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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的八年抗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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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没有用数字表示的，是最黑暗最隐秘的部分。
石井四郞只是这座人间地狱的大管家，天皇是它的主人。
1936年，哈尔滨近郊的农民接到平房警察驻所限全体村民在一个月内迁出的命令，而在迁出时，警察则将部分房屋点火焚烧。拥有110余年历史的村庄至此消失，死亡工厂就此开始建造。被赶出家园的农民或在731部队建筑工地上服役，或被迫流落他乡，此外，731本部的西、北、东三面，相距2至5公里的三个村庄全体村民也被命令一律迁出，沦为无人区，上述四个村庄被强占土地610公顷，被迫迁出的农民共546户，丢掉房屋1638间。
这就是石井四郞的杀人工厂。“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1936年敕令建立的。……这道敕令曾印成多份分发到日军各部队，以便使全体军官知悉。我个人读过这敕命以及关于该部队人员表的附件，读后我就盖上了私人圆章，以示签署。”（摘自棧鼔V隆二受审记录摘录）
1936年8月，“关东军防疫部”根据天皇的命令成为正规军，开始建造外表上是为军队提供“防疫”、“供水”（预防传染病和供给净水），实际上是开发细菌武器的秘密机关。
“日本必须开发细菌武器。”棧鼔V隆二说，“有一次，1941年夏季，石井将军在自己办公室内同本部队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明过日本军事当局为什么要成立像731部队这样一种研究机关的原因。当时他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种。此外，石井还指出说，所有各个强国都在这方面进行着相当的工作，因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应当落后。”
杀人医生
在日本，大批医学校的学生、医学工作者奔赴中国东北。对医生来说，能用活人进行人体实验，是具有魅力的，首先是京都帝国大学，随后是东京帝国大学的青年医生或骨干医生奔赴平房，平房的日本人，包括家属，1942年多达3000人左右。后来因调往南方战线的人不断增加，1945年战败时减至1700人。
他们有优于一般军官的待遇。他们常常乘坐飞机到哈尔滨的平房或者南京的1644细菌部队，进行他们所需要的人体实验，将“圆木”提出来，在解剖室、野外的实验场进行人体实验，然后把人杀掉。在完成工作，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数据后，乘坐飞机再飞回日本。
在这里，你必须学会杀人。无论做什么事，只要是“为了国家”、或“为了公司”，大多可以去做。没有了心理上的障碍，没有道德上的负疚感，于是那些以科学名誉、声称为人类造福的杀人者们，想要人的哪个部位，都可以得到。种种杀人的方法是无法想象的。当人们知道了这些罪恶的时候，甚至感到无力将它们描述出来，就是描述出来也难以让人相信。因为这种恶已经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制造出来的所有的恶。因为你无法相信，人类中的恶会达到如此的程度，它超过了人类文明描述的范畴。在通常的社会中，这些人绝不会去杀人。他们是那种即使是因交通事故伤害他人都会感到痛苦的人。人体实验明明是件坏事，但是正是这些有思想、有辨别能力的医生们在干。
杀人者并不忌讳他们的杀人课目。这些所谓的科学工作者在中国细菌部队活动的全盛期和战后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只不过在公布活人体实验的数据的时候，稍加掩饰，由“满洲猴”“长尾猴”来代替。这些杀人工厂里经过重要训练的人，战后大多数运用在细菌工厂获得的专门知识，成为日本生物科学领域的杰出领袖人物。
王选对此有一个调查，她搜集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发表的研究文章，对战后未受惩罚的作为医学者的日本细菌战战犯，将生活工作的情况梳理了一遍，结果让所有人人都大吃一惊。
战后，这些人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并在社会中继续产生影响，造成危害，王选追查的82名细菌战战犯全部在政府部门、军事部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医院、医药企业中仍然担任要职。
