曾发电报给傅雷在北京的一个儿子（引者注：即傅敏）。他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引者注：即朱人秀）处理。
傅雷死的时候，留下遗书和好几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东西，上面写着给谁。我没有动过。后来，舅舅来了，他跟法院一起处理的。舅舅是老干部，那时候靠边了。
我听保姆说，她在那天早上，很久没见傅雷夫妇起床，就在门外边喊傅先生。里面没有答应。她这才推门，一看，吓坏了，赶紧把门关上。她当时没有走进去看。一方面她有点害怕；另一方面傅雷有规矩的，未得同意，保姆不能随便进他的卧室的。
长期积累的档案库（3）
我进去的时候，记得有一盏很暗的灯还点在那里。那时候，傅雷夫人挂在那里，这是很清楚的。是我亲手把她放下来的。
那时候，自杀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当时，考虑到傅雷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作家，所以特地请市检察院的法医来验尸。不是重要的案件，市里的法医是不来的。
应当说，左安民的这些回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回忆，纠正了保姆当时在神经过分紧张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觉。
又据保姆回忆，1966年9月3日下午四点多，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停在一幢贴满大字报的花园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穿着睡衣、光着脚，被抬上了车，说是送往万国殡仪馆。保姆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于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
其实，傅雷夫妇的遗体并没有直接送往万国殡仪馆，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据上海公安部门告诉我，傅雷因属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杀身亡后，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尸检——这事，当时连他的保姆都不知道，只说尸体送火葬场，而实际上是送往公安局法医处……
查阅档案，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
起初，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因为他们一直是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他们信服了。
根据档案以及户籍警的回忆，我在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杀的真实情况：
经过多方查询，1985年7月，我终于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案卷。
牛皮纸的封面写着：
案别：上吊自杀
姓名：傅雷
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办单位：××分局××科。
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死亡档案。其中有案情报告、验尸报告、周菊娣陈述笔录、傅雷和朱梅馥遗书、上吊绳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单等等。
这是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最准确、最详尽的历史档案。我逐页细细阅读着，我的视线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所模糊。我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
依靠档案查清傅雷夫妇之死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从此我更注意依靠档案，发挥档案的作用。
我在1986年第二期《报告文学》杂志发表的《傅雷之死》，被许多报刊所转载，并译成日文发表。就连远在纽约的我的表妹，也见到当地华文报纸连载，只是改了标题——《傅聪之父傅雷之死》，因为在海外傅聪的知名度超过了他的父亲傅雷。日本译成日文发表。
在纪实文学创作中，档案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 。
我和各档案馆有着许多联系，被视为在创作中运用档案最多的作家之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长期积累的档案库（4）
在我的作品中常可以见到引用档案材料。翻开《张春桥传》，便可看见一开头就写到档案：
我埋头于小山一般的“*”档案之中。
终日阅卷，我感到有点倦怠。正在这时，我信手翻开一卷档案，那短短的几行字，使我忍俊不禁，倦意顿消。
那是上海师范大学在1976年9月21日向*上海市委文教组送去的《情况反映（五）》，内中写道：
……我校分部附小二年级学生（八岁）在看电视时说：“张春桥参加追悼会时，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要复辟。”
这里所说的追悼会，当然是指1976年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的大会。按规定，连小学生都必须收看现场转播的电视。
一个八岁小学生在看电视时说的一句话竟会印在呈报*上海市委的内部文件上！
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时*上海市委的三个头目，居然在这份文件上，为小学生的一句话写下三条批示：
“继续追查，并报公安局。”
“对传谣攻击者，应当严肃批判。”
“严防扩散，进行追查，严肃批判后处理。”
随着这“追查”，我看了一卷又一卷“炮打张春桥”的档案，进而又查阅了有关张春桥的档案。我走访了众多的“炮手”，也走访了当年张春桥的亲朋故旧，终于写出了迄今为止第一部关于张春桥的传记……
陶勇是原海军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在“*”中受*而死。虽说他的冤案后来得以昭雪，但是他的死一直是一个谜团。
我在《陶勇将军之死》一开头，也写及了档案：
我在档案室逐页细阅一大堆封面上印着“工作笔记”字样的小本本。那是上海某造反派头头的笔记本。他有一个莫大的优点──笔头甚勤，有闻必录。到‘市革会’开个什么会，张春桥怎么说，姚文元怎么讲，他都记下来；街头出现什么大字标语，有过什么*，也一一详记……
蓦地，一行小字，引起我的注意：“陶勇……”
我的心顿时收紧了。细细看下去，那竟是一份关于陶勇之死极为重要的原始材料！
