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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回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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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的是,我的立场一向是明确的。虽然这是一个棘手而复杂的问题,可我从来就没有放弃坚持自己的个人观点,也就是我一再重申国际奥委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人道主义立场,这样也就维护了我们组织的团结。最终,我们的立场获胜了。如今,种族隔离不过是一场被人类遗忘的噩梦罢了。
《奥林匹克宪章》的第55条对这个问题阐明了奥林匹克运动原则立场:“尊重人的权利、尊重人的基本自由,不论是什么种族……”显而易见,一个拥有政权并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仅仅因为肤色不同就对他们实行剥削、排斥甚至监禁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被奥林匹克大家庭所接纳的。奥林匹克运动必须遵循的《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了权利和义务。当我们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宣誓时,我们所有人都许诺要尊重及遵守《奥林匹克宪章》。
南非问题一度是个热点。在由我主持的1981年的巴登巴登大会上,国际奥委会南非代表、九十多岁的雷金纳德·霍内在发言时,请求国际奥委会立即向南非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他保证说在那里的体育界种族隔离早已不存在。我完全知道那不是真的。但考虑到他的请求,国际奥委会肯尼亚委员亚历山大坚持认为我应该派团去。我的直觉告诉我,有人在给我设陷阱。所以我立即表态,将在我认为合适的时候派遣代表团。事实是,在每届奥运会之前,总会发生一些事件激怒并煽动一些非洲国家,从而使抵制的风潮再度兴起。
国际奥委会一直对南非的国内政策保持关注,为了了解他们是否真的在抛弃种族隔离制度上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改变,或者我们是否发现到一些微小但积极的变化……我处在一种很敏感的境地中,因为在这领域里我有可能犯下的任何一个错误,都会波及奥林匹克运动的稳定。显然种族隔离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我很清醒地知道,受到影响的却是非洲大陆的一个人种的全体。从这一点来说,尽管国际奥委会想干涉这事,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还不能这么做,我们只能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以恰当的形式帮助他们。总之,种族隔离的最终解决办法还得靠非洲人自己。这也是我的态度与立场,有人称之为“萨马兰奇主义”,它一直持续到80年代。令我感到厌烦的是,一到奥运会快举行的时候,必然就会出现使奥运会陷入危险的问题,非洲国家就会发出抵制的威胁,因此,我竭尽所能彻底摘除种族隔离这个毒瘤。1988年的6月21日,针对“体育运动中的种族隔离问题”,我们在瑞士洛桑举行了一个小型峰会。可以说那是我们第一个历史性的重要阶段。为了讨论我们日后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会议邀请所有非洲体育组织(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以及各协会的代表等)以及国际体联的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会上,我再次请求他们,同意国际奥委会一贯坚持的立场。不论非洲体育界领导还是国际体联的领导都给予我完全支持。为了保障所有非洲运动员都能够参加汉城奥运会,这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
