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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的八年抗战-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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簟Ｏ妇绞笠叩氖芎Φ厍敫鍪兰鸵岳矗し朗笠咴俜⑸匦朊磕晔危诠惴旱那蚍段冢蹲酱罅康睦鲜蠛吞椋惺笠呔募觳椤８菡庑┑厍郎酪呋氐募觳榻峁憬♂橹荩逦谝约傲鱿妇绞芎Φ刂坏暮鲜〕５拢�80年代、90年代，以至到目前为止，还发现有鼠疫菌抗体阳性。上述的检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地区，鼠疫菌依然在活动，鼠疫再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对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细菌战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当今世界上，环境问题在威胁着地球的前途已是常识，人权也是国际社会普遍的理念和价值，但是，同时至少有16个国家还持有生物、化学武器。尊敬的审判官们，我们108名原告，以及日本、中国和世界人民期待着这场审判能成为维持理性的秩序、道德的规律、真理的法则的审判。
中国浙江省宁波市的细菌战鼠疫受害者钱贵法，还有一名原来预定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的，浙江省江山市的细菌战霍乱受害者赖根水，没能等到这场审判的开庭，就去世了。为了使这场细菌战的审判成为对钱贵法、赖根水，包括他们在内的无数的细菌战受害者们的永远的纪念，我们原告团在此表示全体不懈努力到最终的决心。
以上是我作为原告代表的意见陈述。
在王选陈述后，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向法庭提交了《答辩书》。答辩书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一切请求”。《答辩书》说，根据海牙陆战条例，原告没有直接请求日本政府赔偿的权力；本案不能适用中国法。在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中，有“国家无答责”的原则，国家的赔偿责任不能被承认。其次，在日本民法724条中，规定了20年的时效期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的违法行为已超过了20年，因此损害赔偿权消减。
北大历史系教授徐勇在诉讼开始前采访了一濑敬一郞，并结合法庭开庭情况写出了第一次开庭的报道。日本的中文版《中华时报》以《日本的全部问题都在于天皇制》为题登载了徐勇的文章；台湾的《中国时报》以《细菌战索赔诉讼日本跨世纪的考验》为题登载；此外香港的《信报》、美国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消息。徐勇也将他的文章投到国内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媒体。但中国新闻界对此未作任何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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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抬舆”队伍中（1）
王选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以纪念和回顾细菌战诉讼走过的路，文章的名字叫《抬舆》。
日本传统节日的时候，地方村社、街道，镇上人们往往扛起“舆”，前呼后拥，游行祭神。中国有些农村也有舆，和抬舆祭神的仪式。“舆”也叫“神舆”，供放神位的木架，上面装饰得像楼阁，有抬手。舆下的人把舆抬得高高的，是表示对神的尊敬，为了让大家看到神。抬舆的人，最要讲究配合一体。这有点像是元宵节晚上义乌农村里的龙灯，一村的人家一人扛一盏灯，这些灯前后相连，夜色隐去灯下的人和其他的多余，只有举在空中的灯像一条透亮的蛟龙翻舞奔腾。
90年代初以来，在日本法院起诉的78个战争受害者诉讼，每一个都有一小群日本市民组织起来在支撑着，说起来也像是抬舆，只不过，扛在肩头的不再是“神位”，而是和平、正义之神。
