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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的八年抗战-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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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五岁孩子的记忆，是父亲穿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风吹动着他的衣服，人也仿佛在飘舞了。每当王选苦闷而独自哭泣的时候，就会想起父亲的样子。
父亲被打成右派对王选的性格影响很大，她学会了记仇，并对压迫她的东西进行反抗，她的性格里有了暴烈的成分，爱恨情仇在她的性格里格外强烈敏感。她变成了一个鲜明的人，爱就爱，不爱就恨，爱就全部地投入，恨也刻骨铭心地恨。她更加敏于行动，像一团跳跃的火。
“文革”的时候王选家又因为父亲而被抄，王选的初恋也就此断绝。那是王选非常刻骨铭心的一段情感。一个漂亮的拉小提琴的男孩，姐姐弹钢琴，妹妹跳芭蕾，王选喜欢这一家的气氛，常去他家里玩。“他是第一个亲过我的人，我浑身颤抖，以后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家族变故带来的冲击让王选“想了很多年，恨了很多年，影响了此生很多事”。一直以来，听到“小提琴如如泣如诉的声音心都会颤抖”，王选把小提琴叫作“心弦”。
王选排行老大，性格最烈。妹妹和弟弟没有她那么阳光、暴烈、尖锐和强力。弟弟在王选眼里甚至有些女人气。
王选与弟弟妹妹相同的是一头来自母亲回民家族的卷发。王选的卷发非常美，她总是留得长长的，平时用一个发卡挽起来。和人放松地说话的时候，她总是不停地摆弄她的头发，挽起放下，放下挽起。每当她一脸倦容的时候，把长长的头发一挽，立即就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精力又重新回到她的身上。
“我想到宇宙上去，我是宇宙人！每当我烦得不得了的时候，我就这样想，一想宇宙我就好了，就解脱了。”王选说。
2005年五十三岁的王选说自己感觉就像十八岁一样，一点儿变化都没有，那时候背着包到井冈山串联，现在也一样，背着包到处走，边走边东张西望。王选的尖锐的性格和她明亮的眼睛很不相称，她说这可能是回族人的血统——热情，简单，敏于行动。
接触5分钟，你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个阳光、暴烈、尖锐、强力、雄辩、敏捷的王选。她永远都是谈话的中心。话题的内容也永远都是细菌战、诉讼、中国和日本。谈话的每一分钟都能够感受她的强力的性格，她会用直率的语言推搡得周围人尴尬而脸红。不记王选仇的人就会成为王选的朋友，并被她感化。王选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他们认同王选的事业的同时也接纳她的性情和脾气。时间久了，王选在大家的眼里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人，和这样纯粹的人交往不用设防，不累。
王选这样的人反而能做成事，因为她无私心，无顾忌，执著而充满热情，这样的人在人格上就具有了一种魅力。
在王选的世界里，只有两种状态：黑的和白的，对的和错的，坏的和好的。她穿的衣服总是黑白两色，她不喜欢中间状态，中间状态令她痛苦。日本的一个学者对她说：王选，你这人很聪明，但会断的。王选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她没有办法让自己含糊起来。“不搞清楚就活不下去，”她说，“对的就是对的，错就是错，可能我们少数民族就是这样简单吧。”王选决不会承认混沌的东西，她最喜欢的状态就是一尘不染，清洌。她说她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王选在调查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人性之恶。这件事本身的恶对王选是一个巨大的伤害。“我的双眼整天看到的是世界上最丑最脏的东西。我对日本人说，你们怎么会干出细菌战这样的事？这太不符合日本民族的性格了！”
王选至今都不能面对这些恶，至今731进行人体解剖的照片她都不能直视，这样的话题她都不能听。而她又不得不直视，不得不面对。每一次王选都会流泪，会愤怒。看恶的东西久了，那恶就会在人的眼睛里沉淀下来。王选的眼睛原本非常清亮，现在这双眼睛里有一种冷冷的东西，时常会闪现出来。
日本老兵松本博在南京1644部队负责看管七个长、高、宽各一米的笼子。用来做实验的活人进入笼子后一律裸体，以防止他们自杀。
王选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是在日本，一屋子的日本人，中间还有律师。当讲述者讲完之后，大多数人并没有表现出愤怒和悲伤，有一个人问道：“他们一天到晚光着身子待在里面干什么？”另一个人语气戏谑地说：“在聊天。”然后是哄堂大笑。
“我再也待不住了，我就起身站到屋子外面，我感到我的胸膛都要爆炸了，我想大喊，想把他们统统杀掉！”王选瞪着大眼睛诉说着自己的愤怒。
王选说，不从文化人性的角度反省这场战争是不够的，不揭露出战争的残酷性就没有正义和公道。中国人不依靠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力就永远不能讨回自己的尊严。
爱恨王选（2）
