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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的八年抗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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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晚，防疫处痛下决心，一举烧毁了开明街传染区所有的房屋。烧房从晚上7点开始，在11个点上同时点火，烧毁开明街上的113户住宅、店铺。宁波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化为灰烬。
12月初，疫情得到控制。当年防疫机构的统计是，从疫情发生到最后一例病人死在医院，共35天的时间，死亡109人。这并不包括逃出宁波而死在其他地方的人。
宁波是国民政府控制疫情最好的典型。1940年鼠疫在宁波得到控制后，没有再度爆发。而衢州、常德却在以后的数年内多次爆发鼠疫，经年不绝，并且波及周围许多城市和乡村。
湖南常德市在1941年遭到鼠疫攻击之后，直到1945年11月，市区多次暴发的鼠疫至少造成6491人死亡，周边乡村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
而在鼠疫攻击之前，这些地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
崇山，空前之浩劫（1）
1941年10月2日，浙江省义乌县城北门稠城镇十字街口一带，发现了胀着肚子的死老鼠。接着附近两居民暴病死亡。据义乌档案资料记载：“9日，发现六人继发鼠疫，病家及其邻近发现死鼠数十只。10日，居民六人暴卒，患区楼敬德家中发现死鼠五只。13日，隔离病院中，两名病人死亡。5日至15日累计发现死鼠一百余只。鼠疫迅速蔓延全城。”
得病的老鼠口渴难忍，到处找沟渠喝水，城内的水沟成为最快的传染路线。义乌城北门灵塘的水来自城东门的金山，老鼠们沿水沟而上找水喝，鼠疫迅速沿水沟窜行到东门，使这一带成为鼠疫的第二高发区。义乌是江南水乡，到处都有水，老鼠沿沟找水，鼠疫沿水传播，一时间，义乌城郊的下麻车、盐埠头、石古金、山口、下傅、陈村、义驾山、桥东、桥西、孝子祠、宗宅、三里塘、塘里赵、岭头、岭下等村落都成疫区。
据义乌县政府防疫机构统计：义乌城区鼠疫自1941年10月8日开始，当月死亡36人，11月1日至24日死亡57人。到12月，鼠疫蔓延到城内40多个居民点，其中以原发地北门一带最为严重。
崇山村医生全家死亡
崇山村，王选的家乡。1942年的崇山村是义乌县的一个乡，离县城义乌不过十几里地。
1942年11月15日，崇山所属的佛堂区区长周树萱向县政府报告说：“本年9月29日，即农历八月二十日起，崇山村发生鼠疫……”
1942年10月13日，崇山村农民王焕章清早起床去买了两把竹梢和一根毛竹，背着回来，在塘里洗了澡。到家，全身发烫，腿根肿痛，舌根发硬，病势危急。
于是家人立即请村中有名的中医王道生来给他诊治，家人急忙抓来王道生所开的药，喂他吃下，但是药毫不管用，晚上王焕章就死了。
王焕章一去世，伺候他的儿媳即发病，病势凶猛，次日也惨死了。王焕章独子王继法眼看着父丧妻死，一下就病倒了，随即高烧不止，22日挣扎了一天，也死去。接着四岁的孙女也死亡。十一岁的孙子由娘舅收养给人家看牛，被毒蛇咬死。就这样，王焕章一家五口人死绝了。
给王焕章看病的王道生也没有逃过死神的追击。回家后不久，作为医生的王道生就发烧，口渴难忍，虽然家人不离左右用心照顾。但只三天时间，王道生就痛苦地死去。王道生行医为善，在地方上是有名望的人物，又有八个儿子，因此丧葬隆重。
家里请来了和尚做了三天三夜的道场。乡里邻居包括其它乡里的亲戚都来奔丧，人员进进出出，很热闹。
但是道场未结束，恐怖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第二个儿子王旌善的妻子吴菊兰病了，和王道生的病状一模一样，挣扎几天就死了。女儿王海妹、女婿鲍小牛带儿子鲍弟来崇山为父亲送丧，回义亭鲍宅后不几天三人全部死亡。吴菊兰死后，他的丈夫王旌善还没来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暴死了。
王道生十六岁的幼子逃到碑塘水口殿，病时四肢弯曲，如同“奎星踢斗”，死得更惨。儿子王旌堂逃到梅林村亲戚家里，由于八岁的孙女王妹带去的鼠疫病菌，引起亲戚全家五人染疫死亡。
王道生一家十人（王道生夫妻俩，四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全部死亡。只有儿子王旌昌当时不在家，活到八十多岁，成为家族唯一幸存者。
1942年崇山的所有医疗就靠中医王道生，现在医生都死了，崇山人没有了任何医疗防预体系。人们只知道这是一场连医生都医不好的病，但是什么病，怎么传染的，没有人知道，更不知道是日本人施放的细菌。自王焕章和王道生去世后，崇山村每天死亡五至八人，最多的一天死了二十多人，不到三个月，就死亡403人（包括染病外逃死于外地的）。染疫不分男女老少，患病的死亡率高达95％，连年轻力壮、体格强健的也十病九死。
