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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回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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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理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在我这35年国际奥委会生涯里，我有31年的时间一直担任执行委员。我担任过各种职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借用一个运动方面的比喻：我是汗水浸透了运动衫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在后来的21年里（担任奥委会主席职务，译注），我曾经先后三次连任。1989年9月在波多黎各举行的第85届年会上，我以全票获得连任。梅罗德王子以全体委员的名义说道：“我们对您在这九年的时间里在主席的领导岗位上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您的工作方式和外交技巧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1993年的摩纳哥年会上，为了保证1996年国际奥委会的百年庆典工作不会因为领导层的变更而受影响，大会提议我第二次连任。1997年9月在洛桑举行的第106届年会再一次提议让我连任。2001年7月，我在莫斯科结束了我的任期。我在这座城市开始我的主席历程，又在这座城市离开主席的职位，我对它怀有深厚的情谊。
政治和奥林匹克
历史告诉我们，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894年成立至今，政治在其整个奥林匹克运动过程中无处不在。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总是反复听到关于不应当把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的论点。对某些人来说，两者就好比水和油：无法融合。事实远非如此。政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它也存在于体育领域。政治和体育应该共存并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的确，自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起每一次奥运会都是在有关政府的同意和积极参与下筹办的，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奥运会在各国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无论其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从1936年纳粹统治下的柏林，到1980年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莫斯科；不论是在共和制国家还是在根深蒂固的君主制国家都是一样。从东方到西方，百年来我们得以维系的奥林匹克的思想和规则得到了广泛的尊重和接受。我们所受到的抵制（特别是1976年在蒙特利尔、1980年在莫斯科和1984年在洛杉矶三次奥运会上）表明，国际奥委会和相关国家政府进行协商是何等重要。我们必须积极、开放、小心谨慎，始终为奥林匹克运动寻求最佳的协议。在汉城、巴塞罗那、亚特兰大和悉尼几次奥运会上，我们和相关政府当局协商谈判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找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同样，在我任期内举行的五次冬奥会上，我们都成功地营造了和谐的气
氛，并解决了那些政治性问题。正是基于奥运会和政治力量之间这种关系，促使我们建立并加强了和联合国、地区性政治机构（比如欧盟和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直接介入体育运动和青少年教育领域的政府间或非政府机构的合作。历史还告诉我们，每个年代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政治、社会、科学和技术方面进步的标志，而这一切都会对我们奥林匹克运动产生重大影响。无论何时，我们都力图与时俱进，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使自己的行动与世界同步，引入和接受新的思想。我们必须牢记，奥林匹克运动精神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它注定要和政治力量相互理解。如果体育不与包括整个教育和卫生政策的政府规划结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一直鼓励各国奥委会在保持自己行动独立的前提下与各自政府保持密切和融洽的关系。于是，为了确立对发展中国家体育教育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调机制，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论坛应运而生。论坛将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汇聚到一起共商发展大计。国际奥委会倡导的独立精神使我们得以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原则为全世界的青年服务。这些年国际奥委会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进行了斗争，这种政策完全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1967年版）关于任何人不得因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受到歧视的基本原则。我认为国际奥委会为消除这一遭到大多数人唾弃的行为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遭到某些恶意的批判，国际奥委会从来没有对种族隔离表现出一丝怯弱和迟疑，直到我们最终取得胜利。非洲体育界领导人，如塞内加尔的法官凯巴·姆巴依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我们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交涉取得了成功。从罗马奥运会开始到巴塞罗那奥运会，整整30年，南非运动员才重新回到奥运大家庭的怀抱。