1995年从细菌战的受害事实调查开始，到走上法庭，再到一审、二审，细菌战诉讼已经走过了十年的路。从第一次递交诉状到二审宣判，中国的原告们42次前往日本站在法庭上应诉。有的时候，中国的原告们无力往来于中日之间，就由王选一个人出庭。在40多次出庭中，王选一个人出庭的就有18次之多。还有日本的律师们。在40多次开庭诉讼和20多次赴中国调查取证当中，日本的300多名律师为诉讼提供了义务的服务。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诉讼，虽然经历了8年的法庭较量，但远远还没有结束。三审还在等待着中国的原告们。一次次的开庭足以拖垮坚强的意志；一次次地败诉足以让最坚强的信念产生怀疑；一次次的飞渡重洋往来差旅费用足以让人囊中空空。
这场目前为止中国对日诉讼规模最大、原告人数最多、历时最长久、影响最大的诉讼走到今天，王选认为是和中日两国众多的人的“抬舆”有关。
随着中国细菌战受害调查的展开，细菌战受害如冰山一样露出了水面。中国受害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日本律师和和平人士的想象。更多的人想参加到细菌战诉讼当中来。1998年在上海召开的原告与律师团的会议上，原告团秘书长向土屋公献提出增加原告的要求，王选翻译。
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说，诉讼的第一艘船已经开出了，坐不上去了，要增加新的原告就要准备造第二艘大船，我们只有230名律师，而且真正出庭工作的只有十几个人，增加原告就会增加很大的工作量，况且日本律师来一趟中国不容易，要是中国方面有律师来配合一下就好了。可惜中国律师没有参加我们的调查取证工作。
日本律师鬼束忠则提出了为难所在，新增原告是否与先前原告分开起诉还是个要研究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官司，还是很复杂的政治问题。更主要的是钱的问题，他说日本的市民团体已经为第一批原告出了不少钱，目前再出更多的钱就有问题了。
但是中方坚持增加，至少一个村增加一个。日本律师认为不能增加，增加了他们的力量就无法承担诉讼了。原告和日本律师当场发生争执。对日本律师来说，108个人和180个人没有什么区别，只要在法庭上打赢了就行，但对于中国原告来说，108个和180个绝对不同，让中国更多的受害者发出声音，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
争执的结果是，已经开出的大船停下来载上后来的72人，一并向前驶去。王选为此做了大量的说服日本律师的工作，日本律师又转而做了大量的说服法庭的工作。
在诉讼的大船向前行驶的时候，森正孝的揭露会和辩护团发生了争执，最后细菌战调查与诉讼的发起者森正孝宣布退出诉讼。而此时他已经资助21名中国原告和研究者到日本出庭，他的揭露会已经出现赤字300万日元。分歧也没有阻止诉讼的进行。
2002年8月27日，一审的最后宣判到来，尽管大家知道胜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还是抱着一丝的期望期盼着。
8月27日这一天，崇山村的老年活动室里，王培根、王锦悌等准备了扩音的喇叭，汇集了原告和村民们等待着。宣判一结束，王选会用手机打电话传递消息。
而在日本，王选上午10点半就带着61名原告和教授支援团，身前身后各背着“要和平不好战争”“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者谢罪”的标语在日本法庭前示威。
开庭这一天，美联社、新华社、路透社、英国BBC、中国中央电视台、日本朝日新闻、日本中央新闻等十几家媒体采访了王选和原告团、辩护团。
中午12点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原告团团长王选率辩护团、原告团捧着21位死于细菌战者的遗像，走进法院大门。只能容纳120人的103号小法庭，除了原告团、辩护团之外，只剩下80个席位，但要求进入的人太多，只好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谁能进入。
下午1点40分《未来之诉》摄制组被允许进入法庭前拍摄两分钟。寂静的两分钟过后，审判长岩田好二宣读判决，驳回原告一切请求，诉讼费由原告承担。
王选的疲倦沙哑的声音在崇山村的喇叭里响起：败诉，但我们胜利了，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被确认，我们要继续上诉，斗争到底。
崇山村群情激愤，王锦悌当即在电话里向王选表示：我们已经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我们的孙子都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做好了上诉的准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抬舆”队伍中（2）
下午，王选和原告团声援团进行游行。下午两点，游行尚在进行当中，原告团、辩护团召开新闻发布会。