我记得,那位杰出的法学家——来自塞内加尔的法官、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我尊敬的朋友凯巴·姆巴依把这次峰会重新命名为“反对体育运动中的种族隔离的洛桑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们不仅重申了我们的观点,而且制定了一条工作路线。国际奥委会的一个新委员会诞生了,它就是“种族隔离与奥林匹克主义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的斗争,密切关注南非事态的进展。委员会由凯巴·姆巴依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马克·霍德勒(瑞士)、K。高斯珀(澳大利亚)、何振梁(中国)、K。阿德富佩(尼日利亚)、克劳德·冈加(刚果)、伊万·斯拉夫科夫(保加利亚)、K。基达内(埃塞俄比亚)、拉米内·巴(塞内加尔)以及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弗·卡拉德(瑞士)。在此之后,又增加了P。内比奥里(意大利)、穆·拉法维(阿尔及利亚)、巴斯克斯·拉涅亚(墨西哥)、美国大使安德鲁·扬格以及M。伦凯(波兰)。两个重大事件为反对种族隔离最终完全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一方面,历史性的领导人、真正的民族英雄曼德拉的释放;另一方面,1990年2月2日德克莱克总统表示支持建立多种族民主政权,并愿意同非洲领导人对话。同年2月19日在科威特举行的会议上,一系列商讨之后,委员会向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与南非体育领导人对话,商讨南非形势。南非重新被奥林匹克大家庭接受的进程开始启动。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上述建议,派遣一个调查团去调查核实真实情况的可靠性,我们称为“凯巴·姆巴依调查团”,因为凯巴·姆巴依法官为团长。成员包括K·高斯珀(澳大利亚)、K·阿德富佩(尼日利亚)、克劳德·冈加(刚果)、弗·卡拉德(国际奥委会总干事)以及E·摩西(美国)。陪伴他们同行的有拉米内·巴(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秘书长)和K·基达内(埃塞俄比亚)。调查组大部分成员都是第一次到那个国家。我授权凯巴·姆巴依代表我全权处理在那里遇到的一切事情。在日内瓦飞机场,我对我那位忠实的朋友说:“你们不必请示国际奥委会,你们有权做出任何决定,你们的决定都将被我及国际奥委会批准。”我表达了对调查组的完全信任(大多数成员是黑人),以便谈判时他们可以相机行事让对方感到意外的惊喜。我认为姆巴依领导的调查团在现场做出正确的决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那里许多事情已经很明朗了。结果在1991年3月的第一次访问中,调查团同南非所有的政治领袖们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南非民族领袖曼德拉,特别是同德克莱克总统,以及众多体育组织。他们接受调查团的委托,共同建立了一个具有临时性质、非种族主义的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在它建立四个月后,便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为使南非重返奥林匹克运动大家庭所走过的路程不是那么平坦的。由于那些造成人类悲剧的观念使南非缺席奥林匹克运动长达28年之久,现在,一切又将重新开始。我们需要抛开怨恨伸出双手,为在这场对抗中真正受到损害的运动员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以便使他们能够重新集结在奥林匹克的五环旗帜下。在国际奥委会,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坚定不移地把取得的成果变成现实,而且在今后反对这种可耻的政治的战斗中,一刻也不放松。虽然有这些措施,但南非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困扰着我,其中之一是曼德拉对洛桑的访问。不能匆忙行事,形势要求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来,因为面对一个新的政治制度,我们不能贸然行事,以免打乱我们的部署。我认为这次调查团最大的成绩在于,除了我们在立场上的坚定及透明度外,我们在行动上始终小心谨慎,在一个十分微妙、涉及众多人感情的问题上很好地把握了分寸。
在1992年5月,我非常荣幸地在奥林匹克之家接见了曼德拉。我们就有关南非体育运动未来要迈出的步伐,以及双方合作方式等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我永远记得见他的第一面。曼德拉是一位身材显高、有着运动员般体格的人,他总是带着宽厚诚恳的微笑。凯巴·姆巴依曾经许多次跟我谈起过他。他第一次率团去南非时认识了曼德拉,当时就留下深刻印象。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准确地说,他是个伟大的人物。数月过后,7月25日,他成为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贵宾观礼台上的嘉宾之一。