纳尔逊·曼德拉当时也在场，尽管他还不是南非总统，但我邀请他出席了开幕式。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第一个在1970年将南非开除并对其紧锁大门；也是在其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第一个取消这一规定，敞开双臂拥抱非洲兄弟的。最近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化，特别是苏联和南联盟的解体，以及一些国家的独立，使得国家奥委会的总数由1980年我就任时的144个，增加到199个。在此期间，我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北双方奥委会进行对话做出了努力。国际奥委会找到了台湾（中国台北奥委会，译注）参加奥运会的解决办法。这项成果是无先例的。还有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朝鲜和韩国共组一个代表团，在同一面旗帜——代表朝鲜半岛的旗帜下列队行进时；在与联合国的通力合作下，东帝汶的代表出现在奥运会时，“成果”这个词再一次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我倾注了大量精力，动用了机构的大量资源来加强和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联系。我对国际奥委会所有199个成员国起码都访问过一次。我与被访国领导会面时，每次都强调加强该国国家奥委会的作用和权威的问题。无论是在以色列与前总理拉宾或是在巴勒斯坦与总统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的会面中，还是在访问199个国家的奥委会时，我都这样做了。我总是满怀理想：这些政府会帮助我们推广体育运动——一个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青少年培养教育的伟大事业。关于联合国多年来，奥林匹克运动一直受到联合国大会的特别重视，和几任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布特罗斯·加利和科菲·安南的良好关系对我们的事业极富成效。埃及人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清楚地阐明了这个多国组织的立场：“奥林匹克理想是对全人类和各种文化的宽容和理解的赞歌，它主张在互相尊敬的前提下开展竞赛。奥林匹克是一座民主的学校，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和联合国的根本宗旨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国际奥委会成立百年之际，联合国宣布1994年为“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年”，并支持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冲突各方休战。联合国所做出的这些具有历史性的决定赋予奥林匹克运动很高的荣誉。尽管前南斯拉夫内部冲突，原来的制度垮台，而且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予以体育制裁，但得益于我们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和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终于能够让南斯拉夫运动员参加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并且承认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马其顿等国的国家奥委会的资格。在制裁被最终撤消后，国际奥委会为了奠定一个在体育领域和平合作的平台，召开了一次该地区的各国奥委会参加的大会。我们确信这有利于人们的互相理解。国际奥委会还向萨拉热窝提供援助，尽管该地区充满矛盾和仇恨，我们仍然协助该国运动员参加了数届奥运会。人们至今不会忘记我们在重建被战争摧毁的体育设施的过程中所付出的重大努力和资金。关于“奥林匹克休战”的历史写一章也不过分。这种思想早在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时期就已确立，由三位国王：埃利德的伊菲托斯、皮萨的克莱奥斯特内斯和斯巴达的利库尔戈共同签署了一份协定。根据这份三方协定，奥林匹亚圣地不得受到侵犯，运动员和艺术家及其家人以及朝圣者可以安全来往于自己的家乡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地。奥运会一旦开幕，信使就穿梭于各城之间，告知大家休战。在我任职期间，我非常希望能够唤回这种精神，以感召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在利勒哈默尔奥运会上第一次采取了这一类措施，决议中提出，“就像古希腊一样，让友爱和理解的精神重新回到人间，停止一切武力对抗”。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27届奥运会之前，联合国180个成员国于1999年一致通过了名为《通过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和平世界》的“奥林匹克休战”提案，同时也创造了联合国历史上的一项记录。据《世界知识年鉴》记载，在国际奥委会的倡议下，1995年第50届联大通过了一项由世界上161个国家提出的题为“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来建立一个和平和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决议，呼吁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在全世界实现“奥林匹克休战”。——译注在每次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开幕前一年，联合国大会都要审议同“奥林匹克休战”有关的议题。我认为今天所有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事业的人，都会为在利勒哈默尔、亚特兰大、长野和悉尼奥运会期间贯彻了这一和平倡议而感到非常自豪，这也为各种冲突找到一种外交解决的途径。我们还经历了第50届联合国大会这一历史性时刻。我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被赋予无上的荣誉和特权，在国际奥委会百年的岁月中，第一次站到大会演讲台上，面对高贵的联合国各成员发表演说。国际奥委会主席能够受到世界上最大的、拥有189个成员国的政治大会的尊敬，使我们感到无上光荣。这份来自联合国各成员国的敬意，完全是为了感谢国际奥委会在为全世界青少年提供帮助和通过体育运动及奥林匹克精神为社会做出的贡献。通过联合国的相关机构和与我们有合作协议的计划，我们将承诺付诸行动，为人类的教育和福利事业做出我们的努力。