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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回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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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里根总统带着他那好莱坞式的微笑，什么也没说，更确切地说是他意识到他的外交顾问认为送信的主意并不太合适。就这样，一个可能解决抵制问题的方法失败了。抵制的理由是保护要来洛杉矶的运动员的安全，这样的说法是荒唐的？因为虽然运动员们最终没有出现在运动会上，可他们（苏联）还是派来了数目不少的领导、官员、记者，甚至游客。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死后，克里姆林宫选出的新领导人让所有专家都大为惊讶：契尔年科，一位年迈的领导人，身患一种严重而无药可救的疾病。至于他的能力，人们可想而知了。这样，苏联所有对外事务都交给了一直是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是他一手策划这次抵制活动。他一向对美国抱有敌意。由苏联领导的抵制活动肯定会自动被受其影响的其他国家追随，这样抵制的国家总共有17个。但我们还是争取到三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他们是南斯拉夫、中国和罗马尼亚。后者的参赛还得归功于国际奥委会说服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美国观众把最热烈、最真诚的掌声都给了这些代表团。如果我们把莫斯科发生的抵制和这次相比，会发现这次没有那么严重，因为除了17个抵制国，参赛代表团达到了140个。这是一个新的纪录并预示着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的不断壮大。奥运会期间，人们不再谈论政治和抵制，全世界都关注比赛，把那些没来参赛的国家忘在脑后。我认为洛杉矶的例子值得一提：它说明了政治家开始相信抵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影响本国运动员参赛，政治家应该为运动员负责。“铁幕”倒塌后，我们通过运动员的声明意识到，他们才是政治冲突最大的牺牲者，为政治家的独断专行付出代价的是体育事业和运动员。洛杉矶奥运会对我的主席职务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它表明举办奥运会也可以为举办城市和国家赢利。在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发现洛杉矶奥运会开创了以不牺牲主办国经济利益为起点的奥运会新模式。据此，在举办奥运会时应该建立两种全然不同的预算：一是纯属同举办有关的预算，包括建设和改造体育场馆，还有一切服务费用（膳食、注册、新闻、交通、庆典、礼宾等等）；二是公共基础建设的费用，包括道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机场改建，电信系统等，这些投资在有无比赛的情况下都是必要的，国家应该通过提前投资以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同时，我们得到的经验是不能把主办权交给一个没有国家相应保证的城市。奥运会已经升级为一个对各级行政部门都有要求的运动会。我们不能重蹈加利福尼亚城市的覆辙，连为奥运会服务的警察的工资都要由组织委员会提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实在是不可思议。这次受到苏联集团抵制的奥运会共有140个代表团参赛，6797名运动员（5230名男运动员、1567名女运动员）参加了21类运动的221个项目。夏奥会取得了巨大的体育成就。观众热情很高，竟有十万多名观众都聚集在玫瑰碗体育场观看法国以2∶0胜巴西的足球决赛。在那些伟大的运动员中，我想提及的有美国运动员卡尔·刘易斯，他在田径比赛中获得了四枚金牌，平了同胞杰西·欧文斯的纪录；还有德国选手麦克尔·格罗斯，他因为宽阔的肩膀得到了“信天翁”的绰号；美国跳水运动员格雷·洛加尼斯；摩洛哥女运动员贝尼斯（400米跨栏冠军，1998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成员）；我也没忘记塞巴斯蒂安·科埃的胜利以及瑞士女子马拉松运动员斯谢斯，她到达终点的时候已经虚脱了，可以说是体育精神的代表。从洛杉矶回来后，在去布拉瓦海岸休假前，我在帕尔马的马里文特宫晋见了国王胡安·卡洛斯，我将任主席后主持的第一届奥运火炬送给了他。从此以后，我总是向他赠送每一届奥运会的火炬——友谊的真正象征。国王是一个真正的体育运动者，他懂得参与奥运的重要意义，因为早在1972年他就参加过奥运会了。