每每回忆起那次我在维迪堡的办公室同曼德拉长时间的私人谈话,我就无比激动。他感谢我做出的决定、采取的措施,以促成南非重返奥林匹克运动并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不过我对一个新出现的问题感到惊讶:所有去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运动员都是白人。针对这点,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并且最终我建议他组建一支多种族的队伍,其中要有黑人运动员参加,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种族隔离结束的成果。结果他们组建了一支同样数目的白人和黑人年轻运动员代表团。他们将一起在蒙锥克体育场列队入场,同住在一个奥运村。所有的花费都将由国际奥委会负担。这样我们将向全世界展示,不同人种之间的平等已经成为现实,种族隔离的耻辱也已经成为历史。曼德拉非常感动,我们俩兄弟般地拥抱在一起。当这位活着的传奇人物用一脸宽厚而仁慈的表情,对我为结束种族隔离的陋习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与欣慰。在奥运会开幕仪式上,我对这位“活着的神”曼德拉表示特别的敬重,虽然这会对我带来一些礼节性的困难。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主持了开幕仪式,与邀请出席的国家元首共同在蒙锥克体育场看台上出席仪式,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从我作为东道主的角度,我需要对他们有最大限度的照顾。因此,我决定让曼德拉坐在我身旁,一起坐大轿车从宾馆去体育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坐在我身旁,在我的家乡,我们共同见证为之奋斗了许多年的理想如今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当看到由黑人运动员和白人运动员共同组成的南非代表团列队行进时,我思绪万千,国际奥委会为之所进行的斗争、我作为奥委会主席长期以来所承受的压力、我们面对使人屈辱的政策决不屈从的坚韧毅力……交织在我的脑海里。当南非代表团经过贵宾观礼台并向代表自己国家的曼德拉先生(尽管那时他还不是国家元首)、一位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英雄楷模致敬时,所有人为之热烈鼓掌。第一位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比赛的南非黑人运动员是一位次轻量级拳击运动员,他来自索维托地区,是祖鲁族人。我们应该铭记他的名字:阿夫拉姆·拉瓦莱,是他终结了令世界蒙羞的历史。种族间的平等已经成为现实。奥林匹克精神中的博爱情谊(尽管现在看来是再正常不过了)在女子一万米长跑的决赛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获得金牌的埃塞俄比亚女运动员德尔图·图卢和获得银牌的南非女运动员埃内娜·梅耶尔相互拥抱在一起,并且携手在体育场中慢跑一圈以示敬意。所有人将永远铭记这一天,尤其是我们这些为终结体育比赛中的种族隔离而不懈奋斗的人。曼德拉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场合都谈到过种族和解,而此时,我们亲眼目睹的是,同一面旗帜下、团结在一起的运动员们在蒙锥克体育场上所展现出来的齐头并进的情景。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所一直期待的。我深信我们只有高举代表着全世界平等与博爱原则的白色五环旗才能取得比其他任何旗手更辉煌的业绩(我在担任主席的21年里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国际奥委会“种族隔离与奥林匹克主义委员会”及赴南非调查团,从第一天起就向世界阐明了我们的人道主义立场,并且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决不屈从于与《奥林匹克宪章》不相符合的任何利益。在此,我想表彰凯巴·姆巴依法官,他用其智慧和英明领导主持了那些复杂的谈话。我认为不仅仅奥林匹克大家庭,而且全人类都感谢他和他的同事。是他们愈合了创伤,把所有非洲兄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巴塞罗那奥运会向南非运动员所展现的奥林匹克精神将流芳千古。如今,所有的运动员都享有机会均等及得到支持的权利。这些在以后的几届奥运盛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奥林匹克收藏品
众所周知,对于一些了解我的人来说,我对收藏的热爱,我对奥林匹克收藏品的爱好简直就是着迷。我一直就喜欢收集任何与奥运有关的东西。这个爱好来自我的父亲,我也将此传给了我的后代。作为奥委会主席,我更将这个爱好升华,从而建立了奥林匹克收藏委员会。它由集邮爱好者、集币爱好者及奥林匹克物品收藏者组成。
