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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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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反对录音的是当年“中央*”小组成员关锋。那天，由于我的朋友的帮助，向来拒采访者于门外的他终于接受我的采访。他说：“这几年来 ，今天我是第一次谈‘*’，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谈‘*’。”我拿出了录音机。起初，他不同意录音，那口气非常坚决，不容商议。我再三解释，用作资料，录音比笔记更准确。他终于破天荒地允许我录音。他口述了关于毛泽东、关于*的许多极为重要的回忆，我庆幸把他的谈话全部录音。
也有人坚决不同意录音。比如，我采访毛远新，采访“中央*”小组成员戚本禹，由于对方一再反对录音，我只能尊重当事人的意见，没有录音。
与他们的态度完全不同的是“中央*”小组成员王力。在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采访王力时，我把录音机拿出来，放在他面前，问他可不可以录音。王力对着我的录音机说：“我历来不怕录音。录音比笔记可靠。我对我讲每一句话负责。”正因为王力“不怕录音”，所以我在前后八年时间里多次采访王力，留下了很多盒采访录音带。王力还跟我说，*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曾找过他，他们在访问王力时居然没有录音，只作简单的记录。王力说，我很赞成你的工作方法，录音是很重要的。
酒越陈越香。这些录音磁带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越来越珍贵。比如，在2006年，“独臂英雄”丁晓兵的名字传遍华夏大地。《人民日报》以显著地位报道丁晓兵的感人事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连续多日播出介绍丁晓兵的新闻纪录片。丁晓兵的事迹，感动中国。人们把他的名字，与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人民的好干部孔繁森、农村党支部的带头人郭秀明、李连成、党的好干部任长霞相提并论，称颂他是新时代的新英雄。他当选“2006感动中国十大杰出年度人物”。然而，在1985年6月，当他二十出头，名字叫丁小兵的时候，我采访了他，为他写了报告文学《可敬的小兵》，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2005年6月5日，丁晓兵带全家来上海看我，我送给他二十年前的采访录音带，他非常高兴，想不到二十年前的录音带还在，说这是“宝贵的礼物”。
又如，陈新桂先生在1957年被称为“章罗联盟”的“联络员”而打成“右派分子”。我在北京找到这位被“冷落”的历史老人。陈新桂先生花了四小时详细地向我诉说了自己的身世以及不幸的遭遇。不久，我收到他的家属的信，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人世。家属听说我在采访时录了音，问我录音带还在不？我复制了那四盒录音带，托人带往北京。家属听了，说这是陈新桂留在世上的惟一录音带，内中所谈的情况，连家属也不大知道——因为他在家中不愿谈及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珍爱那四盒记录陈新桂最后心声的录音带，说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的录音机升级为数码录音机，录音可以输入电脑，可以刻成光盘，不论是搜索还是保存，都要方便多了。然而，我却面临着一项迫切而繁重的任务，即把那么多的采访录音带转换为数码，输入电脑。因为磁带会发霉，会失效，必须转换成数码才能永久保存。然而，一盘录音带的转换时间就是一个小时，一千多盘磁带就是一千多小时！这工作量是何等的巨大。
我曾开玩笑地说，当我到了跑不动的年龄，光是坐在书房里整理这批录音带，也可以出一套“口述历史丛书”，起码可以出几百万字。
除了录音带之外，我还保存着各电视台拍摄我的电视专访的录像带。由于录像带的数量毕竟有限，我利用一个春节长假，自己动手，把录像带全部转换成数码录像，输入电脑，并刻成DVD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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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万计的照片（1）
