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沉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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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16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书市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我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应邀出席这届全国书市，并举行签名售书。屈指算来，这已经是我第八次出席全国书市了。
　　在这届全国书市上，我的“主打”新书是《追寻彭加木》。当时，《追寻彭加木》一书是由作家出版社作为“急件”出版的。从我用E…mail把书稿发给作家出版社，到印出新书，整个过程只有二十天！
　　事情竟是那么的凑巧：新疆全国书市是在6月16日开幕，大会安排我签名售书的时间是在翌日——6月17日上午。6月17日是什么日子呢？正是彭加木的失踪之日！
　　全国书市本来就是记者云集之处。6月16日那天，我在乌鲁木齐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对象。记者们不断打我的手机，差一点把我的手机打爆了。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周刊、京华时报、北京娱乐信报……甚至还有我的老家的温州日报的记者们，都赶来采访我。6月16日晚，我下榻的宾馆几乎成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幸好，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给我安排的客房带有宽敞的客厅，沙发上坐满了记者。仍有记者摁门铃，那就把一张备用的单人钢丝床也拉来，供记者们坐……
　　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之后，当时正在上海的我，虽然忙于写作，但是一直关注着彭加木的命运，每天从报纸上阅读来自罗布泊的新闻。我当时担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关心上海科学家的动向是理所当然的。
　　1980年6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女编辑曹香秾突然来到我家。她曾经与我有过许多交往。这次来访，她告诉我，自从新华社发表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以来，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高度关注上海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命运。尽管彭加木生死未卜，但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都认为应该为他出版一本书，而社领导在物色作者时，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你！曹香秾郑重其事地说，她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聘请我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特约作者，并在最短的时间里飞赴新疆，赶往罗布泊采访。
　　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采访任务。
　　经过漫长的飞行，机翼下出现天山山麓耀目的冰峰——博格达峰。机舱里响起空中小姐的播音声：系好安全带，乌鲁木齐就要到了。
　　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我遇到许多赶来报道搜寻彭加木情况的记者，光是从上海赶来的，就有《文汇报》记者张德宝，《解放日报》记者贾宝良，《青年报》记者钱维华，《上海科技报》记者郁群。他们有的比我早来好多天，却全被“堵”在乌鲁木齐，无法前往罗布泊。据告，只有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获准前往罗布泊。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2）
不去罗布泊，怎么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呢？我说，我一定要去罗布泊！
　　记者们告诉我内中的原因：罗布泊已经干涸，成了一片盐碱荒滩，本来谁都可以去。然而，罗布泊附近，却有一个代号叫“21基地”的军事要地，是必经之处。没有办理特殊的通行手续，是无法进入“21基地”这个神秘地方，当然也就无法进入罗布泊。
　　所谓“21基地”，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核基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来自“21基地”。不言而喻，那里当然成为外人莫入的禁区。
　　前往罗布泊，途径中国的核基地马兰，必须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尤其是对于记者和作家。这一手续，要到北京办理。记者们一时无法到北京办理这一手续，也就不能进入罗布泊。
　　我问：“北京哪一部门主管？”
　　答：“国防科委。”
　　我一听，心中有底。
　　我即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与新疆军区马申参谋长联系。我请马申参谋长致电北京钱学森秘书柳鸣。当时，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这一工作。稍后，柳鸣电话通知新疆军区，经请示上级，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我获准进入罗布泊，是我能够完成这次采访任务的关键性一步。倘若我不能进入核基地、进入罗布泊，来到搜索现场，是难以完成任务的。
　　其实，我能够获准进入核基地，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我获准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在那里工作了半个月。中国载人航天基地同样属于国防科委主管。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从北京来到上海，通过秘书柳鸣约见我，谈了一个晚上。由于钱学森的批准，我在办理了相关的手续之后，于1979年4月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我来到新疆追寻彭加木，在办理进入核基地的手续的时候，一年多以前所办理的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手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我能够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也就可以进入绝密的核基地。钱学森秘书柳鸣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在请示上级之后，迅速通知新疆军区，给我开启了绿灯。
　　这样，我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只住了一天，就要向罗布泊进发──那些被“堵”在乌鲁木齐的记者们知道了，都非常吃惊，不知我有何“法宝”！他们委托我，到了现场之后，每天打电话给他们，报告动态，便于他们发稿。这么一来，我成了他们的“第一线记者”！
