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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的八年抗战-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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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确ㄔ旱呐芯鍪羌矣廊O在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对中国女性施暴这两点胜诉，家永三郞不服，再一次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修改“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日本侵略中国”、“日军暴行”等4处属于文部省滥用处理决定权，属于违法，赔偿家永三郞40万日元损失，但裁定文部省审定合法。
1997年8月11日，中国的细菌战原告们走上了日本法庭，开始了又一桩跨世纪的马拉松式的为了历史真相的诉讼。这是历史的偶合，一个诉讼完结，另一个诉讼开始，但这一历史的偶合充满了象征意味。
32年当中，经历了无数的开庭，家永三郞已经从一个睿智的中年知识分子变成了八十三岁的老人。但三十二年来他始终站立在法庭上，以挑战的姿态面对强大的日本政府。在等到最终判决的时候，他已重病缠身。当他拄着拐杖出现在为他胜诉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有的人都起立为他长时间鼓掌。他说，他仍不满意这个判决，但他不可能第四次上诉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和精力了，但他决不会放弃战斗，直到生命的终结。
2002年8月27日，历时七年的中国细菌战诉讼败诉，之后的11月29日，八十九岁的家永三郞与世长辞。在他的葬礼上，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一个为坚持历史真相而同日本政府斗争了四十载的史学家平静地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中国的细菌战再诉讼又一次开庭。
中日双方战后半个世纪为了历史真相的再一次纠纷对于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来说，并不能脱离干系。
1980年10月，美国记者鲍威尔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长篇报道《一段被隐瞒的历史》，第一个向美国人揭开了日美之间关于细菌武器的交易，以及在这种卑鄙的交易下美国替日本掩盖细菌战罪恶的事实。
美国记者鲍威尔是在中国上海长大的，他亲眼目睹过日军在宁波实施的细菌战。1945年他接管父亲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中国周报》。后因为《中国周报》上曾转载过新华社的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报道，鲍威尔被指控犯了叛国罪，受到长达七年的审讯。这件事反而促使他继续深入进行日本细菌战的研究，于是有了他的破冰之作《一段被隐瞒的历史》。文章发表后，美国著名电视调查节目《六十分钟》采访了他，这个节目在美国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一下使鲍威尔所揭露的事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但这些只是一个开始。它还不足以让整个事件显露出来，也不足以让人们认识到其中的全部黑暗。因为这黑暗是彻底的，超出正常人想象的，就是所有人的想象都加起来，也不足以描绘完整的图景。
不只是王选、森正孝，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当听到“人体试验”、“人造鼠疫、霍乱、炭疽”的时候，都长时间地瞪大眼，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然后发出疑问：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美国人丹尼尔是1993年从BBC和NBC知道731部队的，他把他看到的新闻报道讲给周围人听，但没有人相信，人们说“太离奇了，不可能是真的”。
如果不是真的见到，丹尼尔也不敢最终肯定，这样残忍的事真的有过。
“2002年我终于见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实例，这位妇女的脸烂掉了一半，生活完全毁掉了。” 丹尼尔说，“这么惊人的恶行，竟然六十多年无人提起，造恶者竟然没有一个受到惩罚，这是人们不相信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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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还原历史真相的未来人（1）