在超级市场，我一下子买了20本集邮册，售货员以为我一定是一个“集邮大腕”。固然，我从小就喜欢集邮，收藏了许多邮票，可是这一回我买那么多集邮册，却不是用来放邮票。
我这一回为什么买那么多集邮册呢？因为我对集邮册颇有“研究”：通常的集邮册，那一条条横放着的透明的尼龙纸插袋，两头是开放的，便于放进或者取出邮票，很难得，在这家超级市场，我见到尼龙纸插袋的两头是封闭的，所以一下子买了一批。
我如此讲究集邮册上的尼龙纸插袋是否封口，是因为我另有用途：用来插照相底片！
就像在没有使用电脑之前，我不得不保存一大堆手稿；
在没有使用数码录音机之前，我不得不保存一大堆录音带；
在没有使用数码相机之前，我不得不保存一大堆照相底片。
照相底片当然可以整卷保存，但是要从数以百计的胶卷中找需用的底片，极不方便。我把照相底片剪成四至五张一段，像插邮票那样插在集邮本里。我在集邮册封面上写了拍摄年月以及内容提要，再在每页上注明拍摄内容。这样，我按照相片的拍摄年月可以找到哪一本集邮册，再从每页上注明的内容找到底片。所以，用集邮册保存底片，可以说是我的一项“发明”。
不过，邮票是柔软的纸，集邮册上的尼龙纸插袋的两头不封口，也不会掉出来。照相底片则不然，只有尼龙纸插袋的两头封口，才能“老老实实”呆在里面。
往日，我去美国，总要带二、三十个胶卷，往往还不够用。长期积累了大量的胶片，放进一本本集邮册之中，总算在我的书房里有了“立足之地”。
除了大量的底片之外，还有数量更加庞大的照片。大批的照相册，像一本本特大的书，安放在我的玻璃书橱里。照相册的“书脊”上，贴着标签，写明这本照相册的内容，便于寻找。
自从有了数码相机，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深感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莫大方便。从此我再也不必保存那么多烦人的底片，也不必买集邮册了。我只消买移动硬盘以及光盘就行了。
我还花费时间，把大批用胶片拍摄的照片数码化——用扫描仪扫描，后来用数码相机翻拍。如今，我的照片总数多达15万张，达200多G！然而，一个只有半导体收音机那么大的500G移动硬盘，就能把我的15万张数码照片以及所有文稿、数码录音、数码录像，统统装进去，还绰绰有余！
很多朋友很惊讶，我的书房里的“摄影仓库”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照片？其实，充其量，我只是“好摄之徒”——摄影的业余爱好者而已。
我与摄影结缘，最初由于我在北京大学学的是光谱分析专业，经常进出于暗室冲洗光谱片，使我熟悉了黑白胶片的洗印技术；后来，在电影制片厂干了十八年编导，耳濡目染于摄影艺术的氛围之中。我最初的摄影作品，无非是两大类：一是为采访对象拍摄人物照片，作为我的文字作品的“插图”；二是拍摄了“到此一游”式的旅游照，作个纪念而已。随着我的纪实文学创作的深入，渐渐地，我以纪实文学作家的目光观察社会，拍摄了一系列纪实风格的摄影作品，姑且称之为“纪实摄影”。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数以万计的照片（2）
纪实摄影与新闻摄影相近，但是不像新闻摄影那样强调新闻性。在我看来，纪实摄影的关键，在于作者敏锐的目光和特殊的视角，捕捉到“人人眼中有、个个笔下无”的镜头。
比如，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家大型商场，我见到一个柜台上并排插着越南、美国、法国三国国旗，便端起了照相机。营业员见到我连这样的旗帜也要拍摄，在一旁笑了，我把笑嘻嘻的她也摄入了镜头。显然，营业员以及来来往往于商场的顾客对这三面旗帜已经熟视无睹，然而在我看来，这三面国旗能够并排插在一起，却深刻地反映了越南的巨大变化：在二十世纪，越南先与法国、后与美国，各进行了一场为期八年的反殖民、反侵略战争。那时候，越南与法国、美国是交战国，是敌国。自从1986年越共“六大”实行“革新开放”路线以来，越南打开国门，法国、美国的商品和资本涌入越南，这才在河内的商场里出现法国巴黎香水和美国电器，出现越南、美国、法国三国国旗并列于柜台的场面。
在越南芒街，当我见到“友谊商场”里挂着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的合影时，正要拍摄，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高举左臂，在照片前做了个“V”的手势。这帧照片有了小女孩的“自动”加入而变得非常生动。用胡志明主席的话来说，中国和越南是“同志加兄弟”。然而，在1979年中越之间却发生了那场本来不该发生的战争。好在不愉快的一幕已经过去，小女孩这“V”的手势清楚地表明，如今中国和越南依然是“同志加兄弟”。