王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一个荒唐的判决。法庭既然承认了日军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但又不承认国家对细菌战造成的严重后果负有责任，这岂不等于说，对当年日军犯下的罪行可以不认账了？法院承认了犯罪但不赔偿，等于把原告置于人权保护之外，作为人，我们一直在争取自己的权利。日本法院在帮助日本政府逃避战争责任，这种违背人性、违背公理的做法将受到全世界正义人士的谴责！这是一次保护战争犯罪的判决。既然日本法院只知道维护日本国家的利益，不能或不敢主持公道，那么，今后我们将准备向国际法庭控告731部队等日军在中国发动过的细菌战罪行，我们要让世界更多的人都来了解历史的真相。”
官司到这里，王选记着那些帮助中国人抬舆的日本人。她说：“官司打了好几年了，我也真是认识他们每一张面孔，却又叫不出其中许多人的名字。”
在日本，支持这些诉讼具体要作些什么呢？别的暂且不说，一下也说不完。就以开庭那一天为例，第一件事，也是最基本的，是开庭的时候，要四处联络到人，让旁听席尽量坐得满一些。一则不能让被告（大多数诉讼是日本政府，有些是企业）小看了，二则不要让法官觉得冷清。因为开庭都是上班的时间，所以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做起来也是不容易。细菌战诉讼一审时，用的是东京地方法院最大的一个法庭，有76个座位，按理每次至少需要有四五十人来参加旁听，有时就是没有这么多，大伙儿就尽量分开坐。
为了让法官留有印象，1998年11月，辩护团把揭露日本细菌战的历史专著《死亡工厂》的作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谢尔顿·哈里斯从美国请来参加旁听。二审第一次开庭，加拿大的日裔人权组织联合当地的华裔人权组织，派了代表带上市议会的“洋人”议员，从温哥华飞来参加开庭。远居美国纽约的一位日本自由作家，前两年发表过关于日本细菌战战犯如何逃脱惩罚的文章，每次回到日本，凑上了，一定来参加旁听。去年我在大连调查时，一位在当地的日本学者懂中文，看到报纸上的有关报道，就通过报社找到我，加入了调查。现在她也是一回到日本就来参加旁听。五年来，四五十人的座位大致上就是。这么一个一个凑起来的。除去从湖南常德和浙江受害地特地来参加的原告和声援团，国内来日本访问的有关专业学者也有来参加旁听的，平均每年一位的比例，占国内到日本访问交流人次的万分之一以下。
还有一件简单不过的事，是做一些醒目的有关细菌战诉讼介绍和开庭前后###内容的传单，在开庭前，站到法院大门前地铁站的出口，递给来往的过路人。他们不叫我干，也许是怕人不接，伤我的心。
开庭后（有时安排在开庭前），有人就把一样式的写着标语的厚纸牌子发给每个人，两块标语牌用绳子连在一起，挂在脖子上。这样身前身后都是标语，加倍宣传。大家按照事先向公安局申请批准的路线游行，由几个都已经面熟的警察带路维持秩序。
国内常有人说我是“孤军奋战”。不然，我是在“抬舆”人的队伍里。
游行结束时，就有人大声招呼，赶紧去议员会馆会议室，参加某议员出面与政府有关部门的交涉和请愿。这项活动也是有人事先找到合适的议员，说服他（她）出面，议员同意后，再准备交涉所需相关的材料，提供给他（她），之后商定交涉的内容。这两年请愿的内容大抵是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资料，进行调查。交涉的部门有防卫厅、厚生省和外务省等。交涉的时候，支持细菌战诉讼的学者和研究者，举出有时是旧书摊上发现的孤本证据，迫使有关部门公开同类资料。这个交涉只有造诣深的专家可以作，他们需要用手中掌握的证据使对方难以回绝。他们大都有10或15年以上研究日本细菌战的资历。
这天的最后一项就是当天开庭的报告会。会议室也是早就事先预定好的，大多在东京律协会馆，当然是免费，不如在宁波开会，产生经济核算和效应。进门，有人负责签到，收每人会费500日圆，给一份自编的细菌战研究通信或诉讼相关的资料。还有人把有关细菌战的，还有其他历史问题的书籍和资料陈列在会场的一角出售。书籍和资料也大多数是这些人的调查研究后写的东西，卖来的钱，用来支持这个诉讼。报告会的内容每次都一样，律师向大家解释说明当天开庭的内容，诉讼的进展，有关法律知识等，并回答来自会场的提问。
“抬舆”的人，也都是普通的日本人，这一天里的工作，实在都是些具体不过的事情，不具备浪漫情趣和英雄气概。3月18日开庭的那天，下了不小的雨，他们高兴地和我说，下着雨，传单还都发完了。开完庭后，我和湖南常德声援团的陈玉芳（常德对外友协副主任）商量，说，这次我们就请他们一起和我们吃顿午饭吧。所谓〃我们〃是让她代表买单。我们两人进了食堂，他们却都不见了。
“抬舆”的人在他们走过的路上留不下脚印什么的，但是他们前脚后脚的，踩出了一条道来，压在他们肩上的“舆”一路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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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抬舆”队伍中（3）