和日本人的交往，让她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和中国人有太多纠葛的民族。日本人就好像是小人国里来的人，一片叶子都会好奇，都会研究半天，每道菜都想知道是怎么做的，很可爱的。
第一次来中国的日本律师，都很震惊：“中国那么大！”日本记者敬藤昭二第一次到中国常德采访的时候，发出感慨：“啊！日本人怎么会到这么宽的地方来打仗？肯定打不赢的！”
但是这个民族在中国人面前也表现出优越感。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人是“神选民族”，是世界是最优秀的民族——这是出于民族的狭隘；另一部分是因为日本人在某些事情上的确比中国人优秀。
“日本人年年举行国家级广岛纪念，终战纪念，靖国神社参拜等等。战争遗迹的保存，历史研究，要比中国好得多。”王选说。于是某些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就表现出了轻视和傲慢。王选常常感到这种轻视和傲慢，但她并不愿意说出来。当国人问起日本人是不是看不起中国人的时候，王选总是支支吾吾的，因为她不想加剧仇恨心理。
有的时候，轻视和傲慢会针对王选本人。一次，两个日本律师在到中国来的一路上不停地用语言“骚扰”王选。在他们看来，王选这种女人不可思议，这种女人不合日本的“妇道”。
一天在餐桌上，两人又开始了老话题，王选的愤怒无可压抑。她抄起一瓶啤酒，突然之间向两个律师身后的墙上摔去。啤酒瓶爆炸开来，酒花四溅。两个日本人面面相觑，吓得脸色苍白，一声不响地离开了餐桌，从此再也没有表现出对王选的“不尊重”。
王选喜欢卡门，喜欢李香君，勇敢、热烈。她理解女人的美中一定要有刚烈，一定要有柔肠。刚烈和柔肠的结果，是心碎。“心很痛很痛的，世间没有药可以治，痛极了，就要死掉。”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她喜欢悲剧，喜欢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对人带来的冲撞和打击，喜欢尖锐的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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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感动世界
“王选一个人抵100万的军队，王选是一个民族的潜意识，一个未觉醒的意识，这个民族还没有觉醒，留下一个火种，留下一种精神。”这是一个受王选感动的人对王选的评价，这个人是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裁汤世生。汤世生是在电视上看到王选的，当时王选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打着一把黑伞，去看望一个受害的老人，在老人低矮的小屋里，王选和老人一起哭着，王选说：“那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要站出来揭露他们的罪行。”这个镜头打动了汤世生，从此他开始在网上建立一个叫做“8YEAR”的网站，搜集抗战烈士的事迹。
有人说王选是一个播种机，是一个宣传队，一个人顶一支军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的。在多伦多，闻一多先生之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闻黎明就被王选拉住了，她向他讲细菌战诉讼。第一次见面王选就吸引了这位谦和内向的学者。当王选听说闻在几天后就要到日本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就问他：你知道到机场后怎么进东京吗？闻说不知道，王选掏出一千日元塞给他，说这可以打车从成田机场到东京。闻黎明说，对他来说接受这一千日元有点难为情，虽然他不会说日语，初到一个国家，但王选的作法却让他十分意外。
“这就是王选，她是一个豪爽的人，但又是一个很仔细的人。她为别人想得很周到，但她似乎又没有考虑到一个男士初识一个女性而接受她的馈赠时的难为情。但王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是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人。”闻说。
王选被评上2000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了她，并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她。中央电视台也将王选评为“感动中国人物”。王选得到了来自中国国内的第一家企业的第一笔赞助。
王选没有地方放这笔钱，她没有组织，始终是以个人的身份出现，她不愿意以个人的身份接受这笔钱。于是，她将这笔钱放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以这笔钱进行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调查。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比王选小十多岁，但王选一直视张为她的最坚强的支持者和战友。张连红1997年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12月成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属于“行中”小字辈，不认识多少行中的人，也没有多少资历。1999年底美国抗日战争史维护会、日本的左翼学者、北京的抗战研究学者在日本召开一个研讨会，张连红递交了论文，王选看到了他的论文，就请他来参加会议。
