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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沉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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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那一幢洋房如今住着二十来户人家，她指指点点，真的如数家珍……
当然，她也有很鲜明的个性。她从小就独立生活，非常要强，靠着个人奋斗，走上港台艺坛。这样的经历，逐渐形成她在生活中一切以自己为中心，形成孤傲的性格。她的一位亲友曾说 ：“她很难与人有自始至终的友谊，叶先生是一个例外。”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为梁实秋编情书选（3）
她的过分要强，以致不去看病，连自己高血压都不知道，最后因高血压中风而猝亡。
她也有令我不解的地方：她是歌星，我却从未听到她唱过一支歌，甚至连哼几句都没有！她对我说，“我已经唱得太多，所以不想再唱了！”唯一的一次，是她从台湾给我带来许多她过去演唱的歌带。一边播放，她一边哼着，然后一句句向我解释含义，唱一句，解释一句……
通过多次采访，我为她与梁实秋传奇色彩的恋爱，写了一部纪实长篇，书名叫《倾城之恋》——借用张爱玲的名作的篇名。
我把初稿寄给她。她给我写了这么一封富有文采又含义深沉的信：
永烈：
谢谢你寄来的初稿。
教授认识我时已七十三岁（引者注：她按虚龄计算），他逝时是八十六岁，十三年的恩爱岁月，虽然短了些，但留下了可歌可泣不可磨灭的回忆及一页流传的佳话和历史。我此生没有白活，直到如今我仍沐浴于爱河中，因为他永在我的心底。
1月4日（腊八）是他生日，我专程带来亲友们赶到北京为他庆祝冥诞，并想在内务部街为他焚些元宝。但文茜说那个小胡同内交通拥挤，不能随便点火，所以在文茜的住所楼下带了她祖孙三代焚香给教授，过年时不知她照做没有？虽是“迷信”随俗了一些，但是不如此作，我就是于心不忍。我们是患难夫妻（当时各方指责，简直是如临大难。那几个月两人精神上的激，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的，比没钱过日子还苦！）有难同当，有福自然同享。他留下了《雅舍小品》的版权给我，我不能自己专享，所以每月坟上去一次，鲜花、水果、甜食、金银（纸钱）及香烛，一定要带给他。人嘛，“得一知已，死而无憾”。除了夫妻之情、忘年之恋之外，我想我们是最知已的。世上找一善解人意的人已不大容易，能像我和他之间的“了解”、“知心”，我看历代至今没有多少对。现实是很残忍的！但我能忍。我心中有他，就有一股力量。我能忍受许多女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我想这就是“纯情”与“爱”的力量吧？
从前在镜子上我写“世上没有真爱”，现在我拥有了真爱。那面镜子上的字，教授早已擦掉，房子也早转手了！
自上月14日回来，忙完了过年，就一直感冒至今。整天一个人三只猫，冷清寂寞不在话下！与在沪和你见面时你所看到我家的子子孙孙相聚情形，刚好成反比例。今后我会两头跑跑，过过寂静的日子，也过过热闹的日子。人生苦短，在我有限之年“云游四方”，多看看老友，也多认识几个新朋友。上次你提及的那几位我所崇敬的文人、画家，我一定去拜访他们，当然少不了你作陪。
我将来会将新婚一年的日记，慢慢整理好，让你过目后，交由你发表。稿费尽量争取后，再做有益的花费。慈善家我不够格。我常喜欢尽一点心意，为社会、为人类做一点事。
为梁实秋编情书选（4）
虽然我从歌从影，当年为旧社会人士藐视。认为是“娱乐”、“不成大器”！但我认为尽本能的做到，能给人健康的误乐，有何不好？做人多苦，生下来就哭，死去时又哭，活在世上给人类一点快乐，是很可爱的。此行业除了有少数败类，多数人还是很高尚。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好有坏。我不明白封建时代对影歌一行，何以那么不尊重？直到我与教授结婚，人们的反对无非也是因为我“入错了行”！不过他们提起某教授的续弦下场极惨，那位女士却是一位中年的公务员，且恋爱多年才结婚的。他们的婚姻才是“盲目的恋爱”、“了解的分手”！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运。“人比人气死人”。我不懂为什么当年那般（班）文人雅士，都会有俗气的想法！扯远了，纸到尽头该收笔了。忘记先向你请安呢。你和你爱人都很健康快乐吧？从电话中听到甜美的声音，是她呢？还是女儿？代我问好。
致崇高敬意。祝一切如意。
菁清
1990年2月15日