确实，我最初是在某单位档案室查阅别的档案时，偶然发现关于陶勇之死的重要档案──陶勇死后不久，陶勇的夫人朱岚与那造反派头头的谈话笔记。笔记上还记载了一些重要的当事人的名字、电话号码、工作单位。我复印了这几页笔记，以此为线索深入采访，终于得到关于陶勇之死的真实情况，写出纪实文学。发表之后，多家报刊予以转载。
我曾查阅过数百种“*”报刊，某红卫兵报所载的关于柯庆施之死的所谓“调查报告”，引起我的注意。
我记起，在“*”中，这份“调查报告”曾流传全国，颠倒黑白，把柯庆施说成被谋害致死，借此攻击朱德、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长期积累的档案库（5）
我在某医学院查阅档案时，从成堆的档案里发现参加抢救柯庆施的方兆麟医生在“*”中受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此“交代”极为详细地叙述了柯庆施因胰腺炎而死的经过。
我看完档案，找到方兆麟医生，他回忆了许多重要的细节。于是，我写出了《柯庆施之死》。发表前，送当时在柯庆施身边工作的某同志审阅，他只改动了几个字。这篇文章能够做到史料确凿，档案起很大的作用。这篇纪实文学发表后，也被多家报刊转载。海外也迅即转载。
我在写作《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一书时，档案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马思聪在“*”中被迫出走的经过，是这部长篇的重要内容。这一内幕，鲜为人知，而海外报刊又谣传甚多，甚至说是周恩来“暗中帮忙”……
为了查清真相，得到公安部门大力支持，细细阅读了当年关于追查马思聪出走经过的“002号专案”的全部档案，顿时撩开了重重迷雾。在那四口袋档案中，详细记录了马思聪出走的日期、路线、车次，沿途住在哪里，跟谁接触等等。另外，我又请文化部给予支持，调阅了当年“中央*”文艺组的档案，又查到一卷马思聪档案。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部门的帮助，没有查阅这些重要档案，我几乎无法完成《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
《文汇月刊》发表了《思乡曲》之后，我当即航寄一份到美国费城，送给马思聪先生。
后来，据马思聪先生亲属告诉我，马思聪先生含泪读完《思乡曲》，夜不成寐。因为这篇报告文学，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和对往事的无限感叹。
据说，马思聪先生当时曾向别人打听：“叶永烈先生是不是*处理有关我的事务的负责人？”马思聪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的报告文学中提及诸多外人难以知道的情况。
其实，我是依据公安部档案室提供的四口袋“002号专案”档案写作。“002号专案”档案中，记载着马思聪出走的详尽内情。
我完成《姚文元传》后，《新观察》杂志便在1987年19期至1988年1期，以７期的篇幅连载。许多报刊予以转载。
在采写过程中，档案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尤其写及是姚文元之父姚蓬子，因为他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在“*”中作为“防扩散材料”，销毁了许多关于姚蓬子的档案。
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查阅姚蓬子档案。不料，那里所保存的姚蓬子档案，也只剩一个牛皮纸空袋，内放一纸公文，说明在“*”中何年何月销毁！我又来到派出所，甚至连那里的户籍档案上姚蓬子的户籍卡，同样不知去向！
我不得不多方查找，花费不少精力去“追踪”姚蓬子档案。最后，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查出一卷姚蓬子档案，使我喜出望外，因为姚蓬子曾经在那里担任过教师……
至于姚文元的档案材料，还算好查一些。我查到他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使我排定姚文元年谱有了第一手资料。
在我写种种人物传记过程中，差不多都要查阅有关档案。档案室已成为我写作的不可缺少的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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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老人“凝固的声音”——录音带库（1）
在我的书房里，除了档案库之外，录音带库也是极为重要、极为珍贵的。
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询问能不能找到当年我采访孙铭九先生的录音磁带？我的这位朋友是记者，在一家电台工作，正在制作一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回顾的节目，“西安事变”是其中一个专题。他很想采访年已九旬的历史老人孙铭九，在电台播出孙铭九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当年，孙铭九奉张学良将军之命，亲手拘捕了蒋介石。很可惜，由于孙铭九患病，不能接受他的采访。他听说我曾采访过他，而且知道我在采访时总是录音，便问当时的采访录音带还在吗？我一手持电话耳机，一手“敲”电脑键盘，很快就从电脑中的录音带目录里查到，我在1992年7月20日采访孙铭九先生，录了两盒磁带。这两盒磁带编存在第二十二组磁带里。这样，我就答应复制一套六年前采访孙铭久先生的磁带给他……
采访孙铭九的录音带，只是我所保存的上千盒录音磁带中的两盒。我不写慈禧太后，不写康熙皇帝，多年来从事当代重大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当代人写当代史，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直接采访当事人，记述口述历史，挖掘许多新的史料。
我注重采访。采访时，口问手记，同时用录音机录音。我用活页笔记本作采访记录，然后按专题装订。我的书房里，放着一大排标明不同专题的采访笔记。这一册册按专题分类的采访笔记，如今整齐地排列在我的书房的文件柜里。这些采访笔记将来也有“资格”进入历史档案馆。
比起采访笔记，录音带更为重要。笔记毕竟只能记录大概，不能完整地记录口述者的每一句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背着饭盒那么大的录音机到处采访。通常，记者们采访之后，是不保存录音的，把录音带“抹”掉重新使用。我以为，录音带上的声音，是极其珍贵的，所以我总是保存这些磁带。这么一来，我的磁带消耗量就很大。那时候，要凭上海作家协会的介绍信，我才能从上海磁带厂整箱整箱买录音磁带。如今，我保存着上千盘录音磁带，成为宝贵的“历史的声音仓库”。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开始使用数码录音，输入电脑之后，刻成光盘保存，要比录音磁带要方便多了。
