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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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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课老师，主讲《资本论》，开专题讲座。
陈：当时他带几个研究生？像不像现在有些导师动不动就带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研究生？
郑：没有的事。那时我们经济学专业总共才6个研究生。我的论文也得到卓老的指导，所以说卓老是我经济学研究的启蒙老师之一。我跟卓老感情很深，研究生毕业我分到广东省社科院，就是他把我要去的，在他的主管和指导下进行研究。当时可以留校，或者去政府部门和大企业，但我还是选择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其实在学术上我跟卓老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卓老对我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学术，而是人格。他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人格和学者品格影响我。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人格。
照我的看法，广东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大致有三个群体：一是以任仲夷、习仲勋、袁庚、梁湘为代表的政治家，他们有思想，敢创新，负责任；二是以卓炯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工作者，他们大胆探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探索多元经济成分、探索对外开放理论，使广东理论界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处于超前地位，不断有新理论为改革开放先行作决策参考；第三是企业家，个体企业家、私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各种非主流企业家、非公有制企业家及国有企业家，他们改革探索，不断创新，为广东理论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实践的活水。三大群体联手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广东才有今天，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基本评价。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6）
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动摇陈：刚才主要谈了“私营经济”理论引出的风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也是你较早提出和一直坚持的，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郑：我为什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因为当时出现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目标究竟是坚持计划经济为主还是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路，我很困惑。当时广东的实际情况是，价格慢慢放开后，一半以上价格由市场调节，形成了市场价格为主的新格局，而我们在理论上宣传上，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就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状到底如何评估？改革的路到底该怎么走？改革之初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这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改革开放之路，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陈：和红军长征一样。同样是绝境突围，同样是最初时没有明确目标，走到哪儿算哪儿。
郑：是这样的。改革之初只能这么办。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在改革之初是没有理论准备的改革，是没有预先设计的改革，是没有整体方案的改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但到了80年代中期，问题就严重了，广东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新格局：个体私营经济大发展，港澳台资和外资大量涌进，分配理论突破，价格放开等，现实与传统理论相冲突，我们必须确定改革的方向、目标和对改革进行总体设计。
因此，大概从1986年开始，广东理论界就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概念，并公开发起对“市场体系”的系列研究。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了解广东市场发展的情况和广东人的困惑，察觉到了市场经济问题，提出研究改革目标和市场经济问题。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个来头。省有关部门提出进行广东省综合改革试验方案研究，指定4个人，每人牵头设计一个。我是中青年学者的代表，我牵头设计的那个方案现在还在，方案明确提出广东要搞的是“市场经济”。1988年初，广东省经济学会、广州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社科院、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广东省经济发展中心、中山大学、华南师大等联合发起，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月研讨会”第一次会议，我提交了一篇关于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的文章，反响较大。那次研讨会结束之后，主办单位委托广州市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文、我和广州市研究中心的张向荣3人，按大会研讨的精神写份高水平的研究报告，后来被媒体称做“3人团勇闯市场经济‘雷区’”。
