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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的八年抗战-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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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搞细菌战调查的几乎全部都是老人。浙江的、湖南常德的，他们在退休之后，骑着自行车，在乡间村里一家一户地走访，记录下一个又一个的受难故事，记下一个又一个死亡者的名字。这些调查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暮年，而且体弱多病。八十二岁的调查员王仲喜分管着两个生产队的调查，当他完成他的调查，将登记表交出时，老人说：“我不行了，可能要昏倒”。现在他因高血压、心脏病，再也不能去调查了。
何必会接下了义乌的一枝笔，再也不能摆脱了，沉重的现实让他越陷越深。于是他介入了调查，看到了烂脚病，看到了现实的人间地狱。这枝笔现在在他的手上，他辞了记者工作，细菌战诉讼团的秘书，所有的文书、所有的新闻稿都由他来写。他由初听细菌战、烂脚病的恍若隔世，觉得那是一件很远很陌生的事到被血淋淋的现实所触动，生活全部被改变。
“你只要做这件事，生活就会被改变，就要奉献。”今年四十岁的何必会的生活，在人人做生意挣着大钱的义乌，显得很寒酸，一家人靠他夫人开的一个小饭馆卖新疆大盘鸡生活。这个小吃店完全成了细菌战原告们的“据点”，每一次到日本都在这里集中、吃饭、出发。“我只能把为家庭挣钱的事放在第二位。” 何必会说。
中日双方有着大量的需要翻译的东西。首先是中方向法庭提交的材料，必须翻译成日文。诉讼的法律文件不是一般人可以翻译的，它必须由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并且懂日文的人进行翻译。这样的人在中国帮助王选做的，只有刘惠明律师和管建强教授，这些都是免费的劳动，他们需要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挤出一块时间来做。王选一般是先找懂日文的大学生、研究生翻译，再让刘和管进行校正。就这样，还有大量的文书资料堆在王选的家里无法翻译。
“按要求，６月末，所有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词，全部要翻译成日文提交法庭。”王选又开始写邮件向各位请求帮助。她这样安排：
需要翻译的有：
①一审判决书
②第二次起诉诉状
以上由刘惠明律师负责审稿修订。
③第一准备书面（第一次开庭的书面准备材料）
由管建强教授负责审稿修订。
第2、3、4、5准备书面已由浙江大学翻译完毕，还未审稿修订。
以上完成审稿修订的文件全部上网公开。
所有翻译费用全部由义乌社会集资承担。不知王培根是否已将最近的一笔翻译款子5000人民币汇入对方账号？请大力协助。
1997年，常德在陈玉芳主持下，希望成立一个“日本侵华战争常德受害者调查协会”，设想是不仅止于细菌战，而是把日军在常德的烧杀抢掳等暴行和常德会战一起进行调查。他们向市委市政府打了报告，然后在常德民政局进行了登记，常德的宣传部长还同意当协会的首届名誉会长，并经市政协主席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将协会挂靠在常德市政协。
王选式的孤独（2）
12月10日是协会成立的日子，大家都很高兴，因为终于有一个自己的民间组织了。130多与会者进入会场才发现不对，明明是成立大会，但挂标语却变成了筹备大会。原来，有关部门出面干预，要求调查协会解散，公章、登记证书等上交。11日，公安部门正式发出《常德市日本侵华战争常德受害者调查协会自行解散》的要情通报。
成立一个民间组织一直都是王选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希望有这样一个民间组织，在这个组织之下成立一个基金会，所有有意于搞清细菌战历史的民间资金汇拢起来，赞助那些有志于调查的人。
“哈里斯说，中国如果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人，就足以让日本沉没。但是中国不可能有第二个王选。因为中国没有出现王选的体制，王选的出现纯粹是个人的、偶尔的、不可再造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说。
中国需要大批的人从事细菌战研究与调查，但是中国政府没有组织国家的力量参与，而民间又没有一家NGO组织，不能设立民间基金，更没有一部《基金法》，想做慈善捐助的人得不到政策支持。
“如果能够解决生计问题，一些人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他们有理想，并没有更多的物质要求，就算这样，也没有一个可以支持一个人以此为事业的机制。除非他可以像王选一样，不计任何代价，完全奉献，并且还有经济能力奉献。”张连红说。