其中731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现任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1644部队金华支队支队长山下喜明现任厚生省新泻检疫所所长。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原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次政、731部队结核课课长二木秀雄、731部队防疫研究室内藤良一、9420部队大田黑猪一郞等组成或参与日本绿十字公司，为牟取最暴利出售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制品，致使日本国内至少有2000人感染艾滋病毒。
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因为“杰出科学成就”而获得日本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还有人赢得了国际声望，取得了众多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其著作被许多学术机构引用，而他们在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或是无人知晓或是被置若罔闻。
这让王选非常愤怒，这些人不但没有因罪恶得到惩罚，而且还在社会上担任要职，或者继续从事着和细菌有关的研究，而中国的受害者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伯力审判揭示的秘密，引起了国际军事法庭的注意，国际军事法庭曾要求当时在东京审判会上代表国民党中国利益的美方控告人，要他们提供出有关细菌部队罪行的更详细材料。但是此要求没有得到美国的回应，相反伯力的情况引起了美国的惊异。
在美国的要求下，国际法庭中苏方控告人将最能反映日军用活人来进行细菌武器实验和731杀人工厂内情的材料，交给了美国主要控告人肯南。但是美国方面一片沉寂。
美日的交易
假如战争这场战争打得更长的话，美国会实施细菌战计划吗？答案是：恐怕是会的。
美国细菌武器研究能够赶上日本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像日本一样用人体进行实验，而用动物来作实验，就很难掌握一种细菌武器对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类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早在苏联伯力审判之前的1945年，也就是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四次派出细菌战调查官墨瑞·桑德斯、阿沃·汤普森、诺伯特·费尔，爱德温·希尔先后赴日寻找石井四郞进行调查。
美国获得石井四郞人体实验的数据是第三次的费尔报告（1947年6月20日）和第四次的希尔报告（1947年12月12日）。在此之前的两次调查并不成功。
1947年6月前，费尔的调查取得突破，弗尔掌握了石井进行人体实验的证据，并将8000份细菌武器实验的病理标本送回美国。但是如何解读这些病理标本却是一个问题，更核心的数据美国还没有拿到。
于是第四任调查官希尔于1947年10月8日来到日本。此后，希尔带回来的东西让美国的细菌战研究专家们忙了整整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他们得到了至少不少于24种细菌和化学物品的人体实验研究报告。这些细菌是：烟雾剂、炭疽、肉毒杆菌、布鲁氏菌、霍乱、痢疾、河豚毒、气性坏疽、鼻疽、流行性感冒、髓膜炎、粘蛋白、鼠疫、植物传染病、沙门氏菌、孙吴热、天花、破伤风、森林扁虱脑炎、户塚虫、结核病、野兔病、伤寒、斑疹伤寒。
美国获得了鼠疫细菌使用量的最精确数据，这些数据美国用25万日元就收入囊中。而这是“日本科学工作者以数百万美元巨资和漫长岁月所获得的资料”，“这种情报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是无法获得的，因为我们对人体实验心怀疑虑”。（希尔语）美国认为自己捡到了一个大便宜，所付出的“同实际的费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最后的问题是：费尔怎么会成功？
1947年5月8、9、10日，费尔和石井进行了关键性的会谈，会谈在石井东京的家里进行。“石井一身古风，他对费尔一行的接待就像是他们是经封建君主的许可拜访这位阁下一样。石井穿着最好的和服，笔挺地坐在床上，并在他赐予的美国客人的整个会谈中保持着同样的姿势。”（《死亡工厂》320页）
费尔告诉石井：“底特律（美国细菌战研究机构）方面感兴趣的是技术科学情报，而不是战争犯罪。”
石井说：“如果你能对我的上司部下以及我本人提供书面免责保证的话，我可以向你提供所有的情报。”
于是，美国和石井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中国和中国的死难者都被摁入黑暗之中，还有人类的正义、良知都被肮脏的带血的破布包裹着扔进了历史的黑暗角落。
日本和美国完成了他们的交易。美国获得了731部队的全部研究“成果”，日本获得了免于追究以石井四郞为首的731部队及其相关者战争罪责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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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了永久的和平（1）