王利文把我们安排在白云山制药厂招待所，与外界隔离了5天，写成《广州、广东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报告》。报告完成后，王利文到北京，将报告送给了当时的国务院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马洪，马洪又交给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吴敬琏作了热情洋溢的评论，马洪便通过有关人员把我们的报告和吴敬琏等人的评论一起送给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领导人非常关注，在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理论问题。”等于是充分肯定了我们的报告。随后，报告又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1988年4月发表。至此，在市场经济理论这个问题上，广东理论界以广东市场转型的社会实践为主，结合国外经验，在全国理论界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的目标。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广东整个理论群体的贡献，广东理论群体的这个突破最终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7）
但在1989年之后，“鸟笼经济”的主张盛行一时，市场经济理论则遭到严厉打压。所谓“鸟笼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当时环境下，广东省一些机构也组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研讨会”，请我参加，我拒绝参加。1991年11月，广东社科界召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理论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我参加了。我提交的论文旗帜鲜明，标题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用新的思维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新的思路去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场就有朋友担心地说，你这文章是不是太厉害了！
陈：你1987年就主张并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我们接受这个概念是1993年也就是党的十四大之后。
郑：1992年小平南行，讲过“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经济”，这是原话。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此之前确实很少有人讲和一直坚持。1991年我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理论研讨会”上提出这个概念，但研讨会不敢安排我作大会发言。《学术研究》杂志跟我很熟，我问与会编辑：能不能登一下？那位编辑直摇头，说这文章谁敢发。但他们的一位副主编会后看到我的文章，有点心动，说可以考虑吧。正在考虑，刚好1992年春小平南行，他们听到风声，壮了胆，就把文章登出来了。
文章发表不久，小平南行的消息公开报道宣传了，接着，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中国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写进了全会决定。我们广东理论群体10多年的苦斗至此总算有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
经济改革的核心是产权陈：也就是说你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满的结局。
郑：是结果，不能说是结局。因为纵然确立了市场经济理论，但我的困惑并没有解决。我讲的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和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完全一样。我主张的市场经济体系是以解决产权问题为基础，即以公私融合所有制和民族产业为基础，而不是以传统的公有制为基础；传统的“公有制”只能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产权基础，不可能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以传统的公有制与现代的市场架构嫁接，这是很多人理解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我看来，这大错特错。传统的公有制跟现代市场经济根本无法兼容，现代市场经济需要自己独有的产权结构。因此，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重组产权。也就是说，当务之急是重构市场经济基础；只有在重构市场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才谈得上树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进而也才谈得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就现在的情况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基础目标还没有达到；基础目标没有解决，框架、体系问题不可能解决。也就不能说确立改革目标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探险之旅，远没有结束，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下去。
陈：我注意到你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