在美国发生举世震惊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人们纷纷逃离纽约之际，我却从上海飞往纽约进行采访。我除了写出五十万字的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之外，也拍摄了许多照片，包括惨不忍睹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废墟、哀悼的人群等等。我忽然注意到街头的公用电话，把镜头推近，拍摄了上面的“9·11”——在美国每一部公用电话上，都印着报警电话号码“9·11”。恐怖分子正是选择了“9·11”，发动了“9·11”事件。我也拍摄了纽约洛克菲勒广场上迎风飘扬的几十面星条旗，拍摄了包裹着星条旗头巾或者戴着星条旗领带、穿着星条旗外衣的美国人，还拍摄了华尔街餐馆里星条旗长方形蛋糕以至穿着星条旗礼服的新娘，借以表现美国受到恐怖袭击时举国上下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我曾多次到过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从空中、从海上、从桥头多角度拍摄过这座跨海的红色雄伟大桥。这一回，我守在桥头，终于拍到骑着自行车的全副武装的警察从桥上驶过。因为自从金门大桥被列为恐怖分子可能袭击的目标之后，美国加强了对金门大桥的守卫，警察们戴着头盔、骑着自行车巡视大桥。。 最好的txt下载网
数以万计的照片（3）
顺便提一句，“9·11”之后我从美国归来，由于担心托运的行李容易丢失，就把手提电脑、软盘、照片、底片、采访笔记全部随身携带，而且分放在不同的旅行袋里，以免“全军覆没”！比如，把手提电脑跟软盘分开放，把照片和底片分开放，分别放在我和妻不同的随身旅行袋里，丢了这个还有那个。
一到台北，我就对满街乱窜的摩托车非常反感。如何“捕捉”台北摩托车的最佳画面？我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在八德路上，当红灯变成绿灯之际，那“积聚”起来的摩托车像水闸开闸似的汹涌澎湃，非常壮观。这样，我在那里拍到了长长的摩托车队。照片冲印出来之后，连我的台湾朋友都说，看上去，仿佛在进行一场摩托车的奥林匹克比赛！我也注意到，台北的人行道颇有“特色”：人行道不是由政府统一铺设的，而是各家自铺，因此不仅五颜六色杂乱无章，而且高高低低，行人不小心就会摔交。当然，我也把这一“特色”摄入镜头。在停车场，我把镜头对准轿车的车牌。台湾朋友不明白，车牌有什么可拍的？其实，那是因为我注意到，台湾的车牌只有三种：“台北市”、“高雄市”和“台湾省”。在台湾，除了台北和高雄这两个省辖市之外，其他各县市的车牌都写“台湾省”。小小车牌，也清楚地反映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同样，我也拍摄了台湾的邮局、邮箱、邮递员，全是绿色的，与大陆一样，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省，那里的邮局当然采用与大陆一样的“特征色”。
与新闻摄影记者一样，在进行纪实摄影时，眼快手疾很要紧。通常乘飞机，我总是要求给我前排或者后舱靠窗口的座位（中部往往被机翼挡住视线），以便在空中拍摄。
记得，有一次我从上海飞往美国旧金山，途经日本。突然，一团白色耀眼的东西出现在前方，定睛一看，那是在一片浓绿之中，出现一个银白的圆圈，“万绿丛中一圈白”，格外醒目。我马上明白，那是日本的富士山。我连忙去取随身的手提包，打开，拿出照相机。当我把镜头对准窗外的时候，那个银白的圆圈已经从机翼下掠过，消失在飞机的后侧。富士山，日本的象征。此后，我虽然多次经过日本上空，要么我的座位不在能够见到富士山的那一侧，要么飞机的航线不经过富士山上空，要么富士山处于云遮雾障之中，“富士山之憾”直到今日还没有弥补。就连我去了日本富士山，那天云雾弥漫，也未能见到积雪的山顶。
有一回我取道西雅图前往加拿大，当飞机即将降落在美国西雅图机场时，我忽然见到一个像足球场那么大的长方形屋顶，漆着一面硕大无朋的星条旗。当时，西雅图也被列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西雅图人在来往飞机必经的空域之下漆了这面巨大的星条旗，为的是给恐怖分子以警告。然而，当我端起相机时，那面星条旗已经从机舱窗口“滑”了过去。这时，我见到机场附近的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密密麻麻停了上万辆轿车，赶紧摁下快门，得到了一帧非常壮观的停车场照片，以表现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数以万计的照片（4）
空中看世界，各处不相同。从旧金山飞往纽约，自西向东横穿整个美国国土，要飞行六个小时。美国的中部多山，也有大片平原。从空中看下去，城镇不多，地广人稀。从旧金山往西飞，飞往夏威夷。出现在机翼之下的，是无边无垠的太平洋。偶而见到黑色芝麻般大小的轮船，拖着一根白色浪花组成的尾巴。