崇山人接二连三死亡，全村陷入极度恐怖。太阳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关了门，躲在家里。有病的人怕染上家人，只得出门逃避，亲戚朋友家里不敢去，就躲到无人管的庙宇里或者躲避到塘埂田里去等死。住在后山背的王焕海全家逃到野外，留老母亲看家，不料老母亲得了鼠疫，发高烧口渴难受，爬出门去沿街讨茶水喝，但没人敢给。最后连她自己的独生儿子见了都不敢靠近，眼巴巴看着母亲死去。
崇山鼠疫暴发几个月后，崇山人才知道这场瘟疫的名字叫做“鼠疫”，是“日本佬”投放的。
崇山乡长求救电
在鼠疫暴发的几天之后，义乌县政府召集各机关主管及城区中小学校长，成立了县防疫委员会，拿出的第一笔钱是“抗日应变经费”，暂作防治费用，并电请专员公署和省政府派力量防治，同时发动群众开展灭鼠灭蚤活动。
1941年10月13日，义乌县防疫委员会电请浙赣铁路局客车在义乌站暂不停靠，并关闭义乌城农历三、六、九日的集市。禁止疫区码头装载货物搭载乘客，禁止###拜佛。
崇山一个乡（现在为村） 1236口人，死亡403人，达三分之一。逃走150人。整个乡完全成了鼠疫的世界、死亡的世界。崇山的山依然是青山，水依然是绿水，但却村村萧索鬼影绰绰。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乡村遭到致命的打击，了无生机。
崇山，空前之浩劫（2）
1942年11月16日，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以“快邮代电”的形式给流亡永康大平的县政府章松年县长发了求救电报，电报行文如哀号哭告，读之令人心痛：
“义乌县县长章钧：职区于本年农历八月二十日起发生疫病甚剧，每日死亡约在五人以上，总计死亡不下三百人。。。。。。际此天灾兵燹，人力物力两感困难，虽经罗掘筹募，为数无几，恐无济于事。素仰钧长爱民如子，实不忍职区鼠疫扩大，迫不得已，敢请钧长鉴核，迅于呈报省政府派委治疗，并予拨款救济，以拯民命。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铣电）”
鼠疫“崇山株”
就在崇山人为疫病哀告求救之际，更大的灾难降临到这个村子。
11月11日，日军南京1644部队二十人突然来到崇山村，七八十个日本兵荷枪实弹包围了山村，将村民全部赶到后山集合，强迫脱去衣裤接受检查。同时对鼠疫感染者涂药水，或撒药粉，或打针。将发现淋巴结异常的7个人，强行拖到后山背的碾米屋里，加锁隔离，并且不准送食物给他们吃。
但是没有人知道日军突然进村实行隔离打针并要烧毁村庄的真正目的。直到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前日军细菌战部队成员田甚太郎在临终前说出了真相：
为了检验细菌战实施的效果，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下属的金华支队义乌分遣队队长高山中尉及两名下属，特来收集细菌武器鼠疫的实施结果，检察细菌武器的杀伤力。
因为担心鼠疫会危及驻义乌的日军，日军给兵士们进行了预防接种和定期检查。义乌的防疫委员会怕日军烧房也积极配合日军的“检查”，并主动提出“男女分开检查”，村外的林山寺辟为隔离所收容鼠疫患者。但是日军还是一把火烧了村子。
崇山村的王丽君记得日本兵烧村子那天的情景，那是她们家最悲惨的一天，是她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日子。放火的时候，王丽君和母亲一起被日本人赶着去了后山背。村民们都被集中在初冬寒风四起的广场上，大火起来的时候，人们看着自己经营一生的房屋被烧时，凄惨地哭叫着往日本人的包围圈外冲，可明晃晃的刺刀又把人群逼了回来。
那一天，王丽君的哥哥刚刚得鼠疫死了，两个姐姐也发病了。父亲守在房子里不肯走，心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只要人在屋里，总不至于连人一同烧。可是火还是窜到她家里来了，屋子已经冒烟了，父亲急忙让姐姐往外逃，可是两个姐姐病得走不动。火冒到屋顶上来了，到处都是燃烧的噼叭的响声，皮肤感觉到了炙热，烟已经呛得人不能呼吸。父亲先把一个姐姐背出来，又冲进火海背出了另一个姐姐。
父亲很怕两个姐姐被日本人带到林山寺去隔离，就把两个姐姐藏在了甘蔗地里。因为崇山村有传染病，所有的亲戚家都不留宿。
父亲这时候才发现，除了人之外，家里什么都没有带出来，连一口锅一只碗都没有，两个姐姐在田地的泥土里痛苦地挣扎，让人目不忍睹。父亲乘夜黑又回到烧毁的家里，挖开废墟找了一口锅几只碗，找了张门板给姐姐搭了张床。然后又乘着天黑将大姐背到山里，藏在看山人用的小屋里。等父亲转回地里再看二姐的时候，二姐已经死了。王丽君和父母在野地里过了整整一个冬天。大姐因为在山上的小屋，不是那么的冷，竟然熬了过来。
林山寺的罪恶已渐渐为村民所知，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赵六妹的三个女儿抬着母亲的尸体准备埋葬，被守候在后山背的日本兵发现，赶走抬棺材的人后，林山寺里几个穿防毒服装的日本“军医”打开棺材盖，剖开死者肚皮，挖出心脏及一些淋巴核，又砍去一只手臂和一条腿，剩余部分丢弃野外。