这一段话，是她的肺腑之言。对于她来说，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嫁给梁实秋。当年，梁韩之恋在台湾掀起轩然大波。梁实秋的学生们甚至成立“护师团”反对梁韩结合。反对者所反对的并不是两人年岁相差近三十，因为倘若梁实秋所娶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授，他们就会纷纷贺喜；反对者所反对的，就是因为韩菁清“从歌从影”，是个“歌女 ”，是个“戏子”！
后来，征得她的同意，她写给我的那封信，就用作《倾城之恋》的代序。
《倾城之恋》在两岸三地出版，她非常高兴。她说，“叶永烈的这本书为我彻底‘*’”。这“*”，是指她和梁实秋结婚时“护师团”们泼在她身上的污泥浊水。
为了帮我写好《倾城之恋》，她在家中翻箱倒柜，把她当年跟梁实秋恋爱时所有的情书和婚后的家书，从海峡彼岸带来给我。我曾对她说，你给我复印件吧，或者我复印后把原件还给你，因为这些原件太珍贵了。她却说，我带来了就不再带回去，放在你这里，比放在任何地方都放心。我完全相信你。这些信，本来是谁都不让看的。
我仔细地看了这批书信，以为在删去个别语句之后，完全可以出版。起初，她很犹豫，怕公开出版这些书信，在台湾又会招来闲言碎语。我再三“鼓动”她，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可谓“时过境迁”了；再说，书信中有许多“暗语”，只有她才能“注释”。幸亏她接受了我的建议，在她的亲自过问下，编定了《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一书，厚厚的五十万言。记得，那些日子，她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幢宾馆里，要么见面商量，要么电话商榷，终于把一条条注释“敲定”。这本书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由台湾正中书局印行，成了畅销书。像这样道地的台湾“土产”，本应由台湾先出，这一回却颠倒过来，先在上海出，令台湾出版人士感到惊讶。其实，那是因为她看重上海，把上海视为故乡热土。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为梁实秋编情书选（5）
梁实秋并不注重信纸的“豪华”。他所用的是很普通的打字纸，很薄，没有印横线或方格，但他的钢笔字很秀丽工整，一行行如同稻田里的秧苗般。他的信一气呵成，几乎没有涂改。信末不仅写明月、日，而且写明年份以至“早五时”、“晚九时”。总是签署“梁实秋”三字，写情书时，有时署“秋”、“秋秋”或他的雅号“小汤米”。他的信分段落时，通常空两格，而不另起一行，以节省用纸，他旅居美国时寄航空信，信纸正反两面都写满字，以节省邮费。
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信大都编号，信纸的右上角写着号码（有时特地用红墨水写号码）。他要韩菁清在给他的信上也编号。这样，一旦有一封信邮递遗失，他便马上发觉。自然，信纸角上的编号，为我的编选工作带来莫大方便——一下子便把一堆凌乱的信按号码顺序排好。
梁实秋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与韩菁清热恋时，“天天见面，而且一见面就是七八小时”，却每天一见面便向她呈上一封情书。他并非拙于言辞的人，他是散文高手，书面文字往往能够表达口头难以表达的感情，所以他以潇洒的诗一般的信语言倾注于情书。如他所言：“我每天早起，趁你还在睡中，我必写信给你，然后面交你的手里。”
他当时从美国来到台湾，与韩菁清萍水相逢，坠入爱河。一个多月后，他必须回美，料理事务。恋人乍别，他的情书写得更勤了，通常“早晚各一封”，有时甚至“早中晚各一封”。他说：“情人不相见，纸笔代喉舌，绵绵、叨叨、喋喋，哪里有个完？”他给她写信，这是我的生活必需的功课，也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情书频频似乎还不足为奇，毕竟他正在恋爱之中。然而，在婚后，每逢他去美国看望女儿，与妻子小别一个来月，依然鱼雁如梭。他仍每日一信，每信编号。
他的信，往往早上写一段，中午、晚上又写一段，翌晨散步时寄出，其实也相当于“早中晚各一封”。他的家信，如他所言：“睽违之后，有所见，有所闻，有所忆，有所感，不愿独秘，愿人分享，则乘兴奋笔，藉通情愫，写信者并无所求，受信者但觉情谊翕如，趣味盎然，不禁色起神往……”我读他的家信，真切地了解他笔下的美国社会，一封封家信成了一篇篇旅美见闻。正因为这样，我以为他的家信比情书更有价值——当然，情书在表达他的情爱观方面又另有值得研读之处。
在他的一大堆遗札中，我忽地发现有几叠方格稿纸——他从不用方格稿纸写信的。难道是他的文稿混杂在信件中？；细细一看，这是奇特的日记式的信件：原来，那是妻子韩菁清去香港料理事务，短短数日，倘若寄信去，信到香港时她已回台北。怎么办呢？他就把自己在家的起居情况、对爱妻的思念，逐日写了下来。妻一到家，他头一件事便是把这日记式的信件面呈！他是一个既温情又专情的人，一直挚爱着妻。正因为这样，他把婚后的家书仍称“情书”——交流感情、倾诉爱情、寄托思念之情的书信。