在会上，张连红提交的论文是《南京大屠杀对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宣读论文却受到阻力，王选立即去找主办方，以激烈的“争吵”方式，为张连红争取发言：“就是从尊重人的角度，只要他要求发言，也不能拒绝对不对？何况从来都没有人从一场屠杀对个体心理影响的层面来研究南京大屠杀！”
张连红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也记住了第一次谋面的王选。张成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中进行调查。一个八十八岁的叫韩秀英的老太太，给了他极大的震撼。至今还在等她的丈夫回来。她的丈夫在她二十岁的时候被抓走，她自己养育孩子一直不改嫁。张觉得战争给人的创伤从一个普通妇女的身上完整地表达出来，只有深入了解每个个体的故事，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战争。这一点和王选不谋而合。
王选再进行调查的时候，张连红给她派了两个研究生，负责给王选背包、买票、记录等全程的陪同。这让王选感动不已，第一次在她孤独的上车下车赶路，乡间、城市奔波的当中有了伴儿，有了照顾她的人，她的感觉是“享受得什么似的”。
张连红将他所能调动的学生、所能提供的资源尽可能地提供给王选，他认为王选不是一个普通的爱国者，她更是一个行走着的学者，一个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在张的努力下，王选被聘为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这是王选第一次被中国学界所接纳。
1999年3月在王选的努力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中日细菌战问题研讨会”，原告团、律师团代表应邀参加会议。这是细菌战诉讼开始以来第一次和中国学界接触。
1999年11月11日，王选又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总编荣维木的引荐，与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取得联系，并成功召开“细菌战问题研讨会”。2000年3月，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为细菌战问题研讨设了专题。2002年1月23日，华东政法学院举行“战争引起民间赔偿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
1999年是细菌战诉讼被中国学界关注的一年。王选将细菌战诉讼的声音带到了中国学界。为了让细菌战受害者的声音扩大数倍，王选成了一个演说家、鼓动者、活动家和宣传家。
王选在感动着世界，改变着许多的人，但改变最多的还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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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王选的两极（1）
王选一审判决的法庭陈述被称为是“爱的陈述”。王选说：“法官们的判断和决定，能够改变许多人的人生，能使无数的中国受害者，从他们积累了几十年的痛苦和压抑中解放出来，得到心灵的安宁；也能使筱塚良雄那样的许许多多日本旧军人，把背负了一生的十字架卸下来，让他们在剩余的不长的人生中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人们从王选的发言里感受到了一种宗教的悲悯情怀。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受害的和加害者，他们都需要正常的生活。仇恨与宽恕，罪恶与惩罚。王选开始思考一些重大的命题。
王选的眼光首先落在了被害者身上。王选甚至都不想让这场官司结束。她说，结束不结束已经没有意义，官司继续下去会有更大的影响。官司推动了人们对细菌战的认识，这个意义要远远大于诉讼。
在中国，人们对于细菌战诉讼 “求胜心切”远过于对这个问题的实际关注；“民族英雄”的情结替代了对于诉讼本身的认识；爱国者们仍然更多地在网上活跃非凡，以口头论战消耗着热情；远离点击世界的细菌战受害者门庭依旧，媒体成为以受害幸存者为主人公的报道的最大收益者。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的人带着他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争创伤在悄然逝去。我们已经需要回到原点，回到为了“受害者的权利和尊严”这一起点上来，重新思考许多问题。
“我每天的状态是在战争与和平的两极来回穿梭，两种状态在内心交织碰撞，每天让人又痛苦又清醒。” 王选说。
同样是细菌战，王选说她和日本左翼人士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他们是从政治学理念上去做这件事的，自己是从人类和平朴素的价值观去做的。这是她能够掌握的，政治是她不懂的。