1995年，有三个义乌崇山村的农民，写信给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道歉和赔偿。“当时我弟弟拿了剪下的报道给我，一副非常郑重的样子，就像是说一件大事。”王选说，“看了报道，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崇山，我的家乡！”
王选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三个即将充作试验“材料”的中国人，反绑在树桩上，脚上戴着脚镣。中间的那个男孩只有二十来岁，剃过光头，头上长出青青而茁壮的小茬，整个脸饱满而健康，他的脸倾向镜头，正视镜头的眼睛亮晶晶的，充满好奇。和旁边两个垂头丧气的健壮的成年男人比较，他显然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
王选看到这张照片就哭了，“在从东京加姬路的家里坐###的三个小时里，我脑子里不断出现那目光，这么健康的一个生命，就要拿去做活体实验！我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王选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报纸上说到的两个日本人森正孝和松井英介，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崇山人，我有义务。只有我能把崇山话翻译成日语。”
1995年，王选找到了森正孝。
一个假日，森正孝和松井英介乘坐###来考察王选，“我去车站接他们，当他俩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历史的存在，在那一刹那，我觉得是历史的大规律轮回到了我身上。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我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
王选成了揭露会调查团的一名翻译。
王选和森正孝合在了一起，两股来自交战双方国家的、想知道历史真相的力量汇合在了一起。
来自日本、美国的揭露力量在逐渐强大，731和细菌战所包裹和封锁的铁甲在一点一点地剥蚀。但是，我们还看不到其核心的内容，因为它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中国。实际的制造细菌战武器的地方，直接的受害者，直接的细菌武器攻击作战的证据，所有这一切必须到中国寻找。
而一说到中国，问题就来了。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才来？为什么才刚刚过了半个世纪，历史就变得模糊不清？为什么中国人的追讨公平的行为会到现在才出现？为什么对中国人的侵害，中国人反而要到日本去打这场官司？”王选说，“1997年8月起，我随着国内来的细菌战、毒气战等受害幸存者，在日本从南跑到北，参加各地和平运动组织为他们举行的证言###，有数十次。日本人比较缄默，不太在公开场合发言，会场即兴的问题很少。到会的绝大多数又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思想观点立场都差不多，有点像是自己人给自己人上课。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地方被问了几次：‘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打官司？’”
这么问的人，还一定是圈外人。每当这时侯，主持会议或在场的日本和平运动人士似乎是觉得这么问不够友善或是有弦外之音，总是作为日本人先作出“正确”回答。比如说：我们日本人应该想的是我们自身的责任，不应该问中国人这样的问题。好心为我们挡了。但是善意并不能替代理性的思考。王选向记者讲了一段故事，故事中提问者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日本人想知道的，也是许许多多中国人想问的问题。
“有一回，在名古屋的一个###，有个年轻人坐在靠前的座位，一脸的思考，听得很认真，然后也问了这个问题。我看他不太高兴自己的问题被挡了回去，想听听中国人的真实想法。就接着日本和平运动哥们儿的话茬，就细菌战这个问题，从中国社会情况的发展变化，中日关系的由来，日本政府战时战后的掩盖，近年日本军方重要证据的发现等几个方面向他作了解释。但是我承认在这些条件的前提下，这个问题依然是存在的。我对他说，‘你的问题问得很好，我们中国人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他听了眼睛亮亮的。”
我们中国人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悲剧，我们自己都对六十年前曾经发生过什么说不清楚。关于日本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制造大量细菌开设死亡工厂的事实，我们还远远没有搞清楚；我们对日军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细菌攻击，在中国二十多个省进行细菌战致使平民死亡的数字、范围也没有搞清楚；我们对细菌战造成的平民伤害和损失的情景远远没有一个细致的描述，因此，我们只知道细菌战是一种极恶的犯罪，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犯罪，在人类文明史、人类战争史上我们还不能将它准确地定性，完整地描述。我们给别人留下了“篡改、隐瞒和抹杀”的空间。无论是从细菌战的揭露、调查与研究还是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上，我们都远远地落后于日本、美国。
