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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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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甚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前面，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峻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绝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个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来信、来电可装两麻袋。这些信电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 “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家子人可以盼到大天亮了……”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一些省市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有的组织部干部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案子咋*？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和组织人事干部也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任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奇怪。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4）
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忍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把持的*中央组织部。
二、为了*冤假错案，*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郭*，原为部队的一名军政委，曾被康生赞为解放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后不久，他被派到中央组织部和中监委“支左”，接着就肩负起全权掌管中组部的重任。在他的把持下，现在中组部对落实干部政策、*冤假错案持消极、抵触态度。这里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常常把来访的党员、老干部拒于千里之外。许多老干部说它像一座“官衙门”。
粉碎“四人帮”后，“*”中被打倒的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想诉说诉说*、“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要求落实政策，给份工作。不料郭*竟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
本来，舒同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很多老战友和老部下，但经过十年*，音讯隔绝，他不知这些同志情况怎样，不便贸然拜访，只得摸到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暂住，等打听出有熟人可投时即离开。郭*闻报，又让招待所的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这些奉命办事的人对舒同恶狠狠地说：“郭部长指示：你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6000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待着。
在外地，被“押解”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这些，郭*充耳不闻。
那么，对原来就是中组部和中监委的陈野苹、袁任远、张策、张志杰、杨士杰等一批老同志呢？都一样，也不给他们落实政策。粉碎了“四人帮”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在天天扫院子，连办公大楼都不准迈进一步。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了个人的尊严，纷纷奋起抗争，被迫使用了那时通常使用、他们此刻也不得不使用的大字报。一霎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的把持下，才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还有些大字报厉声斥责这位中组部领导，继续糟蹋坑害党的干部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老同志们强烈要求立即给他们妥善安排工作。
郭*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众多的大字报，不免大吃一惊。立刻叫一些还能接受其颐指气使的人，“赶快撕”。可是，他在前面叫人撕，老干部又在后面跟着贴。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杨士杰，把被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还有人把大字报送给了*。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5）
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屋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请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的层层阻力？下一步怎么办？耀邦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们的极“左”作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的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打开*冤假错案的局面。
他与大家几经研究，确定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应着重挑明，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开展。
耀邦动情地说：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到了党的组织部门，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感到十分亲切温暖。但是这些年，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破坏，一些组织部门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控制下，干了不少坏事，把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全破坏了。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彻底批判这种反常状况，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新发扬光大，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真正的“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同时在第二版，也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5封读者来信。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了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又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一批新的大字报，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以报社党委的名义送给了叶剑英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飚同志。
在叶剑英、*、陈云老一辈领导同志的积极干预下，1977年12月初，中央决定，郭*调离中组部。经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竭力举荐，*接任中组部的第一把手。由此，*中央组织部才终于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
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于1977年12月15日到中组部后，立即与全体同志见面。中央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耀邦这次见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光是人人熟知的‘*’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同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冤案，等等，这叫‘积案如山’！”耀邦说：对于建国后和“*”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好的txt下载网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6）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不少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都如攀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四人帮”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并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这个局有1位局长和6位副局长，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不久，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就接任了这个局的局长……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此后，中组部的同志坚决贯彻落实耀邦关于*冤假错案的精神，对推动*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身体力行，中组部重新成为“党员之家”
中组部的同志们认真贯彻耀邦在见面会上所提的要求，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的*尽职尽责，而耀邦也身体力行，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此，“党员之家”的美名重新大振。
1978年1月，*到中组部安排工作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6麻袋。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的联名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1000多名干部中的800多人已被分插到有关各部，只有他们这205位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信末署名有副部级干部5人，司局级干部14人，处科级干部86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100人，其中包括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耀邦看了信愤愤地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中组部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一看望了这批著名的老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205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7）
工作组前后忙了十余日，写出的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改称为干部分配办公室，不但迅速解决了对外文委205位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6000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消息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北京各高等学校。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郑仲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成了“党员之家”，立即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郑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与*也有摩擦等，结果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4年，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就亲自过问了这件事，他想亲自找郑仲兵谈话，后因有急事改请中组部宣教局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这位局长对郑仲兵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与中组部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做出了*结论，恢复了名誉。