梁实秋不仅勤于给妻子写信，据他的次女梁文蔷说，30年间他给她写的信达1000多封！我访问过多位梁实秋亲友，也都说手头有许多封梁实秋的信。虽然无法精确统计梁实秋在漫长的85个春秋中究意写了多少封信，估计起码有一万多封是不会错的。以一封信5百字计算，有七八百万字之多，也许远远不止此数。
书信是作家的另一种形式的著作。在书信中，可以无拘无束地讨论各种见解，明明白白披露自己的心境，是“透视”作家极好的窗口。正因为这样，我编了《梁实秋情书选》一书，我以为这本书远远超出他与爱妻谈情说爱的范畴，而是梁实秋晚年生活的真实记录和内心独白，既具有阅读价值、文字价值，也具有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这将是梁实秋一部特殊而又重要的遗著。
1994年9月23日，台湾作家谢武彰先生给我发来一份传真。那是前一天台湾《民生报》文化版的一篇报道，巨大的七个黑体字标题，使我吃了一惊：《韩菁清悄悄走了》！
报道一开头便写道：“文坛耆宿梁实秋的遗孀韩菁清上个月底因脑中风送仁爱医院急救，延至8月10日过世，年六十六岁……”
我简直难以置信。因为1994年4月间韩菁清在上海衡山宾馆跟我握别时的话音，仿佛还在我的耳畔回响：“过了盛暑之后，到上海来过中秋节。”那时，她看上去还是那么壮健。
台湾报道所称韩菁清六十六岁是不确切的。其实，她只六十三岁。女人的年岁通常是个敏感问题，尤其是像她这样的女人。我在采访她的时候，不便于直截了当地问她。我记得，她曾说过她命苦，因为她属羊——女孩属羊命运乘戾；她又说自己的生日是重阳节。据此，我就算出了她的准确的生日；属羊，意味着生于辛未年，用万年历算出辛未年9月初九，亦即公元1931年10月19日。
她听罢，哈哈大笑，说是我头一回查清了她的“年龄秘密”，因为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公历生日——她向来是在重阳节过生日。从此，她除了在重阳节过生日外，每逢10月19日也要过一回生日，而且笑称这是“叶永烈用他的‘科学怪脑’给我算出来的生日”！
我深为她的猝逝而痛惜。我赶紧拨通她在大陆的亲属的电话，他们居然都还不知道她的去世。我又连忙写了报道，传真到上海《新民晚报》，当天就登出了她在台北病逝的消息。
我写《傅雷画传》（1）
一本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集，成了中国的畅销书，一版再版，印行了一百多万册。
这本书的封面，出自名家之手：蓝色的封面上，画了一支洁白的羽毛笔。
蓝色象征海洋，表示家书穿洋渡海；白色表示不俗，象征作者高洁的品格。
羽毛笔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是象征翻译家——因为作者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所译的大都是十八、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作品，当时法国作家是用羽毛笔写作的；二是象征家书——鸡毛信。
哦，那支羽毛笔，仿佛飘飘欲飞，在蓝色的大海上空飞翔、飞翔……
这本家书集，就是《傅雷家书》。
封面的设计者是著名画家、曾经担任中国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工艺美术家庞薰琹，傅雷的好友。
傅雷，他把毕生的时间，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集》中，共约五百万言。他把手中的笔，化为一座架在中法之间的文学桥梁，这座文学桥梁，永存于人世。
至于《傅雷家书》，却是傅雷生前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出版的书。然而，如今傅雷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傅雷家书》。《傅雷家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傅雷的译著。
为什么一本家书集，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生于艰难，死于危世。傅雷的一生，历处逆境。他的这些家书，在写作时只是与儿子作纸上倾谈，无拘无束，心里怎么想的，笔下就怎么写。它是傅雷思想的真实流露，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颗纯真的心灵。《傅雷家书》的巨大魅力，正是在于傅雷高尚的人格力量。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可以说是傅雷品格的生动写照。他非常喜欢这两句诗。 这是《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无名氏的诗，原作全文是：
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