日本政府拒绝谢罪和赔偿的法律理由有三条，其中的一条是“诉讼时效”。原告的日本律师和支持诉讼的和平运动人士们称其为“时壁”。
时间的障碍。中国人现在才来控告，来晚了，已经过了诉讼的有效时间。你们来晚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早你们干什么去了？
“时间本是看不见的，以‘壁’称之，别开生面。是‘壁’当然可以越，也可以破。有人说：日本人喜欢使看不见的东西看得见。”王选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那年出生的人，今年满一个花甲。这六十年的时光与它带走的和带来的，也似横亘在这场结束了的战争与面临着拖延至今未决的战争遗留问题的当代人之间的‘时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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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还原历史真相的未来人（2）
王选在《未来人》中写道：
六十年的时间使中日两国错开了空间与时间。于是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人的意识和情感，形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时壁”，影响着两个国家几代人就战争遗留问题的沟通。“两国之间历史问题政治化的现状，又新墙围旧壁，雪上添霜，造成需要畅通的同步对话更为困难，束缚了研究以及思想的发展，拖住了历史问题解决的后腿。在中国，不少人一讲到历史问题，就回到过去，一去而不返，留在“时壁”那头了。对于他们来说，“日本鬼子”就是日本人。实际上，现在和我们比邻相居的日本人，大多数并没有到中国来打过仗。他们中也有人热心来和中国人就历史问题对话，到了我们中间，有时就被处理成一个好不容易自己送上门来的鬼子，必须经受枪林弹雨的洗礼。可是能够理解中国人的心情，坚持如此考验到最后的日本人还是少见。
事实上，中日两国缺乏一个对话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历史事实。慰安妇、劳工、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这些曾发生在六十年的事实的大轮廓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缺乏细节去填充它。因为没有细节，历史就显得空泛而缺乏真实性。而这其中的“细节，其实就是一个个的生命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的经历、命运和个性感受。只有当一个个的生命连接成历史的时候，历史才是充实而确信的，生动而鲜活的。中日两国只有在对基本历史事实达成一致认识的时候，才有可能坐下来和平地、理性地谈历史责任问题。现在原告和被告之间余下的唯一争论点是：细菌战责任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或应该怎样解决。如果事实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双方的立场已经非常接近。
但是我们缺乏的就是事实。细节决定成败，我们缺乏历史拐点上的细节。
“以‘时壁’墙之厚之高，也挡不住有志者。”这是王选的志向。她说：
90年代初，有一部美国好莱坞科幻电影《回到未来》在日本很风行。影片中，主人公坐上了一位物理学家发明的时间机器，回到了过去。在过去的世界里，他根据现在的经验，试图去防止一些事情在当时的发生，然后又坐上时间机器回到现在，也就是过去的未来。
对于过去来说，我们都是未来的人。我们虽然不能像科幻影片中的主人公那样回到过去，阻止今天看来不该有的历史在当时发生，但是对于未来来说，我们身处的现在不就是过去吗？改变现在，也就改变了未来。我们应该拿起勇气和决心，解决面临着的那段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具有跨越时空的思想和行动能力。
八年的时间，每次出庭的中国原告都有所不同，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出庭，41次法庭对峙，她的面孔次次出现，她就是王选。
有很多很多次，中国的原告们没有力量从中国赶来开庭，她来了，只有她一个中国人，站在法庭上，面对着满庭的日本人。8年的诉讼41次出庭，她独自一人的有18次。
十八次，整个法庭上只有王选一个中国人。“王选心里肯定不好受，太孤单了。中国人都不来，就你来煽风点火。”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说。律师是日本的律师，法庭是日本的法庭，总是只有一个人，王选怕法官看不起原告团，她总是希望下面坐满了中国人，她知道，这样法官的态度就会有所不同，她在日本尽量地说服在日的留学生去旁听，有时候她也会抱怨：“中国人好像只有我王选一个爱国似的……那么大的中国，让我一个女的去和日本人斗，中国男人都干什么去了！”