郑：是的。在20多年前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我已经意识到产权和所有制问题的重要性。这篇论文明确讲道（拿着研究生论文指着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基础”；“经济改革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又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彻底的经济改革，必须以彻底的理论为指导，不仅仅要解决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关系及物质利益分配等重大理论问题，而且必须首先解决并自始至终要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理论问题。”20多年前形成这样的理念，我从未放弃，今天则更加强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8）
现在我就可以讲讲我的另一篇论文《中国产权改革论纲……理论创新与总体构思》（手持论文原稿），这篇文章是我1993年春写的。广东的改革实践表明，多种经济成分大发展，私营经济大发展，股份制经济大发展，中外合作经济大发展，人民拥有的财产大量增加，产权交易比如房产交易等已经存在，证券市场、金融市场都已经存在，产权市场已经形成，社会实践走得很快，理论不能回避，理论要迎头赶上实践。一定要确定产权改革这个目标，解决产权基础，刚巧也是跟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相呼应和延续吧，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首要和根本的问题，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后，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了。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省经济学会会长曾牧野教授、王利文和我等人又发起，联合广东8个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在南海市西樵山召开“市场经济与产权改革研讨会”，大家推荐我为大会秘书长。我撰写了《中国产权改革论纲……理论创新与总体构思》并出席大会。
陈：你谈到的这个产权问题实在太重要，能否对你这方面的主张作更深入的说明？
郑：我的论文提出：“用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最根本的是要彻底清除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基础……旧产权制度，创建市场经济借以建立的基础……新产权制度。”“改革的根本是重构新产权制度。”“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产权制度全面取代计划经济的旧产权制度，逐步建立一个以公民（个人）产权为基础，以多元化公有产权为主体，以私有产权为辅助的公产与私产长期并存、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互补长短、平等竞争、协调发展的公私混合产权结构；在产权多元化、分散化、社会化基础上，使产权运行、配置、管理市场化、法律化；形成各种产权自由联合的开放性、国际化的产权新制度。”基本想法就是：以公民为产权主体，混合产权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架构，如果不是以真正的人民产权制度为基础，你叫什么完整的市场经济？而我这里的“人民”，当然不能是抽象的人民，而必须是实在的人民，具体的人民。实在的人民、具体的人民拥有实在的、具体的财产权利，经济上的人*权才可能实现。有了经济上的人*权，才谈得上其他领域的人*权。我这篇文章的要点在《南方日报》发表了，大概发了2000字左右。当时就引起了不同反响，有的支持，有的则指斥为“私有化纲领”。我主张的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少数人的私有化，我主张的是广大公民拥有自己财产的民有化，我主张的民有化实际上就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公民财产权神圣不可剥夺，这是现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有些人把我的民有化放在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筐子里，又把理论问题政治化。我在理论上的每次超前、创新，都是在对广东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潜心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是在我觉得已经到了非解决这些要害问题不可的时候，但几乎每次超前、创新，开始我都要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过一段时间又证明我的理论是正确的，就这么一个“否定……承认……又否定……再承认”规律。真是在中国做人难，做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更难。但我现在一点不后悔，在中国进行理论研究和创新，必须作好付出代价的充分思想准备，而我在中国改革的转型期，尽了一个学者的责任和良知。
从1000年的沧海桑田中提炼我们的人生智慧陈：关于你以后的人生，大概是怎样规划的？
郑：我有一个很宏大的规划。现在我已经57岁，我的生命不多了，充其量有20年的学术生涯，因此我必须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东西搞出来。从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到这个《论纲》，是我公开发表文章的一个“休止”，我不想再在报纸上发表没用的文章、应景文章，我要把中国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和世界的大舞台中，从西方、东方不同的道路，从西方、东方的兴衰成败，反思中国的命运，探索中国的未来之路，建立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