一些大学生经过培训参加到王选的行列中来，但所能参加的时间非常短，并且不是一种经常行为，更多的时候只能在寒暑假进行。还有一些研究历史的研究生们，参与也只是在就读期间，他们和大学生一样都有就业压力。因此一个南京1644部队真相的调查项目，在执行的三年当中，换了很多人，每一个人在快要成为熟练的调查者时，都为前途与生计而去，最后留下的还是王选一个人。
于是，王选只能有一个。中国只能出现一个王选。
“很冷清的。”张连红描述王选身边的局面。表面上看起来各地都很支持，但实际上做的很少，王选每次去推动都很难，王选到了那里，很热闹，很支持，但王选一走就散了，实地进行调查的时候，就没人了。
然而，这正是中国社会目前所缺乏的机制。“这几年都在吵吵这件事，但没有办法解决，这不仅是出现一个赞助的企业家人群的事，更多的是要有鼓励出现这种机制的政府态度和相应的制度设置，这不是一个王选所能解决的问题。”张连红说。
值得欣慰的是，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目前接受了一笔华侨的资金建立了基金，这个基金是面向社会的，只要有志于搞南京大屠杀调查，经过申请和考核，就会得到资助。申请人可以是任何人，甚至老百姓出版一本自家的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书或者做一些更小的但有用的事，都可以申请。
口述细菌战历史已经进入倒计时，再过十年想做也不可能做了。人生不满百，那时候当年的亲历者基本上都不在人世了，一个时代的历史真相真的要被翻过去，永远都搞不清了。
王选非常清楚目前中国的局面，她非常着急。“她走得太快太急了，看到别人不理解，她很急，很焦躁。一急反而让人疏远她，而她就越感孤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有自己的选择，你不能用你的方式来要求别人，你只能让他慢慢明白，然后成为同行者。如果你强求，人家只有远离你。”张连红以一个旁观者和相当熟悉王选的朋友身份这样评说王选。
王选的孤单是因为她睿智，是因为她清醒，是因为她对时局的判断。她永远急急地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她永远少有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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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学术上的后援（1）
细菌战研究之薄弱成为细菌战诉讼的一大掣肘因素。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的中国，对细菌战的了解只是零星的史料搜集，主要是各地文献档案馆、博物馆所编写的文史资料，细菌战受害地区的报刊或是各受害地区当时的防疫会议摘要、疫情通报和上级部门下达的电报令等，远远不能说明情况。就是这些原始资料，相当一部分还是到了90年代以后才公开的。到了90年代，出了一些研究专著，在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方面的搜集也有了大的起色。但就整体而言，与抗日战争史中其他课题研究相比，还相当薄弱。国家图书馆能够查阅的文献资料，也只有十余种。
而日本、美国的研究要比中国早且深入。但日本、美国对有关日军细菌战的资料（如部队配置；试验方案、数据；实施细菌战的原始记录等）未予公开又使历史真相迷雾重重。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日本人的感情记忆里几乎没有刻下侵略中国的体验。如果有；也只是在如东史郎那样的退役军官、士兵那里。”
王选每次国外回来，总是拖着两个沉重的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资料。她说她内心很苦，苦的是没有同行者。“其实，中国的学者是可以通过向国家申请经费去研究的。”王选说。而王选的花费都来自于自己，那是有限的。
王选的细菌战诉讼没有中国学界的后援，在历史方面、法律方面她都需要支持，但所能得到的很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始终是一个人，历史的真相需要她亲自去调查，没有人可以给她支援“更多的炮弹”。
并不是没有人想帮王选，但常常是除了道义上的支持外，实际帮不上。细菌战有太多的真相没有搞清楚，它涉及到中国20多个省，这需要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去做，要组织这样的一支队伍就需要钱。
北大历史系教授徐勇评价王选是梁启超所说的“少年中国”，是中国的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闻黎明说王选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
