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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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5月25日，细菌战诉讼第二次开庭，王选和律师向法庭提出申请：对记录细菌战的《井本日记》进行证据保全。第四次开庭时，王选再次书面提出《井本日记》原件的保全请求。被告日本政府立即向法庭申明：《井本日记》是个人的笔记，从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观点来说，不能提交。于是关于《井本日记》的争夺贯穿了细菌战诉讼一审的整个过程。
　　当得知井本还活在世上，1998年7月一濑敬一郞和森正孝特地到井本的家里对已经95岁的井本进行了访问。井本雄男神志清醒，对当年的事记得很清楚。井本是能够找到并还活在世上少有的知道高级机密的历史见证人。以他当年所承担的职务来说，井本清楚细菌战攻击中国的所有情况，只要井本成为细菌战诉讼的证人，历史的疑团就不难解开。
　　一濑敬一郞带着录音机，录下了这次见面井本所说的每一句话。井本答应将自己的日记提交给法庭的要求，但最后提出要“给政府方面的律师看日志后，才可以提交”。
　　然而在和日本政府方面的代表谈过之后，事情大变。《井本日记》的提交遭到了阻挠。
　　《井本日记》是日本政府拼死都要护住的秘密，因为这是一份不小心暴露了的、无论如何都不能抹杀的证据。
　　在第四次开庭时，日本政府的代表说：“《井本日记》是笔记本形式，即是个人笔记，从保护个人隐私的观点来说，不能提交。”并撒谎说：“井本先生本人也以保护私生活为理由，拒绝提交。”
　　王选和辩护律师据理力争：“《井本日记》是总参谋部人员的业务日志，是公文，而正因为是公文才至今还保管在防卫厅，并到1995年才因为战争研究及学术研究而公开。不仅仅只有一本《井本日记》。1986年美国下院的公听会上，美国陆军档案管理部长哈契作证：美国已经将731相关文件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装箱返还给了日本。这些材料何在？日本政府为什么不公开？”
　　中国细菌战原告们向日本法庭递交诉状提出诉讼要求，这在日本社会引起很大震动。细菌战诉讼团乘势委托日本参议院议员栗原君子质询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郞。1997年12月17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栗原君子议员问：“美国归还的资料现在保存在哪里？我的调查是，这部分材料最初放在外务省复原局，后来转到防卫厅，现在它们在哪里？”
　　防卫厅防卫局局长佐藤的回答是：“昭和33年，接受了美国扣押的旧日军的资料，约有4万份资料保存了下来。我们认为其中不存在表明731部队活动状况、该部队与细菌战有关联的资料。”
　　栗原君子要求防卫厅公开当年移交时的清单，但佐藤却回答：“不知是否有这份清单。”从而拒绝了栗原议员的要求。
　　1998年4月，细菌战诉讼团为了《井本日记》能够成为法庭的证据而积极努力。如果此事能够成功，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被日本政府封锁得如铁桶般的有关细菌战的资料公开面世。
　　1998年4月2日，受细菌战诉讼团委托，日本参议院总务委员会上栗原议员再次质询内阁官房长官村冈、防卫厅防卫局防卫政策课课长大古、外务省亚洲局参事官薮中、厚生省社会援护局业务课课长竹之下。日本《时报》1998年5月25日26版刊登了质询原文，标题是《日本国会围绕日军731部队的一场论战　　栗原君子舌战官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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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本日记展开的较量（2）
栗原君子：去年2月，有政府官员说从美国返还的4万份资料中有4份被确认为是有关731的资料，这是很有冲击性的事实。去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从这些情况来看，我认为政府有调查确认这一史实和公开有关史料的义务，作为官房长官你对这一义务和责任有何想法？
　　村冈：到目前为止，经过政府内部调查，政府保存资料中没有731部队活动情况的材料。如果有这方面新材料发现的话，我们会将它作为历史事实加以严肃对待。
　　栗原君子：政府的调查也许进行得不十分彻底，但是我和我的办公室人员带来了这方面的史料。就这些发现的史料，我想政府方面应该进行调查和确认工作。如果确实存在这回事的话，官房长官能否就公开有关史料做出保证呢？
　　村冈（沉默不语）。
　　薮中：刚才栗原参议员提到的731部队资料，我和外务省的干部对（美国归还的）全部资料进行过调查，并没有发现有731部队的史料存在。