崇山村是个大村子。早上的太阳出来后，青壮年都到地里劳动去了，年老的人三三两两坐在自家的堂屋前晒太阳，干一点儿小活计。村里的道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青砖瓦屋也随着地形起伏有致。
这里是王选的家乡，她的父亲出生的地方。尽管王选出生在上海，但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时候，王选又回到了这里，回到了王姓大宗族里。崇山村整个村子的人都姓王，过去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有祠堂有族长，长幼有序，是一个有几千年传统的地方。
％％％打官司的主意是崇山村人自己想出来的
1966年，解放军拉练住在崇山村，他们到村民中访贫问苦，听到的都是日本人放鼠疫、放火的事，于是解放军就进行了初步的调查。这是崇山村细菌战受害的第一次调查，当时统计出的死亡人数是396人。
到了90年代，崇山村听说其他地方有人去告日本政府，于是崇山村的三个农民王化斌、吴利琴、王国强就在一起商量，我们崇山村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找日本人算账去？于是他们决定一个死者向日本政府索赔3万美元，以村委会的名誉状告日本国政府。三人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在日本国侵华战争中，日军在崇山村使用细菌武器和进行细菌人体实验所造成的受害，要求日本国履行“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由崇山一带一万多村民具名，1994年8月10日，他们将写好的诉状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但石沉大海，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崇山这个村子表面上看和别的江南村庄没什么区别，生活平静而安详，但平静之下有一种阴郁的东西，这使这个村庄有一种沉闷的基调。走在村里的路上，很多眼睛会默默地跟随“外来人”的行走。一位在石板路上散步的白发老人，被告知是鼠疫感染者，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人，直到现在他身上鼠疫抗体还是阳性的。
老人名叫王丙宏，今年90岁了。他十七岁那年，在感染上鼠疫之前逃出了崇山村。但当看到崇山村黑烟冲天房子被烧时，再也忍不住又跑回了村子。回来后他就发了烧，母亲看着他反正活不了了，就用缝衣针扎他大腿根部的淋巴，挤出黑血，用白酒擦，然后再扎。如此反复将所有的脓包都挑破。他口渴不已，向母亲要水喝，母亲不给他喝水只让他喝白酒。 第二天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在崇山村的街上，我们又踫到一位退休的老教师王景荣，他拉住我们，告诉我他家里死了六个人，烧了八间房，十六岁的堂兄弟死的时候连棺木都没有力量置办，用床板抬着出葬的时候，嘴里流出的黑血滴了一路。活着的人四散而逃，奶奶死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在身边。
走在崇山村的石板路上，不时停下脚步，每一次驻足听到的都是悲惨的事，每遇到一个老人，都可以见证一段历史。在崇山村，六十年的历史并没有翻过去，它还和今天的生活活生生地搅和在一起。仇恨如酒，发酵越久力度越深。“老人会一代代地说，仇恨在一代代地传。这样对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好处。”王培根说，“现在是一个机会，把非人道的东西说出来，这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崇山村的老百姓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日本人了，在老一代人的记忆里，日本鬼子，就是魔鬼。
1993年8月森正孝在王培根的帮助下基本摸清了崇山村的受害情况。
当时只是为了调查。王培根是崇山村人，但在义乌的乡镇作党委书记多年，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为森正孝找了一些老人，开座谈会。但是，对于崇山村的受害情况一个人一个说法。有的说死了五百人，有的说死了上千人。王培根当时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多年当党委书记的经验让他知道，这样的数字拿出去只能坏事，一点用都没有。
他回去就制作了三份表格，在表格上画上年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报告者、证明人，另一张表是统计烧毁房屋的，也是有房屋的间数、面积等等内容。
王培根拿着两张表，到街上自己掏钱打印出来，复印了八百张，每张五角钱。
崇山村有两个大队二十个生产队，王培根就把村里的退休干部、教师、有文化能写字的人都召集来，一共是十二个人，让他们分片包干，用二十天的时间统计出来。结果只用了十天，就出来了。