但是王选说她已经累到骨髓里去了。
王选已经不是少年，从四十多岁已经步入五十岁。一个人最黄金的时期已经到了尾声。“一个人的身体是有个极限的，王选的工作是超负荷的，单枪匹马，面对的是日本政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政府，力量太悬殊了。”何必会说。
王选的孤单是中国民间力量的孤单，他们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发出声音需要更大的力气和勇气。
一个大学生给王选来信：
王选老师您好！
以前看你的信，在你所叙述的那妙趣横生的故事背后，第一个感觉是，你承受了别人都无法想象的艰辛，忍受着凄苦与精神的寂寞。而你的心地是慈善又美好的，你把那些艰难都用你美好的心过滤了一遍，苦的都过滤了，说出来的是有趣中带着丝丝甜味。但你绝不会向别人诉说你的艰辛，你品性如此．
说实话，自从张纯如死后，我一直担心你，不是担心其他，是担心你的心很累。每次看你精神很好，精力充沛，平常也从没听你说过苦啊什么的，差点以为你真的不累。现在听你说累到骨髓里了，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你或许应该注意心里的健康，把心里的累说出来，释放出来，这样有利于你的健康！
张华星 23 May 2005 23：53：42
王选回信说：
举一件事为例，你也许会明白疲劳是哪里来的。
1998 年 9 月 ，我妈、弟弟、弟媳三人帮我把几乎彻夜完成的介绍原告团活动和诉讼的资料 80 份复印装订好，我就背着上飞机去长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为了给原告团和诉讼搞“营销”，所有的费用当然都是自己的，还缴了 100 美金会费。那时候 100 美金比现在多多了。为了履行民主程序，我把资料如数从旅馆全部传真给常德。
在那里第三次遇到哈里斯，前两次在美国。他告诉我：“吉林人民出版社说：‘《死亡工厂》中文本出版了，日本人就不来投资了。’所以书不能出。”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谢尔顿·哈里斯的《死亡工厂》是一本全面揭露细菌战和美国日本联合掩盖细菌战的书，英文版出版于1994年，日本也翻译了这本书。王选在日本找人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愿意来做的人很难找。后来徐兵最早承担了翻译工作，刘惠明也被强拉了进来。有一段时间刘惠明身体不好，想退出，是被王选逼着坚持了下来。
翻译工作进行了半年多，最终这本书在国内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揭露日本细菌战最深入、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哈里斯还是写得很客观。记得我当时翻译这本书里的悲惨的事的时候，沮丧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些被关押用来做实验的中国俘虏的故事，总是让我痛苦无比，感觉自己像是漂浮在无边无际的茫然的水面上的折叠的纸船。”王选说。
2000年初，经上海学者介绍了一家出版社，终于愿意出了。徐兵翻三遍，王选从头到尾改了三遍。四个译者中三个是留学日本的，还懂英语。王选改的时候是对照英文版和日文版一起改，三国语言一起弄。这部书，不熟悉细菌战的人还翻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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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学术上的后援（2）
“我的弟媳每天帮我把修改得面目全非的译稿送到打字店，然后再取回来，我再在上面改一遍，然后再由她送下去。打字费都要比稿费多得多。”王选说。
2000年10月，书总算出来了。但是出版社原来准备媒体宣传报道，但临时又变了，一大堆的海报就那样扔在出版社的地板上。一位译者要稿费，不要书，于是王选就自己掏腰包，把稿费给他。因为出版社只给了王选一大堆书。
不过王选觉得自己总算有了一个关于细菌战历史的文本了，她在向世界说的时候，有了精神的扶持和依靠，有了学术上的后盾，不用自己全部从头说了，也可以不用担心别人怀疑她所说的真实性了。接下来，王选就是背着大袋书，提着大箱书，到处去讲，把书送给别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地跑。所有见王选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一个小个子的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包，手里拖着两个包，包比人大。