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卡尔加里冬奥会是我任期内举办的第三个奥运盛事，这届赛事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与往届不同的重大变革。这就是延长了比赛的日程，改为像夏季奥运会一样，共有16个比赛日，并且增加了比赛的项目。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卡尔加里冬奥会一定会盛况空前，比赛也一定会更加激烈，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为什么要延长比赛天数并增加比赛的项目呢？这是因为对于电视转播来说，可以连续三个周末播放激烈的体育比赛节目，收视率会大大提高。在卡尔加里冬奥会之前，我仍然对前一届也就是1984年洛杉矶夏奥会那段艰难的经历记忆犹新。那届奥运会在经济方面无疑是收益丰厚。报界更是强调指出，洛杉矶夏奥会开启了私人企业赞助的先河，为今后举办奥运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而我所担心的却不是举办奥运会到底是赢利还是亏损，而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举办的那届夏奥会并没能使从蒙特利尔奥运会就出现裂痕的奥运大家庭重新团结起来。经历了洛杉矶夏奥会上共产主义阵营某些国家的抵制，遭受了奥运经营商业化的指责批评以及发生了一些其他事情后，奥林匹克运动尚未恢复元气。尽管有种种不好的预兆，但我还是坚信我们会乘风破浪，向成功的彼岸进发。而这将取决于作为奥林匹克运动掌舵人的我们能否驾驭国际奥委会这艘巨轮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时而困扰着我，也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卡尔加里冬奥会来到了我的面前。卡尔加里是加拿大艾伯塔省的一个城市，地处加拿大中西部，早在1964年该市就申办过冬奥会，我们终于聚首在这落基山的心脏地带。这是冬季奥运会第一次光临加拿大。之前，在这块土地上最近的一次奥运盛典是在蒙特利尔举办的，许多加拿大人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虽然我们不知道上一次的奥运经历给他们的印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奥林匹克精神已深深地扎根于加拿大人民的心中，他们有着很强的竞争意识并且深深地热爱着体育。从洛杉矶夏奥会结束以来这四年中，国际奥委会进行了很深入的工作，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并逐步确立了按照我的方法来管理奥林匹克运动的准则。这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本届奥运会的局势将不再紧张，而且会发生许多改变，很多事情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1988年的两次体育盛事——冬奥会和夏奥会将分别在美洲和亚洲大陆举行。此次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我有幸接待了以国际奥委会特邀嘉宾身份前来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与王后。这是我在任期内国王夫妇第一次出席奥运会。从那以后，我所领导的每一届奥运会，他们两人都赏光参加。我要特别指出一件事，在我看来正是这件事使得本届冬奥会变得与往届不同。我是在二月三日从多伦多赶到卡尔加里的，那天的雪不大，但天气非常冷，温度计上显示气温为零下27℃，这样的温度一直持续到本届冬奥会的中期，而随后，从北方刮来的暖风使气温迅速上升到了零上15℃。前后竟相差四十多度！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特别是在那些地势不太高的地区更是如此。令人称奇的是，在大回旋比赛中只有滑道是一片雪白，而其他地方却是一片绿色，许多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已经脱掉了衬衫。这对于冬季奥运会来说，真是够奇特的了。开幕式那天非常冷，一股来自极地的冷空气向临时搭建的梯形看台袭来。那时真的是冷极了，观众们披着由大会组织者提供的羊毛毯还是无法抵御刺骨寒风的侵袭。除了一群印第安人和西部牛仔的出现为开幕式带来些欢乐外，卡尔加里冬奥会的开幕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让人难以忘怀。我要强调指出一件体育方面的事，我认为这更是一件奇闻轶事。这就是女运动员克丽丝塔·卢丁—罗森伯格的故事，她是惟一一位在同一年举行的冬奥会和夏奥会中各获一枚奖牌的运动员。这位东德女选手先是取得了冬奥会1000米短道速滑的金牌，七个月后，她在汉城又勇夺一枚自行车比赛的银牌。我和卡尔加里市长克莱恩的关系很好，他以前曾经是名记者，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政治才能。事实说明我没错，他后来当上了艾伯塔省的执政长官。参加卡尔加里冬奥会的运动员人数与四年前的萨拉热窝冬奥会相比增加了10％。共有来自57个国家和地区的1423名运动员（其中男运动员1110人，女运动员313人）参加了坐落在落基山的白色赛场内举行的六大类46个项目的比赛。冰壶是作为本届比赛中的表演项目。本届冬奥会成绩最好的运动员为：荷兰女选手范·根尼普，她连夺女子1500米、3000米和5000米短道速滑三枚金牌；芬兰人马迪·吕科奈，他在高台滑雪70米、90米和团体90米的比赛中也是三次夺冠；瑞士人瓦雷尼·舒林德尔，在回旋跳雪和大回旋跳雪的比赛中先后两次登上了最高领奖台；还有东德女运动员凯特琳娜·维特，她在继1984年夺得花样滑冰金牌后，在本届奥运会此项目上再次称雄。