王选对筱塚良雄充满同情，对一些国人的作法非常不满。她说，筱塚良雄的身体非常不好，又到九十多的年龄。国内的一些机构和人多次让他到中国来，让他直接面对受害者，让他一次一次地忏悔。王选认为，这太残酷了。“他的证词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还要让他来中国下跪？每一次忏悔都是对他的一次伤害，他已经忏悔过了，就应该让他彻底解脱，过一个平静的晚年，而中国的一些人就是要这样一个下脆的姿态。”王选这样说会得罪一些人，说得有些尖锐，有些不中听，但这就是王选的说话方式——一句话道出事情的本质。但王选说的是事实，是实话，这句话里充满了同情。王选说：
这次诉讼对加害者和被害者都是一种解脱。能让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活着，从沉重的十字架下解脱出来。日本老兵通过作证诉说放下了他们的负罪感。他们也是人，不能因为他们的加害就让他们下地狱，人不能永远带着负罪感生活在世上，他反省了，我们就应该宽恕。
“王选在两个纬度上重新定义了和平。和平是对战争的否定，和平是永恒的、正常的状态，战争不断地中断和平。王选能够站在和平与战争两个纬度上定义和平，这和现在很多人的和平观念是不同的。现在很多人容易走向以战争对抗战争，以恶来抗恶。再来一次战争把一切扯平。这是在西方很盛行的模式，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霸道的模式。用和平来制止战争，这需要全力推动。用和平来制止战争是对战争的否定，对受害者的修复，是限制战争的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孙歌如此评价王选。
“中日之间的问题不要总是落在民族仇恨上。”王选的眼光已经变得更遥远。王选说，历史上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欺负过日本人，他们没有理由来仇恨我们。
中日之间的事，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事，但也是全人类的事。细菌战是对人类的犯罪，是人类文明的耻辱。她认为中国在这方面阐述得比较差，没有高度。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和战争遗留问题已经积累了六十年，这就需要庖丁解牛，找准关键所在一点点分解。王选认为在搞清战争遗留问题时，以前的研究一直受到政治的影响。在这方面，不全是日本政府的责任。
现在要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对话。对话，只有用和平对话的方法。对话，要搞清楚是在和谁对话。王选对现时对日的非理性情绪非常不满，她说，战争已经过了六十年，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现在是跟谁在对话，我们对此不能没有一点感觉。现在大多数日本人没有到中国来打过仗，我们跟日本人一讲话，就批判对方，指责对方，日本人听了几十年了，再说听这些话的人大多数是想来跟你对话的人，结果这批人反成了挨骂的人。最后来听的人越来越少，这对中国绝对不利。
“对话还要寻找共同点，不然就不要对话，干脆打仗。”这是王选的话。
对话，还要有共同的话语。就像大家都调到一个相同的频道一样，在共同的话语相同的理念前提下才能达到一致。中日双方得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坐标，来谈历史问题。
“柏林墙已经倒了，如果我们还用冷战时期的理念、话语，日本知识界在这一点上就与你不相通，排斥不可避免。”王选说，“细菌战诉讼让原告团成员的理念转过来了，这就是为了和平，为了人类而声讨人间极罪；为了人类能够找到扼制这罪恶的途径；为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再受到细菌武器的伤害。细菌战诉讼一直强调人类共同的命运，而不是一定要日本赔偿，所以影响比较大。我们把苦难的东西作为人类历史共同的遗产发掘出来，希望人类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遭到大规模的细菌攻击。我们从整个亚洲的角度来谈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日本侵略的是整个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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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王选的两极（2）
王选认为，必须给“爱国主义”以一定的边界。日本在战前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时，就是大谈特谈爱国主义教育。现在日本人一听中国的爱国主义，就有点“感冒”，中日之间对话要从中日关系的单线中跳出来，寻找普遍的价值观念。这就是和平、人权、人类共同的命运。
“我不是民族英雄。”王选对媒体强加于她的形象进行反驳，“我也不是仇日的，不要将我符号化。”
王选深情地说：
我只是带着细菌战原告在通往人类大和平的路上多走和先走了一步。