一天，著名老报人恽逸群，到北京申诉他的延绵26年的沉冤。
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1932年奉党的指派进入新闻界，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和《译报》、《导报》总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相继担任过《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兼华东新闻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并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前身……青年记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52年3月，恽逸群因两条“罪行”被开除党籍。一是1950年，他曾给上级党委写信反映其地主姐姐被人打伤的情况，并请求允许其姐入院治疗；二是，他将《解放日报》的一笔公款借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他被开除党籍后，1955年，发生了潘汉年冤案，他又因曾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而于同年5月10日被秘密逮捕。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了一年半。查明他与潘汉年纯属正常的工作关系，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9年。在这10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判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8）
1965年12月8日，他被“假释”离京，并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江苏省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每月只给生活费37元。1966年“*”全面展开，他又被“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能的重体力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哮喘症。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不久，71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赴京申冤，但无人闻问。
1978年夏天，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立刻到中组部上访。*与他亲切长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彻底*昭雪，并介绍他去见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申请撤销那“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的原判和恢复名誉。当年8月，中组部根据恽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每月生活费暂定120元，其他待遇、职务等彻底*后解决。
1980年4月，最高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恽逸群无罪。
1982年10月，*上海市纪委筹备组做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不够彻底，遵照《*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为他做了结论：“恽逸群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20余年，应予*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恽逸群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工作后不久，于1978年12月10日因旧病骤发而去世，虽然，彻底*、恢复名誉晚了一大步，但在*与他长谈之后，他就预感他的一切冤情总会得到彻底洗雪，所以，在享年73岁临终时，他是瞑目与世长辞的。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也曾踏入耀邦家门槛，向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时，他已在*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去江苏、福建、江西、四川、陕西等地深入调查，觉得浮夸风和对自然环境的毁坏等情况确实非同小可。回到北京汇报调查所得，他说，*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曾告诫全党，主观主义能导致*亡国亡头；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观主义也照样能够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他说，在全国，现在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但在个别地区，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他的这番议论很快传到了康生耳里，康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道令下，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塔集劳动。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各地纷纷为彭老总等人之外的“右倾分子”*，*的领导，要秦川谈谈如何通过“劳动锻炼”改变了“社会主义失败论”。但秦川直截了当而又十分简要地回答：“我不但分毫没改，而且觉得这种失败已是铁的事实，因为饿死了许多老百姓就是严酷而有力的证明！”由于不认错，部里没有安排他的工作，要他自找门路。秦川找了当时任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老熟人谷牧，谷牧让他担任了工交政治部宣传部长。耳目遍布的康生得到了“小报告”，即刻驱车到谷牧家大吵大闹：“你怎么能用这种人！嗯！”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9）
谷牧只好让秦川去太原汾河西岸的山西化肥厂搞“四清”。搞了一年半，谷牧奉调去主管国家建设委员会，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接任工交政治部主任，才把秦川一并带回北京。“*”风起，秦川遭到了更甚的打击*。“四人帮”垮了台，他还一直被挂着。
秦川恼怒地向耀邦陈述冤情，耀邦边听边插话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尽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给份工作，耀邦说：“没问题”，并留他共进晚餐。不久，经中央批准，秦川被分配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
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的上访者人来人往，就是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的人。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研究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耀邦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到卧室找到耀邦。尽管耀邦为修改文章，到凌晨2点才睡觉，他还是倾听了朱鸿翔的诉说。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甦原是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处长，“*”中遭到“四人帮”余党的残酷*，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昭雪。耀邦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甦同志彻底*！” 这时已早晨7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耀邦匆匆刷牙洗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员。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甦同志彻底*。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3个月，周甦同志的冤案仍未*，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样？”
朱鸿翔连连应声说：“好好好。”耀邦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早饭碗，6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在住宅门前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不到3个月，周甦冤案就被彻底*了。朱鸿翔及其家人对耀邦家的这一幕终生难忘。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大爷，来到中组部大门内传达室。他们只给*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
他们就是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此时曾三已72岁。
1924年就在家乡湖南益阳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的曾三，1931年着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了*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信学校政委，为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通信联络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曾三历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秘书局局长、中办副主任及新中国第一任*档案局局长和中央档案馆馆长，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为全党和全国档案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中，曾三以“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信报务和秘书档案工作而视力很弱，而且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但他也同其他人一样，和老伴沈义一起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0）
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1959年6月3日在北京开幕。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在大会上讲话。（新华社稿）沈义也是一位老革命。1928年她16岁，就在广东海陆丰根据地闹革命，“*”前已担任国家档案局党委书记。
1973年，曾三双目越发模糊，实在没法再干任何体力劳动，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回北京治病。老两口住政协礼堂东侧丰盛胡同原中央直属机关小招待所的一小间房，自己买菜烧饭，挤车去医院，苦度残年。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给住。
万不得已，老两口只得上访中组部，给日夜操劳的耀邦同志留下一封信，恳请耀邦在可能顾及的情况下，帮他们解决这个大难题。
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耀邦叹了一口气，为没能和几年不见的两位老同志当面长谈而深感惋惜。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相当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汪东兴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老两口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但此刻曾三的视力只有01，上下三层楼，有一回两次踩空，险些摔断骨头。他们要求调整到没有危险的一层楼，结果顺利实现了。
类似曾三、沈义老两口在中组部传达室放下信转身就走的举动，早有多起。这加深了*积思已久的考虑：许多迭经磨难的老同志的心都被整碎了，加上他们又一向谦逊自爱，对许多个人的困难和要求都是一忍再忍，轻易不愿麻烦别人，实在忍无可忍，也仅仅寄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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