“今天在东京召开了一个‘战后60年’与被害者一起清算日本过去的国际###。 ”王选写邮件向张连红说，“韩国来了两个议员，台湾两个，菲律宾一个，日本四个。中国当然一个也没有。我是不去也得去。在日华人当然也是一个没有。各国都是NGO的身份，只有中国没有。各国都有基金，唯独中国没有。我自知不算是什么东西，但为了中国的受害者，也只有混到有东西正式出来为止。韩国已经通过受害调查法，连菲律宾国会，都在市民团体的强烈要求下，对慰安妇采取救济措施。直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精英一讲中日历史问题就是国家关系，或者似是而非的什么主义，几乎不提受害者。连愤青都尽管把受害者扔在脑后，痛痛快快上街游行喊口号。上回我在南京大学给学生演讲后，居然还有学生愤愤不平地问我：你说不是为了仇恨日本人，那为什么要搞历史调查呢？”
什么都没有。没有同道，没有身份，没有基金，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王选注定孤独。
“如此快速的脑子，如此纤细的感官，如此敏感的神经，如此简单的头脑，如此单纯的性格，如此急躁的品性，这样的人，本来活在世上就累，再如此波起浪涌，我要是不‘铁’着，哪里撑得住？早就散成细沙，随风而去，悄然入荒漠了。十年一场官司，许多衣服顾不上穿，连看一眼的功夫和心思也没有。现在翻出来，真有‘天上一日，世上千年’的感觉。”王选说。
“我劝王选不要做职业革命家。”记者在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总编辑荣维木时，这位和王选来往多年的学者说，“我多次这样劝王选：生活是生活，事业是事业，不能把细菌战搅进自己的生活。”这位年长的学者，说话的节奏很慢，但作为旁观者，他对王选的生活不可谓了解得不深。职业革命家意味着对自我的完全放弃，对生活的完全放弃，完全的牺牲和献身。
王选的丈夫说王选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说：“别人也爱国，也搞细菌战，但人家是8小时的，或者10小时，再厉害的加加班也就是12小时。但王选永远是24小时，除了细菌战，她没有别的生活。……我是中国人，也认同这件事，但认同不等于是百分之百，认同并不意味着把生活的全部都搭上。”
王选在她一生中最黄金时期投入到细菌战的诉讼与调查中，长期浸淫于极端的情感当中，对王选来说是件残酷的事。但王选的命运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在这场21世纪初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当中，王选没有退路。“她从一个具有民族感情的学者，已经成为维护人类和平的人道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她就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何必会说。
在王选的家里，有一盆花开得很茂盛，是一种并不名贵的草花，开出白色和淡紫色的喇叭花，花开了满满一盆，王选把它摆在客厅中央。
王选的丈夫用一句话来形容这盆花，他说：“她总是开得很努力。”在记者听来，这是一句双关语，一半说花，一半是说站在花旁的王选的。“的确，她做任何事情都特别的努力。”
一句简单的话说尽王选。这样的话，只有和王选如此亲近如此熟悉的人才能轻描淡写地说出来。
活生生地被塑造成坚强（1）
2005年5月16日下午，上海梅陇车站。王选一大早从南京赶到上海，回家拿了衣服，再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从杭州坐大巴到义乌。这是王选走了无数次的路。她知道这是最节省时间的一种走法。这一次她要到义乌去做二审判决前的情况汇报，还有动员和筹钱等一系列的事。
到了家，没有家的实质生活，在家的时间远远少于在外面的奔波，这就是王选的生活状态。这一天是丈夫来火车站接的她，两人一起在外面的小饭馆里吃了饭，王选又要上路了。
这之前的三天，她在南京师范大学完成了《南京1644细菌部队调查》的最后定稿，完成了译作《黄金武士》的最后校定。在这之后她还要去日本。
奔忙。这就是王选的生活状态。
在去往杭州的列车上，王选说，她的脚上有一双红舞鞋，她爱这红舞鞋，于是就穿了，但只要穿了，就要不停地跳、不停地舞，永远都不能停止，直到累死。也只有到死的时候，才能脱下那红舞鞋。
这红舞鞋，就是细菌战诉讼。
在这之前，王选不是这样的。王选的丈夫说：“王选以前有时候很静，并不那么善于表达，也没有表现出来有什么领袖气质。她只是比一般的女人更多地关心政治，关心大事，喜欢学习。细菌战诉讼完全改变了她，把她另一面的东西挖掘了出来，并且扩大。她以前在众多的人面前讲话会脸红的，现在她完全是一个世界级的演说家。是细菌战诉讼改变了王选。”
北京律师孙靖对王选的最初印象也是如此。她第一次见到王选，记得王选的样子很“羞涩”，吃饭的时候，总是玩弄自己长长的辫子，拆开，辫起来，再拆开，再辫起来，并不是十分爱说话。但是现在，你再也看不到羞涩的王选了。