1988年汉城夏奥会
可以说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是我首次经历的完整的奥运会，因为我主持了整个过程：城市的挑选，以及筹备和举办阶段，即从提名直到闭幕。汉城的当选是极不平静的，这一结果令很多人吃惊，不少人持保留态度。有人认为我们犯了错误，更稳妥、更简单的选择是日本的名古屋。但它却被汉城以52∶27击败了。事实上我感到非常不安。我想，国际奥委会给自己惹上了麻烦，对于我来说则可能要背上一副枷锁。我们已经选择了一个有问题的国家，不但缺乏民主，国际形象不佳，还因为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未建立外交关系而受到孤立。筹备过程十分复杂。他们甚至四易组委会主席，而且东方人的思想也难以为西方人所理解。好在我和卢泰愚的关系还比较好，后来他当上了总统，又过了些年被金所取代。如同往常，关于电视转播权的谈判就像一场激烈的战斗，因为组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的利益总是有矛盾。组织者总是只重视眼前利益；他们总是想自己是奥运会的主办者，应该尽可能地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我们也是如此，只是有个限度。我们必须放眼未来，考虑以后的奥运会，注意不让电视台受损失，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未来的合约谈判。我懂得如何赢得韩国人的友谊，多亏了我与汉城奥组委主席卢之间形成的信任，我们才得以签下双方都受益的合同。要是这种信任能从一开始就存在，结果会更好些。我不能不承认抵制的幽灵仍然在游荡。国际媒体在这件事情上是如此大做文章，仿佛汉城奥运会非复杂化不可。有时候，把抵制的危险说得煞有介事，使许多职能部门面临运作瘫痪的威胁。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老实说，那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昂纳克发表的声明显然帮了我们一个忙。这位共产主义领袖明确表示：东德决定参加汉城奥运会，不考虑苏联的决定。在我们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领导们举行的例会上，我们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我们还保证会接受并尊重朝鲜举办部分比赛的请求。这并未形成针对国际奥委会的障碍。朝鲜与韩国在洛桑举行的四次会议期间，我终于争取到了韩国方面的授权。他们表现出对我的极大信任，而且也清楚地知道在他们不接受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做出任何决定的。我与金大中的友谊与时俱进，我成为为数不多的应邀出席他就任韩国总统仪式的外国人之一。他是个传奇人物，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很快我就完全意识到朝鲜不具备合办任何体育赛事的条件。于是，我决定再赌一把：国际奥委会把朝鲜办重要体育比赛的条件放得越来越宽。这一举动似乎表明我们的慷慨是没有尽头的。最终，就像我预料的那样，北朝鲜因为国内经济条件和组织水平无法使赛事的举办得到最低的保障而拒绝举办任何比赛。在此前提下，我们成功地向苏联人说明，是朝鲜人自己放弃了我们提供的机会；对朝鲜来说，我们的方案甚至比它自己要求的更为有利。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国际奥委会为两国联合举办做出了努力，虽然最终这种想法没有实现。