　　栗原君子：但是，我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中，有昭和十五至十七年（1940至1942年）日军对中国浙江省的宁波和金华、江山，以及和湖南省的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攻击的详细记录。旧日军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实施了这一攻击，或者说，对于这一事实政府是否承认？这是我首先要问的问题。
　　薮中：说到731部队资料，除了防卫研究所内所保管的那些资料外，我们政府内，在外务省中，根据现在为止的调查确认，没有与731部队相关的任何资料。
　　从内阁官房长官村冈兼造毫无表情的脸上，读不出他内心的想法，但作为政府的代表，他说出的话让人震惊：我是第一次知道731部队这个名称和这回事！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731部队是从来都不存在的，更不用说什么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进而日本从来就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细菌武器更是顺理成章，至于对来自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学者所掌握的证据，日本政府一概视而不见！
　　对于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细菌战诉讼团进一步提出要井本雄男出庭作证的要求。这一要求立即遭到政府代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井本雄男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庭作证。王选代表原告团将会见井本时的录音提交给法庭，证明井本身体状况完全胜任出庭作证，并着力证明《井本日记》是战地业务日记，不是私人日记，不存在隐私的问题。
　　就在此时，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了井本，并发表了题为《沉默的文件》一文。记者的采访再一次证明井本神志清醒，记忆准确。井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了作为陆军参谋参与细菌战的事实。他还请代理人提出了《对命令提交有关原告要求的文书的意见》，认定了下列事实：
　　不否认井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参谋本部的细菌战，负责在参谋本部作战科与石井大佐的联络，向石井部队下达了细菌战作战的命令。
　　1999年2月18日细菌战诉讼团再次委托田中甲议员质询日本政府。在日本众议院国会预算委员会第一分科会议上，田中甲向出席会议的国务大臣总务厅长官太田诚一、国务大臣防卫官野吕田芳成、政府委员内阁审议官、内阁总理大臣官等发问，这是日本议员第五次就细菌战问题质询日本政府：
　　田中甲：。。。。。。日本是不是在澄清历史的问题上太欠缺了一些，战争过去了五十三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补上这堂课？日本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却在另一方面考虑得太周到，如日美新安保条约，在条约的基础上又在发展新的引导系统，要确立有事法制。这使亚洲各国对日本更加不信任。。。。。。。不知国务大臣对此如何看待？
　　野吕田大臣：关于历史认识我们以1995年8月15日村山总理大臣谈话为基础，重视了亚洲的外交，还对战后遗留问题进行了商讨。
　　田中甲：我们不能空洞地讲历史认识，而应着重把历史弄明白。我觉得那是填补历史认识之沟的唯一方法。国会在应付国家事务中做了很多工作，但不能否认国会立法府立法不积极也给国家带来了很多被动。对于这种情况长官有什么意见？
　　野吕田：能够理解你所指的重要性，但那未必是防卫厅所管。
　　田中甲：现在能就防卫厅所藏旧日军资料总量，还有管理状况以及公开的比率简单回答一下吗？
　　佐藤谦：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里现在战前资料大约保管116000册，这些资料原则上是公开的，但是关于寄赠还有寄托的资料是不公开的。公开战史资料大约有109000册，占总量的94％而非公开的资料大约有7000册，只有6％。
　　在这次质询会上，对于731的问题，日本政府终于承认有一个这样的部队名称，但是不能确认这个部队是从事细菌战研究和对中国的细菌战攻击。关于美国归还的资料保管在何处的问题，日本政府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太突然，无法回答。”
　　在细菌战诉讼团一再努力下，2000年井本雄男终于被法庭确定为证人。但是这一年的2月3日，井本雄男突然去世，这个细菌战的参与组织协调者，尽知细菌战高级秘密的人，还是将他所知道的都带进了坟墓。井本雄男的突然去世，对细菌战诉讼团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一损失让王选痛悔不已，她立即向法院提出申请，按照证人的年龄大小安排出庭秩序，年龄大的先安排，类似的事情不能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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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本日记展开的较量（3）
