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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沉思-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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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在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必要触及到他极不愿意回顾的那一段历史。正因为这样，当他得知我要采访他，他很明确地说：“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他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话极为蹩脚，一般人难以听懂。
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估计到采访的艰难。事先，我查阅了陈伯达专案的有关材料，查阅了陈伯达的众多的著作，排好他的年谱。在做好这些案头准备工作之后，我专程来到北京。
我没有“直取”陈伯达，而是先打“外围战”。在北京，我采访了陈伯达的前后几位秘书，采访了陈伯达的老同事、子女、警卫员等等。然后，我觉得有了充分的把握，决定与陈伯达直接交谈。
我在打“外围战”时，就被陈伯达知道了。他以为，像他这样的人，还写什么“传”？！他说：“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免了吧，我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虽然他的老朋友把他的话转告了我，但是，我仍要求跟他见面。我想，我还是能够劝他接受采访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些追求奇闻轶事的小报记者，我是把对于“*”史作为一项严肃的研究工作来做。陈伯达是“*”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对于陈伯达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我的本意并不是刻意于为陈伯达写传，而是想透过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的人生道路反映那场中国当代史上的浩劫，借昔鉴今，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以防悲剧重演。也正因为这样，我曾说，我要写的《陈伯达传》，作了十年后出版的准备，但是，考虑到陈伯达已是风中残烛，对于他的采访，却是刻不容缓的了。
《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2）
在打了“外围战”之后，我有了充分的把握，于是，我决定去采访陈伯达。当然，我深知，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采访，我作了充分的准备。就连称呼，我也作了反复斟酌；叫“伯达同志’，当然不合适；直呼“陈伯达”，毕竟他比我年长一辈；叫“陈先生”，或者叫“陈老师”，也不很恰当……考虑再三，觉得还是“陈老”最为妥切，一则他确实“老”，二则这是中国人对年长者的习惯称呼，亲切之中包含着尊敬之意。
在我看来，陈伯达有着双重身份：他是历史的罪人，我在写及“*”时以批判的目光对待他；他又是历史的当事人，是我的采访对象，我要尊重他。
陈伯达说已经刑满，住在北京一幢僻远的楼房顶层。那一层一共两家，另一家住的便是公安人员。他跟儿子、儿媳、孙子生活在一起。
由于事先打好招呼，尽管陈家大门紧闭，但是，他的儿子陈晓农知道我来了，也就开了门。陈伯达曾经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当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时，虽然他的前后三位妻子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再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
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倒台时才八、九岁的他，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寻访陈小弟，他是一个道地的书生。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陈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
陈伯达惟一的女儿陈岭梅，在陈伯达倒台后，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离开北方，转业到南京工作。虽然她对陈伯达一直非常怀念，但是，由于离北京较远，联系不便。
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较融洽，而且是*党员，住在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伯达住处相当宽敞。毛泽东在陈伯达被打倒之际，曾说过在生活上不要苛待他。所以陈伯达即使在秦城监狱，也生活得不错。出狱之后，生活待遇仍然不错。他家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一米多宽的单人硬板床，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个小小的细节：寒天，抽水马桶的座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又特别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的无微不至的照料。