在我接连几次汉城之行中（我被他们拼读我姓名的方式逗乐了，听上去像是“萨马兰奇先生”他的名字的读音不应有“奇”，我们中国从一开始也是这么译过来的。本书也只好沿用此译法。——译注），我总是提出一个条件，尽管有时候，他们不理解，后来结果证明还是明智的：我要求和反对派领袖（金大中和金泳三）会面，他们日后都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在我看来是必要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韩国将变得民主开放，它的政治体制在将来也会发生重大变化。正是由于与反对派领袖的会面与谈判，韩国各界，包括反对派，对这届奥运会积极支持。甚至在1988年9月奥运会举办期间，反对党的领袖专门为我举行了一个招待会，这不正表明我与韩国社会各界有着良好的关系吗？一切都好极了，毫无疑问是到目前为止我主持的最成功的一届。在那16天里，我始终和卢保持联系，甚至还在各自夫人陪同下一起去奥运村运动员餐厅吃午饭。一个让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是一位已届耄耋之年的田径运动员举着奥运圣火进入会场的一刻。这是韩国人民的真正象征。那位绕场一周的田径运动员是Sohn Kee Chung；柏林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在52年后，他得到了祖国给予的荣誉。1936年，韩国（南朝鲜，译注）被日本占领时，被迫代表日本参加比赛。在那一刻，全世界都向这位真正的运动员致敬。值得一提的还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接受的网球运动此次重归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家庭，这项运动早在1924年前就已是奥运项目。我和国际网联主席、法国人菲力蒲·夏特里埃的所有接触取得圆满成功，从此，世界上的网球顶尖高手们也能参加奥运会了。捷克选手麦齐尔·米洛斯拉夫在和非常年轻的斯蒂芬·格拉芙在男女单打比赛中分别获得冠军。在双打比赛中，西班牙男子选手也非常耀眼，埃米里奥·桑切斯·毕卡里奥和塞尔西奥·卡萨尔获得了亚军。有两位选手已企及历史上赢得金牌最多运动员之项背。其中美国游泳运动员马修·比昂迪已接近他的同胞马克·斯皮特兹在慕尼黑创下的七枚金牌的纪录，他获得五金一银一铜；而另一位东德女选手克里斯汀·奥托则获得六枚金牌。在奥运田径场上，美国女田径运动员弗洛伦斯·格里菲斯·乔伊娜格外突出，她在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力赛中赢得三枚金牌。毫无疑问，她被称为是最快的“女飞人”。我想说一下庆祝国际奥委会创立75周年纪念仪式上发生的一件有意思的事：在巴黎和索邦，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到场，当时法国国奥会主席内尔森·佩隆发表了一篇我在此之前并不知晓其内容的讲话。佩隆说，1988年的奥运会最好应该由巴塞罗那举办，而由巴黎承办1992年的奥运会，这样正好庆祝法国人皮埃尔·顾拜旦宣布创立国际奥委会100周年。庆幸的是，根据庆祝会日程我的发言在后，而我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我改变了原来的讲稿，明确指出巴登巴登大会早已决定第24届奥运会将在汉城举行。我又补充说，要么在韩国首都举行，要么就取消奥运会。这番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在和南北朝鲜对话中的立场。我记起在同德国情报部门的一次会面中，他们的负责人（我在莫斯科任大使期间就认识）告诉我说，在这段时间，朝鲜半岛的局势十分危险，但是当苏联和中国都宣布将参加奥运会之后，危险就减少了；一旦苏联队和中国队都到达汉城，汉城将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奥运会期间并未发生媒体所预测的任何负面事件。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切都很正常。不过，当局派出了大批保安人员，对奥运会比赛的各个场馆进行有效监视。在比赛的第二周开始了拥有众多观众和媒体报道的田径比赛的角逐。但是，由于主办国田径运动员在这些项目上没有夺牌实力，看台上显得冷冷清清。大片空空的水泥看台，一看明显缺少观众。一天上午我让卢泰愚总统也看了这一情景，我请求他鼓励观众们去体育场观看比赛。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办到的，从那天以后只要是有田径比赛，体育场的看台上就座无虚席。
透过我下榻的饭店办公室的窗户，我目睹了一件十分震惊的事。外面正在进行西方电视台新闻中出现的学生游行活动，游行者的过激行动和警察采取的措施吸引了许多观众。游行是饭店旁边的大学的学生发起的，之后媒体报道说是一次反奥运会的游行。上百名学生带着一筐筐石块，与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后来真的就打起来了，甚至扭打在一块，像是两队步兵在械斗。还有摄像机在两拨人之间，任意拍摄。然而30分钟后，也许有人下了指令，一些人朝北边跑了，另一些人向南跑了。没过几分钟，就出现了一个清洁小队。他们旋即将所有的垃圾污秽清理干净，没有人能记起刚刚在这里还发生过斗殴。这是我从办公室的窗口亲眼见证的事实，我也领教了媒体是如何编造新闻的，他们夸大说有几千名学生举行反奥运会的示威游行。
此次奥运会的一件大事是加拿大田径运动员本·约翰逊被禁赛，他是100米短跑的冠军，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一决定是由医务委员会做出的。违禁药品在全世界都是个一触即发的敏感话题。正是在这一时刻，我意识到国际奥委会缺少真正的针对公共交流和关系的政策。国际奥委会对那名运动员处以禁赛的惩罚，这就证明我们自墨西哥奥运会以来，对反兴奋剂斗争的态度一直是坚定的。上述反兴奋剂斗争的成果本该受到赞扬，不料却遭到严厉批评和指责，说什么所有运动员实际上都服用兴奋剂。但是，历史证明梅罗德亲王主持下的医务委员会的工作是公正而规范的。