在我任期内，我们加强了与联合国许多机构的协作联系。比如我们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为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西班牙人费德里科·马略尔·萨拉戈萨）在魁北克共同承办了一个关于体育运动和相关事业的世界性研讨会，还执行了“如何在莫桑比克推广体育精神”的技术项目；和世界卫生组织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合作举办了名为“大众体育，大众健康”的国际研讨会；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一起向波斯尼亚、安哥拉、卢旺达、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等地区的难民提供食品和体育物资；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长野共同举办了第一届世界体育运动和环境大会；和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署在罗马共同举办了关于“体育运动中反兴奋剂问题”的国际大会。我们还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起开展了扫除贫困的运动；并为了在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厄瓜多尔、坦桑尼亚等国的农村地区生活的大多数封闭和贫困的青少年，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体育娱乐领域的合作。此外，我们合作的对象还有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气象组织。正是基于这种合作精神，我们采取了各种人道主义行动。我认为国际奥委会的一项职责就是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援助，和联合国难民署合作，共同帮助难民，支持当地体育设施的重建工作。当我们听到现任联合国秘书长、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科菲·安南诠释这种不仅在体育领域，而且在社会领域得到体现的新型奥林匹克精神时，我们真的感到很欣慰。他说：“为了推动世界和平，除了官方的外交手段外，还存在一些并非传统的方式，体育运动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个人或集体的竞赛形式，向我们展示了长久以来它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政治、民族和文化中非凡的融合能力。简言之，体育是一种达到互相理解的工具，一种极富教育性并面向全世界的工具，一种与歧视和暴力斗争的威力强大的武器……联合国为能够和奥林匹克运动一起实现如此高尚的目标感到庆幸”。今天体育运动已无国界。体育成为一种世界性或全球性的语言，使人们的联合大于分歧。正如布特罗斯·加利提到的，体育是一座和平和民主的学校。或者正如科菲·安南所说，体育是一种进行教育和促进理解的工具。它正是如此出现在全世界面前的。外交有各种战略考虑，但其主要使命就是加强人们的友谊、增强对话和在无需诉诸武力的同时反映不同利益。外交和体育在这一点上走到了一起。在我任期的21年里，我一直以体育运动造福于全人类这一理想为己任。正如外交上提倡的：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让人类更加幸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的伙伴、国际关系部主任、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极具人道主义的外交家费克鲁·基达内给了我很大帮助。他的干练帮助我们敲开了联合国的大门，并与之建立了合作，实行了一系列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共同计划。在我走访了全世界每一个设有奥委会的国家之后，我敢肯定体育运动应成为每个国家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是一国最好的财富和回报最大的投资。我们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引导他们改善教育系统，如果不能这样，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反兴奋剂斗争，运动员的健康
服用兴奋剂如同是残害体育事业的癌症。服用兴奋剂不仅危害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而且是坑害我们青春年华的陷阱，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在过去的21个年头里，我一刻也没有松懈对该棘手问题的警惕性。亚历桑德罗·德·梅罗德亲王主持的国际奥委会的医学委员会，在帕特里克·斯查马斯奇博士的有效领导下，对这一瘟疫开展了毫不留情的斗争。创建于1967年的医学委员会是国际奥委会的一把利器，同时我想在此表彰梅罗德亲王在这场漫长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认真精神及果敢的魄力。长时间以来，国际奥委会一直通过它的医学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医学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就是禁止服用兴奋剂，列举出一系列违禁药物及违禁措施的清单，强制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必须接受医药检查，以及对违反相关医药条例包括运动员医药护理规定的人予以惩罚。不惜一切代价的求胜欲会诱使运动员的领导求助于非法手段，达到比对手高出一筹的目的。很多人以为只有服用兴奋剂才能在体育比赛中保持高度兴奋的状态。比赛愈来愈激烈，要在众多强手中脱颖而出的想法给运动员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也就间接导致了他们服用兴奋剂。运动员一旦获得成功，金钱、荣誉就会蜂拥而至，他们会被视为真正的明星，可是这种一味追求创造体育辉煌成就的念头不应该置社会道德、职业道德于不顾。为了挽救这种局面，我们必须制定长期的教育计划。为使国际奥委会能适应反兴奋剂斗争中变化的形势，在我担任主席的21年里，我为反兴奋剂斗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幸的是，那些试图改变体育成绩的幕后黑手总是先我们一步，他们在一些置道德准则于不顾的所谓专家的帮助下，寻求着新的出路。随着检测方法的日益完善，他们又试图运用科学方法来制造新的阴谋，人为地扰乱自然的生理反应或是用多种手段来掩饰他们幕后操纵的结果。