张连菊是当年从林山寺隔离所逃出来的幸存者之一，她向世人讲述了她亲眼所见的活体解剖。
这天下午她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1644细菌部队的细菌学家）将崇山村王关富的未婚妻——十八岁的吴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在被单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一面大叫“妈妈救命……”。突然，吴小奶的叫声变了调，撕心裂肺般，好像不是人发出的声音。张连菊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了，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被单，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内脏。张连菊惊恐得晕厥过去，醒来之后连忙从粪坑孔逃出，向江湾方向爬行。
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为“松（崇）山株”。 1644细菌部队1科的近食秀夫——当年崇山村活体解剖和病死者的尸体的肢解者，在他的鼠疫实验室里，用“松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进行感染实验并用来培养跳蚤，他甚至将他的“研究”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1943年3月鼠疫传染在崇山止住，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震去崇山调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土阜上，坟墓累累。由于埋葬时害怕被日军发现后拖尸肢解，众多坟墓都是草草挖个坑，施放尸体后，盖上几畚泥土，就匆忙离开，没有墓碑也没有标记。而经历一冬的风雨，坟墓大半塌陷，尸体被野狗拖出，满山狼籍。杨尧震将此情景报告县政府，要求拨款掩埋，以避免病原扩散。但是崇山村因死难者众，活着的人又处于啼饥号寒的境地，根本无力去掩埋亲人的遗骨，县政府只好命令乡公所发动乡内其他村里的人去捡拾尸骸，加盖坟土。（见翁本忠编著《细菌战受害与赔偿诉讼》）
罪恶，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将细菌战的消息传递到国际上是在1942年。3月31日，中国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将日军在中国撒播细菌的情况整理成报告，4月上旬向世界公布。4月6日，中国外交部根据这份报告正式向英国政府申明：只有通过盟国打败日本，才能制止这种残酷的细菌屠杀。4月11日，重庆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将日本细菌战问题的备忘录正式交给了英国外交大臣。但是英国国防部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当4月21日英国军需部向英国波顿细菌研究所提供中国的备忘录时，备忘录被注明：“看不出是可以信赖的东西”。
对此美国也不相信。4月11日，美国也得到了这份备忘录，但美国有关官员的意见是“并未对此提出足够的新的事实，以改变我们原来的见解，也就是，认为没有将常德发生鼠疫的原因归咎于日本的决定性证据。”
重庆方面将常德受细菌攻击的消息用电报发给悉尼，悉尼也对此事持怀疑态度。
在当时人们的知识范围内，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对许多国家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细菌武器只是科学家的空想或者细菌用作武器是正在研究的事，他们不相信已经有人进行了细菌攻击，就是进行了细菌攻击，科学家们也不相信会有如此惨烈的效果。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个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细菌武器对于世界来说大大超过了人们的知识和想象。
“简直是无稽之谈，证据似乎并不充分。”英国的卫生医学研究评议会上，英国的专业人士说，“存在于大米或其他物质中的鼠疫菌可以说确实无害，只有投下疫蚤或已感染鼠疫的老鼠才会导致病疫的出现，但那也只能是在最佳条件下才可能发生。”英国的科学家一语说到了问题的关键：跳蚤怎么会感染鼠疫？感染鼠疫的老鼠从飞机上投下，细菌为什么不会死？
英国生化学家普遍对飞机上投下鼠疫菌持否定态度，直到1992年3月英国生化学者在剑桥大学的研究经验还是认为从飞机上撒布鼠疫菌，细菌会全部死亡。
1941年常德受到鼠疫攻击，国民政府派遣了鼠疫专家陈文贵等人组成的调查队前往。陈文贵是国民政府仅有的1936年应联合国卫生部邀请到印度的哈福金研究鼠疫的细菌学者。到达常德之后，11月25日解剖了前一天死亡的常德第五个患者（男，二十八岁）。陈进行了细菌培养、动物接种等实验，从医学上证明了该患者染上了真性腺鼠疫，死于鼠疫菌引起的败血性感染。