我在广东改革开放前沿的经历是25年，我的研究，始终以社会实践为前提、以社会需要为前提。所以不能说我是什么天才，只能说我生而有幸，生活在中国转型期这个大历史时代，生活在广东这样的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使我的大脑时刻受到现实的强烈撞击，使我时刻不满现状，时刻探索，进行超前研究。从私人所有到全面公有，再从全面公有到公私混合所有，从公有经济的兴衰到私有经济的兴盛，再到公私混合经济的新选择，这样的沧海桑田，人类在西方可能花了上千年、数千年的时间，而在中国只用了半个多世纪。人生苦短，但我们的人生并不短，我们在一生中经历了人类上千年、数千年的沧海桑田，这是我们这代中国学者最大的幸运。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和幸运，从人类千年沧桑中提炼出真经、真知，从而建立我们的知识谱系、思想谱系，改变我们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这是我们人生成败的关键，我将毕生为之求索。
陈：谢谢！
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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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1）
◎邱健
前10多年，安徽出现了名闻全国，远销港、澳和北美地区的“傻子瓜子”，一时风靡全国。“傻子”也就成了改革初期人们交口议论的新闻人物。“傻子”年广九前后两次沉浮，却又神奇地与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关怀分不开。年广九每当与人津津乐道回味他的发家史时，总是从心底发出肺腑之言：“邓主席是我的恩人，是他指引我走向发家致富的光明大道！”
市场经济的冲浪儿位于芜湖市大戏院40号的大杂院，是“傻子”年广九的老屋，也是“傻子瓜子”最初的大本营。1984年笔者去芜湖首次访问他，去那儿参观他的“旧战场”。在那零乱的大杂院里，他指着一个旮旯告诉我，他过去就在这里炒瓜子，院门被好心的房主时时插着，“打办”的人一敲门，他就从院角的平台上翻到邻院，一溜烟地跑掉了。他很诙谐得意地对我说：“这还是我从电影《地道战》中学来的游击战术呢。”
年广九大半生命运多舛。他最早是做水果生意的，60年代受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冲击，水果摊多次被查抄。后来又搞长途贩运，又被没收了自行车和现款，还以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获释后，谋生无路，只好重操旧业，偷炒瓜子，提篮小卖，怕被“打办”干部逮住，便每天换一个地方，和工商人员“捉迷藏”，度过了多少凄惶岁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不少人都原以为小商贩对政治是麻木的，眼里只装着钱。其实他们在长期的求生中锻炼出高度的敏感和迅疾的反应力。他们一只眼盯着市场行情的起落升降，一只眼注视着改革的细微变化。他们本小利薄，经不起折腾，懂得每项政策都关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当年广九开始重炒瓜子时，芜湖瓜子行业还一片萧条，国营商业出售的瓜子又苦又咸，其他一些小贩偷偷摸摸地炒的瓜子也都质量平平，基本上无技术可言，但是南方人喜欢吃瓜子，年广九这个生意老手，以他殊于一般小贩的眼力，看到这桩生意的远景，他琢磨如果真的要靠炒瓜子为生，就非得炒出个与众不同的品位来。
他尝遍了芜湖名家瓜子后，又背上挎包钻进“东方红”江轮的大通舱，溯江而上奔南昌、武汉，顺水下苏州、上海，了解各地瓜子行情，将各地瓜子都买上一包。回到家中，他把瓜子摊了一桌，手把一杯清水，轮换品尝各种瓜子的滋味儿，每品完一种就漱口再品。年广九终于悟出窍门来了：要想瓜子炒得好吃还又好嗑，一是配料，二是火候。于是他就边炒边摸索，每炒完一种，便揣上几包上街，悄悄拦住过往行人求他们帮助嗑嗑这瓜子的口味和生熟程度如何？满意不满意？
就这样，年广九博采众议，反复改进，大锅小炒，精制配料，逐渐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傻子瓜子”：甜中带辣，咸里透鲜，融南北口味于一体，一嗑三瓣。终于把“傻子瓜子”卖出了名气，撒向全国各地。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18万斤，雇工103人，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和香港市场。1985年4月，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访问安徽，特意要求安排在芜湖参观“傻子瓜子”工厂，其后英国《金融时报》，美国VOA电台等相继在海外为“傻子瓜子”扬名。
“傻子”的头脑和生意经全国许多报刊都相继刊登过“傻子瓜子”的报道，可寄来的文章，“傻子”从来一篇不看，也没法看，因为他是地道的文盲，一天学也没上过，总共会写5个汉字：“年广九”、“同乙（意）”，“意”字不会写，只好写成“甲乙丙丁”的“乙”，不过不识字也难不倒他，目睹不行靠耳闻，他可以从收音机、电视机中感知中央精神，可以靠秘书处理文牍协议。别瞧他不识字，他头脑中装的东西一套一套的。新奇的见解层出不穷。他说：“在中国做生意光有经济头脑不行，还必须有政治头脑，要长两个心眼。”他还说：“现在中国瓜子市场才开发了一半，没有一个真正的瓜子市场。台湾只有10来个瓜子厂，可面对全世界销售。台湾商人有眼光，他们在江苏淮阴县与农民订约，种了5万亩瓜田生产瓜子，赚了很多钱，我们还在睡大觉，思想没开放，经济头脑赶不上，中央精神就落实不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2）
年广九虽是大老粗出身，目不识丁，但他做生意却鬼灵鬼精。人们问他怎样才能当一个合格的经营家时，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年轻时在瓜果摊当过学徒，跟在老板后头跑，看着他们怎么说话，办事，长见识，这些都懂了，才能正式上岗位。”
年广九也曾短期在饭馆、油行、布行等行业干过，对炒货行业的一招一式，他更是内行。他做生意是凭他的直觉和经验来处事的，思路十分敏捷。有一年当他听到大西北生产瓜子的地区遭灾的消息时，他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即派人去抢购原料，因为他尝过货源枯竭的苦头，没有了货源，也就没有了他的“傻子瓜子”。
1984年，江西吉安食品厂厂长4次来芜湖，与炒货行业商议联合办厂，均未有结果。年广九得知后，直接到当地考察了一次，当下即拍板定案。江西吉安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别人认为是劣势，但他却看到有发展的潜力。他常有一句口语：“越是困难越能见胜利。”他说这些地方交通不发达，外边的商品运进去很困难，但越是买不到的东西，就越好卖，这是潜力很大的市场。人们都佩服他有长远的商业眼光。
一个“傻子”带动一座“瓜子城”