王选在她的文字里充满了对抬着舆走过十年诉讼路的日本人的感激之情。
。。
附录：细菌战诉讼大事记
1998年
2月16日，第一次开庭。
5月25日，第二次开庭。原告江山薜培泽陈述霍乱受害，义乌金祖池、衢州杨大方陈述鼠疫受害。律师和王选就日本政府的《答辩书》，根据《海牙公约》进行反驳。申请对细菌战的证据给予证据保全。
7月13日，第三次开庭，由原告湖南常德代表方云胜、李安谷、黄岳峰陈述日军细菌战的受害事实。此时王培根协助日本律师调查取证，完成了义乌民间细菌受害致死者姓名的调查登记和公布核实。
10月12日，第四次开庭，原告总代表王选提出对被告答辩的反驳，再次书面提出诉讼证据《井本日记》原件的保全请求。
11月9日，第五次开庭，王选提出诉讼的补充意见。散庭后，美国研究731部队的学者在律师会馆发表演讲。
12月21日，1999年2月15日、3月15日、6月14日、8月30日、10月4日，东京地方法院举行第六次至第十一次开庭，都由原告总代表王选陈述补充意见，先后就法理和日本民法提出请求。
1999年
11月20日――29日，原告代表义乌王培根、衢州邱明轩、庄启俭、章成淼、卡爱平到日本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静岗、长岗、横滨、宁都宫、三岛和总理府、众议院，作日军细菌战中国民间受害报告。
12月6日，第十二次开庭，原告王选提出请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意见，亦即请求法院向证人调查细菌战受害事实。
12月9日，原告团申请增加原告72人，对日细菌战诉讼由108人增加至180人，72人诉状，由原告代表常德张礼忠等在总代表王选和辩护团律师陪同下递交给东京地方法院。
2000年
3月6日，第十三次开庭，王选陈述细菌战的残酷性。
5月22日，第十四次开庭，东京地方法院宣布：第一次诉讼和第二次诉讼合并审理。诉讼原告共为180人。
6月19日，第十五次开庭，第二次诉讼原告衢州吴方根、常德向道仁到庭陈述受害情况。
9月11日，第十六次开庭，法院决定采用原告申请的评价，并进行法庭证人调查。
11月15日，第十七次开庭，原告方日本籍证人、原731部队队员篠塚良雄，作证证明1941年、1942年从事大量细菌生产，参与细菌战、人体实验、活人解剖等。原告证人、原731部队航空班驾驶员松本正一证明亲自空投细菌进行实战攻击的事实；原告方日籍证人、立教大学老师、历史学者上田信，证明参加浙江省崇山村现场调查的事实证据。
12月8日，第十八次开庭，原告方日籍证人、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历史学者吉见义明，陈述发现细菌战作战纪录《井本日记》、发现日本参谋本部发布实施细菌战命令记述的证言；日籍证人、东京女子大学教师、文化人类学者聂莉莉证明细菌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籍证人、东京医科大学客座教授、细菌学者中村明子证明参加湖南现场调查的事实。
2001年
1月24日，东京地方法院第十九次开庭，原告方证人、中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教授辛培林，原告方证人、浙江省宁波市医生、防疫专家黄可泰，原告方证人、浙江省衢州市医生、防疫专家邱明轩，陈述中国细菌战被害事实。
2月5日，第二十次开庭，原告方日籍证人、庆应大学教师、历史学者松村高夫，陈述根据从美、俄、日三国国内搜集到的证据。原告方证人、日本记者近藤昭二，提供日、美隐瞒细菌战资料。
2月28日，第二十一次开庭，原告方证人、浙江省义乌陈知法、陈述其等向法庭提供父、兄被害死亡事实。
3月21日，第二十二次开庭，原告方证人、浙江省江山周道信，陈述本人因日军细菌战而感染鼠疫，并留下终生痛苦症状的证词。
5月21日，第二十三次开庭，7月18日第二十四次开庭，9月10日第二十五次开庭，法院辩论。
11月19日，第二十六次开庭。辩护团律师辩护后，由原告团总代表王选和原告代表义乌张彩和等做诉讼请求陈述。
2002年
8月27日，一审宣判。
8月30日，王选及律师团向法庭提交上诉状。
2003年
5月20日，二审第一次开庭。
9月30日、12月4日，第二、第三次开庭。
2004年
3月18日、5月25日、7月20日、9月2日、10月28日、12月7日法庭第四次至第九次开庭。
2005年
3月22日，二审法庭最后一次开庭。
7月19日，二审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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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和日本人的脸（1）
日本摄影家田权茂2001年8月初访问细菌战受害地中国湖南常德。在中国的十多天行程里，他将摄影镜头对准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脸。这不是通常的人像摄影，田权茂将镜头推到离被摄影者的脸只有10公分的距离，拼命地按动快门。