井本雄男去世后，在被告日本政府那里，《井本日记》突然不再是个人日记，而变成了“公务秘密文件”，并援引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0条第4项，向法庭指出：有关公务文件没有公开的义务。
　　围绕一本日记的翻云覆雨，日本政府对于细菌战的态度演绎到了极致。一直到一审宣判结束，《井本日记》仍然在日本政府的手里，没有向社会公开。
　　

怒告日本现行隐瞒罪
对于日本政府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隐瞒，细菌战诉讼团向法庭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的要求，将日本政府的现行隐瞒罪作为诉讼的请求之一，状告日本政府隐瞒罪。
　　诉讼团在向法庭提交的请求文书中说，战争期间，日本是将细菌战作为国家政策进行的，并彻底隐瞒了这一国家行为。战败日军撤退时，彻底销毁在中国设立的用于细菌武器研究的设施和所有资料。在战后，日本又和美国一道隐瞒细菌战，使细菌战的战犯逃脱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更重要的是战后几十年日本政府又通过修改教科书、国会质询中撒谎、欺骗、推托和假装等手段长期隐瞒细菌战事实。正是由于这样，才使许多受害者并不知道自己是死于日军细菌战，幸存者在时至今日的五十多年间，也没有明确认识到自己所患鼠疫是由日军细菌战造成的。日本政府的这种隐瞒行为，妨碍了救济受害者，损害了原告的权利，应该承担罪责并给予赔偿。
　　在追讨日本政府的现行隐瞒罪的同时，细菌战诉讼团还追加了追究日本政府立法不作为罪的请求。日本政府知情而隐瞒，故意拖延关于受害赔偿的法律的制定，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而德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制定了战后赔偿法，向被残杀和强行关押的受害者支付了赔偿金，因此日本政府应该承担立法不作为的责任。
　　细菌战的事实是随着诉讼开展而一步步被揭露，被剥开的，它让人们逐渐看到其中的残酷和非人道；诉讼团也是随着历史的黑幕一层层揭开，与日本政府的一次次较量而成熟，王选也是这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刘惠明看得十分清楚。
　　刘惠明是唯一的参加辩护团工作的中国律师。当时他正在日本留学，后来又在日本律师事务所工作，是王选看到他既懂中国法律，又熟悉日本法律，没有语言的障碍硬把他拉入律师团的。1999年到2001年刘惠明在日本从事律师工作期间，一直坚持参加每月一次的辩护团工作会议。王选只要是在日本，也一定要赶来东京参加律师工作会议。
　　刘惠明记得，一开始细菌战诉讼团只是提出赔偿和道歉的要求。在一次辩护团工作会议上，王选提出一个问题：细菌战的影响如此之大，如此惨烈，罪恶如此之深重，而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当中，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联合隐瞒了这桩罪恶，是否可以认定这是一种新的侵权行为？
　　刘惠明说，日本政府在应对诉讼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准备。从辩护团这个角度上来说，就要考虑到对方所提出的法律依据，得想办法来应对。
　　辩护团的律师们就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果要向法庭提出追究日本政府隐瞒罪的请求，就得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为了使这项罪名成立，辩护团请来了历史学家、军队史学者、防疫专家，从各个侧面来判断其可行性。一次次的讨论使辩护团的思维开阔起来：因为政府进行了隐瞒，所以造成了新的侵权，因为是新的侵权，所以所谓超过了诉讼时间的“时壁”论就不成立，细菌战犯罪就成了一件持续到现在的犯罪，而政府面对这种犯罪不作为，则负有“立法不作为”责任。
　　刘惠明将诉讼团向法庭提出的新的诉讼要求称之为“进步”。
　　刘惠明指出，现行的法律包括国际法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上是有很多障碍的。比如按现有的法律，期限问题、个人权力能否成为国际法的申请主体等等都是空白。这让辩护团有了很多思考，很多问题都在突破，很多问题已经超越法庭而成为世界性的学术课题。
　　而这些法律问题的突破，将代表着人类越来越尊重个体的权利，法律越来越走向人性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正如细菌战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所说：细菌战诉讼最终推动的是日本政治和社会进步。