何不秉烛游。
原意是说，人的生命不满百岁，可是常常为身后的事忧愁不已。既然人生短暂，又昼短夜长，何不持烛夜游，及时行乐呢？原诗的意思是消极的、颓废的。
但是，傅雷先生截取了前两句，含义就大不相同。1963年7月22日，他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二语可为你我写照。”
1985年5月27日，我在上海采访傅聪时，他说，他的父亲傅雷最喜欢这两句诗，作为座右铭。他的父亲的特点就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傅聪说，父亲总是忧国忧民，为整个人类的命运担忧。他是一个想得很多、想得很远、想得很深的人，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
傅聪记得，在1948年，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甘地被极右派刺死，消息传来，父亲傅雷悲愤交集，三天吃不好饭……正因为父亲傅雷“常怀千岁忧”，所以他的心灵常受煎熬，常处于痛苦之中。
傅聪还对我说，他的父亲是“五四”一代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应当只是理解为“有知识的人”，亦即英文中的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应当是Instruction，即有思想的人。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先锋队。也正因为这样，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总是命运坎坷，如伽利略、哥白尼等等。他们总是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做“顺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我写《傅雷画传》（2）
《傅雷家书》，也可以说是一本忧国之书，忧民之书。尽管傅雷受极左路线*，不得不终日蜗居，与世隔绝，但是他的心是博大无涯的，紧紧地与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哀乐相连。
傅聪说，透过父亲写给他的那么多家书，足以看出父亲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充满父爱的人。《家书》谈的是做人的原则、艺术的修养。父亲既热情，又细致，细小到衣、食、住、行都要管，什么都替你想到了。傅聪坦率地说，有优点必然有缺点，他以为父亲过于严格、慎微。他大笑道，幸亏他一半像父亲，另一半像母亲，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宽容、乐天的品格。
我曾说，我作为上海作家，向来很忌讳写上海作家。傅雷与戴厚英是两个例外。傅雷与戴厚英都是命运乖戾、受尽“左”的压迫而死于非命的上海作家。我多次采访戴厚英本人，为戴厚英写下了纪实长篇《非命》。
我关注傅雷，最初是从关注傅聪开始的。
喜欢音乐的我，很早就注意到中国音乐界的“两聪”——马思聪和傅聪。这两“聪”都曾有过“叛国分子”的可怕名声。我为内心痛楚、客死美国的马思聪先生写下了纪实长篇《风雨琴声——马思聪传》。
1979年4月，傅聪从英国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出席父亲傅雷*昭雪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这时，傅雷的冤案已经*，可是笼罩在傅聪头上的“叛国者”阴影并未散去。关于傅聪的报导，在当时是严加控制的。就连傅聪的报道不能超过多少字，必须安排在第几版，都有严格的规定。我当时从《中国青年报》的一份内参上，看到详细的傅聪的动向报导，傅聪又爱国、又“叛国”的曲折经历，引起我的关注。
我对傅聪有了些了解之后，我发觉他和他父亲傅雷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尽管当时无法发表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还是以他为模特儿写成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在1980年发表于《福建文学》杂志。
我采访了傅聪，又采访了傅敏。我的视线转向他们的父亲傅雷。我采访的范围逐步扩大，内中包括傅雷夫人哥哥朱人秀、傅雷的老保姆周菊娣、梅月英（荷娣），傅雷夫人侄女朱佛容；傅雷的许多好友：著名作家柯灵、楼适夷，数学家雷垣教授，翻译家周煦良教授，声学家林俊卿教授，音乐家丁善德教授，小提琴家毛楚恩教授，翻译家严大椿教授，法学家裘劭恒教授，傅雷干女儿、钢琴家牛恩德博士；傅聪的好友：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中央音乐学院周广仁教授，钢琴家史大正，上海音乐学院吴乐懿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李民铎教授……