同时到常德进行工作的还有鼠疫专家、国民政府卫生署外籍防疫专门官员pollitzer博士；他经过独立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常德鼠疫和11月4日日军飞机攻击直接有关的结论。12月30日，pollitzer博士致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Pollitzer博士通过一些途径向世界公布了这一事实，他认为“鼠疫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常德”。从日军撒播东西到发病只有八天时间，“从落下物中现生出的形态上同鼠疫菌相似的细菌”，是“极为有力”的证据。更为重要的是pollitzer博士在当地捕到的老鼠身上“发现了印度跳蚤”，而他认为湖南从来就不存在这种跳蚤。在pollitzer博士的推动下，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日本发动细菌战》的文章；《旗帜晚报》报道了pollitzer博士解剖感染老鼠的报告。
陈文贵和pollitzer的报告是严谨而无可置疑的。美国和英国利用自己的独立情报网获得了中国受细菌武器攻击的相当准确的情报。在确信细菌战攻击为真后，美国的反应是立即行动起来，开发自己的细菌武器。1942年夏天美国联邦防卫机关设“战争研究部”（WRS），出台了大规模研究化学武器的计划。同年，由三名专家独立地就细菌战问题写出了90页的报告，报告指出：“看来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细菌战。。。。。。已不仅是业余爱好的运动了。”
1943年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在迪特里克堡和加里福尼亚大学两处大规模实施。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和原子弹开发计划一样，是美国战时两项最大的研究计划，一直到战争结束很多年，这两个计划都是保密的。
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比日本人晚了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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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汇演（1）
没有人能想出或做出下列的事：
将人体的水分抽出，看抽出多少人仍能生存；将人裸体置于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看人会冻成怎样；给人换上动物的血液观察其反应；往人的肾里注入马尿；用人体来培养鼠疫菌，然后再去感染跳蚤，再用带鼠疫的跳蚤去作武器感染更多的人等等。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说：那真是“残酷的汇演”。“731部队活体之类的实验，是极其怪诞的。所以相比之下，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应该说是有些人性味了。德国的集中营被解放时还有犹太人生存，而731部队撤离时却将收容的‘圆木’杀害，因而无人证实内幕。”为《恶魔的饱食》撰写书评的人这样写道。
战败，销尸灭迹
1945年8月6日，一架美国B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一种极其残酷的杀戮方式被世界所知，核时代宣布到来。
三天之后的中国境内，苏联军队向南推进。很快部队就发现了奇怪的事情：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完好无损，但郊外的孟家屯却成了一片废墟；工业城市奉天没有任何损伤，但几个被日军隔离出来的地点却炸得体无完肤；哈尔滨纹丝不动，但郊外的平房除一堵巨大的墙无法炸毁外，其余的被彻底摧毁，一片废墟。
更为异样的是，这些废墟里成千上万只老鼠窜来窜去，还有大量的兔子、黄鼠狼等，无人看管的病牛羊、驴子骡子，还有几百只猴子四处乱窜。瓦砾的下面，是无数的动物和人骨，头发、衣服的碎片和阵阵恶臭。
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恐怖的事件，当地居民只知道这里曾经住过日本军人，是禁止出入的。一些关于高高围墙里的恐怖传说在老百姓中间流传，但谁也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一切行动都开始于苏联红军进攻的那一刻。8月6日凌晨，日本关东军的石井四郞中将就接到了大本营发来的命令：销毁一切设施，所有人员全部撤回日本。苏军进攻的三天后，在哈尔滨的731部队平房区，就大火冲天并伴着阵阵恶臭 。