奥运会同时也有巨大的经济成果，所得收益将用于建立一笔基金，目前它的资金总额已达五亿美元。它的最大收益来源于新建的奥运村，出自新闻记者和游客。出售这些曾经接待过奥运选手的楼层是一笔大生意。汉城的城市发展非常快，越来越多的人受经济起飞的吸引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因而存在对住宅迫切的需求。这方面的收益甚至超出了出售电视转播权所占的份额。像往常一样，在比赛之前要举行一次会议来决定由哪个城市举办1994年的冬奥会。那是首次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不在同一年举行，而是隔两年。显而易见，分开办是明智之举。在同一年办谁也不能从中受益，包括各国奥委会，必需一年组成两套班子，两次派团参加，疲于应付。同时，你也不可能向赞助商要两倍的赞助费。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两次赛事在同一年举行，那就会有主次之分。因此错开举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夏奥会和冬奥会，才能达到奥林匹克盛会要求的水准和规模。
在1994年奥运会举办地的争夺中，除了挪威的利勒哈默尔，还有保加利亚的索非亚、美国的安克雷奇和瑞典的厄斯特松德。利勒哈默尔在第三轮投票中胜出，以45∶39超出了人们普遍看好的瑞典城市厄斯特松德。照例由我负责宣布主办城市的名字，在爆满的新罗饭店的东边花园里宣布。我注意到来宾席的第一排坐着专程到汉城来支持厄斯特松德申办的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我打开姆巴依法官交给我的信封，他刚刚主持了计票程序。要我念出利勒哈默尔的名字可不是件易事。我想到卡尔·古斯塔夫国王就要难堪了。从那时开始，我就建议那些申办国国家元首和总理们不要参加主办城市的宣布仪式。我不想看到他们在角逐中失利被迫吞下苦果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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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
1992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这年命运垂青了两个属于同一地区相距不过1000公里的两个城市：阿尔贝维尔和巴塞罗那，由他们分别来举办冬季和夏季奥运会。同样，这也应该是最后一次两个奥运会在同一年举行了，从1994年开始将分开举办。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邻国在这一年都面临同样的目标：超过前几届奥运会已经取得的成绩，举办更出色的奥运会，展示自己是一个开放的、现代的、有组织能力的国家。这个法国城市的提名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巴黎参加了同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并且向世界展现了其强劲的实力。而阿尔贝维尔必须同美国的安克雷奇、德国的贝希特斯加登、意大利的科尔蒂纳丹佩佐、挪威的利勒哈默尔、瑞士的法伦和保加利亚的索非亚等城市竞争。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像预计的那样办得很出色，尤其在体育方面可以称得上是典范。一切都进展顺利，其中1968年在格勒诺布尔（法）奥运会中获得三枚金牌的让…克劳德·基利的经验是不可缺少的。组织工作中的惟一不足就是交通问题，场馆之间的很远距离带来许多不便。再加上恶劣的天气给运动员、官员、记者往返居住地和比赛场馆造成诸多麻烦。我倒可以很方便的出行，因为我有直升机，而且驾驶员是个西班牙人，但有时候还是得使用陆地交通。道路的堵塞以及结冰的路面使我难以忍受。开幕式的艺术性很强，同以往的都不一样。很有冒险和创新的精神。舞蹈设计师是个年轻的巴黎人，被认为是表演界的“怪才”，他擅长运用高水平表演和大胆的服装设计来冲击观众，达到展示他所要表达的内涵的目的。的确，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演员们用过的部分服装，并且陈列在奥林匹克博物馆里。奥运会组委会有两个主席：一个是年轻的政治家、萨博雅地区区长、现欧盟委员米歇尔·巴尔尼尔；另一个是著名滑雪运动员让…克劳德·基利，一名真正的法国英雄。当初由于出现一些问题基利甚至要辞职。这时，我出面干预。巴尔尼尔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认为两个人都应该继续当主席，具体事务交给让…克劳德·基利负责。最后结果很好，奥运会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更重要的是多亏了这届奥运会，萨博雅地区的基础设施大为改观。