没有王选，就没有细菌战诉讼的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王选牵引着细菌战诉讼走过了十年的路。
王选是辩护团律师最好的帮手。到中国取证调查，王选是他们最好的服务员。接机，安排中国的行程；翻译，让律师们到大学到更多的中国民众中演讲，让他们在中国找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成就感，让他们领受到中国受害者对他们的感激之情。王选形影不离，成为他们之间交流最顺畅的桥。
2005年4月25日本律师荻野淳来中国演讲“中国对日细菌战受害索赔案中的几个问题 ”，但是在国内的许多大学，王选竟然找不到一个接受演讲的地方。当时各大学因为反日游行的事变得非常谨慎。
“这对于日本律师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我不能让日本律师在帮了我们之后，感觉到冷淡。”王选说。于是她觉得这是她的责任，她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请求援助，于是日本律师荻野淳才有了听众。而他所有行程的陪同、翻译，都由王选担当。
对于中国的原告方来说，她永远得保持一个姿态、一种声音，不能让原告看出她的退缩为难来，她得鼓劲。“她有苦没有地方诉。她不能给原告讲，在原告面前她永远都得保持坚强的形象。她的苦也不能对日本人说，那毕竟是外国人，和你是不同的。在日本人面前，她得保持一副什么问题都难不倒的架式，中国人怎么做，中国人的态度如何，他们只看王选的。”诉讼团秘书长王培根说，“王选付出的不但是劳力、金钱、个人的生活，还受了很多怨气。她的苦没有地方讲。她有时候向我发一发，但我和她还是有年龄差异的，我特别能理解她，帮她做基础的事，但她精神的苦闷我就没有办法帮她了。”
一些开庭的琐事中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王选。
每次开庭前王选提前到达日本。原告从国内到达成田国际机场，王选会在机场接大家。第一件事王选要教大家在机场兑换日元。到达日本的人只能在机场兑换，市里不行，王选要教给大家怎样填表，怎样填写护照的号码。
因为所有的原告都是自费来东京的，王选要处处设法给大家省钱。
从驻地到法庭，出发前在宾馆的大厅里，王选还得开一个会，鼓舞一下斗志。另外要讲如何乘坐地铁，王选会给大家反复讲要快上快下，不要落了队。地铁全是电子售票，要按按纽，大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王选要教大家，或者替大家买好票，需要报销的，王选要替他索要发票。
尽管多次嘱咐，还是有人落了队。日本的地铁是三层的，如果谁没有上去车，又着急地在里面转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所以等在原地，等着王选安顿好前面的一拔，再回来找。这也是出发前叮嘱过的。
后来王选一个人实在顾了首顾不了尾，就让丈夫来断后。有落下的，赶紧回去找。有一次义乌的张曙人下了车，两个大箱子来不及搬就被地铁带走了。因为都是义乌老乡，平时又熟，王选就骂他：“你这个粗心大意鬼，我没时间，你不要烦我！”张曙连连表示，不要了，里面就是方便面和衣服，没什么。但过一会儿王选急性子下去了，就帮他找来一个会日语的印尼姑娘，让姑娘帮忙打电话去找，找到了再带张曙去取。
如此想不到的小事、烦事不计其数。
开庭结束后，一般是要安排请愿、游行和报告会的。这些还要忙几天。每天晚上，王选就被一堆记者包围了，因为原告们与记者有语言障碍，记者们都来找王选，有的记者为了能先采访到王选，就抢着给她背包。常常是一班记者在里面采访，一班记者在门外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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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地被塑造成坚强（2）
“有的人讲，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日本，可王选都不陪着看风景，王选就直接说：‘你们不要来烦我’。每一次乘车乘飞机的时候，别人都是东张西望的，只有王选一个人在打瞌睡，只要有中国人的肩膀，她就会把头靠上去睡。她实在太累太可怜了。我看她一年的工作量比普通人的五倍还要多。”王培根说。
七十多岁的王丽君是崇山村的一个农妇，说起王选她充满了怜惜之情。1998年2月16日第一次开庭作为原告她到了日本，她和王选一起生活了几天。她拿出家里保存的一张照片：王选和她一起坐在一个报告会的主席台上，但王选却歪靠在她身上睡着了。
王丽君说：“开庭的那几天王选根本就不吃东西，压力大，吃不下，也没有时间吃。每天只喝一点牛奶，开完庭了，才吃一顿饱饭，睡一个好觉。”
细菌战诉讼完全抹去了王选的家庭生活。