12日傍晚，排列在部队机场的炮兵队开始向平房区的主要建筑进行炮击。成排的炮弹打出去，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炮弹在建筑墙壁根本留不下什么痕迹，就反弹了回来。于是又调来野炮队，情况依然一样，四方楼太坚固了。后来又调来工兵队用炸药将建筑炸毁。
监狱里关押的人全部被杀害。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是被用来做人体实验的“材料”，当时被收容在四方楼监狱里的有400余人，估计全部是用氯气杀害的，并就地在建筑的天井中焚尸。然后装在草袋中，大部分运往流经哈尔滨市的松花江，丢入江里。
731部队的所有人——五十余名医生用部队轰炸机首先运回日本国内。队员包括下士官兵、护士，不留一人，全部乘火车撤退；10日，三十三辆列车使用部队的专用线，从第一批开始撤退，直到14日下午7时最后列车开出，1700名人员家属和物资迅速地回到了日本。
12日傍晚，石井四郞因要求提交731部队已被破坏的照片证据，故从上空拍摄了破坏的残迹，然后将底片送往大连冲洗。
伯力审判：惊泄秘密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苏联伯力城，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接受审判，这就是著名的伯力审判。在12名战犯慢吞吞的，记不清楚的，故意省略的叙述当中，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们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他们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
他们繁殖鼠疫菌用来做武器；
他们向馒头、饼干、巧克力里注入细菌；
他们的焚尸炉日夜运转。。。。。。
他们从1931年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的十四年间，在中国恣意地用活人进行着细菌武器的实验和生产，并将其投入对中国和亚洲的战争。
这12名战犯是：
（1）山田乙三 陆军大将 1912年陆军大学毕业 1903年起在日本军队中服务 最后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
（2）棧鼔V隆二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中尉 1914年在东京医科大学毕业 最后作关东军医务队长
（3）高桥隆笃 化学兼生物学家 兽医中将 1928年帝国大学农业系毕业 最后任关东军兽医处长
（4）川岛清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少将 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 曾任关东军731生产总长 最后任日本关东军第一战线司令部军医处长
（5）西俊英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中佐 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 最后是731部队训练总长并兼任驻孙吴支队长
（6）柄泽十三夫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少佐 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 曾任731部队生产部分部长 最后的职务是日本关东军第二军团军医处工作员
（7）尾上正男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少佐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731部队第643支队长
（8）佐藤俊二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少将 1923年东京医科大学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第五军团军医处长
（9）平樱全作 兽医中尉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日本关东军第100细菌部队工作员
（10）三友一男 军曹 农业学校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日本关东军第100细菌部队工作员
残酷的汇演（2）
（11）菊地则光 上等兵 农业学校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731部队第643支队卫生兵
（12）久留岛祐司 没有受过专门教育 最后的职务是731部队第162支队卫生兵
从这些人简单的经历中不难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日本高等学府学医出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医生兼细菌学家。