机场通常都在城市周边。在飞机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往往是“鸟瞰”一座城市的最好时机。从飞机上拍摄城市，“站得高，看得远”，会给人一种宏观的、全景式、“高屋建瓴”般的观感。我在美国拍摄的许多航摄照片之中，“佳评如潮”的一张是从空中俯摄旧金山：湛蓝的旧金山海湾上，横跨着长长的海湾大桥，而画面的左侧则是与海湾大桥相连的高楼林立的旧金山市中心。最为巧妙的是，旧金山闹市的高楼群非常清晰，而画面的左上角是一片薄薄的白云，遮住了一部分市区，使旧金山有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这张照片使久住旧金山的朋友都感到新鲜，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视觉冲击，就是因为“居高临下”的缘故。
从空中看洛杉矶，像一个平摊在那里的硕大无朋的大饼。洛杉矶的特点就是“大”和“平”。其实，“大”是“平”所造成的，因为洛杉矶多地震，所以这里的居民住房大都是木结构的平房，所以占地面积很大，因此城市面积就很大。用房地产业的专业名词来说，这里房屋的“容积率很低”。只有在洛杉矶市中心，才见到“一小撮”高楼。从空中俯瞰纽约，郊区也大都是一、两层的房子，然而曼哈顿岛上摩天大厦高度密集，看上去像筷子笼里的大把筷子似的。飞机从市区盘旋到大西洋，可以看见纽约有许多湛蓝的海湾。
从空中看莫斯科是绿色的。树林连着草地，草地连着树林，莫斯科的绿化很不错的。在这一片浓绿之中，掩映着红色、蓝色、白色的屋顶。
从空中看悉尼，则是一片蓝色。海洋包围着这座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大多数悉尼房屋也是低矮的，红色的屋顶被房屋的前后花园簇拥着。
从空中看台北，市中心是密密麻麻、摩肩接踵的高楼。即将到达松山机场时，我清晰地拍到了台北圆山饭店那红色大楼。圆山饭店被誉为台北的地标，名不虚传，因为鲜红的圆山饭店坐落在浓绿色的山头，非常醒目。
我飞往日本大阪的时候，见到了宽广的灰蓝色的大阪湾，见到正在海面航行的万吨巨轮。我正准备从空中拍摄大阪关西国际机场的时候，在一片波涛之中突然出现一大片陆地，我赶紧摁下快门。没想到，刚拍了两张，客机一震，前轮已经着陆了。通常，飞机在海滨的机场着陆，总有一段“过渡”：机翼下先是出现陆地，飞了一阵子之后，然后才出现机场。大阪关西国际机场则是从海洋一下子“跳到”机场，因为这个机场是硕大的长方形的人工岛，是填海建成的，所以机场处于海洋的包围之中。
在飞机即将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时，我多次从空中拍到了上海西郊漂亮的别墅群。我在上海讲座，大屏幕上放映那些别墅群航摄照片时，观众席里传出唏嘘声。不言而喻，尽管许多听众是“老上海”，即便到了西郊，见到的也只是一幢幢平视的别墅，见不到如此高密度的俯视的别墅群。
我的纪实摄影作品集，其实也就是我的纪实文学的另一种形式，即以视觉艺术展现生活。在当今大量的以风光摄影为主的旅游图书中，我的另类的纪实摄影作品集显得与众不同。我以纪实文学作家的视角，展现社会风貌，表现百姓生活，浓缩历史风云，记录时代脚印。我更在意的是画面所蕴含的深刻社会内涵。我曾经先后出版了多部以照片为主的书，如《镜头看世界》、《叶永烈目击美国》、《叶永烈目击欧洲》、《叶永烈目击俄罗斯》、《叶永烈目击台湾》等。
我愿通过我的镜头，使广大读者走近现实，走进现实。
用废胶片编成的新书（1）
喜欢收藏的我，在书房里还保存了许多电影废胶片。那是我当电影导演的时候，三天两头要剪辑影片。电影，每秒钟拍摄24张画面。一个一、两分钟的镜头，要用掉很长的一段胶片。按照规定，每个镜头的头尾都必须剪掉，这些剪下来的就成了废胶片。在剪辑车间，这种废胶片很多，每隔半个月左右，就要烧掉一批。我在剪辑影片的时候，如果画面有保存价值，就把剪下来的废胶片保存下来。
我保存这些废胶片，原本只是作为从事电影工作的纪念。没想到，在2003年10月，我竟然用废胶片编成了一本新书《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
事情要从2003年8月10日说起。那天，两位不速之客从香港来到上海我家。他们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编导和摄影师，前来采访。
平日，我家也常是记者们光顾的所在。记者们前来采访，要么要我谈文学创作的体会和见解，要么要我谈最近出版的纪实文学新书。然而，这一回香港电视记者采访的话题却与众不同，他们要我谈当年是如何进入“禁区”——中国航天训练基地的。他们说，办理前往那里采访的申请，已经快一年了，至今没有下文。不仅是他们无法进入那神秘的“禁区”，就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当时也同样未能获准。据报道，“那里有重兵把守。如果有人企图偷看或拍照，警卫会‘很客气地’地请他们立即离开。”