王选丈夫赵善灵的名片正面印着两行字：〃中国人的事情，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做的〃，背面印着：〃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后援团〃。
“但是认同并不等于就接受，”赵善灵说，“自从搞了细菌战研究，我就永远地成了王选的忠实听众。家里永远只有一个话题，你无法改变频道，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你不能直接和她说出你的想法，你只能婉转地说，如果你直接说了，结果就是吵架。十多年了，我逐渐知道吵架是没有用的，就慢慢改变自己，忍受，接纳，认同。”
1999年闻黎明到广岛做报告，约好到姬路王选的家里去。大年三十晚上，闻黎明去了之后发现王选不在，只有她的丈夫在家。王选在东京开庭。
丈夫和王选老是见不到面，两人一直都没有孩子，房间里摆满了书和材料，生活在对付，很不认真。王选在日本的家还是租来的房子，也就40多平方米。一进门是一个餐厅会客厅工作室兼用的房间，10平方米大小。另一个房间堆满了书，一张单人床顶着门，还有一间是卧室。闻黎明去王选家的时候，发现房间里很冷，用来取暖的煤油炉的煤油用完了，没人去买。实际上煤油是每星期两次有人到门口叫卖的，但就这样，家里也没有人去买；冰箱里也是空的。王选正月初二才从东京赶回来。
闻黎明说：“在日本，人们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于自己小圈子的生活。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在日本工作后也逐渐融入日本的生活。他们一旦找到工作后就和所服务的公司绑在一起。每个人都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开始为买房、买车、还贷等努力。你只能这样，不这样就不能被社会所接纳。而王选是个另类，她有匹夫的责任感。难的时候她常常问我：‘当年闻一多是怎么做的？’”
王选内心里也挺怜惜她的丈夫，她说：“有时候我觉得做我的丈夫挺可怜的。我们生活了几十年，其实一直不是一个节奏。我经常太主观了，太不给人自由了，我太强了太有意志了，他的空间就没有了。搞细菌战这十年，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有时候他在国内，我在日本，我在国内了，他又在日本；就是都在国内，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做很多菜放在冰箱里，把所有的衣服都洗好、熨好。”而王选能够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王选也经常处于崩溃的边缘。张纯如自杀了，因为无法面对人类那么血腥的事实。王选再坚强的神经也无法承受那么残酷的事实，更何况受害者调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那么浩瀚的工程，一个人真的是难以承受。”何必会在看到王选精神达到极限的时候，经常告诉王选：“你要挺住！你不可以放纵自己的精神和情绪，你不可以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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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王选（1）
As strong as a man（强壮如一个男人）
As simple as a child（简单如一个孩童）
这是王选对自己的写照。王选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人。
早年王选受父亲影响很深。父亲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上海解放后成为接管上海法律界的高级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王选有着法律的家传。王选五岁的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到陆家嘴劳改。王选记得父亲清瘦而忧虑，眼睛望着黄浦江对岸很远的地方，对她说：“有些事二十年之后才可以分出对错。”
一个五岁孩子的记忆，是父亲穿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风吹动着他的衣服，人也仿佛在飘舞了。每当王选苦闷而独自哭泣的时候，就会想起父亲的样子。
父亲被打成右派对王选的性格影响很大，她学会了记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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