崇山村一个叫王道曾的曾经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队里受过鼠疫训练，他提醒王培根，其他的病死亡的不能混在这里面，日本人的情报是很厉害的，宁可少一个，也不能因一个不实而前功尽弃。
王培根一张大纸，用毛笔抄写出来，贴在村子的显眼位置，让全村的人审核纠错。有的妇女只有姓，没有名，王培根就要求一定要查出她原来娘家的姓名，否则就只有去掉。
反复的纠错订正后，王培根让村上的一个文书，用钢笔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抄出来（当时电脑不普及，打印费很贵，王培根出不起钱），又自己掏钱复印300多张。
这个数字交给了森正孝，他拿到日本公布发表，这是崇山村在细菌战受害半个世纪后出现的最准确的数字。
崇山村人想告日本政府，日本人愿意帮助打官司；王选加入给日本和崇山村架起了一座桥，有了王选这座桥，一切都变得畅通起来。森正孝在日本发动了律师义务承担诉讼，王选带着律师再进义乌取证。
这是为了永久的和平（2）
王选第一次陪同的律师是一濑敬一郞、鬼束忠则、西村正治。他们自愿组成的辩护团准备替中国受害者打官司。
王选带鬼子进村
日本人会帮助我们打官司？他们是为了什么？
在和王选认识之前，森正孝每次来带的都是浙江省外事办找来的翻译。崇山村的人讲一大堆话，翻译就发毛了，没有懂崇山村话的人，中国话和日语之间又隔着一个崇山方言。
王选对森正孝说，只有我懂崇山村话，又懂日语，我来做翻译吧。于是一切都自然地契合在一起。
1996年7月至8月，王选和森正孝从江西广丰开始调查取证，经过玉山，进入浙江的江山、衢州、金华、义乌崇山与稠城。当年11月，王选又偕律师一濑一行到宁波调查。发现湖南常德鼠疫受害严重，马上取道常德调查，取得了大量证据。然后又到义乌崇山和江山、衢州调查，12月再次到浙江义乌、宁波和湖南常德调查取证。这一年王选陪同日本律师一濑等先后五次来中国调查。此外还有几位日本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医生随律师来中国调查细菌战受害，都由王选陪同并担任翻译。1997年，王选的脚步依旧匆忙。
王选常常被人问：和日本人打官司？官司能不能打赢？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国家都放弃赔偿了，为什么还要打？有的老太太见了日本人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黑暗的日子，浑身发抖。王选看到了，心里很难过。为了日本人的傲慢，王选和他们争吵。王选也在做百姓的抚慰工作，那些她插队时常去家里玩的亲戚、老乡见到了王选就稳定下情绪来，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但相信王选，王选的话让他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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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多人都想告日本
中国民间最早的赔偿要求始于1988年9月山东茌平县张家楼村的200多村民，他们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转呈了一份索赔书，这是中国公民第一次提出赔偿要求。后来又有江苏、山东、浙江的28封索赔书寄往日本大使馆。但是这样的索赔要求大都没有任何回音。
民间状告日本政府并没有一条路径可走。在国内，受害者曾经向有关司法机构提起诉讼五六次之多，但诉状递交上去，一般是没有任何回复。而在国外提交诉讼，中国的受害者们所能达到的就是递交到使馆。两国之间是两座壁垒，之间没有路，也没有桥。而在日本兴起的日本和平运动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亚洲各国人民的索赔铺设了道路。
1995年6月28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也是花冈惨案发生五十周年的时候，以耿谆为首的11名花冈事件幸存者及遗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庭递交起诉书，提出了损害赔偿的要求，成为了中国战争受害者战后索赔诉讼的第一案。
1945年6月30日夜，700多名身处异国他乡、手无寸铁的中国劳工以决死的气概在耿淳的带领下，在日本花冈举行了暴动，其中400多人悲死他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花冈暴动。日本爱好和平的民众没有忘记这场悲剧，把花冈暴动日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自1952年开始，每年举行中国遇难劳工的慰灵仪式。
1985年，中国的报纸报道了远在日本的灵祭的消息。生活在河南农村的暴动大队长耿谆老人看到后思绪万千，夜不能寐，给日本友人写了一封信。
人们都没有想到，当年的暴动大队长还活在世上。