《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3）
屋里的“常客”是他那七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性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他儿子给他买书。
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陈伯达过去有稿费收入。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陈伯达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购书。这三十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
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二百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二百元。陈伯达很想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的藏书。但是，有关部门迟迟未能发还。正因为这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我随手记下他的书橱里的书：*著《资本论》精装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一本打开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
陈伯达当时已经84岁。他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头戴着藏青呢干部帽子，尽管他并非秃子。他的衣服也总是比我多穿一倍，穿着铁灰色中山装，蓝色鸭绒裤。他的眉角的眉毛很长，视力、听力都还不错。他坐在沙发上，跟我打招呼。他事先知道我要来采访，也看过我的作品，知道我的情况。
我坐在另一张沙发上，隔着茶几跟他相对而谈。我说：“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
“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说道。幸亏，我能听懂他的话。
《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4）
“在北京大学。”我答道。
于是，说起了往事：在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来到北京大学大膳厅，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坐在台下听他的长篇报告。
“当时，你带来了一个‘翻译’，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给中国人作报告，要带‘翻译’！”我说及当年的印象。
陈伯达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原本是尴尬的采访，一下子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我开始向他说明来意。其实，他事先也知道我的来意。这位“大秀才”此时引经据典起来，说：“列宁不相信*……”
我当即答道：“我不是为你写*，我是希望你能够答复我的一些问题。我研究过你的著作，也查阅过你的专案材料，有些问题不清楚。你是历史的当事人。你慢慢地，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我信，你对我的谈话是会很有价值的。”
他思索了一下，不作正面答复。他开始反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有没有看过他关于孔子的文章？
我明白，他在考我。我当即回答，看过，那是你到延安以后写的。主席（我知道他习惯于称毛泽东为主席）读后，还为你的文章写了三封信，其中的两封是由张闻天转的。
他一听，显得满意，知道我刚才所说研究过他的著作，并非随便说说。
我也就趁机问他，你是怎么会成为主席秘书的？
这一提问，是我事先想好——从采访的技巧而言，这叫“切入点”。切入点的选择，必须非常恰当。我选择了一个他最乐于回答又最能回答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倘若问他“怎么与*勾结”之类问题，那么非砸锅不可。
果真，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说起了是怎样进延安，怎样第一次见到主席，怎样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怎样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样在那天留他吃饭……
我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在接受我的采访。他所说的情况，是任何有关的档案或文章中所没有过的，是很重要的回忆。我赶紧拿出了笔记本，然后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