　　

亲历老兵复原历史（1）
从细菌战诉讼开始，日本细菌战揭露会、辩护团、王选等就开始了寻找当年731老兵的工作，这是一群进入风烛残年的人。和中国的战争经历者一样，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而在不久的将来，五年、十年，这些人就会辞世而去，带着他们珍贵的记忆。
　　但是在日本，更多的731老兵遵守着当年的封口令。
　　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老兵，战后成立了一个由原队员组成的叫做“清风会”的战友会，战友会每年都会在风景名胜之地举行活动，对于不热衷于活动的当年老兵，战友会会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压力和警告。
　　1644部队绘画兵石田甚太郞因为细菌实验残酷的记忆就“像幻影一般追逐着”他，所以数十年中离群索居，性情乖戾，并一直以贩鱼为生，从不参加战友会。“战前我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留着长发的、现代派的插图装饰画家。但是战后我未再重操画笔，像和尚一般剃了个光头，悄然度日。这一切都是为了躲避‘南京幻影’的追逐。”石田老人去世前说。
　　但是“那些人”从来没有忘记他，每年都会有对他颇为“担心”的人给他寄些信来。老人将这些信一封封地积攒下来。“战败以后日本军虽然解散了，但军内原先所有的‘长官命令绝对服从’等级制度，直到如今依然存续在士兵们的内心深处。他以自己的死来换取真相的公开，选择了一条背叛长官的道路。我深信，在战时的南京不断目睹了日本医学人员的组织性犯罪行为的他，在战后从不参加以军医为中心的战友会的活动，这也是他对此的全力抵抗和抗议的行为。”石田老人的孙女说。
　　无人知道当年做过“魔鬼”的人到了晚年内心有着什么样的挣扎。“当年的731老兵有3000人，现在已经有2000人死掉了。揭露会找到了300人，他们当中只有100人开了口，但其中大多数又不愿意出庭作证，有的拿出了材料，但不让讲出自己的姓名。”王选说。
　　2000年11月15日，法庭第17次开庭，两位细菌部队的老兵筱塚良雄、松本正一在法庭上做证。他们的声音被永久地纪录下来，被各种媒体传播到全世界。处于烟障中的历史展现出了从来没有过的清晰和生动，任何掩饰帷幕都在这诉说面前变得透明。深深的忏悔陈列在两位日本老人的每一条皱纹里——这是日本人的脸，这张脸因为忏悔而善良无比。
　　上个世纪30年代末，筱塚良雄作为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来到中国哈尔滨的731平房区，一开始他在731部队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刷洗培养细菌的器皿、准备活体解剖的用具等。1940年5月开始，筱塚良雄开始被安排参加“跳蚤增殖工作，这项工作在田中、筱田班管理的一座被称为“四方楼”的三楼暗室内进行，在这个暗室中的架子上，排列着许多类似石油罐的罐子，罐子里面有很多黑老鼠，这些黑老鼠是跳蚤的饵食。他的工作主要是确认罐子里的老鼠是否死了，如果老鼠死在罐中了就要把它拿出来，然后放进去活的老鼠。那年8月末，他们把跳蚤从稻壳中分离出来。这些跳蚤被大量地生产出来后，由731部队的航空班运往南京。
　　　　筱塚良雄证言
　　直到今天我都记得自己最初参加活体解剖一个中国男人的事情。在解剖这个中国男人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以前曾经给他做过采血实验。他是一个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看到他瞪着我，只好把眼光转到别的地方。感染了鼠疫菌的他，脸色和身体完全变黑了。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特别班的人把他赤裸裸地放在担架上，送到我们所在的解剖室。他被放在解剖台上，班长命令我给他洗身，我用橡皮管冲洗他的身体，再用硬板刷子刷洗他的身体。现在我还记得当我要用硬板刷子刷洗他的脸部时，我非常犹豫。拿着解剖刀的班副催我快点干，我就闭上眼睛刷洗了这个男人的脸部。当班里的人员用听诊器在这个男人的胸部，还能够听到他的心脏跳动的时候，解剖就开始了。这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对五个中国男人进行了活体解剖。当我活活解剖了三个中国人后，班长对我说，你终于“是一个有用的人了”。
　　我们叫受害者为“圆木”。我们不愿承认自己在夺取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让自己深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砍树一样。
　　日本人更想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甚至一名和平运动者，但我不能让这段历史残留在黑暗中。
