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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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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耀邦想到：一定还有许多老同志把好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
耀邦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问可否去万寿路招待所找这批老同志聊聊。报社的同志欣然从命。第二天，他们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去看望这批老同志。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赏。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同志却不大愿意敞开心扉，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好像都嗫嗫嚅嚅，诚惶诚恐。
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肩负起历史性重任！”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1）
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再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作过艰苦斗争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把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传给品质优良的中青年干部，快马加鞭地中兴我们的伟大事业。1978年2月19日，发表了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重大反响。
五、为“右派”*的两次会议：
烟台会议山重水复，民族饭店会议柳暗花明在为“*”中遭*的干部落实政策的同时，耀邦也在考虑如何为“右派”*的问题。早在1977年到中组部工作的前一个月，他在指导有关同志撰写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时，就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将功赎罪的机会。”这就为“右派”的*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1977年12月，*调到中组部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管“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案的*工作了。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已先后有5批摘去“右派”帽子，尚有10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另一位干部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5人小组主要负责人认为，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表示不以为然。在闭幕总结会上，杨士杰特地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派”运动已经载入史册。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他引用耀邦刚进中组部对他讲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他还特别强调，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与会的许多人当时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意见分歧，相持不下。会议最后仍以牵头的中央*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由*中央作为1978年的11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2）
但杨士杰和公安部部长凌云等人对这个《报告》表示“保留意见”。回到北京后，许多同志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大家建议，由陈文炜以会议参与者身份写出一书面反映。陈文炜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会议主要牵头人的*部。*部有关人一再询问杨士杰：这是个人意见，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为慎重起见，陈文炜、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他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出来一道附上去，再请中央定夺。
报告送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3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在北京的民族饭店举行，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帽子，当做自己人看待，就够可以的了。也有的人说，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就乱了套了吗？还有的主张不管怎样，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种议论，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理直气壮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还未听说过‘乱了套’……”
杨士杰的这一席话，最后得到了“五人小组”成员*部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部长赵苍璧、*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他们一致表示：赞成杨士杰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中组部打电话：“解决了，解决了！”
于是，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5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对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未几，以“右派”改正为中心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纠正的消息，纷纷见诸报端。《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特别强调：“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展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20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50万大关。后来，我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人数的58％。这场大解放，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党以实事求是精神解决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大胜利。
*是位有名的“红小鬼”，他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功劳。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在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支持下，为拨乱反正，为党的事业的中兴，作出了不朽的重大贡献。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第一线的一个重要成员，为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同志一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千百万因为*参与领导的“大抢救”而得到第二次“解放”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全党和全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原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11期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1）
◎ 陈敏
最早提出“私营经济”