他一见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
我只得从命。我明白，这时候不可强求……尽管录音对于采访以及保存资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我请他谈他的笔名“伯达”的来历，谈他的笔名“周金”、“梅庄”、“史达”等的来历。他都很乐意回答。他知道，我能提出这些问题，显然我对他的历史相当熟悉，知道我是作了充分准备才来找他的。这些笔名虽然档案上都有，但是，却从无关于这些笔名来历的记载。他这些“随便聊聊”，在我看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我问他，本名是不是叫“陈尚友”？他摇头。他说，“尚友”是字，本名“陈建相”。由此，他说起他的哥哥，说起父母，说起家世，说起故乡福建惠安，说起自己的童年……这些，也都是档案上语焉不详的。
《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5）
我以为，不录音是很大的损失，因为笔记毕竟会漏掉很多珍贵的内容。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他终于同意了。
我把录音机取出来，放在他面前录音。
不过，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话题时，常常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
我当然照办。他谈了一段话之后，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
我于是又摁下了录音机上的“REC”键。我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就乐于跟我谈话。
这样，我的采访变得顺利起来，不再尴尬。
不过，当第一次采访结束时，我希望给他拍些照片。他一听，直摇头，说他平时就不爱拍照，何况现在这种处境之中，更不拍照。我却以为，失去为他拍照的机会，极为可惜。我说，“随便拍拍”吧。他不表态，似乎就意味着默许。我就拿起照相机，拍了起来。他呢，木然坐着，毫无表情。我拍了几张之后，他就说：“够了吧！”我就遵命不拍了。
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访他。在采访中，我们变得熟悉起来。即便是这样，我仍很注意，先是谈远的事，谈他愿意谈的事。到了后来，才渐渐进入一些敏感的话题，进入关于“*”的问题。
他精神不错。有时，他与我一口气谈四小时也不觉疲倦。
他变得十分有趣。比如，有一天我向他告别时，他忽然喊住我，说有两点补充。我站住了，他却怎么也想不起要作哪两点补充。才几秒钟以前的事，他竟忘了！他只得说，你翌日早上来，我再告诉你。可是，第二天清早我来到他家，他居然连昨日所说有点补充这事也忘了，说自己没讲过作什么补充！然而，谈起往事，特别是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事，他的记忆屏幕显得异常清晰，就连当年郁达夫对他的诗改动了哪几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托我回*他查阅他平生的第一篇、也是惟一的一篇小说，我查到了。那天我给他带去复印件，念了一遍。他显得非常高兴。那篇小说勾起他许多回忆，他很兴奋地和我谈着。
我见到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的忆录，内中有几段写及陈伯达在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的情况，我念给他听。他听得很仔细。一边听，他一边插话，回忆当时情景。
他后来终于能配合我，让我为他拍照。有一回，我说：“陈老，你能不能把帽子摘掉？”
他居然破天荒摘下帽子让我拍照，甚至还拿起报纸，摆好架势让我拍。
在他去世前天，正值中秋节。那天，陈伯达特别高兴，我拍到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
那天，他还用毛笔在宣纸上题诗赠我。想不到，这成了一生的绝笔。
七天之后——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塞死去。
我庆幸，在陈伯达人生的最后一年——从刑满到去世，我作为惟一的采访者，多次采访了他……
我写出了《陈伯达传》，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通过，先是在1993年由作家出版社作为《叶永烈自选集》中的一卷出版。接着，在1999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2009年，《陈伯达传》增加至70万字，分为上、下卷，再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中南海的采访（1）
尊敬的陈云夫人于若木2006年2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我深感沉痛。
陈云是上海人。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很自然地关注着他，希望为他写一本书。但是，在陈云生前，除了由新华社播发的千把字生平简介之外，几乎找不到多少关于他的报道。我曾先后赴陈云青浦老家以及陈云工作过的瑞金、遵义、延安等地采访，还两度赴南昌采访陈云在“*”中的“下放”处所……另外，我在北京采访了陈云的老秘书及陈云的战友。
不过，我只是作写作的准备，并没有着手写作。我曾打算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甚至采访陈云本人，但是，据陈云秘书告知，陈云同志健在的话，几乎不可能出版有关他的生平的书，更不可能为写这样的书接受采访。