“是我准许用活人进行实验的。”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在审判中承认。作为关东军的最高司令长官，山田不仅准许活人实验，而且直接领导并多次到731部队和100部队进行视察。他明白这些细菌武器的用途。
事实上至今也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被用作了实验材料，有多少人活活地在731部队人体解剖台被解剖了。
被告川岛清供认：“根据我因在该部队内职务关系上的知道的材料，我可以说，第731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
如果按这个数字推算，1931年到1945年的十四年间所杀的人近万。这还仅仅是731一个细菌部队。在中国还有100细菌部队、设在北京的1855部队，设在南京的1644部队和设在广州的8604部队，这些部队统统用人体作实验，其数额之庞大和手段之残酷真是无法估计。
圆木
被用来作实验的人统统取消了名字，代之以“圆木”的称呼。关东军源源不断地将活人“特别输送”到731部队。他们来的时候两个一组，一上一下相对地捆在草席中，用一根、两根来计算。他们大多数都是抗日的中国爱国分子。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出去，至死也没有人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亲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在“圆木”中的伤寒实验是这样进行的：预先准备了一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分给约50名中国人喝了，他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染上了伤寒病。
还有一次，为了检验细菌的效力，首先给50人注射了防病的药，50个人被分作5组，一部分人注射两次，一部分人注射一次，并且注射的多寡不一，另一部分人不注射，然后观察伤寒在这些人身上的反应。“这些人大部分都染上了伤寒症，其中有12人或者13人因病死掉了。
就是感染了细菌不死的人，也要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恢复后，就把他们拿来做另外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被告三友一男讲述了他的杀人经历：
答：用活人来作实验，是在1944年8、9两月间进行的。进行这种实验的办法是用一种使受实验者觉察不到的方式发给他们一剂催眠药或毒药去吃。受实验的都是俄国人和中国内地人，共计七八名。实验时所用的药品有朝鲜“朝颜”，海乐英及蓖麻青。这类毒品都是渗进到食物内去。
在两个星期内，曾把这种渗上毒品的食物给每一个受实验的人吃上五六次。菜汤里面主要渗的是朝鲜“朝颜”，米饭里面大概渗的是海乐英，烟里面渗的是海乐英和“巴克塔尔”。受实验的人，在吃了朝鲜“朝颜”的菜汤后经过30分钟或1小时，就一连睡眠5个小时之久。
所有受实验的人们接受实验后经过两个星期，就软弱得再不能使用了。
问：那里又怎样处置他们呢？
答：为了保守秘密，所有这些受实验的活人都被害死了。
问：用什么办法害死的呢？
答：有一个俄国人是由我们遵照科学工作员松井命令用注射氰化钾的办法害死的。
问：究竟是谁把他害死的呢？
答：氰化钾是我给他注射的。
问：你把这具被你害死的俄国人的尸体怎样处置了呢？
答：我在本部队牲畜掩埋所那里把这具尸体剖开了。
问：你把尸体剖开后又怎么处置了呢？
答：我把这尸体埋下去了。
问：在什么地方掘的坑子呢？
答：在部队后面的牲畜掩埋所那里。
问：即是在掩埋死牲畜的地方吗？
答：是在同一地方，不过是埋在另外一个坑子里（旁听席上显现惊动，发出愤慨声）。
问：请你说说，你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人杀死的，你是怎样把他杀死的呢？
答：为了要给这个受实验者注射氰化钾，我曾遵照松井指示设法使他泻起肚来，而这就成了注射氰化钾的借口。
问：可见，你原是欺骗了这个人了。你口里对他说是要给他打药针来给他治病，实际上却给他注射了氰化钾，对不对？
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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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的杀人工厂
“但丁的《神曲》中把地狱分成9层，在平房，石井四郞把他造的地狱分成8个部门。”石井四郞的8层地狱，有的是有编号的，有的根本就没有，那些没有用数字表示的，是最黑暗最隐秘的部分。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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