很多人还记得，以前一到滑雪的季节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汽车排在路上。现在他们有了高速公路，以及技术最先进的通信系统，从巴黎来的高速火车一直开到滑雪场附近。阿尔贝维尔是柏林墙倒了之后的第一次盛会。对于未来更多的是未知数，没有人去冒险预测以后的世界秩序是个什么样子。第一块基石是这届白色奥运铺的。从1936年柏林运动会之后，这是第一次统一的德国以体育大国的姿态出现在场上。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已经由数个获得独立和主权的小国代替，他们在体育上都有很好的传统。对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来说是第一次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比赛。前苏联则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组成的独联体代表队参加比赛。自1936年以来，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第一次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比赛。我必须承认的是，经过我与叶利钦总统长时间的会谈后，独联体协议才告达成。这种新的世界格局使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运动员人数比卡尔加里多25％。在阿尔贝维尔有1801名运动员参赛，其中男子1313名，女子488名，共参加七个项目的角逐。成绩最出色的是以下几位：独联体的莉波芙·叶戈洛娃，她在北欧滑雪项目中获得三金两银；德国运动员贡达·妮曼克莱曼，她在速滑项目中获得两枚金牌；芬兰运动员托尼·涅米嫩，跳台项目中获得两金一铜；澳大利亚女选手贝特拉·克尤贝赫在高山滑雪中夺得两枚金牌。但是最令我满意的要数布兰卡·菲尔南德斯·奥乔阿亚获得的那枚奖牌，虽然只是枚铜牌。 。。
1992年巴塞罗那夏奥会
在我当选为主席之前，已经跟纳西斯·塞拉市长见过面。纳西斯市长是1979年第一届民主选举产生的，当时我正在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在这些会见中，我们一致认为，如果我当选为奥委会主席的话，巴塞罗那可以希望获得奥运会的申办权。我们说好只在私下谈论这个问题，并且不动声色地开始做准备工作。因为媒体的压力和影响往往会导致我们作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可以说那次会见的惟一见证，就是我送给市长夫人孔查的俄罗斯漆器盒。在莫斯科我当选主席后几小时，便接到市长的电话，他提醒我，不要忘记我们的谈话。就在当天，纳西斯·塞拉接受《加泰罗尼亚日报》记者阿莱克斯·博蒂内斯的采访时说：“对巴塞罗那来说，它的一个市民能够当选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是件非常高兴的事，但我们真心希望将来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能够主持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奥运会。”可以说那一天是巴塞罗那为1992年奥运会努力开始的标志，为我们城市所经历的最光荣的时刻奋斗开始的标志。1981年1月，我应巴塞罗那知名报业集团老板哈维尔·戈多伯爵的邀请，出席《体育世界》评选年度西班牙最佳运动员的晚宴。我的好朋友、资深记者胡安·何塞·卡斯蒂略下午给我打电话确认我出席的细节。在晚宴上，可以见到许多忠诚的朋友，因此非常期待。我对他抢先说道：“胡安，我们将会有头条新闻。”之后我再也没说什么，故意卖了个关子。晚宴的最后，是发言的时间。我讲话的时候，把纳西斯·塞拉市长喊到旁边，摘下我上衣兜盖上闪闪发光的奥运五环的徽章给他戴上：“市长先生，你应知道这举动的含义吧。”这样，我们达成共识：开始行动，力争使1992年的奥运会在巴塞罗那举行，以期完成几代人的梦想。塞拉市长也真的回应了我。仅仅三个月之后，西班牙国王公开支持参加竞选申办权的计划；与此同时，巴塞罗那市各政治团体纷纷表态对申办议案支持；王室公开支持；所有加泰罗尼亚党派一致支持；制定严谨的计划，到位的宣传工作。当时我想，基础扎实，前景也很乐观。说服中央政府有点困难。卡尔沃·索特罗首相对在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的想法似乎并不很热心。一次墨西哥总统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招待会中，我与首相进行了短暂的会见，他要求我一回到西班牙就给他打电话，然后再深谈这个问题。他的怀疑、不相信使我非常担忧，因此，我一直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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