责任问题的解决只有从事实确认开始。希望全国的细菌战受难同胞们首先依靠自己的努力，尽可能把当地的受害历史通过调查，整理出来，把你们的苦难用文字、音像，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在前头等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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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日本的过去任务艰巨
东京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者聂莉莉教授多次赴湖南常德进行田野调查，她从采集的受害当地的民谣里，解读出了细菌战留在老百姓记忆里的伤痕。不少常德的原告在他们的陈述书里记述了这些民谣。其中的一例，是一名原告因年幼丧母，悲不能已，为遣哀思自吟的长歌：
哭一声我妈死的最苦，
死了三天无人问；
亲戚路过不敢进门，
门口人稀无人走。
日本立教大学历史社会学者上田信教授主要进行了崇山村的鼠疫受害调查，他通过细菌战对一个典型中国农村社会脉络和传统习俗的破坏，指出细菌武器不同于常规武器之处是会把社会生活空间、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变为杀人凶器。细菌武器并不单纯大量杀伤生灵，还破坏了人们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生存社会基础。而且这种破坏是长期持续的，不可能因为战争结束立即得到修复。
但是对于这段历史，中国目前并没有彻底搞清楚。目前所说的20多个省100万死难者的数字，只是一个概数。王选知道，这样的数字拿到日本，会遭到右翼的攻击。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俄罗斯公布了他们最终统计出来的战争死亡人数。对于在战争结束后六十年才统计出受难者数字的作法，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颇为感慨。他说，历史复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战士的死亡情况还好统计一些，最主要的是民众的伤亡。俄罗斯完成这一工作用了六十年的时间，中国当时正处于战时，户籍散乱，难度要大得多。但再难也必须做，这是一个民族应该做的工作。
日军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空前的灾难，它最为严重的后果是打断了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步伐。徐勇说，1928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是8~9％，台湾的学者统计是，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好的阶段，被学者们称为“黄金时代”。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和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台湾在70年代后才进入现代化。对于这种状况，中国以前没有充足的认识。
对于细菌战的研究，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可以说细菌战的许多重大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比如日军活动的组织、各部队的设置、具体的犯罪形式，受害者人数、受害者的现状，以及细菌战产生的深远长久影响等等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现在重大的档案材料、重大的秘密都是从日本先揭露出来的，中日双方必须联合起来，充分利用双方资源，进行跨国合作。
徐勇说，这是一件万分紧急的事，中日双方的亲历者都在死去，也许，整理这段历史只留下了五到十年时间。
徐勇认为，只靠民间力量调查复原历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国家要用行政力量来推动，可以利用学界的力量做，但必须有资金的投入。徐勇说，目前还没有专项的资金投入到战争受害调查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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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细菌战的研究
日本
日本是研究日军在华细菌战最早也是成果最丰富的国家。据细菌战研究专家近藤昭二向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从1950年至2002年8月，日本出版的细菌战书籍多达306部。
早在1993年，日本就联合成立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创办《战争责任研究》，发表了很多高水准的研究报告。比如研究者吉见义明是中央大学的教授，松村高夫是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部教授，森村诚一是作家，近藤昭二则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等等。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最早介绍到中国的秋山浩所著《731细菌部队》（群众出版社1961年12月，1982年8月重印），这是一个亲身参加过日本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的秘密部队的青年写的纪实类作品；此外，还有岛村桥的《三千人的活人实验》（原书房1967年）等作品。