10公分的距离，意味着镜头几乎贴在被拍摄者的脸上，这对于摄影者和被拍摄者来说都有巨大的心理压力。但田权茂被他的拍摄对象“面部所传达出的动人心弦的力量所震撼了〃。他说：“当时的我，心里只想必须要从他们的脸上拍些什么。”
田权茂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六十年前发生的细菌战。与细菌战的被害者们通过镜头进行只有10多公分的近距离接触时，他强烈感受到战争的所有记忆都写在他们的脸上。
如果不去亲耳倾听被害者的话语，不亲手触摸被害者的思绪，就不可能了解真相。正因为知道了真相，才产生了作为日本人不得不谢罪的想法。
作为摄影家，通过摄影能更深入地理解人性。我通过中国人的脸反而更加读懂了在日本人脸上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我在为中国人拍照时所感受到的作为人的尊严和个性，是在日本人脸上所感受不到的。细菌战的审判是中国的原告们重拾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的一场战斗。
田权茂说，日本每个人脸上清楚地反映出作为“人”所欠缺的东西。他认为现在日本社会停滞不前的最终原因在于“人”的问题，是日本人的问题。对于历史事实的不承认、不反省、不谢罪，是造成现今日本危机重重的根本原因。“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了，日本人的外貌已同战前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但是，在我看来，其作为侵略者的嘴脸却丝毫没有改变。”田权茂说。
这是一位摄影家从中国人的脸上看到了日本人的脸，是一个日本人对本民族的反思与批判。
日本的双重面孔就出现在细菌战诉讼辩护团领衔律师一濑敬一郞和他的父亲身上。一濑敬一郞参加细菌战诉讼十年，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变成了辩护团的工作室，为的就是替中国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追讨说法。但是一濑敬一郞的父亲就没有反省。对于这个参加侵华战争上过中国战场的炮兵中队长来说，他认为是为国家为天皇尽忠。两代人对一场战争有两种看法，父子正好背道而驰。日本就是被这两种力量撕扯着，扭曲着。
对于整个侵华战争尚且如此，就细菌战来说，日本政府从来就没有在任何场合以任何方式承认过。因此，想揭露细菌战，并为日本政府所承认，进而道歉赔偿，是一件艰难的事。
王选十年穿梭于中日之间，对近年日本的两种战争态度十分清楚。在日本的一些大书店里，除了历史书籍的专栏书架外，这几年增添了“战记”的专栏书架，都放在显眼的位置。“战记”主要是原日军官兵的个人回忆录。“但是绝大部分的‘战记’都是讲当年如何英勇壮烈，而不提军队做的坏事和当地老百姓受的害。”王选说。
王选看到，在某个中等城市的书店里，两个满满的“战记”书架上陈列着至少300种以上这样的书，其中只有3本是从揭露战争犯罪角度写的书。这个书店里有卖《东史郎日记》的，也有日本和平主义者们关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研究调查著作，这样的书一共30部左右，是歌颂战争的10％。它们被陈列在另外一边的比较僻静的历史专著类书架上。
尽管如此，日本书店的这个10％的书目，还是超过任何一个中国大书店里的同类书籍的数目。中国的抗战研究远远落后于日本。
一段确凿的历史，却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和讲述者站的不同的角度，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真是一件咄咄怪事。王选的《历史的共有》一文中说：
“历史的共有”是日本和平运动提出的一个思想。意思是说“我们日本人不应该封闭在自己的战争经历中，只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们需要了解日本侵略战争给被侵略国家及其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必须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共有历史”。历史的事实最富有说服力，在事实面前历史只有一个样子，一种答案，谁都无法篡改和伪饰。
于是大家都在历史事实上下功夫。搞清历史，还历史的本来样子。