在众多的奥运收藏中,集邮是我最大的爱好。我从1945年开始集邮。奥林匹克邮票收藏的,他于第一个人是来自意大利的阿尔贝托·博纳利萨勋爵1925—1953年任国际奥委会委员,1935—1952年任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他的热情带动了很多人参与到奥运邮票的收集活动中。这项活动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广泛推广,出版了集邮刊物(第一本集邮目录1947年在法国出版)。而后又举办了许多邮票展览:第一次全国邮票展览是在巴塞罗那,1952年;第一次国际展览是在罗马,1953年。我对收藏的爱好由来已久,因为我父亲就是位大收藏家,我对著名的奥林匹克一组四联的收藏就来自父亲的一份礼物,是1896年雅典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首批系列邮票。加泰罗尼亚的集邮家维达尔·托伦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出版了一本世界体育邮票目录集。这些日子,我个人对收藏有增无减。众所周知,我把我的收藏极品中最著名的奥运会四联于1989年捐赠给了奥林匹克博物馆。
奥运会与集邮运动的关系在1982年伴随着国际奥林匹克集邮联合会的成立有了进一步发展,集邮联合会正式进入了奥林匹克大家庭并享有其一切权利。国际奥林匹克集邮联合会在1985年举行了著名的“奥林匹克集邮展”并由此成为奥运会文化展示的一部分。1984年,国际奥林匹克集邮联合会举行了奥林匹亚奖邮票评选活动,选出了三枚最佳奥运邮票。奥运集邮已成为国际集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集邮界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奥运集邮成为奥林匹克博物馆文化方面的组成部分之一,主要致力于奥运邮票的收集。它的组成包括我在1989年底捐赠给奥运博物馆的四联:《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收藏》,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原收藏;来自奥林匹亚奖的捐献;国际奥委会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献及皮埃尔·顾拜旦的信函。这个集邮组织也举办过一些短期展览。我所捐赠的那四联极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那个时候它的价值就已超过100万美元。
奥运集邮并不只是收集邮票,同时也需要对历史上与奥林匹克运动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重要事件有深入的调研。这些调研使人们能更好地了解奥运会并解释奥运在历经战争、干扰与抵制的情况下能够继续生存的原因。因此,我们的邮票收藏家们也成了奥运历史学家,奥运精神的宣传家。我们不应忘记发行邮票是奥运会组委会传统的收入项目。奥运邮票的诞生也是出于经济的原因。1895年1月,希腊首相特利库皮斯辞职。他在一年前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一直反对在雅典举行奥运会。他的辞职非常匆忙,因为康士坦丁王子坚持在雅典举办奥运会。康士坦丁王子及其工作班子为奥运体育设施的建设筹集了一百多万德拉克马,其中的92万由百万富翁耶奥盖斯·阿维罗夫捐献。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组委会仍然缺乏足够的资金完成一些体育设施,如,射击掩体沟、自行车赛道及航海运动的基础设施。但无论如何,由白色大理石建成的帕纳缔内科体育场毫无疑问是世界体育建筑中最壮观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阿维罗夫的雕像矗立在那里,为纪念这位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而不遗余力的先驱。奥运集邮挽救了这种困难局面。两名希腊集邮家:德迈特留斯和萨科拉福斯,提议发行一系列纪念邮票将其所得捐献给奥运组织委员会。康士坦丁王子及其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达成了协议:发行纪念邮票所得的50%将用于奥运会相关的建设。1896年3月25日(公历1896年4月6日),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的那天,发行了几套12联的邮票。这些邮票成了奥林匹克运动新生的见证。这套完整的系列邮票,特别是在第一天发行的那套盖有邮戳的成了集邮家与博物馆的稀有珍品。我不得不提及这些名字:曼夫莱德·本格曼、毛利乔·特卡迪,集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际奥林匹克集邮联合会及世界集邮联盟。正是他们的聪明才智与不懈努力将奥林匹克主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我也不得不提及集邮爱好者的担心:电子邮件的出现正在逐渐替代人们用书信交往的传统习惯,它威胁着集邮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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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