香港媒体向来有一根敏感的神经。他们得知，中国即将在2003年10月发射载人飞船，便追踪这一新闻。我曾经在二十四年前的1979年4月，在中国航天训练基地采访了将近半个月，拍摄了电影《载人航天》。我的特殊的经历，引起了香港记者的注意。他们要我谈在“禁区”内见闻。
结束谈话之后，他们极想一睹电影《载人航天》。
我告诉他们，影片完成双片之后，由于当时特殊的原因，没有公映，被“雪藏”了。
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编导仍然企望能够看到我在1979年拍摄的电影《载人航天》。他们在回到香港之后，几次来电询问电影《载人航天》的下落。他们很希望在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上天之际，能够在香港公映这部见证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影片。我被他们执着的精神所感动。
《载人航天》是我离开电影制片厂所编导的最后一部影片。我一直为这部影片没有得以公映而抱憾多年。
于是，我打了许多电话，追寻《载人航天》双片的下落，追寻《载人航天》底片的下落。由于当时主管载人航天工作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已经撤消，当年经手《载人航天》双片的第七机械工业部有关人员不知去向，无法查找《载人航天》双片。后来曾经听说可能保存在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保密片库，我托人去查找，也未能找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用废胶片编成的新书（2）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查找《载人航天》底片。电影底片是“老母鸡”。如果找到底片，即便没有《载人航天》双片，我也可以用底片印一份正片，然后重操导演旧业，重上电影剪辑台，剪出一部《载人航天》影片。我也可以重配影片解说词和音乐，完成一部《载人航天》双片，然后套底，迅速印制出大批《载人航天》电影拷贝。
《载人航天》的底片保存在上海电影技术厂。我向上海电影技术厂查问底片的下落。他们明确答复，在底片记录本上，已经查不到《载人航天》（当时片名叫《空间技术》）。按照上海电影技术厂的规定，一部电影如果在十年之内没有套底出片，他们就会把全部底片销毁，不然底片仓库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底片。上海电影技术厂的答复，使我深感痛心。《载人航天》的底片被销毁，意味着当年的辛勤劳作付诸东流，意味着一部记录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珍贵影片被无情地抹掉！
在万般无奈之际，我记起，当年我在修剪电影《载人航天》时，曾经把剪下的废片保存起来。我赶紧打开书房里储存废胶片的铁箱。上海每年都有多雨的黄梅天，经历了二十四春秋，那些废胶片会不会发霉呢？由于我在箱子里面放了干燥剂，所有的废胶片都安然无恙！
我找出电影《载人航天》的废胶片，发现主要的镜头差不多都有。其中包括：1965年在安徽用生物火箭把小狗送上太空。内中有当年如何训练小狗适应太空环境、生物火箭的制造和吊装、小狗的上天和归来。还有“重头戏”——1979年中国训练航天员的种种场景，如震动椅、离心机训练，模拟舱训练，种种太空食品等等。
面对如此丰富而珍贵的历史画面，我决心编选一本以图片为主、讲述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图书，以“焦点新闻，独家报道”为特色，书名定为《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
为了使读者对于世界载人航天的发展历史也有所了解，我从书房的“摄影仓库”里又找出自己在国外拍摄的许多照片，内中包括美国华盛顿航空航天博物馆的许多照片，美国旧金山“黄蜂号”航空母舰上阿波罗登月飞船回收舱照片（当年美国宇航员在登月之后乘飞船返回地球，溅落在太平洋，是由“黄蜂号”航空母舰承担救援任务），俄罗斯莫斯科宇宙火箭纪念碑照片，当年苏联的“暴风雨”号航天飞机照片……
我花费二十来天的时间，写出《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并配好大量了历史珍贵图片。上海科普出版社当即把这本书列为重点书，以最快的速度排印，赶在2003年10月中国第一位“太空人”上天时出版。