1978年末，那个事关中国大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在寻找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典型，“傻子”年广九炒瓜子致富、他的传奇经历以及年广九的独特个性，令许多新闻界同行趋之若鹜。笔者也曾在1984年专程去“瓜子城”……芜湖市进行了专访，后于1985年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的长篇通讯，当即由《读者文摘》转载。由于媒体的介入，年广九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开始越加透明起来。
芜湖这座瓜子城的崛起，缘于“傻子”年广九的带动。有不少芜湖人从事炒瓜子是步了年广九的后尘的，年广九在前面探路，他们只是他的尾随者和合作者。曾经有过“米市”这个光荣称号的芜湖市，在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的带动下，才再一次辉煌了起来。
从1981年秋天起，沉寂了多年的芜湖瓜子行业骤然复兴。4年中，瓜子市场异军突起，名牌林立，涌现出一群声名显赫的瓜子大王，出现了57家瓜子公司、工厂、商店，其中38家是个体户。据当时芜湖工商局个体科科长介绍：这38家是领取了专营瓜子营业执照的，至于大量的兼营瓜子的个体户，就无法精确统计了。市场上有20家亮出了牌号：“神农”、“春光”、“康健”、“龙凤”、“玉兔”、“双虎”……到1985年，芜湖终于形成以“傻子”、“迎春”、“胡大”、“友谊”四大瓜子公司为支柱，而以“傻子”和“迎春”为两大巨头的“瓜子城”。
这些瓜子厂家都没要国家一分钱投资，而是自筹资金，不断扩大生产。1981年全市瓜子产量不到100万斤，到1984年就猛增到3240万斤（其中不包括与外地联营加工的1500万斤），创造了5600多万元的产值，当年上缴国家税利达500多万元，其产值居全市第三位，而创造这笔产值的从业人员还不足1000人。
*与“傻子瓜子”
奇怪的是，当芜湖瓜子之路被年广九闯出来之后，给年广九带来的不是荣誉和赞词，不是更多受益者的感激，相反，更多的是责难。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3）
“傻子心太黑了，为了自己挣钱，不惜血本降价挤垮别人。”这是指年广九在1981年那次为保存自己实力，实行削价销售的竞争措施。
有人说：“那小子家里到处是钱，连褥子底下铺的都是钱。”
有的还说：“他还雇了不少长工呢！他从小就贩这倒那，心术不正，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几回了，到现在还死不悔改呢。”
这个把自己也当成“傻子”的年广九，对这些话充耳不闻，别人越讲得凶，他就干得越欢，似乎是在赌气。一次，他对来访的记者诉出了自己心中的委曲：“我是挣了不少钱，可我为炒瓜子受过的那些苦谁知道？在芜湖，也不是我一个人富了，我的好多徒弟都跟我富了，是国家的政策让我们致富的，难道都没看见？”年广九在芜湖瓜子业的处境，虽然有些孤立，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但他对炒瓜子这个行业的劲头并未受到太大的打击。
“傻子瓜子”顺利打入上海和华东市场，起势之猛使年广九本人也始料未及。1982年下半年，小小的“傻子瓜子”，在上海人的家庭中已可与糖果、蜜饯、巧克力分庭抗礼了，据说上海糖果的滞销和许多人爱吃“傻子瓜子”有一定关系。1982年春节，上海竟吃掉了10万多公斤瓜子。上海人为了能买到“傻子瓜子”，不得不在商店门前排起长龙，有时长龙竟达四五百米。出售“傻子瓜子”的商店不得不挂出“限量购买，每位一斤”之类的告示。
然而，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工厂毕竟还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面对大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市场，供求链条被日渐绷紧，告急消息频频传到芜湖总部，订货单如雪片般从各地飞到芜湖，求购的电报也接二连三地传来。如果说商家有货卖不出去是一大苦恼，但货源不足，供不应求，也是一种莫大的无奈。1983年3月，无计可施的年广九买了芜湖“迎春”瓜子10万斤，分别装进“傻子瓜子”的包装袋运到上海救急。莽撞独断的年广九只想先应付订货单，并从中捞到一个差价。他却没想到，这一着弄巧成拙的招数，却给他带来了灾难。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识破了其中的猫腻，立刻对这种假冒“傻子”品牌瓜子口诛笔伐。《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都刊登了批评消息，上海市工商局也立即立案，查清年广九以伪充真，并在销售伪“傻子瓜子”过程中偷漏税款43万元的错误。消息传出后，《人民日报》也给以极大的关注，在一版显要位置将此事向全国披露，并加了评论，对“傻子瓜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也正是这批冒牌的“傻子瓜子”，成了年广九一连串败走麦城的伏笔。年广九从此陷入了他人生的低谷，年广九和“傻子瓜子”的声誉在芜湖也一落千丈，在全国各地人们对“傻子瓜子”也逐渐淡漠了。
就在这偷税风波尚未平息之时，前往安徽视察的*中央总书记*来到了芜湖。当车队经过年广九的瓜子摊前，市委书记向总书记指向窗外说：“这个就是‘傻子’的摊位，他的工厂雇了30多工人炒瓜子，群众有些反映。”
总书记*在去芜湖之前，安徽省委也有人向他提过这个问题，他说：“三十几个人嘛，不要动他，先看一看。”市委书记又试探着说：“年广九偷税的问题，群众反映也很大。”总书记回过头来答道：“偷税当然不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4）
1983年12月，国务院有关领导在听取工商局汇报时，年广九偷税的事再一次被提出来。有人对年广九目前经营的规模很担心，问是不是要限制他发展。姚依林副总理答道：“现在全国个体户600万，还不到1000万，我们是不主张限制的。现在个体户比1949年少多了……‘傻子’偷漏税不对，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以前有不少人炒，‘*’搞光了。有‘傻子瓜子’不是坏事，是拾遗补阙。再看一看吧……”
年广九没有去埋怨别人，他知道自己走错了这步棋，受到批评和经济处罚也是应该的。这时他想到了党，想到了组织。1984年3月，他请人代笔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黄书记：我‘傻子’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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