1987年，花冈暴动42年后，耿谆老人在日本和平运动人士的帮助下重返日本。更为传奇的是，一位行动不便的日本男人握住耿谆的手放声痛哭，耿淳老人认出了这就是让暴动推后三天的“小孩太君”。
这时人们才知道了一段泣天地动鬼神的故事。为了保护这个被中国劳工称为“小孩太君”的日本人，中国劳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和行动失败的风险，将暴动整整推迟了三天时间。
小孩太君叫越后谷义勇，曾经是花冈劳工的监工，因为他年龄小心地善良总是暗地里帮助中国劳工，劳工们暗地里称呼他为“小孩太君”。小孩太君管粮食，经常偷偷给生病的中国劳工送米面。另外还有一个“老头太君”，看到中国劳工食不果腹无力劳动，就在他监工的时候让大家休息，自己望风。暴动原定在6月27日，在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劳工们发现，27日监工的正是两位帮助过中国人的日本人。
暴动的计划是杀掉监工的日本人，但是对这两个日本人，中国人认为是有恩的人，杀是绝不可以的。就是不杀，他们也怕连累他俩。于是为了这两位，劳工暴动推迟了三天。
1995年8月，日本律师大森代理山西盂县四位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随后，1996年3月，又代理山西另外两位性暴力受害者提出了第二起诉讼。中国人也开始像亚洲其他国家的受害者一样，发出了自己的索赔要求。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日本和平运动开始在日本举行亚洲战争受害者的证言###，通过书籍和多媒体在日本社会传播受害者的声音。日本人开始了解了亚洲在日本侵略下的受害真相。1991年８月东京召开了《亚洲太平洋地区战后补偿国际论坛》，参加会议的亚洲战争受害者公开要求日本对他们进行赔偿。这一年里，韩国的受害者在日本的法院提起了七件诉讼。
在中国国内，1991年童增写出万言书——《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1992年，万言书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流传，并得到他们的认可。这是中国民间索赔的声音第一次上达国家最高权利机关。民间的呼声让国家感到不可忽视。
全国七届五次人大会议上，安徽代表王工、贵州代表王录生等38名代表递交了《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被列为第七号议案，议案认为这是代表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华加害的所有中国人、中国公民、外籍华人向日本索赔，是政府之间放弃的战争赔偿之外的赔偿。
就在人大代表提交议案时，童增在北京发出了有1万多中国公民签名的致日本国会的公开信，强烈要求日本国会向遭受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中国人民进行谢罪和赔偿，其中要求对受到疯狂杀戮而死去和受伤的中国平民、伤员、战俘进行赔偿；对被迫服苦役的劳工、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被日军狂轰滥炸中的伤亡人员进行赔偿以及归还掠去的文物和大量财产等。
“战争索赔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日本侵华战争后许多遗留问题都显露了出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因此有了现实感。大家才发现在战争时期竟然发生过那么悲惨的事，而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使历史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王选向石井四郞宣战
细菌战诉讼不同于任何一件中国民间对日诉讼事件。因为细菌战从来就是一段被日本与美国联手抹掉的历史。向世界揭露这段黑暗历史的意义从一开始就大于诉讼本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诉讼是为了揭露。
在英国BBC广播公司拍摄的细菌战的纪录片里，出现了一个中国女人。片子里讲述的是在一个阴雨天里，这个黑衣黑伞的中国女人来到石井四郞的坟前，突然她用日语开始喊：“石井四郞，我是王选，你犯下的细菌战的罪行，现在开始，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要用行动对你进行审判！要靠人类的进步审判你！”
在BBC的这部纪录片里，王选被当作一个符号：中国人。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在半个世纪之后开始了行动。
这呐喊是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沉寂了六十年，现在借用王选发出了声音。同时这个声音也是王选的，只有王选这样的性格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向石井四郞宣战。