　　我乘越野车长途奔驰，进入马兰核基地。我住进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三号楼一层5号房间。而隔壁的7号房便住着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和女儿彭荔，而8号房则住着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和彭加木的儿子彭海。我与彭加木亲属不仅同住一层楼，而且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原来，他们为了回避记者们的追访，不住乌鲁木齐，而是来到马兰核基地，恰恰被我“一网打尽”！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3）
我在马兰核基地详细采访了彭加木亲属。然后乘军用飞机前往“720基地”军用机场，再从那里乘一架苏制“米…6”直升飞机飞往罗布泊——因为彭加木失踪处罗布泊库木库都克是一片荒漠，没有机场，所以只能乘坐直升飞机飞往那里。
　　沿途没有看到一个有水的湖泊。河道倒是常可看见，但是全都干涸了，没有一滴水。偶尔在两山之间的夹沟里可看到星星点点的绿斑。飞机飞越过罗布泊上空，绿斑消失了。据说，十多年前，那里还湖水澹澹，像块蓝宝石。如今，“泊”已名存实亡，不见半滴水，唯见白茫茫的盐碱、鱼鳞般的盐壳。罗布泊看上去是一片米灰色。在这里，寸草不生，连寥若晨星的骆驼刺也无影无踪。
　　直升飞机飞行了两个小时，降落在离罗布泊不远的库木库都克。我以为库木库都克大约是个小镇，起码是个小村。飞机降落之后，我才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间房屋，没有一个居民！彭加木，就是在这里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只有一口干枯的井，算是那里的地标！在蒙语中，“库都克”即“井”的意思，“库木库都克”即“沙井”。不过，库木库都克所谓的“井”，只不过是一个两米宽、两三米深的土坑而已！
　　水是生命之源。对于沙漠来说，有“库都克”——“井”，就能维持生命。彭加木“往东去找水井”，也就是找“库都克”。他是为寻找“库都克”而失踪而献身的。
　　直升飞机降落时，卷起漫天飞舞的黄沙。我看见一大群绿衣战士冲进“黄旋风”。飞机刚刚停稳，战士们就争着上来卸货了。
　　时值中午，我刚刚走出机舱，差一点被扑面而来的热浪所掀倒。我的双脚像踩在滚烫的糖炒粟子的锅子里，我的头上是火炉一般的骄阳，我的鼻子吸着热烘烘的空气。
　　我朝帐篷走去。战士们让我坐在驼毛毡上休息。不料，帐篷里象蒸笼一般，比外边更热，新来乍到的我连气都喘不过来。驼毛毡通常是用来防寒的，而在这热浪滚滚的库木库都克却用来隔热。我和搜索队员们一起，住在临时搭建的帆布帐篷里。
　　沙漠里没有水。我曾试着把沙扒开一米来深，也不见半滴水。我们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里喝的水，是用大卡车从“720基地”运来的。水是装在装汽油的那种大铁桶里。汽车在沙海中前进，颠颠簸簸，铁桶在车上左右晃摇，桶里的水成了黄褐色的“酱油”，还带有浓烈的汽油味儿。然而，在库木库都克，只要能够喝到这种水，我也如同饮甘露似的，得到莫大的快慰。用这样的水做饭，那饭也是黄褐色的，而且一口米饭一口沙。
　　我刚到，搜索队长就向我宣布了纪律：不准用水洗脸，不准用水洗脚、洗衣服。除了饮水之外，水不准他用。因为这里没有水，水要从几百公里之外运来！就这样，脸脏了，用干毛巾擦擦；脚臭了，光着脚在沙地里走走；衣服脏了，臭了——由它去！　。　想看书来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4）
沙漠里是如此炎热：最高地表温度达60℃左右，气温高达50℃左右。我曾把一小段蜡烛放在沙漠上，没一会儿，蜡烛就熔化了。据炊事员告诉我，把鸡蛋放在沙中，一个小时就熟了。这时，我的嘴唇经常感到干硬，脚后跟皮肤皲裂了。水壶，成了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甚至在睡觉时也把水壶放在枕边，渴了就得喝几口。很奇怪，尽管喝水量比平时大得多，却很少小便，因为水分大部分透过皮肤蒸发了。
　　在库木库都克，我随公安人员一起，带着警犬，参加了搜索彭加木行动。在出发搜寻时，我们的打扮十分有趣：头戴白卡其遮阳帽或草帽，胸前交叉背着两个水壶，腰间吊着一袋干粮。尽管暑热逼人，却依旧必须穿长袖上衣和长裤。因为这里骄阳似火，不穿长袖上衣和长裤，皮肤很快就会被强烈的紫外线伤害。
　　在广袤无际的沙漠里，连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热烘烘的。天上没有一丝云霓。地上没有一寸树荫。在沙地上，每踏上一脚，都要溅起一股烟尘。我的头发里、耳朵里、衣袋里，全是细沙。
　　在库木库都克，我一边参加搜索彭加木，一边进行着采访。搜索在每天清早进行，那时候气温略微低一些，警犬能够恢复嗅觉。另外，清早通常不刮风，也有利于搜寻。
　　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的帐篷里，冒着热浪，我采访了彭加木的老同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夏训诚，还采访了许多彭加木的同事以及搜索指挥员……
　　经过实地采访，当我回到上海，很快就写出《彭加木传奇》一书，全面反映了彭加木为科学、为边疆献身的可贵品格。意想不到，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五行大字标题和整版篇幅，刊载了一则天下奇闻，宣称彭加木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餐馆里！这下子，彭加木变成了“敏感人物”，我的《彭加木传奇》一书在报审时，有关部门要我作许多删节和修改，据说是“避免给海外的谣言提供证据”！后来，这本书再三删节，仍无法出版。
　　这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不再报审，打了纸型，准备出版。然而，就在付印前夕，又一次受到干涉。上海人民出版社无可奈何，放弃了出版计划！
　　我以满腔热情投入采访、创作的一本新书，就这样流产，不仅我想不通，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极感遗憾。
　　这本书在我的书房里“雪藏”了二十六个春秋。已经被人们淡忘的彭加木，由于2006年在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经过媒体广泛传播，使彭加木再度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热点人物。
　　我记起二十六年前写的《彭加木传奇》，进行了大修改，补充了十多万字，写成长篇纪实文学《追寻彭加木》一书，
　　一部“雪藏”了二十六年的书，在新疆全国书市上亮相之后，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5）
对于我来说，这样的经历并不是第一次。我在1961年写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当时被出版社退稿。“雪藏”了十七个春秋，在1978年出版，一下子就印了三百万册！
　　这似乎印证了“酒越陈越香”这句话，尽管这样的“雪藏”充满了苦涩与无奈。
　　查清密探的来历
　　1921年7月30日晚上，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上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秘密举行闭幕式的时候，突然闯入一个陌生男子。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他意识到来者不善，一拍桌子，立即决定散会。
　　那幢石库门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李书城在此居住。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和李达一起负责*“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这样，*“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
　　那天，代表们按照马林的紧急决定刚刚散去，那个陌生男子就带着一群法国巡捕前来搜查。这表明马林当机立断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那个闯入*“一大”会场的陌生人确实是密探。