萨拉热窝奥运会是我第一次亲自主持的奥运会,初次登台表演自然会很紧张。我非常希望能立刻在这次奥运会上树立自己的风格和形象,于是我便成立了奥运会协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我整个任期举行的十届奥运会中给了我巨大帮助。时至今日,无人能想象离开了这个协调组织将如何运作这样的体育盛会。这个委员会由国际奥委会主席、四位副主席及奥委会相关成员与奥组委高层人员组成。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半准时开会,在会议中首先回顾前一天的工作、出现的问题及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安排后两天的工作。这种做法使我们能更好地安排工作,及时知道什么地方出现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及如何密切地跟踪这些问题。这是一种组织奥运会的好方法,能够驾驭航船,了解举行期间每时每刻的情况,避免当不愉快局面或是意想不到的事出现时惊慌失措。我认为这是个伟大的想法,这个方法后来被大多数国际体联学习并运用到他们举办的国际比赛中去。在萨拉热窝奥运会上,还落实了我一个由来已久的想法,那就是拒绝在举行奥运会赛事的体育场馆内出现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奥林匹克宪章》对此有明文规定,没有丝毫考虑的余地,但我们在这些场地内利用广告空间为奥运会作宣传,例如奥运五环会标,举办国的奥运标志及奥运的彩色。特别是在电视相关时段播出的奥运宣传能使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同时看到独特的“奥运景观”。不像是冬季奥运会,比赛已经开始,可是实际上山上没有积雪,因此被迫取消了好几项比赛。突然,一天凌晨下起了大雪,那么厚的积雪妨碍了运动员、记者从下榻处赶往比赛现场。萨拉热窝市民对来访者非常热情。南斯拉夫的人民不仅希望向世界展示他们国家的魅力,也想让世界知道他们在当今国际体育界可以占有重要的一席,他们的热情好客使这次奥运会的组织异常出色。在这次奥运会上,我们第一次决定把残疾人的某些项目包括进奥运会。这也是国际奥委会与各残疾人联合会建立友好关系的开端。之后,国际残联成立,它对国际奥委会的意见总是十分尊重。闭幕式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切都很正常。当我以一句塞尔维亚语结束讲话时,全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让我激动的情景。
三个不同的民族: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在波黑地区的萨拉热窝和平相处。我可以保证,在这次奥运会上,没有发生任何一件冲突事件,甚至奥运会组委会都是由这三个不同民族的成员组成的。没有任何种族紧张气氛出现,和谐的气氛充满了这次奥运会的每一个角落。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在这同一个城市爆发了一场种族悲剧,使这个城市变成了灾难之城。那些曾经和平地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善良的人们竟然相互残杀,彻底摧毁了城市。他们世世代代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只有和平共处才是他们的惟一选择。1984年的萨拉热窝冬奥会上共有1274名运动员参加,其中1000名男运动员,274名女运动员。他们来自49个奥运成员国,参加了六大类的39个项目。在第14届冬奥会上成绩斐然的运动员有:芬兰的黑梅莱内,她在北欧滑雪项目上取得了三枚金牌、一枚铜牌;东德的卡林·恩克,在短道速滑项目中获得了两枚金牌、两枚银牌;来自瑞典的甘迪·安德斯·斯万,在滑雪项目中获得了两枚金牌、一枚银牌、一枚铜牌。在双人花样滑冰项目中,英国的珍妮·托维尔和克利斯托夫·迪安获得了在此项目中前所未有的得分,他们在一首安第斯情曲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所有的裁判都给他们打了最高分。观众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
1984年洛杉矶夏奥会