可是人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是，亚洲各被侵略国家受害历史调查、历史保护和有关历史研究非常落后。所以历史都在烟雾之中，它需要去寻找和整理。有时为了搞清楚一项战争犯罪及其伤害，比如日军对东南亚华侨的大屠杀，日本的和平主义者们成年累月地去当地调查。他们调查了日军侵略足迹所到的国家与地区，中国、韩国、北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台湾等。
回到日本后，他们把实地调查所得结合文档研究，著书制成影片，在日本社会尽可能地广泛传播。因为他们的作品要经受多方面的挑战：一般市民的怀疑，学术界的轻视，右翼的攻击，所以都是下大功夫力求严谨科学，也为了保护其中珍贵的史实。
目前有关这些地区的战争犯罪和受害的具有实证价值的历史研究绝大部分还是出自这群人的工作。在全面趋向保守和右倾的社会潮流中，他们的历史的真实记录成为逆流中的砥柱。他们的历史研究以它们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在日本各大书店的历史专著或严肃书籍类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但是实地受害历史调查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有时是数年的点滴积累，跨国奔波。而日本的和平运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小人数派”，而狂热民族主义者，洗刷过的历史的书籍，自由主义史观者们杜撰的所谓“国民教育”历史教材，因为有势力强大的背景，在数量和发行量上占压倒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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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和日本人的脸（2）
细菌战诉讼就是以诉讼的方式来还原历史的。它也是一面镜子，用它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人的脸。在揭露与掩盖的较量中，这面多棱镜折射出了日本人的多重面孔。
就一本日记展开的较量（1）
1993年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查到四本公开的陆军中央骨干将校写的业务日记。这四本业务日记是：
井本雄男大佐业务日记。井本雄男从1939年起任###派遣军参谋，从1940年起担任参谋总部作战课课员，详细记载了关于细菌战实施的联络调整情况。
金原节三军医大佐《陆军省业务日记摘录》。金原节三，1941年11月任陆军省医事课课长。
大塚文郞军医大佐写的题为《备忘录》的业务日记。大塚文郞是金原节三的后任，从1943年9月任陆军省医事课课长。其日记详细记录了对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计划。
真田穰一郞少将业务日记。真田穰一郞1943年10月至1944年12月任参谋总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
这是日本学者发现的仅有的关于细菌战的来自日军陆军中央骨干将校记录的第一手资料之一。
吉见义明被《井本日记》所记载的内容震惊。因为图书馆不让复印，吉见义明就抄录了一部分。当他们向政府要求向社会公开这些资料的时候，图书馆立即停止了这类资料的查阅。《井本日记》被封锁了起来，成了任何人都看不到的秘密文件。因为多次和政府交涉未果，1993年12月吉见义明将手抄的部分《井本日记》在《朝日新闻》发表。
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将旧日本军的资料向一般民众公开，资料被收集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可以查阅。但是到了1982年12月，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突然制定了《有关战史资料一般公开的内部规定》。这份内部规定规定了四种情况不能公开：①有保护隐私的必要的；②损害国家利益的；③可能会引起社会不良反映的；④其他不适合公开发表的。而符合这四条被剔除的是：“对外国人（包括俘虏）的虐待”、“掠夺及残杀等”、“毒气的使用”、“有关细菌武器实验的报告和记录”、“引起细菌武器使用怀疑的材料”。于是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将有关731部队及细菌战的资料进行了审查，进行了全部封闭。
1998年5月25日，细菌战诉讼第二次开庭，王选和律师向法庭提出申请：对记录细菌战的《井本日记》进行证据保全。第四次开庭时，王选再次书面提出《井本日记》原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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