所谓文献，是由“文”与“献”所组成的。“文”即档案、图书等书面资料，“献”即口碑，也就是当事人的口述。“文”是“死材料”，而“献”则是“活材料”。“献”可以填补“文”的许多不足。在我看来，档案固然重要，口述历史也极为重要：
一、通过口述历史，可以了解重要文件的产生背景、起草过程，有助于了解这些重要文件。比如，1956年4月5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年12月29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苏两党论战时的“*”、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等等，这些重要的“文”，即便过几百年、几千年都能查到，但是这一文件是谁起草的，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起草的，写作过程中作过哪些修改，哪些话是谁加的，未必清楚。我采访了陈伯达、王力、关锋等当事人，请他们回忆起草过程，这些口述历史对于了解这些重要文件的产生背景是很重要也很珍贵的。
历史老人“凝固的声音”——录音带库（2）
二、通过口述历史，可以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文”往往只注重政治行为，不注意细节。比如，1976年10月6日拘捕“四人帮”，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文”很少，种种传说却很多。我采访了执行拘捕江青任务的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张耀祠将军。他面对我的录音机，口述了执行这一重要任务的全过程。他所说的许多细节，如他如何接受任务、他如何向江青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当时的神态、如何押走江青等等，都极具史料价值，而这些口述的细节却是“文”中所没有的。同样，孙铭九先生向我口述在西安拘捕蒋介石的过程，许多细节也是“文”中所未曾有过的。关于*“一大”，我采访了年已九旬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对于*“一大”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详细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
三、口述历史补充了“文”中所缺。比如，陈云“*”中在江西的遭遇，在新华社发布的“陈云生平”中，只一行字而已。我去江西有关工厂以及陈云当年住所作了采访，写了上万字的文章，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史实。陈云的晚年生活、家庭生活，我请陈云夫人于若木口述，也补充了“陈云生平”中所缺。又如，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受到审查，为此成立了陈伯达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了仔细的审查，留下一批“文”。但是，当时的审查，只注重于查清陈伯达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我在采访陈伯达时，请他口述自己的童年、青少年时代，请他回忆如何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他的二十三个笔名的含义及来历……这些大都是“文”中所缺的。另外，当国民党飞机空袭河北阜平毛泽东住所时，曾有几个人赶去报告毛泽东，其中有陈伯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各种*中，从未提到陈伯达。在我访问陈伯达时，陈伯达最初也不愿谈此事。后来，经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四、通过口述历史，可以查明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比如，毛泽东和江青何时结婚，曾有过多种说法。我在访问王观澜夫人徐明清时，她说曾参加过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但是事隔多年，记不清日子。我请她细细回忆，她忽然记起，那天正好是日军空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我查阅了当时延安的报纸，查明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是在1938年11月20日。由于毛泽东和江青是分几批、几天宴请朋友，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日子当在1938年11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1938年11月中旬。
当然，口述历史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人的记忆力毕竟有限。不管怎么说，口述历史毕竟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是“活的档案”。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史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历史老人“凝固的声音”——录音带库（3）
把口述历史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献”也就转化为“文”。美国总统下台后，忙于口授*，出版成书。就连赫鲁晓夫，也留下了那么多盘*音带，被整理成两厚本*。作为采访者和作者，采访录音带所记录的历史当事人口述，并没有全部写入作品。有的，甚至只利用了一小部分。正因为这样，这些录音带还有再利用的价值。特别是有的被采访者已经故世，他们凝固在录音带上的声音，益发显得珍贵。我以为，我的这些采访录音带以及采访笔记，既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社会、属于国家的。在一定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些录音带及笔记奉献给档案馆。
在采访时，我从来不“偷录”，而是征得被采访者的同意，光明正大地把录音机放在被采访者面前。通常，被采访者都同意录音。例外的是一些特殊的人物。比如，采访陈伯达的时候，他就不同意录音。他一见到我拿出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我只得从命。我明白，这时候不可强求──尽管录音对于采访以及保存资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他终于同意了。我把录音机取出来，放在他面前录音。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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