陈敏（以下称陈）：我想了解一下你25年来的理论探险、思想探险的历程，可以称做郑炎潮历险记，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讲讲你作为广东理论界的改革先锋之一，与广东理论界其他改革先驱如卓炯等以及与广东政坛的改革先驱比如任仲夷先生等的互动。第三个层面是把你和你的师友们的理论历险、思想探险与广东改革开放25年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把你们的个人命运和广东25年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
郑炎潮（以下称郑）：那我就谈一下。关于这些问题，我手头有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很陈旧，但应该还有价值（手持已发黄的1982年研究生毕业论文，封面题目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其发展》）。这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我最早和最有代表性的论文之一，是今天要谈的我的第一份历史资料。这是论文原稿，写成时间是1982年。当时我的导师是黄家驹教授和丁家树教授，但我精神上的导师主要是著名经济学家卓炯教授，当时他在广东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兼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的授课和指导导师。现在看来，这份论文的学术价值我认为有两点：其一，在我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概念；其二，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理论是经济改革的基础理论，它决定着经济改革的方向、目标、内容，关系到我国在这次改革中能否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应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
（手持另一份资料，封面题目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篇文章是我在小平南行之前写的，小平南行是1992年春，我这篇文章是1991年11月结的稿。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平南行之前学术界已有探讨，并留下了一些文稿，但开始没人敢发表。小平南行后，就马上发表了，我这篇是在广东《学术研究》杂志1992年第一期发表的。
苦难出学者陈：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术生涯吗？
郑：我是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毕业后分在陕西一个汽车大修厂工作。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1979年我考入华南师范学院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陈：这是你的幸运，你的学术生涯从广东开始，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开始。
郑：是的。正因为身在广东，而我国改革开放广东先行一步，所以我可以把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广东省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超前性的理论研究。
我1979年进校，1980年确定论文题目，1981年开始写。写之前已允许个体经济发展并且很多个体户雇工人数已大大超过政策规定（当时只准许雇工8个），已经有了特区（深圳特区是1980年年底挂的牌）。广东的个体经济、中外合作经济、外资企业和私营经济最早发展，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方面因为广东是侨乡，百分之七八十的港澳同胞和华侨是从广东出去的，国门刚打开，港澳同胞和华侨就回乡投资或支持亲人发展个体经济或中外合作经济等。所以我的理论不是个人空想出来的，是先有这些社会实践作研究素材，我才能够写出我的毕业论文。为什么我的毕业论文产生在广东，而不是产生在别的地方呢？因为当时内地没有这些社会条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2）
陈：你是理工科出身，为什么会转向社会科学研究？你的这种理论兴趣跟你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关系吗？
郑：我的人生转向、我的理论兴趣跟我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我的老家是著名的侨乡之一广东恩平，大学时代，每次放假回家总要听到很多偷渡香港或国外的故事，总有一些乡亲突然就再也见不到了，甚至有一些乡亲因为偷渡淹死在海里，这对我刺激很大。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选择在中国生存发展，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偷渡境外？为什么我的同胞苦难深重，而报纸上却始终莺歌燕舞？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到底怎么啦？中国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我以前是学理工科的，读大学以前，我没有任何社会理想，我是农民的儿子，父母都是文盲，苦了一辈子。我考大学的目的，就是离开农村，吃商品粮。进大学后正好碰上“*”，“*”给我们带来灾难和伤害，同时也激发我们反思和追求。我发现我不适合搞理工科，下决心改行。这里也有一个故事。大学时代，我曾经是重点批判对象。我本来“根红苗正”，和当时的所有红色青年一样盲目崇拜。后来我为什么从崇拜转到怀疑？家乡的苦难教育了我，“*”的苦难教育了我。为什么跑那么多人又死那么多人？为什么停工停产？为什么搞武斗？为什么搞残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些问题从自然科学和理工科教科书中是找不出答案的，于是我相信只有研究社会科学，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那时我先读马恩列斯毛传记，后来又读华盛顿、拿破仑等名人的传记，渐渐得到一个启发，就是要树立伟大的志向，干一番事业，这就渐渐改变了我原来那种淳朴的、原始的、中国式的所谓个人理想。开始从一个听话的孩子，变成一个怀疑者、一个“问题”青年了。
陈：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郑：我1966年迷信般地崇拜，1967年还崇拜，1968年开始怀疑甚至是“叛逆”，反对“*”，怀疑*，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1969年就开始寻找自己独立的思想。我的一帮同学，都有这个经历。
陈：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郑：对，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都很不幸，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捕坐牢，有的被流放到新疆或西藏。我是比较轻的，没抓我，只是作为系里的重点批判对象，大会小会批，并隔离起来，两个同学看守，从吃饭到睡觉到上厕所都跟着我，搞了半年。那时我还不到20岁。
陈：也就是群众专政。
郑：对，群众专政、同学专政。毕业时，我的鉴定是这样写的：“犯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政治错误，不能重用。”然后把我送到部队农场锻炼，再分配到工厂从事技术工作。一直到报考研究生前3个月的1979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错案”，才通知我的工作单位将我的原鉴定撤销。
我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因为现实让我困惑，我的思想挨批判而无法找到答案。我用业余时间看了很多书，试图从书中找到答案，主要看马列经典。刚好机会也来了，1978年恢复高考，我下决心考研究生，转向研究社会科学。为了考研究生，我白天上班搞技术，利用晚上和业余时间把*写的3本《资本论》、3本《剩余价值理论》从头到尾通读了两遍，几乎每一页都有圈点或批注。我对*经济理论较熟，功底就是那时打下的。1979年，我考上了经济学研究生，实现了从事社会科学的愿望。 。。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3）
绝处逢生的一次会见陈：还是回到开始的话题，从你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讲起吧。
郑：读研究生是我实现人生理想的起点。选定《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其发展》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关于这篇论文还有几个故事。