1983年9月，文化部外事局俞慧钧女士给我很大帮助，给我看了*中央总书记*对傅聪问题的批示的影印件以及有关文件。
我的采访逐步深入：
“挖”出了那位冒死保存傅雷夫妇骨灰、感人至深的江小燕；
在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局查到傅雷死亡档案，采访了有关公安人员，首次揭开傅雷之死的真相。
在广泛采访的基础上，我写出关于傅雷、傅聪、傅敏的三篇报告文学，写出了《傅雷一家》一书，于1986年9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后，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七卷本《叶永烈自选集》，选入《傅雷与傅聪》一书。
楼适夷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经建议我写长篇《傅雷传》。我原本也准备写，所以对傅雷亲友作了广泛的采访。然而，后来我忙于“红色三部曲”、《“四人帮”兴衰》、《反右派始末》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创作，也就把《傅雷传》的写作搁下来了。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读图时代”到来了。读者喜爱图文并茂或者以图为主的书。复旦大学出版社约我写《傅雷画传》，由于我曾经为写作长篇《傅雷传》作过充分的准备，所以很顺利就完成了《傅雷画传》，于2005年出版。
画传，是人物传记中的新品种。通常的人物传记是以文字为主，厚厚的几十万字，在书前插几幅照片；通常的人物画册以图片为主，图片多达几百幅，每幅图片配以一、两行说明词。前者内容丰富，但是文字太多，要花很多时间阅读；后者图片虽多，但是内容显得单薄。画传则介乎两者之间，既有相当深度的内容，又有形象丰富的图片。可以说，画传的特色就是图文并茂。
傅雷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屈的代表，也是多灾多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傅雷画传》浓缩了傅雷这样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左”的苦难以及坚强的抗争，歌颂了他们的正直、勤奋以及浓浓的亲情。
傅敏先生提供许多珍贵图片并非常仔细审阅全书，写出长达十五页的审稿意见，使《傅雷画传》许多史实上的出入得以逐一改正。
《“四人帮”兴亡》后面的小故事（1）
2008年岁末，从北京传来好消息：经过七年的艰难报审，我的182万字、1500页的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上、中、下卷）获得*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部长卷在2009年1月7日开幕的北京书市上一亮相，便引起广泛关注。
《“四人帮”兴亡》是我经过二十多年采访、写作、修改才终于完成的，书背后的故事一大串。在众多的被采访者之中，秦桂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不是名人，连大字也不识几个。用这样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她的一生：解放前做保姆，解放后是幼儿园的保育员。熟悉她的人，都叫她阿桂。
我好不容易打听到她的住处。1986年7月，我在上海南京路的一条弄堂里，第一次走进她家。她孤身一人独住。听我说明来意之后，她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一定要经过党支部批准，她才能接受采访——尽管她并不是*党员。
无奈，我只得到上海作家协会开了采访介绍信，再到她所在的幼儿园请党支部书记在介绍信上批了“同意采访”四个字，然后再到她家。虽说她不识字，见了介绍信上的红色公章，见到介绍信上那四个字——她认得党支部书记的笔迹，这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七十一岁的她头发已经银灰色，齐耳直梳，一双大眼睛仍显得炯炯有神。她用带着常州口音的上海话跟我聊着，思维清晰，谈话颇有条理，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