石井四郞这个日本细菌战的罪魁祸首，从1931年到1945年的十多年中，不仅建立了哈尔滨平房区的731部队，而且还直接参与、建设和领导了在中国北京、南京、广州设立的细菌部队，并开展了人体活体实验，直接指挥细菌战对中国的实战攻击。
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细菌战策划、实施、指挥者，这样的一个应该作为战争犯受到审判和惩处的人，最后却逃脱了任何审判，安然地渡过了他的一生。1959年，这个本应该处以绞刑的人因喉癌死在东京的家中。
不仅仅是石井四郞，几乎所有的细菌战参与者都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这是世间最大的不公正，石井四郞和他的同伙制造了人间最大邪恶，而这邪恶却逃脱了审判。
王选在东京读书的时候，“和石井四郞相伴着住了几年时间”。这件事是王选参加细菌战诉讼后才知道的。那一天，在日本记者近藤昭二的带领下，王选来到了石井四郞东京的家。在街角为石井四郞剃过头的师傅那里，王选听到了这样的评价：“那是一个大人物”，语气里还有一种敬畏。
当年石井四郞把从中国带回来的细菌战资料和器材箱埋进了东京住宅的花园里，然后在报纸编造了一个石井四郞被击毙的消息，请来和尚念经，精心安排了一个葬礼，逃脱世人的眼睛。
为死者讨回“人的尊严 ”
1997年8月4日，王选带着四名细菌战原告来到日本，准备起诉日本政府。这四位中国的农民是受害五十多年来第一次来到日本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很害怕，心里也很不安。他们从来都不曾想象过那个给自己带来永生灾难的日本是什么模样，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没有走出过家乡，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中国人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何英珍、何祺绥、王锦悌、王晋华。他们被分成三组，前往横滨、大阪、京都、神户、名古屋、静冈等城市进行控诉演讲。
8月10日，日本朝日电视台在黄金时间，用一个多小时播出专题片《隐秘在黑暗中的大屠杀——731细菌战》。这是朝日电视台的著名记者近藤昭二到中国细菌战受害地拍摄的片子，让人震惊的是，这些残酷的事实，很多日本人竟然是第一次听说，而中国人在片中表现出来的对暴行的愤怒和仇恨让很多日本人感到不安。
8月11日上午9点30分，中国原告代表王选、何英珍、何祺绥、王锦悌、王晋华，在律师一濑敬一郞、西村正治、鬼束忠则的陪同下，来到东京地方法院民事诉讼接待处第18部递交诉状，诉状的原告项中赫然写着中国108名老百姓的大名，被告项中明确写着：日本国。
诉状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
这次审判，原告们正是要为死者恢复被剥夺了的“人的尊严”。
法律的根本是正义和真理。
这次审判将全面表明细菌战是怎样一种非人道的战争犯罪。
裁定战争犯罪，实现对受害者的赔偿正是法院的崇高使命。法院必须全面接受原告们的要求，证明历史事实，伸张正义。
原告诉讼要求是：1、被告向每个原告支付1 000万日元，并且在本诉状提交的第二天开始五年内分期支付；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1997年12月22日，原告又向法庭追加了一项诉讼要求：被告必须向每个原告提交由原告认可的谢罪文，并将谢罪文登载在官方报纸上，并将这封谢罪信作为诉讼请求的第一项内容。
在向法庭递交的《诉讼总论》里，细菌战诉讼团向法庭指出：细菌武器是针对所有有生命的东西的最残酷的杀戮武器，其不分平民与战斗人员集体式屠杀符合国际法认定的种族灭绝罪。
《诉讼总论》还指出，细菌武器不但掠夺了人类生命，还污染了人类生存环境，并且这种污染在现在还无法去除；细菌武器还破坏了人类社会关系，使传染病流行的地区受到长期的歧视，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信赖的和谐关系。
这一天的下午，中国细菌战原告代表和辩护律师在律师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各国记者100人。“中国人有一千条理由，一万个权利来揭露罪恶的细菌战事实。”王选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108名原告向日本政府索赔10亿8000万日元”的消息在世界很多媒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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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于尊严和耻辱之间
回忆就是一种创痛，当历史的伤疤再一次揭开时，依然会鲜血迸流；现实是一种创痛，当你看到当年的伤口今天还在流血时，那是一种屈辱的感觉。
王选回到家乡崇山村从事细菌战调查诉讼的时候，她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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