洛杉矶奥运会相当特别,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早在1978年春天,在雅典的卡拉维勒饭店决定由这座加利福尼亚城市主办奥运会的时候,事情就已经与众不同了。因为它是惟一的申办城市,而且它还有1932年举办过奥运会的经历。人们还清楚地记得蒙特利尔亏损的负面影响,所以没人愿意为一个可能带来损失的计划下赌注,而且奥运会尚未摆脱因抵制而造成的危机。国际奥委会正处于低潮。由于洛杉矶是惟一的候选城市,因此他们提出了相当苛刻的条件,国际奥委会只好屈从,别无选择。无论是洛杉矶市政府,无论是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不作任何承诺,也不提供任何财政支持。他们还要求主办者自己谈判电视转播权,因为当时急需钱来进行筹备工作。我们确确实实面临一个充满未知数和危险的新时期。在没有任奥委会主席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观望者。但后来我被推举为奥委会主席,必须直接参与和美国人的谈判,一切都是那么艰难。国际奥委会和洛杉矶组委会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我们一直在寻找积极的方面,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还算幸运,因为组委会主任皮特·尤伯罗思是一个有着企业家远见卓识的年轻人。他懂得如何把大家组织起来,虽然由哈里·阿瑟尔负责,但尤伯罗思真正管理着所有的事务。惟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很少求助于欧洲的专家,可见美国人是多么的自负。和组委会执委的对话并不容易。国际奥委会同意他们不用新建任何场馆,只修一个自行车赛车场,而且资金是由一位赞助者提供的。对某些项目,比如射击,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案,搞得国际体育联合会主席墨西哥人巴斯克斯·拉尼亚大为恼火。这样,最终他们赢得了两亿美元的收益,由两个基金会分享。其中一个基金会的宗旨是推动加利福尼亚州青年体育运动,其现任领导人是安妮塔·德弗兰茨;另一个则是为在经济上帮助美国奥委会而设。国际奥委会从组委会那里得到的资金很少,不过我们的运气还不错。组委会分给国际奥委会的资金是提前支付的,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笔钱,而且当时美元的利息高达17%,这样我们的经济状况得以缓解。由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进行了抵制,这次奥运会也会得到报复。大家都在猜测,认为苏联要对美国进行抵制,以牙还牙。报纸上不断地重复着“抵制”这个词,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局势因为里根在欧洲部署中、远程导弹而顿时紧张起来。舆论界吵得沸沸扬扬。军备竞赛升级对谁都没有好处,尤其与我的恢复奥运大团结的观念相抵触。更有甚者,一些人发表的不负责的言论给局势火上浇油。因此,执行委员会做出决定:主席是惟一授权的发言人。看来这一措施暂时缓解了紧张气氛,1983年7月斯巴达运动会开幕式前,就连苏联部长格拉莫夫在莫斯科的乌克兰饭店接见我时也表示,抵制一词不存在于苏联,他们不想将政治和体育混为一谈。这番话听起来是个好兆头,不过我一点也不相信。奥运火炬到达纽约那天下着雨,气氛很忧伤。早上我接到国际奥委会新闻部何塞·索特罗的电话。我即将动身前往华盛顿会见里根,一盆凉水浇到我们头上。那位一直关注事态发展的新闻官告诉我苏联奥委会正好在那天早上召开会议,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们倾向于要抵制这次奥运会,对四年前西方国家的抵制予以报复。消息得到了证实:苏联及其卫星国决定不参加本届洛杉矶奥运会。当天下午我们会见了罗纳德·里根总统并向他解释了整个情况。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参加此次奥运会确实让人感到惋惜和痛心。“您觉得这怎么样,主席先生,我写一封信给契尔年科总书记,邀请他和我一起出席奥运开幕式?”他这样问道。从里根总统的话中,我隐约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时间我心里的希望点燃了。我不希望他怀疑我们的态度,于是立刻回答:“我祝贺您,总统先生,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建议。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愿意亲自去克里姆林宫将信交给他。”此时,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说道:“总统先生,您刚才提的建议最好再仔细研究研究,因为这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总之,他强烈地警告了里根总统。我们继续谈话,但是说实话我几乎没什么兴趣。我只是想着里根刚才高声提出的建议。由于我们没再谈论此话题,而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我觉得应坚持刚才那个新建议,说不定会取得好的效果……
“总统先生,请允许我提醒您一开始我们所说的由我去转交您给契尔年科总书记信的问题……”
于是,里根总统带着他那好莱坞式的微笑,什么也没说,更确切地说是他意识到他的外交顾问认为送信的主意并不太合适。就这样,一个可能解决抵制问题的方法失败了。抵制的理由是保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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