我亲自带书稿前往北京，完成了报审手续。2003年10月16日，当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从太空归来之际，这部用废胶片编成的新著——《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也与读者见面了。
用废胶片编成的新书（3）
10月17日，中国新闻社也从北京发出的电讯，介绍新书《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
当人们为中国第一“太空人”杨利伟的成功返回而欢呼时，当他所属团队一共十四名宇航员被此间部分媒体称为“中国首批宇航员”时，今天发行的一本名为《飞天梦》的书，却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中国首批宇航员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诞生。
一向自称“旧闻记者”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另辟蹊径，以《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为题，同时配合四百多张照片，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航天史，从而成为独家报道。
他在书中披露，“早在1971年5月，中国宇航筹备组就已成立，着手选拔宇航员，计划在1973年年底发射‘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当时，选拔宇航员的工作严格保密，以‘体检’的名义进行，从上千名歼击机飞行员之中，选拔出了十九名宇航员。”“然而就在中国载人航天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当年的‘九一三’事件，使空军成为‘批林运动’的重点。中国宇航员的选拔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中国发射‘曙光一号’飞船的计划也因此搁浅。”
另一耐人寻味的情节是：有如前苏联先于载人航天把小狗送上飞船，中国也曾于一九六五年在安徽用生物火箭把小狗送上太空。书中二十多幅彩色照片记录了当年如何训练小狗适应太空环境、生物火箭的制造和吊装、小狗的上天和归来。
叶永烈在接受记者电话专访时说，二十四年前他受命担任影片《向宇宙进军》的编导，这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影片分为三辑，即《飞出地球去》、《卫星的应用》和《载人航天》。影片完成之后，钱学森亲自审看，表示满意。第一辑和第二辑随即公映，而《载人航天》则因事关机密只在内部小范围放映。
他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当时担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正是钱老的批准，我才得以率摄制组进驻中国航天训练基地长达半个月，拍摄了这部电影的第三辑。”
得知中国已经成功完成载人航天的消息，叶永烈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这是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夙愿，也是中华民族百年梦圆。
10月17日，新华社也从北京发出记者刘江的电讯，介绍《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一书，标题是《叶永烈的“飞天梦”——穿梭于幻想与现实之间》
叶永烈关于宇宙的遐思，像一个自由无碍的精灵，在严肃的现实与妙曼的幻境间尽情飞舞穿梭。曾在科幻作品中多次“预言”中国人太空生活的他，又向人们揭开了中国航天科技发展史上最真实的一些画面。
16日，就在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返回的当天，叶永烈的新作《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也开始面市。理想与现实在这一刻结合得如此完满，这令叶永烈非常兴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用废胶片编成的新书（4）
他评价“神舟”五号的成功说：“这是中国踏上太空的第一个脚印，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叶永烈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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