王选有资格这样抱怨。的确中国之大，只有一个王选。
731在行动
1940年6月日本陆军本部正式讨论了细菌武器的使用问题，并发布了开始细菌作战的命令。命令是以“天皇大陆指第690号”命令发出的。所谓“大陆指”就是根据“大陆命”这一天皇命令，参谋部长提出的有关作战的具体指标。
6月5号，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的荒尾兴功、###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南京1644部队长代理增田知贞在一起进行了关于细菌战实施的协商。协商的结果是，决定以浙江省的主要城市为攻击目标。
作战方法是用飞机散布菌液和空投感染鼠疫的跳蚤。
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作令＇关东军作战命令＇丙第659号”。
8月6日，一列重兵押送的火车从731部队的平房出发，开往杭州。火车上装着“空投炸弹700发、汽车20辆，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和5公斤鼠疫跳蚤”。
这是一支轻装前行的特别行动队。由石井四郞只带了100个队员，前往杭州和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20名队员汇合。石井四郞是行动的总负责人。
日军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其中，宁波是中国东南部重要的港口城市，是蒋介石的家乡，1940年宁波有26万人口，水陆交通发达。抗日战争期间，宁波港承担着外援物资进口任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衢州和金华县是从浙江通往江西的浙赣铁路上的要地。1935年，国民政府在衢州东建成衢州机场，后又经两次扩建，衢州机场成为中国东南各省中最大的军用机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衢州设立空军第十三总站，下辖三个机场。衢州城内也是重要的驻兵之地。日军在此实施细菌战的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从宁波港口进来的国外战争物资援助，切断中国的铁路运输动脉。
9月18日攻击开始， 浙江省的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衢州等六个城市遭到了细菌攻击。攻击直到11月25日才结束。日军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对###派遣军和关东军发布了“大陆指第781号”命令，下达了于11月末结束作战的指令。
在长达三个多月的细菌攻击中，宁波等六地受到了反复的多种形式的细菌攻击，这正是石井和他的研究人员反复实验过的方法，这一次在实战攻击中都用到了。在衢州，特别行动队采取的是投撒带菌的麦子和谷粒；在宁波，采取的是在宁波城内或周围撒播带菌的谷物和棉絮；在金华，731部队的飞机在县城扔下炸弹，炸弹撞击地面爆炸后施放出一股淡黄色的烟；在玉山，石井实施了在普通居民中施放细菌的计划，他们把病原体投入居民的水池、水井里，甚至将几百个做成米糕的甜点心、水果等放在居民的门口、树旁，做出一副日军匆匆离去遗忘了的样子，骗取当地缺少粮食的居民食用，而这些“食品”里都注入了大量的伤寒和副伤寒菌。而石井的研究者也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对于副伤寒是最有效的”。
就目前已知的情况，日军从1940年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一直都在进行着对中国的细菌战攻击。
1941年9月，日军陆军参谋总长再次发布“大陆指”，对洞庭湖附近的湖南常德进行细菌战。常德是中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这一次命令要求以造成常德居民间鼠疫流行的方式阻断中国军队的交通。这次参战的还是731部队和1644部队。参加作战人员的总数约100名。
11月4日晨5点30分， 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驾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从江西南昌机场起飞，6点50分到达常德。但是这一天常德“大雾”，于是增田美保只好降低高度。飞机的两个机翼下面，携带着两个盒子，里面装的是鼠疫跳蚤。
事情没有预想的顺利，飞机一侧盒子未完全打开，掉在了洞庭湖里，飞机另一侧的盒子则完全打开，“谷子36公斤”撒在了常德。“谷子”是鼠疫跳蚤的秘密代号。
后来发现的《井本日记》清楚地显示了这次攻击的结果：“11月6日，常德附近出现中毒流行。11月20日前后，出现来势凶猛的‘鼠疫’流行”。
日军根据收集的情报认为攻击获得极大的成功，中国派遣高级参谋宫野下年大佐提供的报告是：“以常德为中心的‘鼠疫’极为猖獗”。于是部队士气高涨，对“圆木”（用于细菌实验的中国人）极有信心，主要的细菌武器也首选鼠疫，并希望获得30万只老鼠，以增加鼠疫的产量。