我的毕业论文在全国最早提出“私营经济”这个概念。当时我在广东作了大量调研，根据这些调研我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阻挡。但当时有一个政策，个体经济可以搞，不过必须有一个量的限制，比如雇工不能超过8个。因为按照*的说法，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经过研究，我发现*的这个说法与广东改革开放实际不符。照搬*这个说法，对发展经济、对改革开放只会起束缚作用。我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叫什么呢？我当然不同意叫资本主义，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但这个概念很敏感，政策不允许，又不符合*经典理论。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我，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你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当时我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自己长期研究和创新的理念，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计后果呢？我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学校也没法解决，最后还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都知道，任仲夷书记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他1980年到广东，来之后遇到了难题，因为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8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广东社科界研究。那时我没参加有关会议，我还只是一个研究生嘛。但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我正好研究这个题目啊。于是我从毕业论文中抽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那一章的打印稿，没有作任何修改，用信件单独寄给任书记。我的研究生论文9万多字，这一章大概近万字。
陈：是用平信还是挂号信寄？
郑：平信。信封写上“广东省委任仲夷书记收”，贴了一张8分钱的邮票，就寄出去了。
陈：你为什么要选择直接寄送给任书记呢？
郑：为什么我要直接寄给任书记？因为当时我的印象中有这么一件事，听说中国社科院比我早一届的两个学经济的研究生来广东调研，任书记亲自接见他们。这让我很意外也很感动，我想，堂堂省委第一书记，原来这么平易近人，连研究生调研也接见，那我为什么不试探一下，看看我的论文能否引起书记重视。
当时对这事，我是既抱希望又不抱希望。抱希望是因为我认为，要是任书记能看到我的文章，那么它应该有参考价值，对解决广东的现实问题应该有作用。不抱希望是因为任书记肯定忙，一封平头老百姓的普通信件，他未必能看到。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到一个星期，任书记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不是直接打给我本人，是打到我们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办公室的。任书记说找郑炎潮，办公室主任说小郑不在，有事我们转告吧。任书记说不行，这事没法转告，一定要和小郑本人谈谈。任书记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主任，要我晚上跟他联系。 。 想看书来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4）
我当天晚上就直接与任书记电话联系。电话拨通，我问你是任书记吧？他说是啊。我说我是郑炎潮，你打电话找我啊？他说，是啊，我打电话找你找不到啊。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的论文，我收到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好，我想约你谈谈这个事，你有没有时间来？我说可以啊，我也想请教你啊。他说明天来吧，怎么样？我接你过来。我说，不用接，我自己坐车就行了，我知道你在省委。他说，你不用自己来，我派车接你。他好像很为难，说是他请我的怎么能让我自己去。但我不想来一辆省委的专车到学校接我，我不想惊动大家，想低调一些。于是我坚持自己去，说不用劳烦你。任书记只好同意了，并告诉我下午3时在省委办公楼三楼他的办公室等我。
按约好的时间，第二天下午2点半快3点钟的时候，我赶到省委，跟门卫说任书记约我来的，门卫就把我放进去了。我直接就到了任书记的办公室。
陈：他的办公室没有别的人？没有秘书把关？ 郑：没有别的人，我直接就找到他了。他要我先说说论文的基本观点，我就把论文主题结合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作了一个简单的陈述。然后任书记讲话，他的大意是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扶持？还怎么发展？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该叫什么？他们也没想好，也还没有制订新的政策和办法。他说，刚好这个时候看到你的论文，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正在苦恼着啊，个体经济超过了*的“8个规定”，我们不好坐视；但如果我们管错了，又会压制新生力量，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损失。你这个“私营经济”的概念提得好，它不属于传统的公有经济范畴，但又不是资本主义的，按你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构成，并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辅助和补充”，它不但没有损害社会主义反而发展了社会主义，那么它当然是有益的，当然不能够约束它，它该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所以你的论文非常好，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最后，任书记鼓励我继续研究。他非常理解搞社会科学的难处。用他的原话就是，“在中国搞学问不容易”，“有风险”。当时我的论文还没有答辩，但导师已经提醒我有麻烦。我没给任书记讲这事，但任书记好像知道似的。他说：“你搞这个有风险，你已经超出了*的书本，人家说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说你反*你就成了反*。”我说，我没有反啊，我说*也主张解放生产力，列宁还有“新经济政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呢？他说，你这个比较好，但真做学问，终究是有风险的。不过你不要怕，时代在进步，你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准了方向就要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追求，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在广东，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一个是我的精神导师卓炯，再一个就是任仲夷。转眼20多年过去，两位恩师一个已经故去，一个还在世但已是风烛残年。真是岁月无情。但无论岁月怎样无情，两位前辈的人格和精神会激励我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5）
陈：任书记跟你的谈话持续了多少时间？
郑：任书记跟我谈话，开始时不到下午3点，谈到下午5点。后来他说，小郑我要处理个事，你再和我们政策研究室的雷宇同志谈一谈，我就失陪了。雷宇是从辽宁跟他来的，他从辽宁来广东别的什么人都没带，就带了个雷宇，安排在政策研究室当主任。他把雷宇介绍过来，我跟雷又谈了将近一个小时。
陈：那么在他接见之后，你的毕业论文就很顺利地通过了，没什么阻力？
郑：对。本来有麻烦，但任书记接见之后，导师对我的看法改变了，并且有些领导放了一个风，说我们学校培养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生。我的毕业论文因此顺利通过。
陈：一次接见改变了你的毕业论文的命运，也改变了你一生的命运。
郑：是的，如果没有任书记的接见，毕业论文通不过，那我就不能毕业，就没有人敢要我了。当然也有出路，但肯定没有学术上的出路，我的研究生涯也许就此终结了。
陈：后来还同任书记有联系吗？
郑：有，后来我们还会面过两次，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2000年2月。
陈：都谈些什么内容呢？
郑：1988年，我听说他身体不太好，去看望过一次，问候性地说些保重之类的话就走了。2000年2月，由原广州市市长杨资元安排我和任书记在广东大厦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俩人回顾了“私营经济”从不允许存在，到概念提出和转为政策扶持，到现在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短短20多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三大群体推动广东改革郑：刚才谈的是决策者，现在回到学术界，谈谈卓炯。卓老是广东理论界先驱，是我们广东理论界80年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全国的旗帜之一。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8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我国突破计划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卓老是我的授课老师，主讲《资本论》，开专题讲座。
陈：当时他带几个研究生？像不像现在有些导师动不动就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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