陈云秘书告诉我两件事：
一是在大型摄影画册《*》出版之后，有关部门编了一本摄影画册《陈云》。理所当然，这样的书，在出版之前，应该送陈云过目。陈云收到书稿之后，不置可否，压在那里，既不点头，也不退还书稿。这样，这本《陈云》摄影画册就一直无法问世。
二是一家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写的是陈云在长征途中，奉*中央之命，从四川前往上海，然后从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电视台知道陈云的“脾气”，拍好后不送陈云过目。这部电视剧播出了几集之后，被陈云知道了。陈云马上通知电视台：“停播！”这样，那部电视剧也就没有播下去。
陈云的老秘书告诉我：“首长很注意报纸、电视、出版物，不愿意宣传他个人。所以，谁要是写《陈云传》，写好了，必定要送他过目，而他一定会压在那里……”
秘书所说的“首长”，指陈云。他们习惯于这样称呼陈云。
陈云不愿意宣传自己。他很谦逊。早在1945年5月，陈云便在*“七大”上这么说：
“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陈云文选》第一卷，二九三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因为这样，直到1995年4月10日陈云去世之后，我才从上海飞往北京，在中南海采访他的夫人于若木。
我在1978年曾访问过她。当时，她很认真地答复我的问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一回，在采访中，她又是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回答我的问题。每当回答完一个问题，她总是问我：“你还有什么问题？”由于我事先草拟了采访提纲，也就一个一个问题问，她逐一给予答复。由于她过去几乎从不对外谈陈云，也几乎不谈她自己的身世，这样，她这次对我所谈的许多内容，成了“独家新闻”。我很感谢她的鼎力支持。采访非常顺利。我除了把她的珍贵回忆写入《陈云之路》一书中之外，还写了两万多字的专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在中南海的采访（2）
我用电脑写完专访初稿，航寄于若木审阅。
1995年7月13日傍晚，我接到于若木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文章已经收到，翌日她要去北戴河，可以带到那里看。不过，要到7月18日回北京才能寄出。
我在7月21日收到她的来信和修改过的文稿。我看了一下她的信，果真是18日从北京寄出的。
她改得很仔细。有的细节，经她补充后，非常生动。
比如，文章中写及，陈云在家中总是喊她“陆华”──她原名于陆华。她则补充了一笔，说她在给陈云写信时，称他“云兄”。
又如，初稿中提及，她生了大女儿，“陈云为女儿取名陈伟力”。她改成“于若木为女儿取名陈伟力”。她补充了一句：“儿子的名字为陈云所取，女儿的名字则为于若木所取。”他们家这样的“取名规则”，鲜为人知。这样，我后来再度去京，在7月17日又请她详细谈了陈云和她给孩子取名的经过，“挖”出了许多新的故事。
再如，初稿中提及，陈云不记日记。于若木补充了这么几句：“但每天气象他都记录，每天生活起居也作记录，大便的时间，量的多少都记。”这又从一个小小的角度反映出陈云的细心。
于若木连初稿中的用词，她都很细心加以斟酌：
文章中写及陈云生活“简朴”，她改为“俭朴”；
写及她父亲“主办”山东第一师范，她改为“创办”；
写及去年春节陈云在荧屏上亮相，“海外舆论普遍认为陈云健康情况良好”，她把“海外”改为“海内外”……
这些一字之易，显得更为准确，也表露出她的认真。
她是营养学家，连医学名词都帮我改正。
比如，文章中提及陈云晚年患吸入性肺炎，大夫不得不使用抗菌素杀菌，可是这么一来，把肠内有益的“双曲杆菌”也杀死了，减弱了消化力。她把“双曲杆菌”改为“双歧杆菌”。
又如，文章中写及陈云晚年从喝牛奶改为喝豆浆，“这主要是考虑到豆浆的胆固醇低，更适宜于老年人饮用”。她把“胆固醇低”改成“无胆固醇”。
这些科学方面的改动，充分表明她对自然科学的熟悉。
她送给我三封很珍贵的信的复印件，并同意在文中加以引用。这三封信是陈云去世后，才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这三封信，是陈云、她和她的妹妹在1939年从延安寄给正在英国伦敦的她的大哥于道泉。不知是什么原因，居然流落到北京的集邮市场。幸亏被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发现，买下了三封信，送给了于若木。由于于若木的帮助，使我有幸得以首次公开披露了这三封信。
1995年8月8日，我又对她进行补充采访。她回答了我一批新的问题。内中，她谈到一些文章，由于已是好几年前发表的，她怕我查找费事，后来就复印寄我。
我很感谢于若木的热情帮助，使我终于顺利地完成了采访。
在我向于若木告别时，她赠我一枚陈云侧面浮雕铜像，作为纪念。这是陈云去世之后，为陈云九十诞辰而制作的。在铜像背面，刻着陈云所写的九个字，亦即陈云的座右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陈云之路》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审读通过，于2000年1月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2005年，《陈云之路》经过修改、补充，再度报*中央文献研究室审读通过，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
为梁实秋编情书选（1）