1942年4月18日，从太平洋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美军轰炸机首次空袭了日本本土，这是第一次有人将炸弹扔在日本的本土上，这给日军的信心以致命的打击。因为美军飞机在攻击日本本土后预定在中国浙江省的城市着陆，于是日军便向中国进行反扑。这一次使用的还是细菌战。
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派了一个约100人的远征队，带着细菌前往华东的浙赣战区。而在731部队，石井命令生产部制备了约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供该远征队使用。另外还带上了大量的霍乱菌和鼠疫菌，其他的所需数量则在南京1644部队就地培养。
这一次细菌战与以往不同的是主要由地面撒布。日军完成了预期的机场破坏任务，然后开始撤退，边撤边撒细菌，以便使日军撤退后回来的中国老百姓和军队感染疫病。
在江西省上饶和玉山，日军投放了大量的注射了鼠疫菌的野生鼠类，然后让这些老鼠和当地的鼠类杂交繁殖，将鼠疫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
“黑死病”袭击浙江（1）
恶疫就这样突然降临在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在此之前中国的这些地区历史上从来没有鼠疫发生，根本没有防治的经验和准备，加上战争期间国力羸弱，鼠疫就这样加倍、恣意地在城市和乡村窜行。
鼠疫被称为黑死病，由鼠类之间传播到人类之间传播。在19世纪之前，人类几乎没有对付这种恶疫的办法，人一旦感染此疫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可能，并且，死状悲惨，死时整个人都变成黑的。
不仅如此，一个地区一旦感染鼠疫会随着人类和鼠类的流动而向四处扩散，并且疫病经年不散反复感染。因此鼠疫在人类社会中被称为第一恶疫。14世纪欧洲鼠疫大流行，造成4000万人死亡，是当时欧洲人口的40％。此后的17世纪鼠疫又在英国法国流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亚洲流行。人类直到1894年才找到鼠疫的病原体，但是对这种恶疫，人类始终没有更好的办法从根本上消除。
急电：有鱼子般颗粒落下
“上月28日，敌（日）机空袭金华，两架散布白烟，并有鱼子般颗粒落下，经人民收集送检，由省卫生处处长、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长等五员严密检验，辨明系鼠疫杆菌……。”
这是1940年12月5日，在云和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向重庆行政院院长发的急电。
第二天，时在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发出了同样的电文：“查敌（日）机近在浙江省境内散布毒物，业经检查断为鼠疫杆菌，传染堪虑，敬请转饬卫生署所属中央防疫处生物研究所，赶制大量鼠疫菌苗及血清，以应急需。”（见云和县《文史资料》。原件存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
衢州街上大白天出现老鼠
浙江衢州。1940年10月4日凌晨。
这个清晨太阳照样升起，但这个清晨是一个灾难的开始。一架日机飞临衢州城上空，旋转一周以后开始向下俯冲，到了200…300米的低空后，即沿衢州城的西安门，向上营街、水亭街、柴家巷、罗汉井、县西街一带的居民区飞，一边飞一边撒下了大量的麦粒、粟粒、破布、纸包和传单等物。来回往返两次后飞离衢州上空。
黄运兴住在罗汉井巷3号。这天早晨他听到了凄厉的空袭警报，一家人赶紧躲进自家院里的防空洞里。当他们从防空洞里出来后，立即发现了这次空袭与平常的不同。
黄运兴看到院子里，天井中，屋顶的瓦片上，到处都是麦粒、破布、小纸包，地上有很多很多的死跳蚤。打开门，门口和整个街巷里都是。
“那是很怪的死跳蚤，个头特别大，比平常看到的跳蚤大到一倍。”黄运兴说。黄运兴的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两个姐姐是学医的，他们猜测敌机没有进行轰炸、空袭的时间也很短的原因，想到了可能是放毒。于是父亲让家人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扫起来烧掉，还用来苏水洒了院子。
黄运兴家的隔壁邻居是黄权一家，这一天黄权有事出门，家里有黄权的大、小两个妻子和七个房客。当他们看到麦粒的时候，也心存怀疑，这时有人提议：扫起来喂鸡，看看鸡死不死。结果是黄权的两个妻子和七名房客在几天之内全部死光。
10月10日之后，也就是在衢州受日机空投跳蚤之后，奇怪的现象开始在衢州出现，衢州的街上大白天出现老鼠，它们并不怕人，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死。居民家里的角角落落死老鼠成堆，不知是什么时候死的。居民们将死老鼠用簸箕扫出来，有时候，一所房子能扫出很多。
11月12日，家住柴家巷3号的吴家十二岁的女孩吴士英突然高烧、呕吐。后来大腿的淋巴结肿大，大喊大叫要水喝。“当时我只比我姐姐小一岁，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在床上抓挠，第二天早晨姐姐就死了。”现年七十六岁的吴士福说。（《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1999年11月中国三秦出版社出版）