　　松本博，南京1644部队卫生兵，1943年入伍，接受六个月的卫生兵训练后到南京1644部队看管在押的“实验材料”。7号楼是1644部队的中心建筑，四楼房间按“松”、“竹”、“梅”等字样编号排列，尽头有处置室和焚烧炉。松本负责“松”字室。“松”室里放有七个像鸟笼一样的的笼子，长、高、宽各一米，一个笼子关一根“圆木”。所有的人入笼后一律裸体，为的是防止他们自杀。因笼子很小，只能抱膝靠在笼子里，既不能伸腿，也不能站立。笼子里有个罐子当便器，每天倒一次。笼子底部是五寸方材，用螺栓固定，每当“圆木”伸手取陶制食罐时，螺栓就一点点松动。
　　　　松本博证言
　　“圆木”关入笼子两三天后，就开始注射细菌，军医来注射，可能有霍乱、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什么的，有时拿来装在试管里的鼠疫跳蚤，放在“圆木”的肚子上，让它们吸血。
　　

亲历老兵复原历史（2）
我见这些人年龄比我还年轻，如同孩子，他们对我没有攻击的表现，我也表示一点点意思。我不吸烟，有时悄悄把配给自己的烟给他们吸，如果被上司发现是要受严厉处罚的。他们很是理解，为了不让烟飘出去，一点点吸，然后吐到便器内，另外，不能大家一起吸，一个人吸完后轮下一个人。
　　当然，这些人总会一天天衰弱下去，根据菌种的不同，进行三四个月的观察，军官或军医判断生菌已经在“圆木”体内发生作用后就实行采血。
　　采血的日子给“圆木”戴上黑头巾，带到处置室，让其躺在处置台上，手脚都用皮带固定，然后在头巾上滴几滴麻醉剂，让他数一、二、三，一会就发出鼾声睡过去。接着给大腿消毒，军医切开腹股沟部位，用钳子拉出动脉，插进针头，一头是大口的瓶子，采血就这样开始。
　　最初，血汩汩地向外流，以后血流慢慢变细，“圆木”遂产生很厉害的痉挛，连固定身体的床都嘎吱嘎吱地响动。更残忍的是，这时会有人穿着皮靴去踩“圆木”的心脏，于是，吸管里出现血泡，这是最后的一滴血，采血这才结束。采后的血放到哪里，也许是培养室，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这级士兵不可能知道的。一个人的血液大体有四到六杯左右，尸体就丢进处置室旁边的电气焚烧炉烧掉。烟从烟筒冒出，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臭味是闻得到的，油也滴在外面的马路上。剩下的骨灰在军官学校对面挖坑埋掉。
　　松本在这里服役十个月，亲见有四五十人被全部采血，以人体作为细菌制造器，然后“收获”污染的血液，再用这血去培养更多的细菌。
　　原731航空班队员八十岁的松本正一直接参与了多次细菌的飞机撒播。航空班班长是石井四郞的女婿增田美保，先后有八名飞行员参加细菌对中国的攻击。这些人后来或因飞机失事而死，或因感染了细菌而死，只有松本正一活了下来，并把战时的许多照片保留至今。这一天他向法庭提供了一个多小时的证词。
　　　　松本正一证言
　　1940年夏秋，我被派往杭州，航空班有三分之二的人乘97式重型轰炸机、97式单引擎轻型轰炸机从哈尔滨来到杭州。干部们把这次行动叫作“杭州作战”，用的是国民党在笕桥的机场。
　　1940年秋，增田美保驾单引擎97式轰炸机，卫生兵今村为轰炸手，把两箱染过鼠疫的跳蚤放在机下撒布到衢州。“衢州作战”只有一箱撒布成功，另一箱撒不出去，在途中把箱子扔了。后来在“宁波作战”中吸取了这次教训，把装有跳蚤的箱子做成小的流线状，把跳蚤分装在五层扁平的箱子里，投下时靠电磁石打开箱子的前后方，靠风使箱子里的跳蚤飞出落下。
　　有一次在攻击作战时，准备将染过鼠疫的跳蚤用飞机撒布下来，但箱子后部打不开，里面的跳蚤成漩涡状落不下来，只好返回。可是飞机在机场停稳后，箱子突然打开，大量跳蚤飞了出来，于是急忙进行消毒处理，结果连飞机都烧掉了。
　　1941年秋后，我在南京待了大约六个月，我所在的航空班去了30多人，所有的97式单引擎和同型的双引擎轰炸机都去了。另外山口班队员也来了很多，与在南京的南京1644部队合流。我记得南京细菌攻击进行了三次。平泽驾97式单引擎轰炸机，把从哈尔滨搬来的鼠疫跳蚤撒在了湖南常德的街上，后来听说效果不错。
　　1945年8月，我又回到哈尔滨，11月前后，长官命令部队转移，航空班可以马上离开，因此让我们销毁证据。我们把机要库、宿舍、破飞机全部烧掉。
　　从活体解剖、细菌制造到细菌攻击，几个亲历的老兵将一幅幅历史的场景复原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1931年到1945年发生在中国的真实而黑暗的历史。没有这样的复原和讲述，谁能够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没有这场细菌战诉讼，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世间大恶面对人性的审判？
　　在这种时候，法律的判决已经不重要了，在讲述的那一刻，已经有了判决，这判决永远都无法更改和抹杀，因为这是人类良知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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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1）