然而，运动员自身在很多情况下对此却一无所知。我想就国际奥委会在清除这一毒瘤、保护运动员健康和消除竞赛场上的弄虚作假等方面所做的努力稍稍列举些数据。在1980年的奥运会上，接受反兴奋剂检查的运动员在普莱西德湖，有440人；在莫斯科，有645人；在我主持的最后一届夏季、冬季奥运会中，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有621人，悉尼奥运会上有2700人。也就是说，在我的任期中，加强了检查的力度，接受反兴奋剂检查的运动员人数增加四倍。检查结果呈阳性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有12例，汉城奥运会上有10例，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有5例，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有2例以及悉尼奥运会上有9例。没有人能想象得出，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保护人，我是如此一贯地、坚决地反对有悖于体育运动准则的行为。这些准则先由我们国际奥委会颁布，继而日益增多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甚至还有各国政府都加入到这一行列。尤其是服用兴奋剂，违背了体育的本质，也诋毁了被我们的前辈以及我们自己看成是神圣理想的体育灵魂：即超越自身极限（更快、更高、更强），力争出类拔萃，得到社会认可和达到完美的境界。
全世界上亿的运动员自愿接受我们的原则、尊重我们的理想。他们诚实的行为是对我们大家的一种鼓舞，激励我们彻底拒绝设置陷阱的诱惑，因为一旦从事那些有害行为，他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就会面临危险。第一桩因服用兴奋剂而致命事件要追溯到1879年的波尔多至巴黎的自行车比赛上，英国运动员林顿在服用由他的经纪人（一位自行车厂老板）提供的一种兴奋剂后死亡。到了1910年，吸氧的做法在比利时和英格兰的足球运动员中广为盛行。不久之后，拳击运动员开始使用马钱子碱以及烧酒与可卡因的混合物。于是，服用过毒品的运动员便有了挂在嘴边的借口：“我没有察觉就服用了！是有人在我的咖啡里加东西了！”1910年，詹姆斯·埃弗赖在被杰克·约翰逊击倒在地之后，声称有人在他喝的茶中放入了毒品以至于削弱了他的战斗力。在1960年罗马举行的第17届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卡努特·埃内博格·简森死亡，专家称死亡的原因是他摄入了大剂量的安非他明和一种提纯于尼古丁的酸性物质，大家传闻是他的教练所为。英国自行车运动员汤姆·辛普森在环法自行车赛的旺图斯山赛段中因服用了大量安非他明而死亡。1936年拳击运动员比略因摄入海洛因而死亡。在1960年获得400米障碍赛铜牌的迪克·霍瓦德也因过多地服用了海洛因死于1967年。这些仅仅是几桩深深地引起舆论哗然的事件。然而这一现象日趋严重并且正在威胁着所有的运动员，它吞噬了奥林匹克理想原则及其灵魂。有一起服用兴奋剂的事件一度成为全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1988年，曾发生一桩荒唐的事。加拿大著名百米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涉嫌服用一种兴奋剂，有人却试图不追究他的责任，而把过失推脱到他的一个竞争对手身上。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处理该事件毫不迟疑。我们知道如果不按规则来处理问题，如果在丑闻面前却步，梅罗德亲王及他的同僚们自1967年以来所做的努力就会被完全葬送。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制裁那个加拿大短跑运动员，同时把金牌授予真正的冠军。
以上是我对该问题的历史回顾，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服用兴奋剂是我们这个时代让人感到可耻的问题。本世纪初，在变化着的体育界里可以窥视到许多新问题，但服用兴奋剂的问题由来已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在众多的新闻发布会和公共场合中，我多次强调：我们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最终的胜利尚未到来。
在我任期的这些年中，国际奥委会一直采取务实的态度处理该问题；因为根除兴奋剂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此我们一直宣扬反兴奋剂斗争的原则、制定反兴奋剂斗争的战略。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一直很明确。无论如何，我们所关注的、所捍卫的是：1。保护运动员的健康；2。维护医学道德、体育道德；3。所有运动员参赛机会平等。
在一些座谈会和大会上，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已对服用兴奋剂宣战，而那些独立于国际奥委会的职业体育联合会却显得漠不关心？谁又能突发奇想去控制那些艺术家、文人、企业家、政客或者卡车司机不服用兴奋剂呢？为什么没有人去追究有一些违反医学道德的药品帮助某些人完成卓越的业绩、获得显赫的名声呢？尽人皆知，服用这种或那种药物就会提高他的竞技水平。在某些人类活动中，服用兴奋剂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社会一如既往赞赏优异成绩，却不管他是用何种代价取得的！我们怎么才能使体育摆脱这样的舆论潮流呢？奥林匹克的理想建立在皮埃尔·德·顾拜旦的人文主义理念的基础之上，他是一位以人为本的教育家。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及其生存环境应该成为所有忠于奥林匹克理想的领导者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我们不仅要宣扬反兴奋剂斗争，而且还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迎接新的挑战：在法国的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和1968年墨西哥第19届奥运会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为第一个宣告进行反兴奋剂斗争的组织。不幸的是，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必须承认：尽管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各国国家奥委会都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服用兴奋剂的现象仍未得以根治。面对问题的严重性和兴奋剂这一毒瘤给运动员及广大青年的健康和幸福造成的危害，国际奥委会决定1999年年初在洛桑召开第一届体育界反兴奋剂的世界大会。