不止是衢州，这次受到日军细菌攻击的还有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
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
1940年10月，黑死病被空投到无辜的宁波居民头上。现年74岁的何祺绥清楚地记得当年宁波遭到鼠疫细菌攻击的情景。1940年10月27日，他亲眼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在宁波商业最繁华的开明街上空盘旋然后撒下了大量麦粒、面粉和黄色雾状的东西。当时他的父亲在宁波中山东路266号经营着元泰酒店。麦子和黄色粉状的东西纷纷扬扬地落下，有的人很惊慌，而何褀绥二十四岁的叔叔却走出来捡起了麦子，放在嘴里咬了一下，向旁边的店员说：“没什么呀，是麦子！”叔叔是店里账户会计，初中文化毕业，刚结婚，年轻力壮。当天夜里就头昏脑胀，不能料理账务了。店员用躺椅把他抬去看病，医生只认为是一般头痛脑热，开了点儿药回来，但是“病”越来越重，11月1日暴死。
实际上10月29日就出现了最初的患者，开明街入口处的滋泉豆汁店、紧邻的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宝昌祥西服店，还有东后街一带，死者陆续出现。
最初死者仅限于日本军用飞机空投了跳蚤的地区的居民。污染区内有商店43家，住家69户，僧院一处，共计113户，人口591名。
11月2日，华美医院的丁立成院长给患者王仁林（男，四十七岁，当日死亡）的淋巴腺做了穿刺，用染色液制做了标本，根据显微镜检查发现了鼠疫杆菌。11月3日又抽了患者俞元德（男，16岁，11月6号死亡）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并用土拨鼠作了动物实验。从第二天死掉的土拨鼠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里也发现了鼠疫菌状的杆菌，并进行了细菌培养，得到阳性结果。后来又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处，吴昌丰技师检查了培养的杆菌，进行了血清凝聚反应，得到的也是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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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袭击浙江（2）
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都是淋巴腺肿、高烧、昏睡、头疼。
在确定鼠疫的当天，市政府立即封锁了传染区。6日设立了临时防疫处，但是死人依然不减。8日开始在传染区修建高米的围墙。
“戴防毒面具的人用石灰对街道消毒。那天夜里出动了消防车，把围墙内的建筑物全部烧毁。我亲眼见到火从我家酒店的窗户中烧出来，后来又烧上了屋顶，最后房子倒塌。由于被火烤，我的脸红了一个多月。四百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褀绥摸着脸说，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依然让他惶恐不安。
恐慌弥漫了整个宁波城，学校停课、公共场所及旅馆、饭店纷纷停业，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疫势蔓延迅猛，发病暴死者接连不断，沿街走的是穿丧服啼哭的人，地上撒着消毒的石灰，四周阴森森的，恐怖万状。疫区天天死人，最多一天死了二十多人，死亡者很多是孩子。甚至有十二户人家全家死绝。
高将近4米的围墙挡不住疫病的漫延，也挡不住人们纷纷逃离城区，何褀绥的父亲也扔下酒店逃走了。外逃的结果是引发宁波周围的奉化、慈溪、象山等县的鼠疫大流行。
11月6日，疫区死亡人数已达五十五人，疫区居民怕被隔离，外逃日甚，疫情随之扩大。防疫处采取强制手段将剩余的四十多人全部隔离，布告全县举报外逃者，并派出搜索队日夜搜索外逃者。对死者的尸体也不再允许自家掩埋，而是要统一深埋于西南郊区的老龙湾。10日，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和卫生署防疫队第17队携带疫苗直奔宁波。
但是种种手段仍不能减轻宁波市民的恐慌。强制隔离和死者不能自己掩埋更使人们坚定了逃离的决心。何褀绥的父亲给店员们发了路费让他们赶紧逃走，但18个店员仍然死了14个。学徒钱贵法被拉入隔离病院，钱是少有的进了隔离院又得以生还的，他回忆道：“隔离院的情景就像是地狱，到处是垂死的人，面色发紫，手抓胸口，痛苦得嚎叫，在地上翻滚挣扎，真是惨不忍睹。”
11月30日晚，防疫处痛下决心，一举烧毁了开明街传染区所有的房屋。烧房从晚上7点开始，在11个点上同时点火，烧毁开明街上的113户住宅、店铺。宁波最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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