8月6日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特殊的日子，这是日本的受难日。这一天广岛受到了原子弹的袭击。8月9日，又一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日本人几十年来一直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向世界言说。
　　原子武器在瞬间将这两座城市夷为平地。但在长崎市的浦上教堂一尊女神的雕像却神奇地保存了下来，1976年日本将这尊雕像送给了联合国。这尊被命名为“长崎天使”的女神眼睛望着没有目标的远方，成为见证过原子武器杀戮的象征。
　　8月6日是王选的生日。王选觉得她的出生和原子弹爆炸日同一天，是一种冥冥中的安排。“在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日本都在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日本人用各种方式向世界讲，自己受到了怎样的伤害。”
　　有一年的8月6日，王选在广岛参加一个纪念活动，她在发言中说：8月6日是日本民族的受难日，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对中国人来说，这一天也是受难日？1940年8月6日，日军开始对中国的浙江进行细菌战攻击！中国受细菌战之害的人远远高于广岛的原子弹，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一百万人死于细菌战。
　　8月6日，一个黑色的灾难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发明了两种骇人听闻的杀戮方式：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原子武器是瞬间的毁灭，细菌武器是长久的对所有生命，包括人类、动物、植物等一切生命的慢性的灭绝。但是当今世界没有人不知道原子武器的危害，但细菌武器的危害为大多数人所未知；原子武器受害者的声音为世界所闻，细菌武器的受害者却被整个世界所忽略。
　　1996年12月王选在美国演讲，她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是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是人！我们整整沉默了五十多年，但今天我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些成千上万死得痛苦、肮脏而屈辱的中国人，那些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细菌‘试验体’，曾经在地球上尊严地活过。”
　　中国人为什么整整沉默了半个世纪之久？当中国人试着向世界诉说的时候，才发现整个世界对这段悲惨历史的淡忘和漠然，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段早已过去的旧事，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细菌武器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人们全然不知其中的残酷和可怕。不仅仅是世界，还有中国人自己。除了那些战争亲历者和受害者，更多的人对于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大黑暗，也所知甚少。
　　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中国人需要让世界倾听，但是中国人怎么才能让世界倾听？怎样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应该问问我们自己
　　2001年12月5日，王选带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吴世根和731老兵筱塚良雄参加在香港举办的“日军暴行见证会”。一次在报告会上，有人问日本律师：“如果我们的官司一审输了，二审又输了，我们还应该告吗？”
　　王选一把抢过话筒：“这个问题不要问日本人，应该问我们中国人。中国是受难者，讨不讨公道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很多人说这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官司，我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知道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有人说我们是弱势群体，我问你，什么叫强什么叫弱？手里有正义就是强大的，邪恶才是弱者，他们心虚才不敢出来认错。”
　　中国20多个省受到细菌战攻击，100万人死于细菌战，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数字。但是相对于中国受难的情况来说，细菌战受难者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