大会的与会者就四个主要问题分别在四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主持下进行分组讨论。这四个主题是：对运动员的保护（由阿尼塔·德弗兰茨主持）、司法及政治层面（由凯巴·姆巴依主持）、道德和预防教育（由保尔·施米特主持）和财政层面（由里查德·庞德主持）。
考虑到结论的重要性，在此我想谈及小组报告的主要内容。他们把服用兴奋剂定义为“使用能够提高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却又危害其身体健康的物质或措施的一种人为行为”。
显而易见，服用兴奋剂的行为违背体育道德、医学道德，有悖于公平竞争的精神，并且与尊重运动员身体健康、构成奥林匹克运动基石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也践踏了由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各国国家奥委会所颁布的竞技体育的法规。禁止推荐、建议、准许、容忍使用在服用兴奋剂定义中所提及的任一相关药物或措施的行为，禁止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和从事违禁药物的贩卖活动。
服用兴奋剂已成为社会问题。为此，各国政府应开展预防教育运动，首先承担起宣传教育的职责，来维护公民健康，保护青年们过上舒适的生活。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署（UNDC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连同各洲、各地区间的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在它们各自领域里做出应有的贡献。
体育领导者必须捍卫道德准则，必须保证奥林匹克运动及其运动员不受到违反上述准则的侵害。奥林匹克运动的医学准则适用于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员、指导员以及那些在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直接或授权组织的体育比赛中服务于运动员的医疗护理人员。奥林匹克誓言也将适用于教练员和体育官员，并将增加遵守体育道德与公平竞争原则的内容。不言而喻，所有已注册的、准备或已参加体育比赛的人员都必须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医学准则。
1999年2月4、5日在洛桑举行的大会中，一致通过的决议之一就是创建世界反兴奋剂机（英文缩写WADA，法文缩写AMA）。该机构独立于任一组织，于1999年9月成立，并且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正式开展工作，它的宗旨是强化《奥林匹克宪章》中构成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基石的道德准则。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开展的计划中，加强了比赛之外的检查力度，增强了调查时的协调性，推行预防、教育的举措，并且对检验及材料的标准和科技程序进行了统一协调。奥林匹克运动承诺投资2500万美元作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经费，其余的由各国政府负担。蒙特利尔在击败洛桑、维也纳、波恩和斯德哥尔摩之后，成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这一独立组织的永久办公地。我个人认为，反兴奋剂机构办公地本应设在洛桑，因为国际奥委会以及12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均选址在这个城市。时间似乎验证了我的观点，必须在这个瑞士城市里开设办事处。人们更多地遵循地域因素，但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欧洲国家为夏季奥运会提供了超过50％的运动员，为冬季奥运会提供了80％的运动员。有一个疑团笼罩着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各国政府的态度。直至1999年他们才意识到服用兴奋剂问题的严重性。处理服用违禁物质或采用违禁措施这类事件时，最轻的制裁是取消运动员在两年时间里参加所有比赛的资格，某些情况下禁赛期可缩短。必须统一和完善兴奋剂检验过程中的取样及化验方法，做到让运动员放心，药检过程中实行公平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保护个人隐私。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奥委会必须为因服用兴奋剂事件受到制裁的运动员拟订治疗及康复的计划。即便为了在众多强手中技压群雄，运动员也不应去冒有损身体健康的危险。各国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对从事非治疗目的的违禁药物的贩卖者予以刑事处罚，保障对此类非体育性质的犯规行为进行的调查、追究直至判罚。
各国政府应和奥林匹克运动紧密合作，在联合国系统及各政府间、大陆间组织的框架内，就兴奋剂问题承担起协调本国法律与相关国际法的职责。我坚持认为，政府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现今与我们的期望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各国的立法迥然不同。我们必须协调好在进行反兴奋剂斗争中所依托的全部法规。一份违禁药物的清单不应因国家而异（有时，就是在同一个国家还存在因地区而异的现象）。此外，必须协调好判罚尺度，不能因为国家不同，判罚的尺度就不一样。
反兴奋剂斗争是漫长的、艰难的、复杂的，其结果不仅取决于处理违规事件时所采取的处罚措施，还取决于在不同层次上开展的宣传教育活动，这些宣传教育活动将告之运动员、告之民众，服用兴奋剂是一个可恨的陷阱，它严重危害运动员的健康。可以确信的是，如果没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存在（该组织在我提议下成立，是国际奥委会的一个创举），如果没有我们给予该机构的资金支持，这将意味着一切都不存在。
种族隔离的结束
最近几十年里，奥林匹克运动度过的那些最艰难岁月中，有一段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即是1976年的蒙特利尔，那届奥运会见证了22个非洲国家宣布拒绝参加奥运的抵制活动。为纪念因奥林匹克而联结在一起的五大洲，我们的旗帜上设计了五个交织在一起的环，但那时它们却减少成了四个，因为那个代表伟大非洲的黑色的环不参加奥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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