一部厚厚的五十万字的《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印着“叶永烈编选”，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
这本书在台湾引起注意。台湾的评论说，这些情书原本应由台湾出版，怎么反而由一位大陆作家加以编选，先在大陆出版，再“引进”台湾？由此可见，这位大陆作家的眼光是何等的敏锐……
其实，我能够为梁实秋编情书选，纯属偶然。
我跟梁夫人原本素昧平生。
记得，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先生病故于台北。那时，我正在上海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查阅资料。管理员姚先生跟我说：“这几天，台湾报纸大量发表纪念梁实秋逝世的文章，你要看看吗？”他的这一句话，提醒了我。于是，我借阅那几天台湾各种报纸，并把关于梁实秋的纪念文章都复印下来。
回家后，我仔细研读了这些文章，使我转变了对于梁实秋的看法。
然而，看了台湾诸多纪念梁实秋的文章，使我对梁实秋有了真实的了解。我从那些文章中得知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在北京，1988年3月，我到北京对她进行采访。她曾去美国看望过父亲梁实秋（有一段时间梁实秋客居美国西雅图），谈了关于梁实秋鲜为人知的许多情况，也谈到她的生母在美国死于意外事故以及梁实秋在台北续娶韩菁清的经过。
我写出报告文学《梁实秋的梦》，记述梁实秋晚年在台湾对于故土的浓浓的思恋之情以及他的晚年生活。这篇报告文学在1988年第六期《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并获得“中国潮”报告文学奖。
我把《梁实秋的梦》，寄给了在台北的韩菁清。
韩菁清的地址，是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告诉我的，不会有错。但是，信寄出之后，一年多没有回音。
我想，也许是这封寄自大陆、鼓鼓囊囊的信（信中装着《梁实秋的梦》发表稿），被台湾有关部门没收了；也可能是韩菁清不喜欢这篇作品，也就不予置理。
1990年元旦刚过——1月2日，夜九时，忽然电话里响起陌生的女声：“你是叶永烈先生吗？”她把“永”字，念成“允”声。
她说，她就是韩菁清，现住在上海衡山宾馆。她问我有没有空，能否马上过来一晤？
衡山宾馆离我家不太远。我随即前往。在那里的“总统房”，见到了她。
她虽然已五十有九，年近花甲，但是做过多次整容手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轻。不过，她的化妆似乎太浓。她会讲上海话，但是讲普通话的时候带有一点湖北口音，所以总叫我叶“允”烈。
她一见到我，显出十分惊奇的神态：“你这么年轻？我的印象中，你是年纪很大的老作家！”
她说，梁实秋在世的时候，台湾《文讯》杂志按期寄赠。她当时在《文讯》杂志上就见到关于我的介绍文章，所以留下了“老作家”的印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为梁实秋编情书选（2）
她告诉我，那篇“大作”《梁实秋的梦》早就收到，很喜欢。以为反正很快要来上海，所以就没有写回信。想不到，由于她在梁实秋去世前，曾从台湾到香港，然后从香港“悄然”来过大陆，引起台湾当局不满，所以在梁实秋去世后，曾经被“禁足”——没有批准她前来大陆，所以拖了一年多才终于成行。
韩菁清是她的艺名。她本名韩德荣，湖北黄陂人。父亲是当地富贾，曾任湖北总商会会长。她小时候随父亲到上海，由于喜欢唱歌，不顾家庭的激烈反对，走上歌星之路。1946年当选上海“歌星皇后”。1949年出走香港，在那里成为影星。后来前往台湾。1974年，她邂逅丧偶不久的梁实秋，陷入热恋，翌年与梁实秋结婚。
我最初称她“韩女士”——因为我习惯于称韩素音为“韩女士”。后来，觉得称“梁太太”更合适些。最后，“定称”为“梁夫人”——因为据说在台湾人们都习惯于这么称呼她。
由于韩菁清曾被台湾当局“禁足”，加上她对某些大陆记者印象不佳，所以从此她来中国大陆总是避开新闻记者。用她的话来说，“那些大陆‘官方’的记者喜欢把自己要讲的话放到你的嘴巴里！”也就是说，有些关于她前来大陆探亲的报道，硬是把她没有说过的政治性的话，写成是她说的，在报道中登出来。她说，“那些大陆‘官方’的记者怎么不替我想一想，我是住在台湾的呀，你这么写，叫我回台湾之后，日子怎么过！”
她对我是个例外——正因为这样，我对她的采访，成了“独家专访”。
那天夜里，她跟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我告辞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一时。
后来我才知道，她习惯于夜生活。所以，我几乎不在上午给她去电话，因为那时她正酣睡。
此后，我一次次采访了她 。她隔三差五从台北来到上海。为了便于我的采访，她常常下榻于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宾馆，与我以及我的妻子过从甚密。
我与韩菁清相识之后，倒觉得她很坦率，从不虚伪，待人真诚。她和我及内子一直保持很好的友情。她有不错的文学修养，阅历丰富，谈吐富有幽默感。
她是一个有着浓浓怀旧情感的人。每一回跟我相聚，她总喜欢挑选令她回首当年的地方。
如，在国际饭店，她对我说，她当年在这里唱歌，是站在什么地方；在百乐门饭店，她则说她当年到这里如何报考歌星而力压群芳；她很爱去静安寺，因为她家是静安寺的老施主，每一回她都要跟我说起小时候拜持松法师为师的事；有几回，她带我去上海江阴路她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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