八十年代以后，日本的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85年，松村高夫根据在生儿岛旧书市场上发现的目前仅存的原731细菌部队人体实验原始记录，写成《731部队的实验报告书》；1993年，吉见义明发现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1995年，水谷尚子公布了她死去的舅公——原1644部队军画兵石田甚太郎的有关人体实验的证词；近藤昭二2003年编辑了CD…ROM版《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
1982年，森村诚一出版《恶魔的饱食》（日本晚声社1982年，当时在中国有多个译本）。作者采访和调查了70名原关东军部队队员，从中取得三十七人的证词，并从美国、中国有关人士中取得大量的证词、资料写成此书。此外还有松村高夫等著《论争731部队》（晚声社1994年）和《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等。
美国
美国也是研究日军细菌战的主要国家。美国的研究团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华裔学者的研究。尹集钧在2001年出版《细菌战大屠杀》（美国北极光出版公司2001年7月）是华人研究日军细菌战的第一本英文著作。美籍华人在美国还成立日本侵华研究会并出版《日本侵华研究》杂志。
美国学者的研究。早在1981年10月，约翰·鲍威尔（John W·Powell，Jr。）二世就在《原子弹通讯》杂志上同高莫（Gomer）和洛林（Rolling）共同发表文章《日本的细菌武器：1930—一1945年》；1989年，两位英国新闻记者彼得·威廉斯（Peter Williams）与大卫·瓦雷斯（David Vallace）合著《731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吴天威译，台湾国史馆1992年），这是第一本揭露日军细菌战的英文著作。
1994年纽约路特莱基公司出版谢尔顿·H·哈里斯（Sheldin·H·Harris）的 《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1995年3月17日《纽约时报》发表尼克拉·克利斯托夫的《日本残酷的战争暴行——揭露恐怖》，揭露日本有关731部队的以活人做实验以及美国为获得资料进行的掩盖。2004年，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生丹尼尔巴伦布莱特（Daniel Barenblatt）的著作《人性的瘟疫：轴心国日本的细菌战和秘密而有计划的种族屠杀》问世，该书以通俗的方式来叙述日军在华细菌战的历史。这是他近十年的研究结果，也是欧美学者探讨这段悲惨历史事件的第三本英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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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战诉讼带来的研究（1）
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调查从1991年就已经开始。按照调查人员的职业分类来看，可分为民间调查、学者调查、律师调查、新闻调查等。
民间调查。1991年，日本静冈县中学历史教师森正孝到义乌崇山村调查之后，又会同松井英介医生多次到中国调查，并在日本成立了“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从此揭开中日民间细菌战调查的序幕。此后，中国浙江、湖南两省的义乌、丽水、衢州、宁波、江山、常德等地，甚至内蒙古、山东的细菌战受害者都成立了细菌战调查会，积极开展调查至今。
学者调查。浙江师范大学的张世欣教授调查后编著了《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实——受害索赔，崇山人的正当权利》；衢州市防疫站邱明轩调查后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并撰写了《细菌战与隐患》一书有待出版；浙江大学历史系丁晓强教授调查后撰写了《日军对浙江的炭疽攻击》、《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疽攻击》等论文。此外，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教授、原宁波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黄可泰、山东省临沂市文史委的崔维志处长、美国学者哈里斯等人都曾经对侵华日军细菌战进行过实地调查并在文章和著作中体现。
律师调查。从1995年12月开始，在王选陪同下，日本律师土屋公献、一濑敬一郎等人，中国律师楼献、管建强等人都到浙江、湖南等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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