　　翌日，会议转到浙江嘉兴东湖举行。*“一大”在东湖的游船上顺利闭幕。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查找：那个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究竟是谁？
　　当时，出席*“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十四人：其中*“一大”代表十二人（周佛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两人。
　　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之中是这样回忆那个密探的形象的：
　　据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由于没有详细的线索，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查清这个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
　　我在创作“红色三部曲”的时候，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查清了这一历史谜案。我的查证，得到了许多*党史专家们的认可。
　　“红色三部曲”总共150万字，是写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红色历程。“红色三部曲”由三部长篇组成，即《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这套“红色三部曲”在大陆、香港、台湾分别出版，产生广泛的影响：
　　我用三句话，概括“红色三部曲”中三部长篇的主题：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txt小说上传分享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6）
《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
　　在《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我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历程，内中就涉及那个突然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一大”会场的呢？
　　经过查证，是出席*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　
　　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马林来华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注意，所以他在来华时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于5月17日、5月26日、5月28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5月18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1921年6月3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亚”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正是因为马林处于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中，所以在7月23日晚当马林来到上海“李公馆”出席*“一大”开幕式，便使“李公馆”引起密探的注意。
　　也正因为这样，当7月30日马林再度来到“李公馆”，出席*“一大”闭幕式，密探就突然闯入“李公馆”……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破解这个历史之谜的重要线索。
　　1990年暑日，我的长子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里。中叔皇问他：“你爸爸最近在写什么？”长子看过我的纪实长篇《红色的起点》的手稿，答道：“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书。”长子说及书中描述*“一大”在上海法租界举行的情形，中叔皇便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法租界的情况，可以去采访一下。”
　　依照中叔皇的提示，1990年8月9日，我前往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家中拜访。
　　当时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他生于1904年10月22日），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的样子。他前庭开阔，戴一副墨镜，一件白色绸香港衫，正坐在藤椅上看书。知道我的来意，热情予以接待。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7）
薛耕莘先生说起他的传奇经历：
　　他是混血儿，父亲中国人，母亲英国人。他出生在上海浦东陆家嘴。父亲薛仲江是陆家嘴英商鸿源纱厂棉花部主任。母亲是侨居上海的英国人，出生在英国一个大户人家。
　　在薛耕莘五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为了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送他到比利时读书。薛耕莘颇有语言天赋，在比利时读书精通了中英法三国语言。
　　在薛耕莘十三岁那年，母亲病重。薛耕莘接到电报，从比利时赶回上海，见了母亲最后一面。母亲嘱咐他：“你爸爸是中国人，你要热爱中国。”
　　1930年，二十六岁的薛耕莘参加了法租界工部局的招聘考试，被法租界巡捕房录取，成了一名翻译。凭着过人的聪颖和勤奋，他很快从一名低级翻译晋升为巡捕房的特级督察，并享受外籍待遇。在法租界任职期间，他又在震旦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薛耕莘周旋于法国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既要执行法国总领事的命令，也为国共两党都做了些好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由于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曾经帮助过国民党，他被国民党政府授予金质胜利奖章。凭藉着法租界的根基，薛耕莘出任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局长，直至上海行动总指挥特警组组长。
　　解放后，薛耕莘在*反革命运动中，于1951年4月29日被捕入狱。
　　1951年9月18日，法院判决：“薛耕莘勾结帝国主义反动派，罪大恶极，本应处死。姑念该犯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奉军管会特准，改判死刑为无期徒刑。”
　　薛耕莘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后来关押在内蒙，直到1975年在太原遇赦。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五年。
　　1981年，薛耕莘案获得彻底*。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耕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
　　1990年5月起，薛耕莘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成为上海文史馆终身馆员。