我被她的自述所震撼。她的坎坷身世，使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感。从那以后，我有空，就和妻一起去看望这位孤独而历尽苦难的老人。我们总是喊她“秦阿姨”。她也把我们当成亲人一般，无话不说。我向日本NHK电视台介绍了她，带着哇啦哇啦讲日语的朋友为她录像——当然，她事先托我向党支部请示过。我们的友情一直保持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在2001年4月19日凌晨二时病逝，终年八十七岁。我在龙华殡仪馆为她送行。
本来，她是一生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然而，在她二十一岁的时候，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与她同龄的“蓝小姐”，深刻地影响了她的一生，使她的命运跌宕起伏，使她的经历变得“非常”……
这位“蓝小姐”，便是当年上海滩的影剧明星蓝苹，也就是后来的江青。秦桂贞常常被人说成是“江青的保姆”。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一开始就澄清这一似是而非的讹传：“蓝小姐当时哪里有钱雇保姆？我是她当时所租的房子的二房东家的保姆。我跟蓝小姐都属虎，生于1914年。她叫我阿桂，我叫她蓝小姐，由于同龄的缘故，我们很谈得来，成了好朋友……”
秦桂贞告诉我，她当年受雇于上海环龙路许家。环龙路，也就是今日南昌路。
我和妻用车接她到上海环龙路，去寻找许家当年的住处——当然，也就是蓝小姐当年的住处。我们一起来到了当年的“上海别墅”。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弄堂口那“上海别墅”四个字依然刻在那里。她拄着拐杖，旧地重游，不胜感慨。尽管多年未曾来此，她依然熟门熟路，带着我们来到弄堂底的一座三层楼房。那房子仍保持原貌，如今住着许多户居民。
《“四人帮”兴亡》后面的小故事（2）
她来到底楼的灶间，告诉我说，她那时候当佣人，每天在这里烧菜，而蓝小姐住在二楼，进进出出都要经过这底楼的灶间。她说，许家住在三楼。她带我们上楼时，每走一级楼梯，都要歇一口气。她感叹道，当年她每天飞快地上上下下，不知要跑多少趟。光是一日三餐，就是由她从底楼送到三楼许家，再把盘碗从三楼拿到楼下灶间洗掉。她总是把楼梯擦得干干净净。
她告诉我，这幢房子的产权不属于许家，而是许家租下来的。许家又把多余的房子租出去，所以许家成了二房东。
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山东小姐拎着一只黑皮箱和一个铺盖卷来了，租下了二楼的一间房。她便是蓝小姐。
秦桂贞带着我们上了二楼，来到蓝小姐住过的房间。这是一个不多见的直角三角形的房间。三角形的顶端是一个小小的卫生间，装了一个坐式抽水马桶。房间大约十来个平方米而已。有一扇窗。秦桂贞回忆说，当时，窗下放一张书桌，桌上有台灯。三角形的直角处，放一张单人钢丝床。床下放着一只小皮箱。另外，还有两把椅子。这便是蓝苹住处的全部陈设。由于人们不喜欢住这三角形的房子，所以租金最廉。也正因为这样，底楼的那间三角房子，作了灶间，而三楼的三角形房间，成了佣人秦桂贞的住房──她与蓝小姐的房间只隔着一层楼板。
秦桂贞忽地想起，在二楼楼梯口，有一间几家合用的大卫生间，便带着我们去看。那卫生间里有个搪瓷大浴盆，秦桂贞认出是当年的“原装货”。她说，蓝小姐就在这里洗澡，她也用这个浴盆。只是经过半个多世纪，那浴盆底部的大片白瓷已经脱落。浴盆依在，人事全非。如今住在那里的人，仍在用这浴盆洗澡。他们听说这浴盆原是江青用过的，都显得非常惊讶。
秦桂贞回忆说，蓝小姐来了没几天，就跟她熟了，“阿桂、阿桂”地喊开了。也有的时候，蓝小姐随着许家孩子的口气，喊秦桂贞为“阿妈”。
秦桂贞说，“那时候，我跟蓝小姐很讲得来，一有空就到她的房间里闲坐……”
秦桂贞挺善良，看到蓝小姐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地板、冲开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
秦桂贞发觉，蓝小姐怎么不吃水果？
“没钱呀！”蓝小姐把双手一摊。
于是，秦桂贞把西红柿洗干净了塞给她。有时候，蓝小姐不在家，就放在她的窗台上。秦桂贞还发觉，到了月底，蓝苹常常一回家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
“吃过晚饭了吗？”秦桂贞问。
“没饭票了！”蓝苹答道。
那时候，蓝小姐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罗宋饭馆（即俄罗斯人开的饭馆）搭伙，三角钱一客。到了月底，钱用光了，只好喝西北风。秦桂贞到东家的厨房里，烧好蛋炒饭，偷偷端进蓝小姐的房间。这时，蓝小姐一边大口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连声说：“阿桂真好！阿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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