　　薛耕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法租界巡捕房特级督察、国民党政府少将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离休干部三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尽管度过二十五年艰难的铁窗生涯，却一点也看不出苦难生活烙下的影子。他非常健谈，跟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直至我在2007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03岁的他仍健在。他甚至在2006年还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节目的采访）。
　　他谈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
　　薛耕莘先生是在1926年才进入法国巡捕房的，他不可能参与1921年搜查“李公馆”事件。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
　　令我兴奋的是，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薛耕莘回忆说，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议。首先进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8）
我连忙问起程子卿的情况。
　　薛耕莘说，程子卿是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
　　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
　　1905年，经黄金荣的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
　　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
　　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薛耕莘先生给我看了一帧照片，那是他、程子卿和朱良弼（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社会科探长）三人的合影，都穿着海军呢（深蓝色）制服。那是1937年“8·13”事变之后拍摄的。薛和朱胸前挂着银牌，表明他俩在巡捕房工作满十个年头，而程子卿则挂着金牌——只有服务期在25年以上的巡捕才有资格佩金牌。可以看得出，程子卿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日常喜欢穿蓝袍黑挂便衣。
　　薛先生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解放后，薛先生曾被捕入狱，笔记本被收缴。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档案部门保存。
　　如能找到，可查到当时谈话的原始记录，有助于弄清1921年前搜查*“一大”会场的详况。
　　薛先生说，身为法租界的华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样，处于法国领事馆、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夹缝中。
　　薛先生说，程子卿由于是黄金荣的“帮弟”，跟国民党、跟蒋介石有着密切关系。1927年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曾在龙华召见*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程子卿亦在座。在“四·一二”政变中，程子卿出了力。那时，蒋介石手下的两辆军用卡车以及车上六十多名卫兵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受到法租界巡捕房拦阻，不许进入法租界。蒋介石的卫队长和法租界巡捕争了几句，那巡捕连车带人都扣下来，送到法租界巡捕房。经过程子卿周旋，蒋介石的卫队连同两辆卡车得以释放。事后经杨虎（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还各赠他亲笔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平坊4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而自豪。当时，军事蒋介石、政治胡汉民、党务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三巨头。
　　薛耕莘回忆说，程子卿在法租界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激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自1931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渡过。
　　我问及程子卿后来的情形。薛先生说，解放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求助于宋庆龄。那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薛先生还说，因为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S”类，捕人报告归在“R”类。关于搜查*“一大”会场的情况，可能会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这些法文档案应当仍在上海，需要精通法文又熟知内情的人去查找。如果需要的话，薛先生愿尽微力，以求彻底查清这一重大的历史之谜。薛先生再一次重复母亲的遗训：“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能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虽已年迈，他仍在所不辞。
　　　。。

《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1）
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政治秘书，*、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很多人问我，你是如何采访陈伯达的？
　　最初的采访，却是十分的艰难。这艰难是双重的：
　　首先，陈伯达虽然已经刑满，但是，他家隔壁便住着公安人员。因为陈伯达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曾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即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所以必须保证他的安全和不受外界的干扰。正因为这样，尽管北京有那么多的记者和作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他的家门。
　　我从公安部获悉，陈伯达在1988年10月17日刑满——他是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他的十八年有期刑期便从那一天算起。刑满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医院里为陈伯达举行了刑满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而住院。十来天之后，我便从上海赶到北京，开始对陈伯达进行采访。
　　我能够从上海得知陈伯达的情况，并且如此及时赶去采访陈伯达，不言而喻，得益于我与公安部多年的联系。在采访马思聪问题的时候，那四口袋“002号案件”档案，上午在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手中，下午就到了我手中。
　　最大的困难在陈伯达本身。
　　陈伯达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在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